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按：此文提出的問題非常前衛且極有價值。說此文前衛，是因為此文涉及了市場有效性問題。今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Fama(法馬)是“有效市場”理論的發明者，是我國唯市場論的理論源泉。Shiller(席勒)則是否定有效市場的，他以嚴謹的科學論證，證明了計劃經濟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說此文極有價值，是因為此文抓住了經濟政策的綱。產業政策的根本在于升級，這應是在各個產業的縱向深入，而不是簡單的水平擴張。試問，今天的紡織業高端在哪里?依然是英國等西方傳統工業強國!他們會搞“騰龍換鳥”嗎?他們只會讓出產業的低端，而絕不是整個產業!事實上，后現代化國家，如果不搞計劃，沒有產業政策，唯市場馬首是瞻，只能喪失主體性，無法形成產業的高端優勢，永遠在各個產業的低端打工，成為西方的附庸經濟體。江涌先生非常含蓄，他沒有點破我國玩“產業政策”的人和機構在折騰什么，以及形成所謂“產業政策調整”的背后的強大力量。我國的“產業升級”，在一群愚蠢的政客主導下，演變成放棄產業發展的悲慘故事。是的，近十年我國“產業政策調整”的偉大的貢獻就是房地產業的超級繁榮，并且終于做到了一業興旺百業蕭條。三中全會在即，過去十年的錯誤必須糾正，否則我們將會失去歷史機遇期。

　　經濟增長是西方經濟學所追尋的一個重要目標，西方經濟發展史揭示，只要能實現經濟增長，哪怕是當海盜、販鴉片、行欺詐、窮兵黷武等等也在所不惜。英美等西方國家歷史上都根據本國國情，不拘一格促進產業發展，促進本國的經濟增長。然而，近幾十年來，特別是近幾年來，西方尤其是美國，對東亞當然包括中國，以產業政策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非議與指責越來越多，視“產業政策”為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異端邪說。作為美國霸權工具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甚至把拉美和亞洲出現的金融危機歸結為糟糕的產業政策。中國的一些經濟學者也鸚鵡學舌，不斷鼓噪中國產業政策的不合理性，要求政府放手讓市場自行調節，并消除市場調節的障礙——國有企業。

　　西方嚴重而持久的債務危機，使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捉襟見肘;不時爆發的貨幣危機，令新自由義的貨幣政策沒了脾氣，現如今只能使用非常規貨幣手段——量化寬松(實質就是濫發貨幣)——來解決燃眉之急。美國次貸危機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后，有漫畫嘲諷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圍繞“美國經濟機器”不停地轉圈，束手無策。相反，國際社會有報道與評論，對中國等亞洲國家利用產業政策迅速走出危機陰影做出了肯定。實踐再次證明，產業政策作為宏觀調控工具的作用愈發突出，一切別有用心的詆毀終將都是徒勞的。

　　產業政策：經濟政策三角形的第三條邊

　　產業政策是一國政府為適應本國經濟發展抑或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而對特定的行業制定的方向性政策，“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補充，是經濟政策三角形的第三條邊”。

　　古代王朝與現時政府——出于增進稅收或有效治理——就有某種產業政策或產業發展傾向。歷史上，中國長期“重本抑末”，以及歐洲普遍嚴禁高利貸，就是典型的產業政策。資本主義出現后，逐漸把“經濟人的理性”擴張到極致，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逐漸走向學術化、理論化、政策化、系統化，因此產業政策被持續而廣泛運用。如：荷蘭大力鼓勵航海與捕魚業的發展，英國不惜一切扶植紡織業(先毛紡后棉紡)的發展，美國在第二次美英戰爭(1812-1814年)后支持本國制造業的發展等等，無一不是在實施各自的產業政策。今天，經濟學界把“產業政策因戰后日本大力推廣與成功而著名”的說法應有偏頗。其實，日本只是更新了一些產業政策手段，大處著眼——經濟振興，小處著手——扶植企業，比歷史上的歐美，至多只是多邁出小半步而已。

