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嚴海波  江涌

2009年08月18日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作為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戰略“制高點”，金融乃國之重器，不僅需要技術方面的專業操作，更需要執政黨的堅強領導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加快，金融日益廣泛地影響著我國經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金融也與人民群眾切身利益息息相關。”

“在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國內外金融市場聯系和相互影響越來越密切的形勢下，做好金融工作，保障金融安全，是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基本條件，是維護經濟安全、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越來越成為關系全局的重大問題。”

這些論斷說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競爭是國際競爭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

中國如今遭遇“美元陷阱”、金融泡沫、資產流失以及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等系列困境顯示，金融業不能僅由相關專業集團掌握，金融改革與開放的重大政策不能只由金融專業集團醞釀出臺，金融改革與開放的績效也不能只由金融行業及專業集團自我評價。應像掌握軍隊一樣，執政黨應實現對金融的堅強領導，以有效應對國際日趨激烈的“無硝煙戰爭”。

“為誰服務”是金融的核心問題

金融是一個經濟范疇，但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性。金融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在“怎樣服務”上，更為重要地體現在“為誰服務”上。馬克思主義對金融工作的政治性有很明確的認識：金融主導權一定要掌握在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無產階級政黨手中。《共產黨宣言》提出，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最先進的國家”可以“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里”。馬克思、恩格斯還指出，要“按照全體人民的利益來調節信貸事業，從而破壞大金融資本家的統治”。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執政黨，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共產黨是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維護國家、民族以及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目前，黨領導金融給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在金融領域體現黨的根本宗旨、基本立場和思想路線。換句話說，在金融決策方面，要代表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而非親近資本利益或者少數專業集團利益，在其間僅僅充當社會利益平衡者角色是遠遠不夠的。

金融業的安全直接影響到執政安全，越是和平建設時期，越要重視金融安全問題。作為經濟“血液”的提供者，金融業具有高度的公共相關性，金融業的貨幣創造作用更是國家行為的延伸。因此，金融決策牽一發而動全身，金融業絕對不是一個可以自由放任的產業。

肇始于美國的世紀金融大危機自爆發以來的一系列事實表明，金融安全狀況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緊迫，全球金融危機給我國金融資產造成的損失以及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深刻負面影響，直接威脅著執政安全。

翻開金融危機的歷史就會發現，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幼稚和錯誤，或者無法控制國內外金融專業利益集團肆意妄為，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并很快喪失執政地位。例如，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機所引發政治、經濟、社會矛盾已經使許多執政黨“下課”或者面臨嚴重的民眾抗議。

可見，需要清醒地認識到，金融決非僅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學科和產業。在金融復雜技術的表象后面，是形形色色的人以及由這些人組成的利益群體與集團。某些具有強勢地位的國內外“金融精英”或者“技術官僚”，一方面暗中控制金融議題的設置和金融輿論的方向，另一方面利用金融業的技術門檻誤導最高決策層、欺瞞多數不具備專業知識的群眾，或者掩蓋其決策的失誤，或者以國家金融利益的損失換取集團的利益。

國家利益的損失，必然伴隨經濟增長減緩、收入減少、失業、通貨膨脹等多種形式，并由每個公民來承擔，由此引發的執政環境的惡化必將危及執政黨地位。

由于國際經濟秩序一時間難以根本改變，世界經濟亂象叢生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根本扭轉，國際金融動蕩很可能將長期持續，中國的外部經濟與金融環境將持續惡化，中國需要應對的“美元陷阱”、金融泡沫及周期性通脹、資產流失等可能愈發嚴重。

如果不能對之有效防范，會造成實體經濟備受沖擊，經濟增長動力日趨萎縮，就業壓力不斷增大，社會矛盾越發尖銳。因此，執政黨勢必要抓好經濟金融工作，實現對金融的堅強領導。

掌控金融強化執政力

從歷史來看，加強對金融工作的領導，以強化執政興國能力，一直是我們黨高度關注的問題。特別是隨著我國逐步進入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所肩負的任務以及黨的自身狀況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成為黨的根本任務。

