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華荃，原國務院工業普查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統計局高級統計師(北京100070)。

　　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是支配我國社會發展最重要的經濟規律，生產資料所有制又是生產關系中的基礎和核心。鑒于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的單一公有制與落后生產力相脫離的教訓，修改后的我國《憲法》總綱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1]為了進一歩明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199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提出：“公有制經濟不僅包括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和集體成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在：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公有資產占優勢，要有量的優勢，更要注重質的提高。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必須占支配地位。”[2]以上是本文量化分析和評價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理論依據。

　　一、量化分析和評價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兩個條件

　　科學、準確地量化分析和評價公有制主體地位需具備的條件：一是統計資料的真實性;二是界定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臨界值。

　　第一，關于統計資料的真實性。本文以直接反映生產資料的資產為主要指標(即全社會資產，系指全國經營性資產，不包括資源性資產和行政事業性資產，從業人員和產值屬于輔助指標，本文未闡述)，廣泛收集和科學加工整理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公布的歷年統計年報資料。由于國家統計局沒有歷年關于第一、二、三產業經營性資產(即實收資本)的統計資料，只能以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登記注冊的企業及個體工商戶的“注冊資本”來代替。“注冊資本”資料是為工商管理服務的，雖然用來代替實收資本的全面經濟情況有一定局限性，然而該局發布的全國“注冊資本”資料有三大優點。一是統計范圍不僅全面，包括第一、二、三產業企業及個體工商戶，而且基本符合實際。按照國家工商登記的規定，企業的注冊資本不得虛報瞞報，要與“實收資本”的口徑基本一致(據筆者測算，“注冊資本”數值為“實收資本”的80%左右)。至于全國農戶的資產，采用國家統計局歷年抽樣調查取得的全國農戶生產性固定資產數據。二是“注冊資本”歷年的資料系統、完整。三是“注冊資本”有各種經濟類型的詳細分組。

　　為了量化反映“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程度，首先，按照國務院有關文件規定，確定其統計范圍。即在國家發布的《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中，確定屬于國家經濟命脈的兩大類共16個中類行業(包括幾百個小類行業)。第一類屬于國家安全和自然壟斷的5個行業：采礦業、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金融業以及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業。第二類屬于重要基礎性的11個行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及計算機制造業。其次，收集和加工整理國家統計局歷年的工業年報和2004年、2008年經濟普查的上述各行業“實收資本”及其經濟類型的數據。實收資本系指投資者按照企業章程或合同、協議的約定，實際投入企業的資本。再次，在上述基礎上，用較為科學的推算方法來剖析混合所有制經濟(即中外股份公司)注冊資本和“實收資本”中，各種所有制所占份額。為慎重起見，本文的有關統計只用相對數，不用絕對數。經過這樣處理的一整套數據能反映所有制改革中，各類所有制經濟變化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趨勢，其科學性、準確性是比較高的。