　　世界各國國情千差萬別，產業政策多種多樣，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制定的產業政策有所不同甚至完全不同。在后進的、趕超型工業化國家，因為市場發育遠末成熟，經濟結構的調整不能完全或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因此更加突出政府的主導作用。政府運用積極的產業政策，制定發展計劃，然后通過行政、市場兩種手段來配合實施。

　　日本：由弱到強。19世紀70年代日本發動明治維新，由此迅速走上工業化道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功躍升為世界工業強國。然而，二戰炮火令日本諸多工業基地成為一片廢墟，諸多制造業受到嚴重削弱。在此情形下，日本主動提出并積極實施“產業政策”。日本的產業政策具有明顯的階段性、時代性與本國特性。日本政府選擇主導產業，采用“傾斜生產方式”，通過直接干預、間接誘導和法律規制等手段，對政府確定的主導產業進行扶持，并通過主導產業的擴散效應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抓住朝鮮半島戰爭的機遇，開始傾斜重化學工業，即優先發展電力、鋼鐵、煤炭、化肥等基礎產業，使國民經濟迅速恢復，并奠定了經濟快速增長的堅實基礎。70年代初，重化學工業引發的產業公害和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政府利用國際石油危機的契機，制定新的產業政策，調整產業結構，即由重化學工業轉向知識密集與高附加值工業，最終由“世界制造大國”躍升為“世界制造強國”。90年代初，在泡沫經濟破滅后，政府提出“創造性知識密集型”的產業政策，努力由“日本制造”向“日本創造”轉變。政府的產業政策通常借助大商社或行業協會實施，政府與企業配合默契，形成了“護送船隊式”的關系。

　　以造船業為例，戰后軍艦需求驟減和民間需求嚴重不足，成為造船業發展的最大難題。為創造船舶需求，日本政府提出“造船計劃”，即由政府出資建立船舶公團來訂購船舶，公團將船出租給海運公司，公司支付租金，公團再用收來的租金訂購船只。如此，日本造船業迅速成長，一度成為世界第一大造船國。

　　韓國：從小到大。誰能否認這樣的經濟奇跡：一個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人均收入不及加納一半的貧窮國家，現在的人均收入卻與葡萄牙相當。短短30多年時間，韓國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近百年的發展歷程，成功地實現了“壓縮式”發展。1996年，韓國加入OECD，成為富人俱樂部的一員。韓國的經濟奇跡，再次顯示出產業政策的強大功效。

　　大飛機與小汽車，是集現代工業之大成，是衡量一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制造業實力的重要標志。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在“一片榔頭敲打聲”中，韓國開始了自己的汽車工業。1962年汽車產量還不到2000輛。70年代，政府提出“汽車國產化”政策。1985年現代汽車宣稱已經具備獨立研發與制造汽車的能力，但是韓國汽車依舊是低質低價汽車的代名詞。美國NBC有一檔脫口秀，主持人雷諾在1990年某期節目中講到韓國汽車時說：“我經過兩年的研究，終于懂得了韓國人造的現代汽車跟美國有什么不一樣，美國人造的汽車要開才會動，韓國人造的汽車要推才會動，而且還是下坡的時候。”

　　譏笑沒有使韓國人沮喪，反而激發了他們的斗志。政府頒布多布法律，推行一系列政策，促進本國汽車工業的發展。相關政策主要有：明確提出把汽車產業建成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發展具有韓國特色的轎車;規定汽車廠和零部件廠的生產規模和發展方向;促進韓國汽車產業集團化發展，通過關停并轉，實現汽車產業大聯合，最終形成現代、大宇、起亞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公司。

