中國當前的金融創新正走在迷茫的路上，原因是中國的金融創新沒有立足于本土，沒有立足于實體經濟，沒有為經濟的兩大目標服務，更多地是在復制或模仿華爾街，從而讓一些金融創新倒向了影子銀行的擴張，這讓中國的金融改革有脫韁的沖動，對中國經濟構成了威脅。
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它決定了社會制度以及社會制度的更替。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生產力強調人與物質的關系，生產關系強調人與人的關系，這也決定了經濟有兩大目標，一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二是公平分配。
明確了經濟活動的目標是什么，就會發現中國當前的種種經濟矛盾其實歸納起來就是資源配置效率與公平分配的矛盾，這就要求當前的經濟改革要從效率與公平上入手，才能解決中國經濟的矛盾問題。金融是經濟的一部分，所以金融目標必須要遵從經濟目標，金融改革也必須要圍繞著效率與公平服務，脫離這個核心，中國的金融改革就會失去方向。
效率指的是投入與產出或者成本與收益比率;公平是指產品與服務合理分割，社會資源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合理配置與享用，要讓多數社會成員感到分割的公正，就現行體制來講，公平是“按勞分配”。
從效率上看，中國的投入與產出比一直是很低的，中國每個就業者創造的GDP僅為美國的21%、日本的32%。中國GDP每增長1美元，大約需要5美元的投資;中國多數行業產品附加值偏低，工業增加值在26%—30%之間，而發達國家一般為35%左右，美德等超過40%。從公平分配來看，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2003——2013歷史數據分別為：0.479、0.473、0.485、0.487、0.484、0.491、0.490、0.481、0.477、0.474、0.473。基尼系數的波動曲線很明顯地呈長期高位波動線性，這說明中國貧富兩極分化有固化趨勢。
從效率和公平兩個方面來看，中國近十幾年的改革低效暴利現象比較嚴重，效率低、兩極分化嚴重，這體現出了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初中期的典型特征，反映了工業化、城市化前中期的粗獷經濟特點，同時也反映出改革中權利尋租的問題。效率與公平兩大經濟目標的失準，使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必然面臨再調整過程，這也決定了中國當前的金融創新必須圍繞著效率與公平兩大主題，所以中國的金融創新要立足本土，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現實問題，而不是去模仿華爾街，大搞特搞影子銀行。
影子銀行是指行使銀行功能卻不受監管或接受監管較少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包括其工具和產品。美國的影子銀行體系的主要構成有：投資銀行、對沖基金、私募股權基金、結構投資載體、貨幣市場基金、擔保債務憑證、信用違約互換、資產支持商業票據、再回購協議等機構、工具或產品。
近期，互聯網金融創新倒逼中國銀行業都去生“寶寶”，這使中國的貨幣基金規模呈幾何基數增長，有的經濟學家解釋說中國與美國的貨幣基金規模相比太小，所以發展空間很大，這種言論嚴重脫離了中國金融業的現實。美國的貨幣基金規模與其影子銀行體系的規模存在緊密聯系，貨幣被影子銀行大量截流，在影子銀行體系內大搞零和游戲或龐氏騙局，造成了美國銀行業流動性趨緊，這就需要貨幣基金來補血，所以影子銀行越大，貨幣基金規模也就越大，結果導致美國影子銀行泡沫在2008年破滅，影子銀行泡沫破滅之后，美國的貨幣基金規模也大幅下降。中國當前一面要控制影子銀行規模強調風控，一面卻在高速擴張貨幣基金規模背離風控，這種創新讓人莫名其妙!
美國的金融走出了一條自我創新的道路，為美國經濟的強大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美國的金融史與美國的霸權史是息息相關的，所以華爾街的很多金融創新設計都是將風險敞口朝向世界的，中國若盲目復制美國的一些金融模式，則利于美國等發達國家向中國轉嫁風險，這無異于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金融的威力大，病毒性也強，如果不能分辨出哪一種金融創新具有病毒效應，就可能從一個環節起步產生蝴蝶效應，導致有毒金融創新循環，這對中國的金融發展將會是一個災難。
從中國的兩極分化的現狀來看，中國的生產關系實際上已經處在矛盾激化的邊緣，改革的主體和意識將會覺醒，這就要求中國的改革必須更注重公平性，市場的法制回歸也勢所必然，這意味著中國低效暴利的時代走向邊際，這是中國改革周期率決定的，在這樣的周期中想借用金融創新贏取暴利，對國家、企業、個人來說都是危險的行為，如果國內新興資本階層認識不到這點，未來會出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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