由此，金融如何服務于社會主義建設？如何在不斷開放而國際金融日趨動蕩的條件下實現金融穩定與發展？如何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增進國家經濟利益？等等問題，都是擺在中國執政黨面前的重要課題。從這個角度看，黨對金融的領導和管理能力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執政能力。

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經濟金融工作，新政權的鞏固尤其需要建立一套適應體制要求的貨幣金融體系。新中國建國之后，我們黨及時地建立了管理全國經濟的統帥部——中央財經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中央根據建國后面臨的千瘡百孔的經濟和百業待興的局面，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支、貿易流通和金融管理，全面開展社會主義建設。此后，在集中決策的經濟模式中，財政與金融政策相互配合，黨在極為不利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地創造出一個國力快速增長、生活不斷改善的新局面。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金融活動日益廣泛地滲透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對外經濟交往中凸顯國家金融利益的重要性。金融具有調節經濟活動、調配社會資源、分配社會財富的獨特功能，在服務于經濟過程中，對于保持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具有重要作用。

憑著對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多年體察，1991年2月，鄧小平在上海考察時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金融對經濟的核心作用不僅體現在財富的創造上，而且體現在財富公平分配和國家安全穩定上。

建設時期黨對金融工作領導的實踐已經證明，金融工作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國家的整體發展和百姓的根本利益。可以說，金融穩定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金融發展直接關系到國家發展。

迫切需要提高執行力

首先，需要亮出一個鮮明的旗幟。金融業發展離不開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在金融領域不折不扣地落實科學發展觀，是做好金融工作、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維護經濟安全、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那種鼓吹金融的所謂“獨立性”，暗中抵制黨的領導的論調需要引起注意。

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是全面的領導。根據國內國際形勢發展的要求，黨要站在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的高度統籌金融工作，把握正確方向、謀劃全局發展、提出整體戰略、制定科學政策、營造良好環境。不僅要管金融系統自身黨的建設，還有責任管理金融業務領域的方針政策；不僅要根據黨的宗旨和任務，結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長遠目標，提出金融業的發展戰略，還要制定重大金融方針政策，負責重要金融人事任免，執行情況的督察落實。

其次，需要形成一個廣泛參與的氛圍。人民群眾已經逐步成為金融業的最廣大利益相關者，也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最廣泛群眾基礎。金融業的職能是服務本國經濟發展，而不是獨立存在的“利潤機器”。金融業的利潤最終來自于實體經濟，來自于全社會勞動者的辛勤勞動。

評判金融業的效率要看它為全社會資源有效配置的整體貢獻，要看它對充分就業、收入均衡增長、社會共享的支持力度，要看它對金融平等交易、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實際表現，而不是金融企業實現了幾十億、幾百億元的賬面利潤，也不是股票市值的全球排名，更不是金融業高管擁有幾百萬、幾千萬元的年薪。

在黨的引導下，人民群眾對金融的廣泛參與是建構科學金融理論、形成正確金融決策的保證。金融事務不是少數人的事情，不是行業內“高級管理人員”的“自留地”，更不是專業集團隨意操弄的玩物。

金融工作的優劣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影響到國家強盛與人民福祉，這就決定了涉及金融的重大問題和戰略決策（如金融業對外開放），需要人民群眾和社會各界以各種渠道廣泛參與和討論。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既可以為黨的金融工作提供政治、輿論、智力上的支持，又可以增強對實際金融決策和經營部門的監督，防止金融領域利益的固化。離開人民的參與，金融工作也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黨對金融的領導也就會有流于形式的危險。

其三，需要相應的專門機構。在加強金融的機構建設方面，我們黨曾作出過嘗試。1998年6月，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加強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成立了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中央金融工委作為黨中央的派出機關，主要負責領導金融系統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和作風建設。由于相應關系沒有很好理順，中央金融工委后來被取消了。如今在世紀金融大危機的沖擊下，美歐發達國家都在努力建設一個賦予空前權限、涵蓋所有金融領域的“超級金融管家”，以應對日趨復雜而迫切的金融監管局面。

