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地方債務緊急“大摸底”》，英國《金融時報》網站7月28日報道，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7月28日報道，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網站7月28日報道，香港《南華早報》網站7月29日報道，法國《回聲報》網站7月28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7月29日報道，英國廣播公司網站7月28日報道。

　　中共中央自己一方面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實踐中把中國搞得越來越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自從地方債這個概念被中共中央和中國中央政府承認后，中國的資本主義化程度就更深了。因為按照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邏輯，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而不是各打算盤，各掃自己門前雪，然而，當“地方債”合法化了之后，這個社會主義大家庭的邏輯就被徹底顛覆了，每個地方變成了獨立核算單位，換言之，把人民政府異化成了自負盈虧的企業。美國之所以有主權債務危機和地方債務危機，那是因為美國的政府都是資產階級運營美國的工具，它們本身是為了資產階級增殖資本服務的，因此理所當然地被資產階級視為企業，所以才有盈虧問題，因而才有破產的問題。但是，現在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也把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洋教條)搬到中國來了，其結果不僅將起到瓦解社會主義的作用，而且還會嚴重阻礙中國的發展。

　　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世界第二了，但是，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極不平衡的，東強西弱的格局并沒有任何改變，因此，中國自己實際上存在非常緊迫的內部的再平衡問題，因而也就是要改變東強西弱的格局。但是，要改變這一格局，就需要東部發達地區將部分既得利益無償轉移至西部地區，而這種利益輸送只有在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實現。與此同時，由于東西部不同的發展水平，因此也必須采取不同的發展方式。

　　對東部發達地區而言，更需要轉向知識密集型經濟，在這個轉向過程中，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必然大幅度下降，因而無論該地區企業的負債水平還是所謂政府的負債水平都會顯著上升。

　　可是，對新經濟單位而言，在開始階段必然是以負債的方式生存的，絕不會有老板因為在投資伊始因出現的賬面上的虧損而撤資關閉企業。但是，當“地方債”這個概念出現后，問題就產生了，因為不允許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所以地方政府就根本不敢大規模地投資新興產業，因而就無法放棄既得利益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地方政府破產”的壓力下，地方政府一方面成為自負盈虧的企業，另一方面它所能使用的手段卻還十分原始，不要說遠遠不及當下十分流行的風險投資，就是連傳統的私人投資也不如，可是，在此要指出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提供的是國家信用，因而，它實際上擁有遠遠超過任何私人資本所能提供的信用，因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根本就不應該存在什么“地方政府破產”的問題，換言之，所謂地方政府破產的這件事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但是，偏偏從中央到地方都接受了這個荒謬的邏輯，其實質就是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嚴重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因而是主動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所提供的巨大優越性。

　　在此，境內外敵人偷換了一個概念，當然，這也是漢奸國賊自改革開放以來盜竊國有資產慣用的伎倆——就是把資本當作簡單商品，也就是把一只會生蛋的母雞當作一只肉雞來處理，但是買下那只母雞的私人資本家并不把它當作肉雞來吃掉，而是當作會下蛋的母雞來經營，由此就有源源不斷的財富生出來，因而就產生了國企被賤賣的問題，就產生了國有資產在朱家強推行的國企改革中大量流失的問題，這絕對不是相關負責人在智商上有什么問題，而是漢奸國賊為了竊國肥私而故意為之的結果。

　　同樣的，對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言，要發展的話，必然需要新增大量的投資，而這些投資又很可能是以負債的形式存在的，由此，欠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出現“資不抵債”的可能性更大。

　　因此，當“地方債”這個概念合法化之后，實際上從根本上增加了中國經濟轉型的困難，嚴重增加了中國內部經濟再平衡的困難，盡管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口口聲聲說要加快中國經濟轉型的步伐，但是，它們在實踐中推行的政策卻是以增加中國經濟轉型難度為原則的。

