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研究所 夏小林

　　說明：最近，由于中國改革文件的制定進入關鍵期。社會上和體制內一些人主張經濟私有化、市場自由化的言論不斷，力圖對準備中的有關文件實現“認知俘獲”。世界銀行也再次表示要努力在中國推進國企和土地私有化，扭轉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所以，作者在經過一些修改、補充后，重新發表以下文字，以供大家參考。

　　文章認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共存的格局中，審時度勢，國企發展、國資布局可以“有進有退”，但其在平衡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功能是應當在發展中不斷加強，而不是不斷削弱的。如果在國企股份制改革中持續不斷地減少國企中的國有資本，在擴大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同時，是會聯帶擴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為，少數人通過股票路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資產，這些資本帶來的收入也就落入他們的腰包了。這是西方經濟學也承認的公理。所以，發展國企，擴大國有資本的影響力，不僅僅是發展和調控經濟的需要，更是維護社會主義事實上的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需要。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們來不得半點的懈怠和動搖。

　　從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層面上看，當今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大國靠大規模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成功先例，更沒有哪個“歐美模式”國家考慮過采用“打破壟斷”政策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先例。中國的壽陵少年沒找到邯鄲，何以學步?

　　2013年社會上一些人的私有化宣傳不斷。體制內個別領導干部也依然如故，怪論頻出。這里擇其雷人言論簡評如下。

一、“打破國家壟斷”含義混亂，價值取向有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說，“這次國務院的改革撤了鐵道部，進行了政企分離的改革，這只是第一步……。關鍵的是要改變國家壟斷的局面……。鐵路方面的改革是否會成功有一個標志，看外部的投資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進入，也有一些投資者參與了一些項目，進去后就退出來了，也不愿意進去，改革是否成功就看這個指標。其他的行業，石油、電信、天然氣也需要改革，解決相應的問題。”顯然， 這位負責人關于鐵路等壟斷行業要“打破國家壟斷”的說法含義混亂，需要辨析、澄清。

　　第一個問題是，黨中央和國務院在關于國企改革的文件中，以及在領導人的重要講話中，從來沒有使用“打破國家壟斷”這個詞，也沒有將現在的經濟體制定義為“國家壟斷”。吳敬璉等人倒是一直這么說，但他們已是退休多年的人了。言者這么說，代表誰，是什么意思?估計，他的本意和吳敬璉一樣，仍然是說要打破國企壟斷。但如果將其說成為國家壟斷，似乎貶低的意味更濃一些，更“改革”一些。這不，不僅要改國企，而且有可能按“歐美模式”、“普世價值”的“憲政”模式改“國家”，一箭雙雕。

　　第二個問題是，他是不是要中國鐵路等所謂的“國家壟斷”行業，即中共中央要求國有資本控制的國民經濟關鍵領域變成各種資本競爭的行業，變成競爭性行業?顯然，這在理論上不能自圓其說，在政策上和實踐中是非常有害的選擇，且根本就行不通。

　　如果他不至于如此，那么，第三個問題是，他是不是要求“國家壟斷”行業都“改革”成為私人(含外資)壟斷的行業?他的模糊回答是，“關鍵的是要改變國家壟斷的局面”。但所謂的“國家”不壟斷了，而經濟壟斷又不能消除，那么，誰來壟斷?再進一步看，如果經濟壟斷也消除了，那么，他是不是真的向往建設一個沒有國企控制、完全自由競爭的“國民經濟關鍵領域”?不過，他的講話回避了這個有關最終結論的關鍵問題，更回避了中共中央有關國資布局的重大決策，只是一味地強調中、外私人資本進入壟斷行業的價值取向，其邏輯結果是什么，不言自明。

　　第四個問題是，他認為，“鐵路方面的改革是否會成功有一個標志，看外部的投資者能不能，愿意不愿意進入鐵路等”。可惜的是，這句被某些媒體一再炒作的話沒有任何信息量。實際上，多年來在鐵路等所謂的“國家壟斷”行業中，雖然發生過幾起私人投資退出的現象，但是，更有私人資本和外資持續進入且沒有退出，還在繼續發展的事實存在。新近“能”且“愿意”進入的私人資本也有，投資增速還是兩位數。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是，2013年1-3月民間(私人)在鐵路運輸業投資增長43.4%，1-6月增長48.2%，——這是不是意味著他說的“國家壟斷”已經改革“成功”了?

　　或者，如果他認為，還需要有一個“國退私進”的量化標準來衡量成功與否，那么，請他亮明這張底牌。

　　或者，他的潛臺詞就是他和美國鷹派人物佐利克共同主持完成，遭遇了體制內外強烈反彈，直到2013年3月才全部公開發表的《2030年的中國》報告中那一套老掉牙的“毒藥”?該報告要求大幅降低國企比重和國企里的國有資本比重。這里順便指出，正是在該報告的最終文本中，中共中央關于國資布局和國企改革的重大決策(也含國務院的有關決策)，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些高、中級黨員干部和世行專家再一次公開地予以了否決，且是在北京和全世界面前。“政令不出中南海”，且被公開批評、抵制和置換，此乃近年出現在京城的又一經典案例。而在該報告征求意見階段，國務院國資委曾經對這份報告提出過針鋒相對的修改意見。但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中心并沒有接受其實質性意見。

　　另外，據香港鳳凰財經報道，國務院另一個咨詢機構即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也曾談及這份報告的國企改革內容，他說，“國企私有化的說法是胡說八道”。一年過去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這位負責人怎么還與已離職的佐利克手拉手、心連心，車轱轆話來回說，原地跳美國探戈?