　　為扶持本國汽車工業，韓國政府不顧外國的強大壓力，在對進口汽車實行高關稅的同時，更采取多種非關稅措施，對進入汽車行業的外資予以限制;限制建立進口汽車銷售網絡，禁止在電視和報刊上做廣告;對購買的每輛進口汽車進行單項技術驗收;對購買外國高級汽車除了課征高達300%的消費稅，還要出具收入證明和多年的納稅證明;等等。與此同時，大力宣傳國貨最好，鼓勵使用國產車;政府官員在公務車及自身座駕方面，必須要選擇國產車;對于購買國產車的消費者給予一定優惠。由于政府的政策和宣傳，購買國產車已經成為韓國國民一種自發行為。

　　在政府的汽車產業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韓國汽車產業迅速成長。1994年韓國生產汽車231.2萬輛，位居世界第六。2010年，韓國汽車產量達到427萬輛，位居世界第五。2011年，現代-起亞(1999年在政府的指導下現代并購了起亞)完成了近660萬輛的銷量，位居世界第四。

　　澳大利亞：從無到有。澳大利亞是一個道地的白人主體、西方文化主導的發達國家，在1900年以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這段漫長的時間里，澳大利亞一直奉行不斷增強的干涉主義和內向型發展戰略。這種發展戰略就是通過有針對性的保護政策，如關稅或配額，促進相關制造業發展。

　　澳大利亞長期為英國的殖民地，依照宗主國的設計，澳大利亞應當一直立足比較優勢，發展畜牧、資源型產業——羊毛、礦石的生產。然而，在經歷1890年的經濟衰退之后，殖民地內部越來越多的精英分子開始意識到，嚴重依賴大宗商品生產和出口的經濟，具有難以克服的不穩定性與不可持續性，因此必須轉變增長方式，促進當地制造業的發展。1901年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后，確立了“澳洲聚落”(AustralianSettlement)模式，而這一模式所確立的基本原則——保護性產業政策——持續了70年。

　　政府的產業政策主要就是通過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對國內制造業提供保護。1907年，澳大利亞頒布了第一個保護主義的關稅法案。1921年的“格林關稅”(theGreenTariff)將一般關稅水平提高了14-26%。同年，澳大利亞關稅委員會成立，成為早期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執行機構，“任何一個擁有技術優勢的行業都可以得到關稅委員會為其量身定做的保護”。澳大利亞制造業平均名義關稅水平從1907年到1940年提高了156%。二戰后，澳大利亞開始通過進口商品許可證制度對進口商品進行直接的數量控制。20世紀60年代初，在大部分進口商品許可證被取消之后，關稅再度成為保護國內制造業最主要的工具。在關稅保護下，澳大利亞制造業迅速發展，按當年價格計算，1891年制造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為16.6%。1962-1963年制造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達到25.5%。由此奠定了澳大利亞牢固作為發達國家的產業基礎。

　　每個國家都應根據自己的國情，在不同時期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護本國的產業。當今世界的強大國家，不僅保護本國的產業，強化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且相方設法遏制他國能與本國產業相競爭的產業的發展。后進國家——尤其是趕超型工業化國家——通過明確而系統的產業政策，扶植本國弱勢行業，培育有競爭力的國際企業，如此對打破發達國家的國際壟斷，強化國際競爭，增加國際供給，提高國際社會福利，具有深遠而積極的意義。但是，產業政策的科學制定與有效運用，依賴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得力的官僚體制以及相關政治精英的管理能力，與此同時，還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積極作用，以及適宜的國際經濟環境或地緣政治環境。失去這些條件，產業政策非但難以奏效，而且只會更加扭曲市場，最終適得其反。

