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市場、金融解禁、富人與跨國企業當道的結果不僅導致美國經濟崩潰，也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與危機，無以數計的人失去工作與畢生的儲蓄，為“巫毒經濟學”的效力做了最佳腳注。

　　一派思維特別強調供給面的重要性，所以又稱為“供給面經濟學”。此一學說最早可溯源到古典經濟學，認為“生產制造”是創造經濟繁榮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學說可歸結于著名的薩伊法則，認為“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進而達成市場均衡。

　　此一主張到了1929年美國經濟發生大蕭條的時候就被現實給推翻，繼之而起的新經濟思潮旗舵手凱因斯轉而主張“需求會創造自己的供給”，強調利用公共投資與國家力量來創造就業以解決當時需求不足的問題。

　　到了19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出現“停滯性通膨”的現象。以美國為例，當時高稅率的累進稅制與國家的巨額支出就被指責為罪魁禍首，也因此醞釀出以傅利曼為核心的貨幣學派，主張以限縮政府職能與嚴格控制貨幣供給的方式來對付通貨膨脹。

　　貨幣學派的主張到了英國撒切爾夫人與美國里根總統主政的1980年代有了實現政策主張的舞臺，且更加入了“解除管制”、私有化與推崇市場機制等元素，形成新自由主義運動，使得供給面經濟學再度抬頭。

　　此時的供給面經濟學主張過高的稅率不利于資本積累與投資，不但傷害了經濟繁榮，也破壞了政府稅收的能力。在里根的政策詮釋中演變成大舉對富人及企業減稅，取消資本利得稅，同時軍費支出與貿易赤字高居不下，導致龐大的雙赤字。

　　在所謂“里根經濟學”的背后，實際上是“供應學派”作為經濟學理論基礎。雖然當時支持“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并不占多數，但早在70年代，便有一些經濟學家推行“供應學派”的經濟理論，“供應學派”由美國經濟學家裘得•萬尼斯基在1975年命名。

　　除了裘得•萬尼斯基外，羅伯特•蒙代爾和亞瑟•拉弗爾是另外兩位極力推崇“供應學派”的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是著名加拿大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亞瑟•拉弗爾是美國經濟學家、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顧問團成員。

　　顧名思義，與凱恩斯傳統“需求”經濟理論相反，“供應學派”強調的是，“供應”與“需求”關系中的“供應”一邊，即“供應創造自身的需求”。

　　里根是演員出身。雖然在大學里學過經濟學，卻從來沒有戴上過經濟學家的桂冠。許多人猜想，里根和里根經濟學大獲成功，其背后一定是有頂級經濟學家在謀篇布局、出謀劃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至少有七、八位名震遐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健在，然而里根卻未曾啟用或重用其中任何一位，包括與里根經濟哲學如出一轍的貨幣主義大師米爾頓•弗里德曼教授。

　　那么，里根靠誰振興經濟?

　　考察一下里根的經濟團隊，其成員主要有兩部分組成：一是那些有著豐富的政府經濟工作經驗的技術官僚;二是那些曾經長期在跨國公司擔任重要職務的企業家。

　　出人意料，這里邊沒有一位來自于大學或科研機構的經濟學家!

　　這就是說，沒有一位美國大牌經濟學家是做過里根的智囊的!就連里根比較欣賞的“供給學派”，實際上也是幾位年輕人自發地搗鼓“拉弗曲線”給弄出來的。

　　里根上臺他的計劃的領軍幕僚是羅伯茨，傳奇人物確實拉佛和他的畫在餐布上的拉佛曲線。據說羅布次成為白宮顧問后，并沒有很快說服里根。說服里根遠比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供應學派理論要困難。羅伯茨在郁悶中遇上了同學拉佛。

　　阿瑟•拉弗生，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商學研究院教授，在尼克松政府時期曾擔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的經濟學家。

　　也許冥冥之中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起作用，當拉弗還是斯坦福大學研究生時，就預言里根會在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競選中獲勝，他的同學對此頗為懷疑，但事實證明拉弗是對的。