　　怪異的是，今天的黨、政、團、私、外諸媒體怎么不跟去年那樣去大力炒作這份剛剛公開發表的報告了?是時過境遷了，還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只是人還在，話還是要說的。天涯路上有知己?

　　當然，世界銀行還總是心有靈犀一點通，不失時機地里應外合。最近，媒體報道，他們在敏感時間又開始向中國建議要實行大型國有銀行私有化試驗和土地私有化了。2013年8月2日，鳳凰財經綜合消息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知情官員透露，世界銀行正在整理全面的中國經濟改革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將一家中國的大銀行私有化、允許農民出售土地。”

　　不過，什么是“鐵路方面的改革成功的標志”，倒是真需要人們去看一看黨中央、國務院有關文件的內容。簡單地說，有關文件并不是要讓鐵路成為私有化的競爭性行業，或如國家發改委某研究員說的“個人看法”，能拆就拆，能賣就賣。其實，拆、賣算什么本事。在60多年社會主義鐵路建設的基礎上，搞得好上加好，才是好男兒。要知道，雖然國家的性質不同，但英國鐵路總還是“再國有化”了，美國等的鐵路就是國有的。私人投資僅僅是小頭。其他彈丸小國，偌大一個中國學得了嗎?巨人穿侏儒的衣服，結果是不言而喻的。搞亂了鐵路，年年上億人的春運就是一顆巨大的“定時炸彈”，且還不說如何應對美軍東進亞太等錯綜復雜的重大國家安全問題了。可能，有人就是盼望這一天早點到來，越亂越好。

二、國有銀行等“空心化”將變成少數富人的“馬仔”

　　其實，還在2013年7-8月世界銀行直截了當地建議中國搞大型國有銀行私有化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余已委婉地表示， “未來十年，我們認為在國有資本提高利用效率上，可能不應當在國有銀行保持這么高的比例，那么這個比例股本要退出的話，可能要面臨相當一部分壓力，如果說我們還說賤買(原文如此。聯系上下文和關于國有銀行是否低價出售資產的爭論，這個“賤買”當是中新網記者誤聽誤記所至，言者原話應是說“賤賣”——引者注)，那么未來國有股份可能很難保持，保持這么高的比例實際上意義不是太大，對國有銀行資本來講，國有資本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這種關于稀釋銀行國有股的政策取向，也充滿了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30年的中國》報告要求大量稀釋國有資本的怪味道，與上述那個負責人的“鐵路改革”講話有異曲同工之妙，問題多多。例如：

　　一是他們認為的“國有資本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缺乏經濟學理論支持。因為，恰恰是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們和其他經濟學家通過理論和事實分析，提出了國企缺乏效率=“傻瓜經濟學”的觀點。有的黨員干部動不動就貶低國企效率，或否認國企在資源配置上能夠有效率，是不是閉目塞聽，思想上偷懶，或客觀上在掩蓋一些官員和國有銀行經營者的低能，為大量出售國有資產、落實《2030年的中國》報告找借口?

　　另外，在吳敬璉向往的“普世價值”的“歐美模式”中，特別是在美國，中小企業貸款一直難，金融危機以來更是難上加難，這是不是歐美銀行里面“私人資本的資源配置效率不是很高”的證據呢?如果說，今天中國國有資本主導的銀行體系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業績優于歐美私人銀行，這是不是歐美銀行應當學習中國并擴大銀行國有化的一個重要理由呢?

　　二是他們又自相矛盾地認為，可以在“國有資本提高利用效率”的情況下，進一步降低國有銀行的國資比例，——“靚女先嫁”。如此一來，豈不成了銀行系統的國資效率高、低都要賣的強賣。試問，這位央行負責人及背后的“我們”，你們“未來十年”準備出售多少國有銀行系統的國有資本呢?中、外的個人、機構各分配多少?在新的股權結構中，各銀行管理者的激勵機制會如何變化?有關計劃能夠公開并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國人大和老百姓們討論嗎?

　　三是進一步出售國有銀行的國資給少數中、外個人和機構，這些投資人通過“錢生錢”，將得到更多的“改革紅利”，使國有銀行變成為少數富人(包括少數官員和銀行管理層)賺大錢的利器，這會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大型商業銀行等的國資出售得越多，這種“馬太效應”就越大。而“馬太效應”在中國未來十年持續擴大，還有十八大說的“共同富裕”方向可言嗎?