　　第二，關于界定以公有制為主體的臨界值（即決定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數量界限）。根據上述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內涵，分別界定“公有資產占優勢”的臨界值和“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臨界值。在全社會資產中，公有制經濟應占55%-60%，非公有制經濟占40%-45%。其理論依據是：各種所有制經濟分布的行業及其現代化生產水平和企業規模是不同的，從而各自的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周轉速度也不相同，由此產生資產、從業人員、產值之間錯綜的數量關系。國有產業大部分分布在重工業，現代化水平較高，資本有機構成高，從業人員相對較少，資本周轉慢，年產值較低。私營產業很大部分分布在有機構成低的輕工業、服務業，從業人員較多，資本周轉快，年產值較高。因此，各種所有制的資產占總資產的比重與從業人員占總量的比重、產值占總量的比重不盡相同。根據幾個年度全國工業資產、從業人員、總產值計算的平均值，公有制工業中，從業人員的比重比資產的比重小5.2個百分點，產值的比重比資產的比重小4.5個百分點;而非公有制工業中，從業人員的比重比資產的比重大4.9個百分點，產值的比重比資產的比重大4.5個百分點。兩者的正負差距都在5個百分點左右，按此計算，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資產占55%-60%的情況下，其從業人員比重和產值比重大體上只能分別達到50%-55%;相應地，在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社會總資產40%-45%的情況下，其從業人員比重和產值比重大體上分別占45%-50%。因此從全國來說，界定公有制資產的比重為55%-60%，非公有制資產的比重為40%-45%，是比較合適的。這個臨界值比只計資產“優勢”的最低值51%高出4-9個百分點。有的學者主張，公有制資產的比重占60%-65%或65%-70%為宜。筆者認為，從目前我國生產力水平較低的實際情況出發，“公有資產占優勢”的臨界值定高了，不有利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如何設定“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臨界值?由于這一重要經濟概念包含的內容比較復雜，因此量化的難度大，可考慮從兩個側面、分三個層次來界定。第一個側面是國有經濟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第二個側面是國有經濟對經濟發展的控制力。從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來說，這兩個側面的含義是相同的;但量化“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是一個總體上的要求，而“國有經濟控制力”則是“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具體化和深化，要落實到宏觀調控的實際操作之中。界定的具體內容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量化反映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即在上述16個重要行業的實收資本總額中，國有經濟資本所占比重達到60%及以上。第二個層次量化反映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即在16個重要行業的實收資本總額中，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的行業資本之和占70%及以上。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的行業指該行業的資產中，不僅國有經濟資產所占比重達到60%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國有企業基本控制該行業的經濟運行。第三個層次量化反映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即在16個重要行業的實收資本總額中，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80%及以上。國有經濟具有相對控制力的行業指該行業雖未達到具有絕對控制力臨界值的要求，但行業中領頭的特大和大型國有企業憑借本身的經濟實力(如鋼鐵業)，或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如金融業)，對該行業的經濟運行仍具有不同程度的控制力。在上述三個臨界值中，第一、二個臨界值是主要的，因為對這兩者的規定不僅明確，而且要求嚴格;第三個臨界值是次要的，因為對“具有相對控制力”的規定不僅難以明確、要求較低，而且在實際調控中的主觀隨意性大。應當強調，同時達到這三個臨界值，才可視為“國有經濟完全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如果其中有一個未達到，只可視為“國有經濟基本上控制國家經濟命脈”。本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共同發展格局基本形成的2004年的實際數據，作為界定這三個臨界值的基準數。這是一個經驗數據，是比較符合目前我國實際情況的。

　　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格局基本形成（2003）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經歷了結果不同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79年至2003年前后，《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基本上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

　　從公有資產占社會資產的優勢來看，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所占比重分別從1985年的94.1%和5.9%，逐歩調整為2000年的63.4%和36.2%，以及2003年的57.0%(國有經濟占44.1%，集體經濟占12.9%)和42.8%(個體經濟占2.1%，私營經濟占24.4%，外資經濟占16.3%)。2003年兩者分別落在臨界值55%-60%和40%-45%之內。公有制經濟資產占第一、二、三產業社會總資產的比重，第一產業為89.2%;第二產業為49.6%，其中工業為48.7%，建筑業為56.1%;第三產業為50.7%，其中運輸與郵電通信業為72.8%、國內外貿易業為50.7%。除第二產業及其工業、國內外貿易業外，公有制經濟在其余產業都占55%以上。

　　從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來看，2004年的情況如下。[3]第一個層次即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方面，16個重要行業實收資本總額中，國有資本的比重占60.4%，在臨界值60%以上。第二個層次即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業實收資本總額中，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62.4%，在臨界值70%以下。第三個層次即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方面，在上述行業實收資本總額中，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76.8%，接近臨界值80%。上述16個重要行業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大體上可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其具有絕對控制力的5個行業：采礦業、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金融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這5個行業的實收資本額中，國有資本分別占71%、83%、85%、77%、60%，都在臨界值60%及以上;而且特大和大型企業對該行業中的經濟運行具有絕對控制力。第二類是國有經濟具有相對控制力的4個行業：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它們的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分別占56%、48%、41%、54%，都落在臨界值60%以下。然而，這4個行業中特大和大型企業的生產(勞務)在全國占重要地位，產品(勞務)質量、設備先進程度和企業現代化管理都處于行業領先水平，從而對行業中的經濟運行仍具有較大的控制力。第三類是上述9個行業以外的7個行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很弱、在有的行業甚至己經喪失。在這些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比重已降到38%甚至20%以下。

　　綜上所述，到2003年前后，《憲法》規定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國有經濟基本發揮了主導作用，從而奠定了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初步基礎，既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又發揮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積極性，有力地促進了生產力發展。

　　三、打亂基本格局：至2010年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己經動搖

　　第二階段是2003年以后，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遠遠超過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逐步打破了已經基本形成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格局。到2010年，公有制主體地位己經動搖，所有制改革面臨嚴峻局面。