　　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金融大危機，對世界經濟的沖擊巨大、影響廣泛而深遠，相關各國采取不同的應對措施，取得了不同的實際效果。實踐表明，那些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外能夠積極有效實施產業政策的國家(如中國等新興市場)，取得的成效最為顯著，率先脫離危機，或將危機的影響減小到最低。例如，巴西利用政府扶植的開發銀行把信貸迅速地引向某些部門，作為初步刺激計劃一部分;而中國的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的反應更為及時、有效。相反，美國等對產業政策抱殘守缺的國家，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雙雙低效、失效的情勢下，坐困愁城;而一些發達的歐洲小國唯有坐以待斃，或等待外部援救。如此，政府鮮明而不同的應對，正在提升一種理念，即發展中國家稱職的技術官僚能夠高效率地處理國家在生產部門的參與，借以在更深層次上彌補市場失靈。

　　美國的產業政策不是沒有而是非同一般

　　歷史上，美國用嚴厲的保護主義，包括各種產業政策，來扶植本國工業的發展，歷時長達一百多年。

　　獨立之初，美國工業生產十分弱小。依照英國規定，北美殖民地“連一顆馬蹄釘都不能生產”。當時，美國一些精英很清楚，國家的強大必須走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如此強烈要求聯邦政府提高關稅以“保護新生工業”。聯邦政府排除了南方奴隸主(自由經濟的極力主張者)強大干擾，1789年通過第一個關稅法案，此后陸續出臺多個稅則，其中1828年的關稅法案，將關稅稅率提高到61%，以此來限制英國等國外質優價廉的工業品輸入。在國內利益集團博弈以及國際壓力下，盡管美國的關稅起起伏伏，但是在南北戰爭之后，除了1873年和1874年之外，美國的關稅稅率從來沒有低過40%，直到1913年通過《安德伍德稅則》，平均進口稅率降低到26.67%，以從價而不是從量征收。正是在長期高關稅的保護下，美國不僅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而且厚植了新工業革命的土壤，掀起并引領世界完成第二次產業革命，由此美國一躍成為世界最強大工業國家。成功的工業革命“帶來的財富潮水浮起了港灣中所有的船”，美國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國家。

　　美國提升關稅不僅是普遍的，而且有專項的，亦即有著鮮明的產業政策特色。例如，1867年通過《羊毛與毛料稅則》，提高羊毛原料與毛紡織品的進口稅率，直接促進了美國紡織業的發展?！堆蛎c毛料稅則》一直執行到1883年方才修改，調低了某些工業品進口稅率，但是對國內已能生產但尚未形成強大競爭力的諸如鋼鐵、棉毛紡織品等重要進口物品的稅率反而有所提高。

　　交通運輸對于土地廣袤的美國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其中鐵路的角色無可替代。1830年，自巴爾的摩至俄亥俄鐵路開通后，美國鐵路建設之快使所有其它行業都望塵莫及，而鐵路發展影響之大近乎決定著19世紀美國的經濟周期。1830年，美國鐵路只有23英里;到1860年鐵路總里程達3萬英里，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的總和;到鐵路發展頂峰的1929年，美國鐵路里程達到43萬英里，可繞地球17圈。美國鐵路的高速發展與美國政府的介入密切相關，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截止1860年，美國鐵路投資合計超過10億美元，其中政府投資在各類鐵路建設項目中占有的比例，從北方到南方有10%到50%不等。為鼓勵鐵路建設，美國國會把鐵路建設沿線的土地贈予鐵路開發公司，其中贈予四條橫貫大陸的鐵路土地就有1億英畝，占美國公用地的10%。此外，在特殊情況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危機等出現，聯邦政府甚至接管鐵路。

　　直到一戰后主要是二戰后，美國積累起資本主義世界各國難以望其項背的實力，如此才告別“開襠褲”，袖藏起百余年的保護主義政策、產業政策，拿出了盎格魯—撒克遜的衣缽，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懼的自由，更換為市場自由、貿易自由、投資自由和資本流動自由，尤其是在對外經濟交往中，經濟自由主義成為底色，而且往往是單一色。