　　經過拉弗的努力，拉弗成為里根的“莫逆好友”，這對日后供給學派理論成為“里根經濟學”的核心部分也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里根政府時期，他是總統經濟政策顧問委員會成員。

　　拉弗之所以引人注目，最主要的還是他所提出的描述稅收與稅率之間關系的曲線——“拉弗曲線”，盡管這一曲線最初是畫在華盛頓飯店餐巾紙上的，但由于其對稅收政策影響經濟的解釋更形象、更形式化，從而確立了“拉弗曲線”作為供給學派思想精髓的地位。

　　1974年的一天，經濟學家阿瑟•拉弗和一些著名記者及政治家坐在華盛頓的一家餐館里。

　　他拿來一張餐巾并在上面畫了一幅類似傾斜的拋物線的圖，向在座的人說明稅率與稅收收入的關系：稅率高到一定程度，總稅收收入不僅不增長，反而開始下降。這便是著名的拉弗曲線。

　　拉弗曲線問世二十多年來，并沒有多少國家的實踐證明拉弗的這一假設，但經濟學家們大都相信：稅收會造成社會總經濟福利的減少，過高的稅率帶給政府的很可能不是稅收增加的美好前景。美國經濟學家曼昆把稅收造成的總福利的減少稱為稅收的“無謂損失”。

　　拉弗曲線說明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于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

　　如果稅率為零，意味著人們可以獲得生產的全部成果，政府的收益自然就為零。這樣，政府對生產沒有妨礙作用，生產即可達到最大化。但是，由于稅率為零，政府的收益也為零，政府就不可能存在。

　　如果稅率為100%，政府的收益仍為零，這是因為由于人們的所有勞動成果都被政府征稅，他們就不愿意再工作了。生產中斷，自然沒有什么可供100%的稅，因此，政府的收益就等于零。稅率從0—100%，稅收總額從零回歸至零。

　　在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是隨稅率增加而增加的，而一旦稅率再增加而越過轉折點，政府的稅收將隨稅率進一步增加而減少。換句話說，總是存在產生同樣收益的兩種稅率，所以減稅未必使政府稅收收益減少，于是可以通過減稅增加供給又不用擔心會減少政府收入。

　　“拉弗曲線”所論問題非常古老，而且前人多有類似闡述。中國古典名著《管子》就說：“取民有度”，把制定適當的稅收標準作為治國安邦的根本政策。

　　歷史巨著《史記》中司馬遷提出了“善因論”的經濟思想，他說：對于普通百姓的經濟活動，政府的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即是說，國家最好的經濟政策是順應和聽任人們進行生產、貿易等經濟活動，不要橫加干預，在某些方面進行誘導和教化，鼓勵或告誡人們應該或不應該參與哪些經濟活動，必要時進行一定的調節和限制，“與民爭利”是最不好的經濟政策。

　　他認為，農工商等經濟活動是“衣食之源”，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從事經濟活動，就擴大了衣食之源，“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如果個人的經濟活動受到了限制或阻礙，衣食之源就會萎縮，既不會利家也不會富國。

　　這里所說的實際就是制定優惠的稅收政策，改善投資環境，吸引社會力量和外資前來投資興辦實業，以擴大稅基，增加稅源，增強政府的財力，加快經濟發展。

　　美國經濟學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拉弗曲線時，認為當時美國的邊際稅率(約50%)已經超過了限度，處在曲線向下的一邊，所以他主張政府減稅。

　　但很多其他經濟學家認為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的稅率已經達到這種極端水平，而里根對拉弗曲線有切身體會，40年代里根還是演員時，他在每年完成4部電影后便不再工作而選擇度假，因為繼續工作所得收入的絕大部分將用于交稅。

　　當1981年里根入主白宮后，他實施了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但實際情況是，美國經濟雖然增長了，但政府稅收卻下降了，這造成了里根時代的巨額財政赤字。

　　同一時期的瑞典，邊際稅率高達80%，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其處在拉弗曲線錯誤的一邊，降低稅率可以增加瑞典政府的稅收收入。