　　進一步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共存的格局中，審時度勢，國企發展、國資布局可以“有進有退”，但其在平衡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功能是應當在發展中不斷加強，而不是不斷削弱的。如果股份制改革中持續不斷地減少國企中的國有資本，在擴大財富分配不平等的同時，是會聯帶擴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因為，少數人通過股票路徑掌握了越來越多的國企資產，這些資本帶來的收入也就落入他們的腰包了。這是西方經濟學也承認的公理。所以，發展國企，擴大國有資本的影響力，不僅僅是發展和調控經濟的需要，更是維護社會主義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的需要。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們來不得半點的懈怠和動搖。

　　四是如果大型國有商業銀行賣國資一馬當先，引得萬馬奔騰，在所有國民經濟關鍵領域都按照這位央行負責人介紹的(“我們”)央行內部確認的觀點和邏輯去辦理，真的國有股出售多了，就可能使國有銀行、國資委和其它大型國企“空心化”，在“紅利”分配上徹底演變成為中、外少數私人股東和機構投資人服務的“馬仔”。見微知著。例如，建設銀行引入的美國機構股東作為戰略投資人，人家已經利用機會低入高出，賺了一大筆。其是是非非，至今仍有爭議。就是從這位央行負責人的講話中，也可以看到，他們現在也還擔心體制內、外對“賤賣”國有銀行股的激烈批評和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心有余悸，而非氣壯如牛。再如，2010年，央企實現利潤總額為11315億元。當時，國資委發言人坦承，由于多數央企主業資產或主要子公司實現了股權多元化，其利潤歸屬少數股東的達到25%左右，約2869億元，比央企上繳所得稅的2825億元還多44億元，而屬于國有股東的凈利潤僅為5621億元。簡單地說，就是現在國資絕對控股的央企的年利潤的25%要分配給少數中、外股東(據說近年已上升到30%)。如果按照世界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大量稀釋國有銀行和其它國企國有資本的建議，有一天它們的國有資本真的下降到了資產構成的30%、20%、10%乃至更低，那么，可能將有遠遠超過25%以上的更多利潤持續不斷地流入中、外少數投資人或機構的腰包，而不是惠及大多數老百姓(包括大多數“散戶”)。與此同時，與資產對應的政府的國有資本收益也將大幅減少，稅收也難免受到影響，從而削弱政府的公共開支能力。這種促進兩極分化的“國企改革”，與 “共同富裕”方向風馬牛不相及，實質就是撒切爾的私有化，以及在搞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上的兩極分化。另外，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依靠國有銀行和大型國企調控經濟運行的能力明顯下降，甚至是被解構，也將是難以避免的后果。

　　五是由非國有股即私人資本支撐的美國華爾街銀行們，它們是能夠為少數人賺大錢，效率高，中國有的國有銀行管理人員對其推崇備至。但是，它們卻恰恰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重要推手和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的主犯，并且在危機中還是政府用納稅人的錢救助的主要對象。這說明，私人銀行的政企關系、法人治理結構、激勵機制、經營方式和手段存在重大問題或缺陷。政府和社會監管難以完善。在這種私人資本(或經理資本主義)壟斷的銀行體制下，小微企業貸款比中國難;金融市場和資本市場一樣有經濟壟斷;高管的收入世界第一，“1%”大富大貴，股東們干瞪眼;政企不分“旋轉門”;“大到不能倒”，誰都惹不起。所以，全面地看，一方面我國有的國有銀行賺錢少一些、部分效率指標低一些是個事兒，但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確定適當的參照系和考核標準，實事求是地評價和解決相關問題;另一方面，銀行完全在私人資本或高管支配(所謂“經理資本主義”)下，不擇手段，唯錢之馬首是瞻，效率是可以很高，但負外部性控制不住了，投機取巧+詐騙的“金融創新”讓任何監管都難以有效實現，禍國殃民連帶全世界起火，缺乏“社會責任”和“可持續性”，也是有問題的，且是更大的問題，根本不足以引為考評中國國有銀行運行狀況的范本。正確的態度是，一分為二，去蕪存菁，而不是搞新教條主義。有關華爾街的分析文獻，美國自己已經發表不少了。就幾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還在強詞奪理的辯解，不成氣候。中國的銀行界要多一些有“理論自信”、“道路自信”的領導者。

　　體制內國企私有化的言論年年在重復。這里也再重復地說一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曾指出，有了競爭，加強監管，經理資本主義企業和國企都可以發展。天下沒有“國企搞不好”的公理，只有這樣不切實際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觀點。“傻瓜式的經濟學理論暗示，私有制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私有制畢竟俱足激勵，而公有制做不到。” 如果在壟斷行業實現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門比政府更擅長玩弄壟斷權術，結果是總體經濟效率并未提升” 。“私有化問題遠比十多年前所形成的意識形態思維要復雜得多，也比華盛頓共識支持者們的預想更為紛繁。說得好聽一點兒，其理論假設遠比當初的思維更脆弱;私有化進程中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卻比他們的想象更為嚴重。”

　　而從解決“共同富裕”問題的層面上看，當今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大國靠大規模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成功先例，更沒有哪個“歐美模式”國家考慮過采用“打破壟斷”政策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的先例。壽陵少年沒找到邯鄲，何以學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