　　現如今，美國依然以“美國方式”——不同于一般的、領先者的方式——來實施相關產業政策。

　　在工業領先、經濟強大之后，美國逐步淡化了原先的產業政策，但是從來沒有完全退出產業政策，而是在不同的產業中實施不同的產業政策，即涉及傳統的與新興的、實體的與虛擬的、文化的與制造的、基礎的與非基礎的產業，所實施的政策會有所不同。

　　農業始終如一得到美國產業政策的嚴格呵護。美國可耕地廣袤而肥沃，農業生產條件得天獨厚，即便如此，美國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干預力度之大、持續時間之長、耗費資金之多，由此導致的影響之深遠——是世界所有其他國家望塵莫及、無法比擬的。

　　在美國建國伊始，托馬斯?杰斐遜等革命先賢設想把美國建設為一個富裕的農業國家，從那個時候起，美國就有了不同于歐洲的農業發展政策，對農業生產者采取各種形式的政策支持(如無償贈地)。南北戰爭后，為鼓勵南方各農業州的發展，聯邦政府不僅用各種優惠的經濟政策，而且動用各種宣傳工具、政治機器，引導鼓勵北方年輕人到南方創業，由此涌現大批的“掮包客”。在成為世界首屈一指的經濟大國后，美國更有經濟實力去補貼農業。今天美國農業所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實質是長期奉行特殊農業政策而培育出來的。

　　多年來，美國一直保持著世界最龐大的農業公務員隊伍，鼎盛時期從聯邦到地方有數十萬之多，其重要職責之一就是執行政府的補貼政策。美國農場主收入的1/3甚或更多來自政府補貼，1996-2000年五年間，聯邦政府的農業補貼現金就高達616億美元。在美國3億多國民中僅有200萬農民，其中棉花種植者僅2.5萬人。根據美國農業部提供的棉花生產成本與收益統計，2000/01、2001/02年度美國每公斤棉花平均生產成本(折合人民幣)分別為16.57元和15.19元，而產值(主產品和副產品合計)分別為12.01元和7.77元，純收益分別為-4.56元和-7.42元。如果沒有政府補貼，依照市場調節，美國棉農肯定處于虧損狀態，棉花種植無以為繼。但是，美國棉農實際上是世界最富裕的農民一族，主要收入就是來自政府的補貼。得到政府巨額補貼的棉花，除了很有限的國內消費外，多半進入國際市場，而世界大多數產棉國無力向棉農支付巨額補貼資金，無法與補貼后的美國棉花進行競爭，由此導致貝寧等非洲國家棉農大批破產。

　　美國的信息產業在國際遙遙領先，近乎沒有任何實質的競爭對手，因此維護國內市場的適度競爭對美國的信息產業發展總體有利。1998年5月，美國司法部和20個州向最高法院遞交訴狀，控告微軟公司利用其“視窗”操作系統的壟斷，強迫消費者使用微軟的其他產品——最重要的是Internet瀏覽器。1999年，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判定微軟不正當競爭、維護壟斷的罪名成立。面臨被分拆危險的微軟隨后提出上訴。2001年原告與被告達成庭外和諧，微軟做出重大讓步和相關賠償，換取公司的完整保留。微軟案的處理結果顯示出美國政府對信息產業的產業政策——維護競爭，鼓勵創新。

　　波音和麥道兩大公司近乎壟斷了美國國內大型民用客機市場，但是在國際上遭遇歐洲空中客車公司的強有力競爭，而且俄羅斯、日本、中國與巴西等國在大飛機制造上也在不斷努力奮起直追，對美國大飛機制造的國際地位構成現實與潛在挑戰。1996年波音公司提出收購麥道公司，如果合并成功，波音將毫無疑問地獨占美國大型民用客機市場，與美國《反壟斷法》等相關法律相抵觸。但是，美國政府最終同意了波音以133億美元兼并麥道。波音對麥道的并購不是惟一的，諸如1997年世界電信公司對微波通訊公司的兼并(交易額達370美元)，1998年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并(交易額達760億美元)等，這些巨型兼并案顯示出美國政府的相關產業政策——支持國內壟斷，鼓勵國際競爭。