　　所以被戲稱為“餐桌曲線”。這個理論得到同來赴宴的《華爾街日報》副主編、綜合經濟分析公司總經理賈德•萬尼斯基極大的贊賞，他利用記者身份在報紙上大肆宣傳，很快“減稅主張”便博得社會各界的認同，最終被里根政府所采納，從此其影響遍及歐美大陸。

　　在一家小飯店，拉佛在餐布上給羅伯茨畫了一個倒U型曲線，豎軸是稅收，橫軸是稅率。曲線表明，當稅率很低或很高時，稅收都是比較低的。只有合理稅賦才能提高稅收。美國當時在最高點右邊，稅率過高。

　　曲線很快說服了里根。1周后羅伯茨就制定了全面減稅計劃。綜合減稅水平達到33%，為美國建國以來最大力度。短期的減稅帶來了巨大財政赤字，加上冷戰投入巨大，一直到里根離任，美國政府的赤字依然居高不下。不過美國人的痛苦指數大幅度下降，經濟強勁增長，一舉扭轉了70年代的滯脹。西方保守主義獲得巨大成功，直接帶來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崩潰。

　　上世紀80年代，“供應學派”能夠得勢主要歸因于兩方面，一是凱恩斯的需求理論在70年代的失敗，二是具有保守理念的里根在美國政壇上得勢，“供應學派”下的減稅的經濟政策正好順應里根低稅收的價值觀和理念。

　　里根的偉大就在于他能用極通俗的話，并富有感情地將復雜的經濟學理論傳達給美國大眾，即減少稅收、刺激經濟、創造就業，通過經濟和財富的增量反而能在低稅率的前提下增加國家稅收，同時增加大眾的財富。

　　當時，美國的多數選民接受了減稅的“里根經濟學”，是因為支持里根的選民在理念和直覺上對里根經濟政策有了認同。

　　為了終結通貨膨脹而緊縮貨幣的供應，使美國經濟在1981年7月開始急劇的衰退，并在1982年11月降到谷底，衰退幾乎打破了大蕭條的紀錄。

　　然而，美國經濟在歷經1981年-1982年的衰退后，于1983年開始了戲劇性的茁壯復蘇，這波經濟成長還繼續維持了好幾年，直到里根任期結束前都還未停止，成為美國史上為期最久的經濟擴張，原本高漲的失業率于1984年中旬已經降回了1981年早期的數字，并且在接下來幾年里也持續下降。

　　里根政府主張減稅幫助了經濟的復蘇、制造了更多工作機會，最終將使聯邦政府獲得更多稅收，從1980年代初的每年5,170億美元大幅提升至超過1萬億美元。而里根政府新的軍事戰略增加了大量軍事預算，則導致聯邦政府的預算赤字達到前所未見的地步。

　　看一看里根之前的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吧：平庸、短見、無能、懦弱……把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的美國搞得衰弱病態、民怨沸騰……是里根讓美國重新走上了中興之路!“巫毒經濟學”一詞乃是1980年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時，當時里根的競爭對手布什所創，用來指涉里根經濟學的主張說為富人與企業減稅會帶來經濟繁榮與稅收的增加乃子虛烏有、邪魔歪道。

　　但諷刺的是，實行“巫毒經濟學”最徹底的是布什的兒子小布什擔任美國總統的這段期間(2000-2008年)。全球市場、金融解禁、富人與跨國企業當道的結果不僅導致美國經濟崩潰，也帶來全球性的金融海嘯與危機，無以數計的人失去工作與畢生的儲蓄，為“巫毒經濟學”的效力做了最佳腳注。

　　供應學派稅收理論同凱恩斯主義的稅收理論相比，有三個明顯的變化，即由強調刺激需求改變為強調刺激供給;由強調實行“收入再分配”，改變為強調鼓勵生產、工作效率和擴大收入差距，由強調政府干預改變為強調運用市場機制。

　　供應學派的稅收理論，可以概括為四點：(1)稅率與稅收收入之間關系的理論。其依據是拉弗提出的著名的“拉弗曲線”。這條曲線的簡明含義是，在稅率和稅收收入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當稅率為100%的時候，企業沒有任何利益，稅收就成為烏有;相反，如果稅率為0，政府收入難以保持，自然使政府陷于癱瘓。因此，在這條曲線上一定有一個最佳稅率點，這個點表示的稅率可以取得最大的稅人和預期的最佳的國民生產總值。