　　從公有資產占社會資產的優勢來看，扣除價格因素計算，2010年的全社會總資產比2004年增長約1倍。這又分兩方面的情況：一方面公有制經濟資產約減少3%，其中國有經濟約增長15%，集體經濟則減少約45%;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增長約2.3倍，其中個體經濟增長約25%，私營經濟增長約2.8倍，外資經濟增長約2.1倍。因此，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資產所占比重直線下降，2003年占57.0%，2006年占48.6%，2008年占35.2%，2010年占26.9%;其中，2010年國有經濟占22.2%，集體經濟占4.7%，二者合計遠低于55%-60%的臨界值。此消彼長，非公有制經濟資產所占比重直線上升，2003年占42.8%，2006年占51.2%，已超過一半，2008年占64.2%;2010年高達73.0%，大大超出40%-45%的臨界值，其中個體經濟占2.2%，私營經濟占45.7%，外資經濟占25.1%。

　　2010年，按當年現價計算，非公有制資產比公有制資產多1.7倍，其中私營經濟資產不僅比集體經濟資產高出8.8倍，而且比國有經濟資產還多1.1倍; 外資經濟資產不僅比集體經濟資產高出4.4倍，而且比國有經濟資產還多13%。

　　從第一、二、三產業來看，除公有制資產在農業、運輸與郵電通信業占優勢外，其他產業的優勢都已喪失。第一產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所占比重為66.9%，其中國有經濟占3.9%，集體經濟占63.0%。農業的公有資產雖占絕對優勢，但以家庭聯產承包制為基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是最低級形式的集體經濟。土地歸集體所有、由家庭承包經營的生產方式仍有公有制性質，農機具等農業生產資料歸農戶私有，大多數農戶又分散經營，經濟實力弱小。2009年平均每戶的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僅9971元，比2000年增加1.1倍，年均遞增8.8%。

　　第二產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占27.6%，其中國有經濟占24.8%，集體經濟占2.8%;非公有制資產則占72.2%，其中個體經濟占0.9%，私營經濟占37.8%，外資經濟占33.5%。在工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占29.4%，其中國有經濟占26.8%，集體經濟占2.6%;非公有制資產則占70.4%，其中個體經濟占1.0%，私營經濟占30.73%，外資經濟占38.7%。在建筑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僅占17.8%，其中國有經濟占13.5%，集體經濟占4.3%;非公有制資產占82.0%，其中個體經濟占0.2%，私營經濟占77.7%，外資經濟占4.1%。

　　第三產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占24.0%，其中國有經濟占21.7%，集體經濟占2.3%;非公有制資產則占75.9%，其中個體經濟占2.8%，私營經濟占51.8%，外資經濟占21.3%。在運輸與郵電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占57.1%，其中國有經濟占56.0%，集體經濟占1.1%;非公有制資產占42.8%，其中個體經濟占3.4%，私營經濟占32.1%，外資經濟占7.3%。在國內外貿易業的社會資產中，公有制資產只占10.4%，其中國有經濟占7.7%，集體經濟占2.7%;非公有制資產則占89.4%，其中個體經濟占10.1%，私營經濟占73.4%，外資經濟占5.9%。

　　從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來看，扣除價格因素，2004-2010年國有經濟資產增長15%，遠低于私營經濟資產增長2.8倍、外資經濟資產增長2.1倍的速度。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時期的國有經濟資產，除國有工業資產增長24%外，在其他產業都大幅度下降。農業、建筑業、運輸與郵電通信業、國內外貿易業分別下降44%、23%、71%、58%。全社會資產中的國有經濟資產比重直線下降，1985年尚為55.6%，還占半壁江山，2003年降為44.1％，1985-2003年平均每年下降0.7個百分點; 2010年再降為22.2%，2003-2010年平均每年下降3.1個百分點。

　　比照“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經濟命脈”臨界值的三個層次要求，2010年的情況如下。在第一個層次即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方面，屬于國家經濟命脈領域的16個重要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比重直線下降，2004年為60.4%， 2006年降為56%，2008年降為44%，2010年再降為35%。2010年，屬于國家安全、自然壟斷的5個行業，國有資本的占比從2004年的80%降為2010年的45%;屬于重要基礎性的11個行業，國有資本的占比從2004年的31%降為2010年的21%，都遠低于60 %的臨界值。