　　因此，準確地說，美國絕對不是沒有產業政策，而是采取不同于諸多國家的產業政策，因為美國是當今世界的霸主，諸多行業雄踞世界產業鏈的高端甚至是最高端，在那些長期雄踞高端的產業，美國實施的是“淡妝”的產業政策，而在那些沒有明顯優勢的產業領域，美國便采取“濃抹”的產業政策。美國真正的產業政策核心在于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政策最便利化、霸權最富有成效化，是謂“淡妝濃抹總相宜”。

　　美國在產業政策上采用強權邏輯，究其緣由，有國家利益至上，有盎格魯人固有的傲慢，有意識形態的偏執。

　　對產業政策的否定，可以說是堅持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必然。新自由主義是華爾街實施資本擴張的工具，也是華盛頓實施政治強權的工具，是美國的推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設想，倘若各國都采取適合本國國情的產業政策，都培育、成長起能與跨國壟斷抗衡的民族資本，或掌握了能有效應對跨國壟斷資本擴張的手段，那么跨國資本如何在全球獲取超額利潤，美國如何在世界推行新殖民主義。

　　但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及其相關政策，是雙刃劍，即在損害他國利益的同時，很可能也會損害美國自己的利益。因為壟斷資本為實現利潤最大化，始終有擺脫國家掌控與游離民族吸引的傾向，如此令美國產業空心化，失業增加，稅收縮減，競爭力削弱。為盡可能減少對自己的傷害，美國在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過程中勢必要表現出雙重標準和兩面性：對本國，自由主義有利時，就實行自由主義;保護主義有利時，就實行保護主義。對別國，一律要求它們實行新自由主義模式。對美國而言，理論歸理論，政策歸政策;宣傳歸宣傳，實踐歸實踐;說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由此顯示，美國的經濟與對外政策近百年來依然不改實用主義的核心價值。盡管經濟自由主義成為美國社會的底色，但是絲毫不影響美國在產業政策采用實用主義做法。著名的經院哲學家托馬斯?阿奎那有句名言“箭的移動，完全取決于射手”。很顯然，美國多年來一直就是一個優秀的射手。

　　美國質疑、否定其他國家的產業政策——認定為“意識形態上的一種異端邪說”，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產業政策不同于美國的產業政策，不是不同于美國過去的產業政策，而是有別于美國現在的產業政策。很顯然，美國使用的邏輯既不是辯證邏輯，也不是形式邏輯，而是純粹的強權邏輯。美國在產業政策上采用強權邏輯，有美國國家利益至上，也有盎格魯人固有的傲慢，更有出于意識形態上的偏執。

　　長期的冷戰使美國患上了思想斗爭的強迫癥。正是因為意識形態掛帥，美國把很多中性或褒義詞匯(如“產業政策”、“社會主義”等)，都貼上了意識形態的標簽，使之符號化、臉譜化、甚或妖魔化，使其附著邪惡的成分。“在美國，自稱社會主義者是非常危險的。不僅在就職方面會受到歧視，即使找到了工作，如果表示自己其實是個社會主義者，也會立刻被裁員。”次貸危機發生后，布什政府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指導下，通過國有化等舉措，對“兩房”、AIG等大型金融機構實施救助。如此，遭到保守主義的持續批評，指責用社會主義對付危機。2009年奧巴馬入主白宮后，實施新醫療保險制度，支援通用等汽車廠商，如此“巴馬總統是社會主義者”的指責一直不絕于耳。美國國會眾議院前議長紐特?金里奇甚至在2010年出版的著作收羅一些證據證明“奧巴馬政府的本質是社會主義”。美國在內政上如此，對外關系上則有過之而無不及，意識形態旗幟高高飄揚。

