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9日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先生代表國資委出席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向媒體介紹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有關情況，并回答媒體的提問。

　　據黃淑和先生介紹，國資委根據國有企業肩負的國家責任，進行分類改革。這個的思路整體是符合中國實情的，也基本符合三中全會《決定》精神的。

　　但是，國資委或將讓第四類國有企業徹底退出市場的思路是只有國退民進，而不是有退有進，不完全符合三中全會《決定》關于建立混合所有制的原則精神。因此，這一改革思路也存在嚴重缺陷。

　　（一）國企改革不是簡單的所謂“國退民進”，而是有退有進

　　三中全會《決定》第六條明確規定：

　　“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根據這條規定建立混合所有制，“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那么國企改革就不是簡單的所謂“國退民進”，而是有退有進。即國有企業允許集體企業和非公企業參股入股，同樣國有企業也可以參股入股集體企業、非公企業，抱括外資企業。

　　國資委改革方案顯然沒有完整、準確理解與執行《決定》的這一精神，只有國退民進，而不是有退有進。黃淑和先生在對國有企業進行分類以后說第四類國有企業“可以采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我們考慮基本思路是這樣，加快推進國有企業特別是母公司層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進一步優化國有企業的股權結構，主要采取以下四種形式：第一，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可以采用國有獨資的形式。第二，涉及國民經濟命脈和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絕對控股。第三，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的重要國有企業，可以保持國有相對控股。第四，國有資本不需要控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以采取國有參股的形式，或者是可以全部退出。”

　　什么是可以完全退出的第四類國有企業?

　　《華爾街日報》記者問:

　　“剛才您提到國有資本不需要控股，并可以由社會資本控股的國有企業，可采取國有參股形式或者全部退出，您是否有一個具體的時間表?什么時候我們能看到出現這樣一家企業，它是國有資本全部退出，由社會資本來控股的?”

　　黃淑和先生答:

　　“實際上，我們在國有資產布局結構調整當中，已經有不少國有產權通過產權市場在退出。前面我剛才提到，國有企業改制引入民間資本，那里頭已經有很多國有資本在退出，或者在降低國有股權的比例。下一步我們要制定工作方案，還是要搞一企一策。下一步我們是一家企業一個對策，到時候有了方案以后，我們會向社會公布。”

　　黃先生的回答告訴我們，第四類國有企業已經在退了，有的不久就會徹底退出，唯獨沒有看見任何一類國有企業進入任何非公經濟。由此可見，國資委的這個改革思路是沒有完整準確的理解三中全會關于建立混合式所有制精神的。

　　黃先生沒有對第四類國有企業進行定義。如果按照排除法，那么根據國資委的分類，所謂第四類國有企業就是排除了第一類，涉及到國家安全的少數國有企業，第二類，涉及國民經濟命脈和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國有企業，第三類，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行業之后的國有企業。

　　根據對第四類國企改革的思路，我們很擔心：第四類企業中，如果本來運作很好，市場效益也很好，例如房地產、醫藥等領域;或者雖然有問題，但是經過改革就可以改善，例如航空國企業、鐵路企業;或者是由于國際經濟危機、市場惡化造成暫時困難，一旦經濟復蘇就可以扭虧為盈等企業，例如海運等國企，難道也非得要由社會資本來控股嗎?甚至全部退出嗎?

　　如果本來利潤豐厚，運作良好，卻非得由社會資本控股，或者非得要退出，請問這是為什么?

　　吳敬璉、張維迎等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一再主張將國有企業徹底私有化，他們的主張就等于男人患了前列腺炎，不是去消炎，而是割掉生殖器一樣的荒謬與歹毒。如果推行實施他們這一的主張就是在毀我中華，摧毀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毀滅共同富裕的中國夢。

　　如果國企一出現問題，不是想方設法改革創新，扭虧為盈，打擊腐敗，鏟除權貴化公為私，而是一賣了之，一退了之，這與他們的作法有多少差別?

　　國資委一向是堅守國有資產的中堅力量，為何要對第四類國有企業一退了之，難道是怕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攻擊這是“與民爭利”嗎? 還是另有原因?

　　（二）第四類國企的責任：為民爭利

　　三種全會《決定》第六條明確規定，“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既然第四類國企既不是涉及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關鍵領域，也不涉及支柱產業、高新技術產業，那么，它的責任就是向國家多交稅利，國家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扶助窮人就業、創業，救助社會弱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等社會第二次分配方式，縮小貧富差距。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第四類國企的責任就是：

　　為民爭利。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學家們攻擊國有企業“與民爭利”。

　　由于被扣上“與民爭利”的帽子，在西方經濟學主導話語權的語境下，為民爭利的國有企業反倒理不直，氣不壯。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真實咄咄怪事。

　　國家要正常運轉，國家安全要有可靠保障，國際義務要圓滿履行，社會公共產品要充分供給，要像貧困地區進行財政轉移支付，要建立完善世界上最大的醫療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等等社會保障體系，這些通通都需要大量的錢財。

　　這部分錢財，一部分來自于稅收，一部分來自于國有企業上繳的利潤。二者不可偏廢。因此，第四類國有企業肩負著更多的為國家上交稅利的責任。

　　國有企業上繳利稅與非公經濟上繳稅賦共同為國家提供足夠的財政收入，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西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很大的不同，也是中國歷代經濟模式的重要傳統，可以確保國家不被非公資本所左右，也使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多了一個其他經濟模式沒有的重要財政收入保障。

　　既然國有企業的利稅將“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第四類國有企業為何不為民爭利?