　　在第二個層次即國有經濟控制力方面，2010年，屬于國家經濟命脈領域16個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23%，遠低于70%的臨界值，比2004年下降39個百分點;屬于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74%，也低于80 %的臨界值，比2004年下降3個百分點。

　　2010年，在16個重要行業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大體上可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的3個行業：電力煤氣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采礦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國有資本在各自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分別占79%、72%和68%(2004年分別占83%、71%、60%)，遠高于60%的臨界值，而特大和大型企業對該行業的經濟運行具有絕對控制力。

　　第二類是憑借特大和大型企業的經濟實力，具有相對控制力的5個行業：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黑色金屬工業冶煉及壓延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業，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國有資本在各自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分別占56%、45%、 34%、28%、23%(2004年分別占85%、48%、 41%、56%、54%)。除交通運輸與郵電通信業接近60%的臨界值外，其余4個行業都遠低于這一臨界值。然而，這些行業中的特大和大型企業(如鐵路、高速公路、民航、郵電，以及寶鋼、鞍鋼、武鋼、包鋼集團公司，鄭州鋁業集團公司、山東鋁業集團公司，第一、二汽車制造集團公司等)，在全國占重要地位、比重大，而產品(勞務)質量、設備的先進程度和企業現代化管理都處于行業領先水平，從而仍具有很大的控制力。

　　第三類是擔負著融通社會資金和把守國家金融大門的金融業。在該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國有資本所占比重直線下降，2004年為77%，2006年降為65%，2008年降為28%，2010年再降為12%，其余為集體資本占19%，私營資本占64%，外資資本占5%。私營融資機構發展快，雖有利于解決中小型工商企業的融資問題，但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地下融資鏈”，放高利貸等。例如，2011年6月，浙江省民間借貸綜合年利率達24.47%，接近基準利率的4倍，許多中小企業的利息支出已“吞掉”其利潤的三分之一。[4]在溫州，瘋狂的民間借貸導致許多中小企業陷入資金斷裂的危機之中。截至10月4日，該市至少有92名企業老總“跑路”。[5]同時，國際金融資本進入我國后，開始向農村延伸。現在，金融業中幾家國有獨資或控股的特大和大型銀行，憑借國家賦予的權力，加上自身的經濟實力，仍具有相當程度的宏觀金融調控能力，但需高度警惕，防止上述金融私有化造成的強大沖擊。

　　第四類是上述9個重要行業以外的7個行業，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很弱甚至己經喪失。它們是：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及計算機等制造業。應當指出，屬于這一類的多數是國家經濟命脈領域中科技水平高、利潤額大的重要基礎性行業。這7個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外資和私營資本占88%，其中外資資本占55%，私營資本占33%;而國有資本只占10%，集體資本僅占2%。它們中多數行業的個別特大和大型國有企業還在支撐門面，但處在外資和私營資本包圍之中，孤軍苦戰。

　　綜上所述，到 2010年，在社會總資產中，公有制經濟資產所占比重從2003年的57%降為27%，遠低于55%-60%的臨界值;非公有制經濟資產所占比重則從43%上升為73%，遠高于40%-45%的臨界值。公有制資產不僅已無優勢可言，而且按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資產所占比重推算，全國從業人員總數中有60%-70%是受剝削的雇傭勞動者。到 2010年，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也明顯減弱。2010年，屬于國家經濟命脈的16個重要行業實收資本總額中，就國有經濟應起主導作用而言，國有資本所占比重僅為35%;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僅占23%;國有經濟具有絕對控制力和相對控制力的各行業資本之和占74%。這三個比重不僅比2004年分別下降25個百分點、39個百分點、3個百分點，而且低于60%、70%、80%的臨界值。由此得出結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已經動搖。這是關系到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主義政權性質的根本問題。

　　這里需要說明，以上量化分析是筆者長期收集1965年以來特別是2003年至2010年的幾萬個相關統計數據，經過科學加工、整理、分析而得出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動搖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始自2006年，這一變化逐步明顯并惡化，至2010年已發展到嚴重的程度。為了客觀及慎重起見，筆者跟蹤觀察了四年才做出以上結論，詳見下面的示意圖。