　　意識形態的異端邪說恰是中國宏觀調控的有效扳手

　　多年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頑固堅持冷戰思維，抱殘守缺“瓦森納爾協定”，嚴格管制高新技術及其設備對中國出口。對中國資本、中資企業進入美國能源資源、設備制造、金融服務等相關行業，美國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動輒以“國家安全”名義進行審查而加以拒絕，而所謂“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危害”完全可以自由裁量。次貸危機爆發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使出渾身解數，依然久病不愈。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出臺相關產業政策，國民經濟很快走出了險境。政府調控能力與政策水準高下，一目了然，這很顯然觸動了美國敏感的神經。有鑒于此，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產業政策的指責日漸頻繁。

　　2010年5月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刊載約翰?龐弗雷特的報道《美國高管表示，中國的產業政策比人民幣問題更令人擔憂》指出：在華美國商會組成的美國高管代表團正設法向美國國會傳達訊息：華盛頓應關注中國在如何拼湊產業政策這一更為棘手的問題，從長期看，與匯率失衡問題相比，該國的產業政策會給美國造成更大損失。文章羅列的中國產業政策包括：中國企圖利用各種規定阻止西方企業向中國政府機構銷售產品，在電信等領域制定新標準以阻止本國企業購買西方國家產品，以及執行新規定以迫使西方企業為換取中國市場份額而放棄保密技術。

　　美國指責中國產業政策的關鍵指向無疑是國有企業。2011年10月26日，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撰寫了一個內部報告《中國國有企業及國家資本主義分析》，詳細分析了中國國有企業的構成、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及相關政策。2012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發表題為《美國將打擊目標對準中國企業》的文章稱，美國貿易官員們對美中商業沖突的核心環節——受到大量保護和補貼的中國國有企業，發起了協同攻擊，因為這些企業不僅在中國，也在全球競爭中正對美國公司造成沉重打擊。2012年2月15日，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行了“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聽證會”。聽證會上，美國的經濟學家、法學家、行業代表和政府官員就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控股企業的問題做了證詞。聽證會清楚地表明了美國政府將就中國國有企業采取行動的意圖。很顯然，對待中國的產業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的集中體現者——國有企業，美國似乎不再容忍，不只是停留在言辭上，而是要付諸實際行動。

　　美國詆毀、否定中國的產業政策一言既出，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與哈美主義者立馬積極跟進。里應外合為中國經濟制定“糾偏方案”，方案集中體現在：對國民經濟實行私有化和非調控化，使市場作用最大化，國家職能最小化;國家完全取消貿易與市場壁壘，經濟乃至社會全面向跨國資本開放，實行貿易和金融自由化。然而，縱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實踐，可以清晰地看到：俄羅斯是倒退的十年，拉美是失去的十年，日本則是停滯的十年，再十年，如今似乎又十年。被聯合國認定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亦稱“第四世界”)，也沒有通過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途徑富強起來，有的反而更加貧窮。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誤導下，中國執迷于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而嚴重忽視產業政策，這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多大成效的重要原因。

　　那么中國的產業政策是否是一種異端邪說?其效果到底如何?鑒于文章篇幅，這里僅作約略考察。

　　新中國建立后，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毛澤東在1958年《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批示》)，由此在短短20多年，中國就建立起獨立與完整的工業體系，從衛星導彈、飛機大炮到針頭線腦、穿衣戴帽，中國自主制造近乎無所不能。由此顯示出“強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尤其是產業政策具有強大的功效。

　　與西方先進國家相比，中國在產業發展能力方面沒有質的差異，只是量的不同，即一些制造的效率、質量、花色不如西方。方向決定成敗，細節影響好壞。中國產業發展的方向沒有大問題，主要問題出在細節上。今天，我們若正視過去的問題與成績，經驗與教訓，如果當初能把“市場”等同“計劃”都只是一類經濟工具，讓市場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一定位置，讓經濟成分多元化，中國的發展差不多會“止于至善”。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如雨后春筍，如芝麻開花，而且在跨國資本于中國肆意攻城略地的情勢下，30年過去了，中國經濟總體依舊能夠保持“主權在我”的態勢，究其緣由，昔日奠定的雄厚工業基礎，強大的產業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產業政策，不僅為本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做出了貢獻，同樣也為全世界、為全人類做出了貢獻，例如雜交水稻與糧食生產。