　　(2)降低累進稅率與邊際稅率。在70年代初，供應學派認為美國經濟中的根本問題是稅收制度。主要原因是由于所得稅的高累進稅率制度和“稅率結構”不合理，也就是對富人征稅適用的稅率太高，稅負太重。

　　供應學派認為，實行高累進稅率制度，富人稅負繁重，有許多壞處，如影響富人投資的積極性，其實，增加稅負，對富人的消費開支沒有多大影響，主要是影響富人投資的數量和質量;促使地下經濟發展，由于稅率進入“拉弗曲線”所稱的“禁區”，迫使一些企業和職工不斷逃入稅金避難所，進入不納稅的地下經濟的行列，增加逃稅現象;其弊端還有“經濟轉移”，即資本外逃和人材外流，這和為了增加收入顯然背道而馳。

　　所以供應學派竭力主張降低稅率，特別是降低邊際稅率。因為，邊際稅率越高，替代效應越大，對人們創造新增收入積極性的傷害也越大。供應學派認為，降低邊際稅率不是簡單的“收入回流”，而是會同時帶來刺激收入增加的因素。

　　因此，要想向富人多征稅，就要先降低富人的稅率，要想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就要先向納稅者減稅而不是增稅。因為降低稅率意味著更好的刺激、更好的刺激意味著更高的儲蓄率、更多的資本形成、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實際工資的更大增長。

　　稅負輕重對人們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的決策影響的理論。這個理論是用“相對價格理論”來說明的。相對價格理論是供應學派減稅主張的重要理論基礎。

　　它認為，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都是有代價的，都有一定的價格。稅收負擔也是一種代價、一種價格。在一定條件下，稅收負擔“價格”的高低，決定消費與投資、休閑與工作價格的高低，從而影響人們對消費。投資、休閑與工作的決策。

　　相對價格理論的提出，為供應學派的減稅政策主張，提供了經濟上的依據。既然稅率越高，閑暇的代價就越小，工作報酬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閑暇、打擊人們工作的積極性;同樣，既然稅率越高，消費的代價就越小，投資的報酬率就越低，自然高稅率就會鼓勵消費、打擊人們的投資積極性。

　　因此，在勞動者、儲蓄者和投資者對較高報酬的反映“彈性”較大時，減稅的“自償”能力也越大，這時，減稅不僅可以把閑暇的時間和閑暇的資金轉化為生產要素，而且稅收收入也不會減少。

　　減少政府干預和稅收減免。供應學派雖然十分推崇J•B•薩伊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但并不一般地反對國家干預經濟。對某些稅收項目實行減免，實際也是政府干預經濟的表現，因為它不是市場規律作用的結果，而是握有減免稅權力部門主觀意志的體現。減免稅的規模越大，越會使稅基縮小，越會代替市場機制的作用，越會增加納稅人對稅負不公平的擔心。而且有些稅收減免還常常是只能刺激需求，不能刺激供給。

　　所以供應學派主張應該用減少減免稅的辦法換取降低稅率，用低稅率去刺激投資、儲蓄和工作的積極性。供應學派的理論主張對整個80年代美國經濟政策的影響很大。里根被羅伯茨稱為“供應學派的第一位總統”。

　　但也有些經濟學家認為，供應學派的政策作用結果會使美國富人更富，窮人更窮，貧富懸殊在以空前的速度加深，這在政治上“已埋下災難的種子”。

　　在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下，調節經濟的指揮權掌握在總統手里。但總統未必是經濟專家，要使如此龐大復雜的美國經濟運轉好，就要有一批熟悉經濟、足智多謀的能人為總統出謀劃策，這就是總統經濟智囊的由來。名總統輪流執政。他們在各自的周圍都團結了一批經濟智囊，參與經濟決策。這些決策有些符合客觀要求，對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有些違背客觀要求，對經濟的發展起了阻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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