　　注：縱坐標中，公有制經濟資產和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全國經營性資產

　　比重的臨界值，分別為55%-60%和40%-45%。2004年，這兩者的實際值

　　分別為57%和43%，都在臨界值之內。

　　圖1公有制經濟資產和非公有制經濟資產占全國經營性資產的比重（2000-2010年）

　　注：縱坐標中，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的臨界值為60%，國有經濟具有

　　絕對控制力的臨界值值為70%，國有經濟具有絕對和相對控制力的臨界值為

　　80%。三者歷年實際的運行曲線分別以紅線、黃線、藍線表示(注意用不同形狀的黑線代替并對此說明做相應調整，圖中的61%改為60%)。

 　　圖2國有經濟在國家經濟命脈領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2004-2010年）

　　還要指出，改革開放各個時期以來，非公有制經濟之所以快速發展，固然有其內在動力，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國有經濟大力支持之基礎上的，后者為此犧性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是因為，非公有制經濟主要從事投資少、建設周期短而利潤率高的產業。如2010年，屬于國家經濟命脈領域的16個重要基礎性行業中，利潤率高的上述7個行業的實收資本中，外資和私營資本占88 %，國有和集體資本只占12%。國有經濟主要從事投資規模大、建設周期長、利潤較低的采礦、能源、原材料等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大量廉價的燃料、動力、原材料以及基礎設施的服務，實際上把巨額利潤讓渡給私營企業(浙江、江蘇、廣東省更是如此)。私營企業還享受鼓勵出口的稅收優惠政策(2008年全國工業產品出口額中，私營企業占13%，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只占3%)。

　　私營企業對雇傭工人的超經濟剝削尤為嚴重。據第二次全國經濟普查資料，2008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職工月平均工資和福利為1585元，比國有企業職工的3309元低52.1%，這是私營企業主攫取高利潤的源泉;當年私營企業的利潤率為6.3%，比國有企業高出1個百分點，在企業稅后利潤中，國有企業占8.3%，私營獨資企業則占27.2%。私營企業主從1956年以前的16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1794萬人，雇工7624萬人。[6]

　　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額中，外資企業占30%左右。外資企業長期享受多種稅收政策的優惠，耗用我國的廉價能源、原材料和勞動力，通過加工貿易向世界市場輸出商品(2008年全國工業產品出口額中，外資企業占69%)，牟取高額利潤。

　　四、取得多方面成就的國有經濟改革及其方向性偏差

　　改革開放以來，從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及配套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等，國有經濟改革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存在方向性的偏差。其主要表現有：一是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二是實行“抓大放小”的方針;二者的后果從內部蠶食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因此，亟需采取戰略性措施，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制訂國有經濟“既抓大又抓小”的長遠規劃。

　　(一)我國現行的《公司法》主要以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為指導和藍本，實際上推行的是資本主導型的企業制度。這主要表現在：排斥國有企業中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和中國共產黨在方針政策、政治思想上的領導作用。在公司治理結構權力的規定中，確認“股東是主人”，沒有“企業職工當家作主，參與并監督企業管理”的條文。國有企業由出資者委派董事，成立董事會，董事會指定公司法人，并任命經理，而職工代表大會和企業黨委會則喪失了重要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公司治理結構設有監事會，但其成員中沒有職工和黨組織的代表，企業內部人控制的情況相當嚴重。國有企業高管集大權于一身(不少企業的董事長兼總經理)，擁有對企業經營的決策權、管理權、財務支配權、人事任免權、薪酬制定和紅利分配權等，卻基本上無人監督。對這樣的國有企業必須進行再改革，不能脫離我國國情，照抄照搬西方的企業制度。

　　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代國有企業制度，要整頓公司治理結構，一方面規定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應有的地位和權利，另一方面規定職工代表大會、黨委會、工會行使民主管理企業和監督企業領導的地位和權利，正確處理“新三會”和“老三會”的關系，貫徹《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原則。

　　要規定企業領導成員的德才標準，作為選拔和任用干部的主要依據，實行企業領導成員由職工代表大會選舉和股東會任命相結合的制度，不符合標準者免職。國有企業內部的分配應遵循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規律，實行與企業領導成員業績考核制度緊密結合的年薪制。目前在國有經濟實施的企業經營者年薪制，大中企業特別是金融業高管的年薪至少有一二百萬元，而國有企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四五萬元，背離了按勞分配原則，嚴重脫離群眾。這是迷信、照搬西方資本主義的現代企業制度的產物。

　　要防范權力與資本相勾結，依靠行政壟斷，將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蛻變為部門壟斷所有制或完全的企業壟斷所有制。