　　近幾十年來，中國的產業發展受自由主義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深，一些人士以己之短比人之長，以自己30年的成效與他人300的積累進行比較，認定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全盤不行”。由此，依照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比較優勢，實質是新殖民主義理論基礎——來制導中國的產業發展方向，革新中國的產業發展格局。依照比較優勢理論，中國實施了“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的產業發展政策，“見效快”的勞動密集的貼牌加工制造業普遍受到青睞，而“成效慢”的技術密集的自主制造業被逐一擱置甚或拋棄。放棄制造自己的大飛機(運十)，購買波音與空客：大力發展自行車、摩托車制造，而引進小汽車制造;……正因如此，獨立與完整的工業體系遭受嚴重沖擊，近乎支離破碎。

　　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汽車產銷第一大國，生產汽車1379.1萬輛，但是汽車產業集中度不高，是年銷售量最高的上海大眾也僅為72.8萬輛，與國際汽車巨頭(在600萬輛以上)相比存在極大差距。更為重要的是，核心與關鍵技術卻始終掌握在外資汽車企業手中。外資汽車企業以3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外國品牌)占據80%以上的市場。汽車制造涉及百萬部件，可以很好地折射一國制造的綜合實力，反映一國的工業化發展水平。中國在國內市場需求最為旺盛時期，未能獨立自主發展、強大自己的汽車工業，汽車制造一如大飛機制造，勢必成為“中國制造”永久的痛。

　　很顯然，在諸如汽車、飛機、機床等綜合高端制造上，中國以所謂“市場換技術”策略，近乎全面而徹底失敗——中國的龐大市場丟了，被外資企業占據了，但是沒有換來先進技術。其實，被一些自由主義人士反復鼓吹的“市場換技術”策略(一度被渲染為戰略)十分幼稚，因為跨國公司都是依照“技術生命周期”在世界進行貿易投資、實施國際分工，先進的核心技術、關鍵技術是跨國公司的看家本領，是其安身立命、核心競爭力所在，怎么可以授之于人?更為可笑與荒唐的是，中國在“市場換技術”策略失敗后，竟然玩起了自欺欺人的鴕鳥把戲，高調宣稱“在華注冊的外資企業都是中國企業，他們的技術創新就是中國的技術創新”。依照這個邏輯，“來咱家串門的美女，都可以宣稱是自己的媳婦”;“當初日本關東軍進入東北，完全不可以稱之為侵略軍，中國的義勇軍、抗聯完全是不必要的甚或是非法的”。自由主義的思維與邏輯已經荒唐得一沓糊涂。

　　當然，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全面而徹底的失敗，并不意味中國改革開放的失敗。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并非完全在自由主義理論與政策指導下進行的，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并非在任何時點都能貫徹到每一個部門、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地方。中國改革由農村向城市推進，開放由沿海向內地推進，改革開放由易到難、由增量到存量推進，決定了自由主義的理論與政策的消極影響不是全面鋪開，外資的壟斷不是霎時到位，保護主義、國家主義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客觀上在不同時點、不同部門、不同地方而不同程度地存在并起著積極作用，如此中國的經濟方有今日之競爭力、生命力，中國的國有企業(尤其是央企)才有今日之壯大與發展，一些私人企業(如三一、華為等)才會脫穎而出，叱咤世界風云，這些中資企業的競爭力、活力絕對不輸于同業任何一個跨國壟斷巨頭。這正是美國以“異端邪說”之污名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

　　本文被節選發表在《國有資產管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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