　　為民爭利，理直氣壯。不爭，就是不履行國有企業的職責。

　　既然是競爭的市場經濟，不爭，還叫什么市場經濟?

　　什么“與民爭利”?

　　這是人為制造國家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國家與非公經濟的矛盾。國有企業的稅利上繳國家，用于發展經濟和國計民生，而非公經濟只交稅收并不向國家上繳利潤，利潤雖然也要再投入發展經濟，但是，在法理上屬于私有產權，受到法律保護，因此，利潤更多的是用于他們的奢侈消費。因此可見，所謂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并不是國家與普通民眾爭奪利益，而是國有企業與非公經濟的老板們，即人們好久以來不愿意面對，甚至不愿意使用的一個詞，即資產階級爭奪利益。

　　因此，“與民爭利”這頂嚇人的帽子實在是自由主義經濟經濟學家們為利益集團恐嚇國有經濟說辭而已。他們代表的是對他們投資的投資者利益，不代表人們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

　　難道市場有豐厚利潤國有企業都拱手退出，盡讓非公經濟大獲厚利，然后將資本財富轉移國外?將貧困與環境污染留給中國，進一步增大貧富懸殊，擴大社會兩極分化，制造社會對立與沖突?

　　對于非公經濟的認識一定要有全面客觀公正的認識。

　　它們有遵守法律，促進經濟發展，提供就業、發展經濟的正面作用，也要看到它們為了利潤最大化損人利己，傷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一面。目前各發達國家在危機發生后，希望通過增加富人稅收來緩解危機，結果是大量富人移民逃稅避稅。目前法國經濟總量近2萬億歐元，但富人避稅外逃的資金總額竟然高達26萬億歐元。發達國家的教訓值得我們吸取。

　　不久前，央視報道，僅僅45家房企拖欠土地增值稅就高達3.8萬億元人民幣。還有其他非公企業呢?到底拖欠多少

　　這些不斷發生的事件警告我們，如果中國這樣人口眾多，資源貧乏的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沒有國有企業強有力的支撐，主要靠非公經濟上繳稅收來支撐國家是何等的危險。強大的外資一旦操控市場，國民經濟就會崩潰。民資一旦偷稅成風，避稅外逃，國家財政就會崩潰。

　　不是對非公經濟進行道德歧視，各國歷史反復證明，人性的貪婪與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決定非公資本大多不會自覺守法納稅，一有偷稅、漏稅、拖延交稅的機會，一定會充分利用。能偷稅就偷稅，能漏稅就漏稅，能拖延交稅就絕不會按時交稅。那種能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商在當今中國幾乎還沒有，如果有也是鳳毛麟角。因此，要有效保證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國有企業必須為民爭利。

　　如果市場有利不爭，第四類國有企業怎么履行“為民爭利”的責任?

　　如果國有企業完全退出利潤豐厚的市場，僅僅靠前三類國有企業，數量和總體規模已經有限的國有企業怎么能圓滿履行為國家提供更多利稅的責任使命?

　　（三）理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機制，為民爭利，多向國家上交稅利。

　　國有企業為國家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國資委為管理國有資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但是，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沒有完全處理好國家與國有企業的關系和管理人員薪酬等問題，所以，導致國有企業管理層的薪酬與所承擔的責任風險嚴重扭曲的問題，貪污腐化，國有企業成了某些權貴的錢袋子。有的國企甚至被權貴們官商勾結，以種種名義化公為私，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理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機制，處理好以上問題，防止國有企業成為權貴們的錢罐子，防止國有企業管理人員貪污腐化，防止官商勾結化公為私，使國有企業，特別是第四類國有企業為國家上繳更多的稅利，而不是讓第四類國有企業退出市場。

　　（四）國有企業也應該入股參股非公經濟，更多進軍互聯網等領域

　　根據三中全會《決定》，建立混合制所有制精神，國有企業的改革不是簡單的國退民進，而是有退有進。因此，國有企業根據資本運作的規則，優化資產結構，在退出某些領域的同時，也應該入股參股非公經濟，進入某些有豐厚利潤未曾進入的領域，或者力量還不夠強的領域。例如互聯網的某些領域一直就是國有企業的弱項。

　　斯諾登暴光美國監控全世界的丑聞事件再次嚴重警告我們，互聯網對于國家的經濟、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科技、教育、意識形態、社會輿論導向等等安全越來越重要。

　　2013年11月11日一天中國網購創造的天量成交奇跡說明，互聯網經濟已經正在改變著經濟形態。

　　如果在互聯網領域沒有中國自己的國家隊——國有企業，未來的網絡戰爭與網絡競爭就肯定敗北。

　　而我們的國企在這個領域幾乎是空白，幾大門戶網站，重要的網絡物資交易平臺都是非公經濟所掌控。而其中不少企業也正在尋求新的資本，國資為何不乘此參股進入這些非公經濟?難道還在擔心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學家們說國進民退嗎?

　　作為國有經濟的掌門人的國資委應該理直氣壯的發展國有經濟，不要被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的絮絮叨叨所影響。要像習近平主席所說那樣，堅持“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要把國有經濟做強做大，只要有效防止了國有企業的貪污腐敗，化公為私，就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

　　綜上所述，國資委應一如既往的做好保護與增值國有資產的工作，糾正、完善國企改革思路。

　　國有企業不能只退不進，而是有退有進;要使所有的國企，特別是第四類國有企業更好的為民爭利，為國家多交稅利，“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為實現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中國夢作更多的貢獻。

　　2013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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