　　國有企業的改革，既要遵循價值規律及其市場機制，又要遵循按比例協調發展規律及其綜合平衡機制，還要遵循按勞分配規律及其按勞取酬機制，面向國內外市場，實行科學管理，包括全面計劃管理、全面質量管理、全面經濟核算和全員培訓管理，以班組核算和定額管理為中心，整頓規范會計核算、統計核算、業務核算三項核算制度，使國有企業具有比私有企業更強勁的內在動力和活力，開創社會主義企業現代化管理的新局面。[7]

　　在實行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國家考核物質生產部門國有企業的業績，不能GDP掛帥，既要看經濟效益即新創造價值的多少，也要看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的優劣。考核教育、醫療、文化等非物質生產部門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業績，不能利潤掛帥，而要看教育是否培養了高素質的人才，醫療是否有效地維護人民健康，文化是否為培育人民大眾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服務。

　　(二)為了扭轉公有制主體地位動搖的嚴峻局面，亟需制定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既抓大又抓小”的長遠規劃(如10-20年)。 “抓大”指發展大中型國有企業、特別是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抓小”主要指發展縣辦國有企業，充分發揮其在縣域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這樣做，既必需又穩妥且震動較小。縣辦國有企業(過去稱為小機械、小輕工等“五小企業”)是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艱苦創業起家的，對發展縣域經濟、鞏固工農聯盟所起的主導作用，功不可沒，但現在已所剩無幾。實踐表明，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政策，“抓大”是正確的，“放小”的弊病極大。后者的做法脫離農業生產力水平低的國情，否定縣辦國有經濟在農業現代化和集體化中的主導作用，也切斷了縣級政府的主要財源(目前出現的 “地方土地財政”也與此有關)。

　　這一規劃的指導思想是，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為核心，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8]以發展科學技術為支撐，全面貫徹落實《憲法》中關于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的莊嚴規定。凡國有企業因盜賣而蛻變為私營企業或破產的，都要追究有關人員的法律責任，追回其盜竊的公有資產(鄉鎮集體企業也相同)。凡屬于國家經濟命脈領域或行業的股份制企業，國有經濟必須絕對控股;其他領域或行業的股份制企業，國有經濟原則上也要絕對控股或者相對控股。

　　這一規劃是意義重大的攻堅戰，其目的不僅在于使我國的經濟總量、經濟實力位居世界前列，而且為在本世紀中期基本實現四個現代化打下牢固基礎，是比新中國成立之初156項工程規模更大、技術和管理力爭世界一流的偉大工程。

　　這一規劃要解決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籌集資金，可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有，動用購買美國上萬億美元國債券的官方外匯儲備，追回貪污分子盜挖的公有財產，列入中央和地方年度財政預算等。二是下大力氣配備并培訓德才兼備的過硬企業領導班子，這是比籌集資金更重要的大事。

　　重新振興縣辦國有企業的指導思想包括：要有利于發展生產力、實現農業集體化和現代化以及鞏固工農聯盟;將這些企業納入全國和省市自治區以大型國有經濟為龍頭的產業鏈的網狀結構，發展專業化生產，努力把地緣上的優勢(資源、區位、旅游等)轉化為經濟優勢;按照陳云提出的“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原則，發揮其在縣域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遵循客觀規律，面向國內外市場，實行科學管理，開拓創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2] 《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 9 9 7 年9 月1 2 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8/65445/4526288.html.

　　[3] 2003年沒有此項資料，2004年是第一次經濟普查的數據。

　　[4]參見《須警惕“民間借貸”演變為中國版“次貸危機”》，《21世紀經濟報道》2011年9月8日。http://opinion.nfdaily.cn/content/2011-09/08/content_29556982.htm.

　　[5]參見嵇晨:《溫州式“金融風暴”》,《第一財經日報》2011年10月10日。http://www.yicai.com/news/2011/10/1124994.html.

　　[6]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10年工商行政管理統計匯編》，北京：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11年，第134頁。

　　[7]原河北邯鄲鋼鐵集團公司首創“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的企業管理模式，曾為國務院明文推廣的典型。其顯著的特點是將這三個規律及其三項機制結合起來，落實到企業、車間、班組以至于個人，形成工人當家理財的生動活潑局面。

　　[8] 詳見趙華荃：《遵循客觀規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施兩個發展戰略，解決兩個關鍵問題》，《管理學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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