　　因此，只要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中國就根本不存在“地方債”問題，這是社會主義中國和資本主義美國有原則性區別的地方之一。當然，反過來說，對那些企圖把中國改革成半殖民地的沉船派而言，“地方債”問題必然成為它們頭等重視的問題。深陷主權債務危機之中的西方新舊殖民勢力之所以反復炒作作為它們的最大債權國的中國的所謂地方債問題，其目的不過是為了通過改變中國領導人的觀念，從而讓中國領導人做出錯誤的判斷及由此帶來的必然錯誤的舉措，最后使中國走上自我瓦解的道路，而當中國瓦解掉之后，它們欠中國的錢也就可以不還了，反過來它們還能通過收購中國來成為中國的債主。

　　郎咸平明確承認他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因而，盡管他正確地指出了很多中國國企改革中存在的問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郎咸平的觀點是站在社會主義立場上的，因為，即便從資本家階級的立場上看來，中國國企改革中把資本當作簡單商品賣掉的做法也是不可容忍的，由此可見推動國企改革的那些大清官實際上是罪該萬死之輩。因此，只有從資產階級的立場上才能理解郎咸平提出的觀點，因而，郎咸平所抨擊的4萬億投資實際上不過是因為這種投資不符合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而已，正如很多資產階級走狗所講的——4萬億投資導致了“國進民退”。反過來說，當前新一屆政府拒絕大規模投資的主張，正因為是響應了郎咸平之流的呼聲，所以這種主張才是資產階級立場的，因而才是反動的。

　　當然，我們肯定的是政府大規模投資的這種方式，而沒有肯定政府投資過程中所存在的問題。典型的問題就是，雖然擴大了國有經濟的規模，但是沒能有效提高國有經濟對整個國民經濟控制及主導的能力，搞的只是些重復投資，實際上是在一邊擴大投資規模的同時另一邊又束縛住了國有經濟擴展的手腳。也正因為政府投資沒有能夠起到搶占高收益行業的效果，相反，漢奸國賊及其走狗還要求國有資本從高利潤行業退出，如此一來，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循環所產生的出來的利潤的大部分依然還是進入了資本家的腰包，反過來，政府投資的收益卻很可憐，如此一來，原有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不但沒有解決，相反還進一步惡化了。

　　目前，新一屆政府所推行的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未必能夠達到日韓當年那樣的效果，其根本原因只是在于推行的方式存在前面所講的原則性錯誤。日韓雖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它們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時，實際上完全是國家全盤主導的，根本不是在內外資平等自由競爭的狀態下進行的，相反，是在對本國產業有著嚴密保護的前提下展開的，否則的話，日韓自己的高新技術企業根本發展不起來，早就被美歐吃掉了。因此，可以這么說，中國政府極其不重視保護中國的高新技術企業，當然，這是與漢奸賣國賊把在華的外資企業也稱作中國企業這一點是密切相關。

　　至于當下流行的內需拉動型經濟，說白了，不過就是漲價增稅型經濟，這種經濟的實質就是為了保護資本家階級的根本利益，從而通過漲價以及增加工人階級的稅務負擔(同時降低資產階級的稅務負擔)——在客觀上使得人民幣貶值——來達到降低工資、貶值存款的目的，由此使得資本家階級獲得更多的利潤。所以，如果還有勞動者為內需拉動型經濟鼓掌的話，那么只能說此人真是甘當乏走狗了。

　　《中國醫改致力為患者提供便利》，香港《南華早報》7月29日報道。漢奸媒體真是恬不知恥!中國人民現在碰到的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完全就是由改革開放本身所帶來的問題，正是因為改革開放剝奪了中國人民免費看病的社會福利，所以才出現了這個問題。我們當然不可能認為劊子手給他的刀下鬼做人工呼吸是什么善舉，因而也沒有理由認為一個剝奪了人民免費看病權利的政府為患者提供所謂便利的舉措是什么善舉。再說，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它的這個醫改只是提供了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而人民群眾要想獲得這種現實性的話，自己還必須支付大量的金錢，還要買醫保，即便如此，中國政府還在削減這一現實性本身的價值，以便讓政府自己能夠少出點錢，這居然還是“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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