作為一個不斷開放的發展中國家、一個新興市場，中國面臨著更多的金融困境以及與金融相交織的經濟社會等諸多矛盾，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當像掌握軍隊一樣，掌握金融，實現黨對金融的領導，建議組建類似“中央金融委員會”的機構，負責組織制定大政方針，醞釀金融領域的重大決策，制定國家金融戰略、策略和政策，監督金融政策執行部門的工作。這對保證我國金融工作的正確方向和科學決策具有重大意義，對保證我國在日趨復雜與嚴峻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具有重大意義。□（作者嚴海波為中共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涌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

黨領導金融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都高度重視對經濟金融工作的領導，并且根據各個時期面臨的新形勢和新任務，對金融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黨在革命戰爭年代對金融的正確領導活躍了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的經濟，有力地支持了人民軍隊在戰場上作戰的勝利，為中國革命的全面勝利奠定了基礎。從這個角度說，金融工作肩負著重要的政治軍事使命，黨對金融工作的領導能夠有效地創造出非同尋常的戰斗力。

早在革命根據地時期，反動政權一次次圍剿，革命根據地的生存十分困難。此時，毛澤東指出：“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中央革命根據地專門成立中央銀行主導金融工作，以政權為基礎自主發行貨幣，為根據地的生產和流通創造信用，為“反圍剿”的勝利和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金融支持。

在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關系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有著深刻的認識：“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

在抗日根據地里，中國共產黨為了克服敵人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開展大生產運動，并在邊區的施政方略中科學布置財稅金融工作。1944年，在任弼時寫的《去年邊區財經工作的估計與今年邊區金融貿易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講演稿中，毛澤東加入了“認識貿易、金融、財政是組織全部經濟生活的重要環節，離了它們，或對它們采取了錯誤方針，全部經濟生活就會停滯，或受到障礙。”那個時候他已經認識到了錯誤的經濟路線方針會有損于經濟的運行和發展。

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后，我們黨認識到加強城市工作的重要性，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關于日本投降后黨的任務》(1945年8月)報告中提出：“派大批有能力的干部到這些城市里去，迅速學會管理城市中的財政、金融、經濟工作。”“我們已得到了一些大城市和許多中等城市。掌握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工業、商業和金融業，成了我黨的重要任務。”

解放戰爭時期，戰爭和建設的任務都很重，我們黨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黨對金融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的必要性。唯有黨對金融集中統一地領導，才能夠在對手面前聚集金融力量，為后方生產和前方作戰提供資金，化解邊區和解放區政府的財政困難。

在1947年7月召開的“小河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再次指出金融、貿易工作采取正確方針的重要性，并且強調在面對嚴酷外部條件的情況下要加強對金融、貿易的嚴格統制。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我們黨提出對金融工作、貨幣發行的統一領導。在革命勝利前夕，面臨接管城市的任務，我們黨要求軍隊干部應當“善于處理金融和財政問題”。也只有這種統一領導才能應對新形勢下的任務轉換。

新中國建國初期，一些投機資本家趁國家財政經濟困難之機，憑借他們在市場上占有的經濟力量，擾亂金融，囤積物資，哄抬物價。黨中央充分認識到經濟金融領域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戰爭”的勝負直接決定了人民政權的鞏固和發展以及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穩定。

黨對經濟金融工作統一而堅強的領導，實現了國家財政收支的平衡，制止了通貨膨脹，從根本上穩住了物價，使國家財政經濟狀況開始向好的方面轉變。毛澤東稱這次斗爭勝利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我們黨在面臨復雜政治經濟形勢的時候，把經濟金融領域的工作部署當作“戰爭”對待，體現了我們黨的清醒認識和真知灼見。□（文/嚴海波 江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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