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圍繞國際金融的地緣政治爭奪

　　鄭彪

　　美國早期經濟學家亨利·凱里說：“19世紀20年代以后，美國的信用越來越多地被倫敦金融城所控制，完全背離了李斯特的國民經濟理念。”(42)實際上，美國崛起的過程就是擺脫對英國依附的過程，中間也有反復(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也是丘吉爾和西方內心十分佩服的地緣政治大師，他與西方國家既斗爭又合作，一切以蘇聯的地緣政治利益為依歸，手段高超。后來赫魯曉夫們熱衷于同美國搞“G2”，終于落入陷阱，自毀祖宗基業。)但是到了20世紀20年代，英國欠了美國一屁股戰費，美國抓住時機，乘勢而起，取代了英國的地位，毫不顧忌“‘父子’之情”。19世紀英國外交大臣張伯倫曾提出一個西方最著名也最厚顏無恥的外交準則：“英國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美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父”之身，真乃青出于藍而勝于藍。1921年英國駐美大使向外交部報告說：“美國政客中務實派的最大野心是，為美國贏得世界主導國的地位，同時成為英語國家的領導者。為此，他們打算建設強大的海軍，組建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隊。他們還打算組織我們通過向美國輸送貨物沖抵我們的欠款，他們在尋找機會把我們當成附屬國對待，因為我們的欠款沒有還清。”(43)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整個英帝國和英國本身實際上已經破產，靠向美國借貸(到1919年巴黎和會，英國欠美國戰費高達47億美元)打贏了戰爭，卻輸掉了霸權。那時候英國沒有美國現在這套國債“融資”機制，所以美國在金融地緣政治游戲上，可謂登峰造極。美國與英國，本是同根生，但相煎惟恐不急，地緣政治和世界霸權爭奪，是毫不手軟的。一戰期間，摩根財團不僅是英國參戰的金主，而且是整個歐洲戰場協約國必需品的獨家采購商，僅采購代理一項，摩根就根據所有裝船物品的價格抽取2%的傭金，生意做得天大。(44)當1917年1月筋疲力竭的沙皇俄國退出戰爭時，協約國面臨崩潰的威脅，這意味著摩根公司與英法等國一起崩潰。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媒體開始大肆鼓吹美國應當站在“正義”一方，出兵參戰，解救英國。美國政府不失時機，與1917年4月對德宣戰。此舉扭轉了歐洲戰局，到1918年8月英軍反手占領了里海的巴庫油田，斷了德國的糧道，幾個月后德國投降，功虧一簣。美國參戰，救了協約國，更救了摩根公司。所以，一次大戰對摩根公司來說，是一次史無前例的巨大的金融運作，“在如此巨額而又充滿風險的賭局中，還沒有哪家銀行敢單獨下注。”(45)摩根公司為什么膽大包天?因為背后有美國政府撐腰。須知，正是在一戰爆發前幾個月(1913年12月)，摩根為首的美國財團完成了對美聯儲的私有化，私人財團的利益與美國政府的利益之間的界限已經“模糊“了。威廉·恩道爾說，如果沒有美國聯邦儲備法，英國是否敢策劃發動那場歐洲戰爭，都值得懷疑。(46)因為摩根等美國財團與倫敦城，是同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美國政府不救摩根，不救英國，救誰?這樣一來，“漸漸地，美國政府已淪為紐約國際銀行家們擴張期實力的有用工具。”(47)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特別是美國參戰，在相當程度上是一次美英金融壟斷資本的政治-商業運作，也是一個地緣政治行為。

　　摩根公司“得救”之后，便開始新的金融運作。1917年8月美聯儲啟動主要向國民個人發售“自由債券”和其他債券，為戰爭募集經費。在愛國主義的動人宣傳中，這場發售主要是通過摩根公司等大型私人投資機構進行的。到1919年6月，不到兩年，發行債券的規模已達到214.78億美元，傭金歷來是按百分比提取的，自不待言。這些還都是小錢。據恩道爾披露，隨后“摩根家族的主事者，包括托馬斯·拉蒙特及其在華爾街的密友伯納德·巴魯克等人，在凡爾賽和會的秘密會議上，擬定了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賠款的‘賬單’。”(48)而更有一項偷梁換柱的驚人運作是，“美國一宣布正式參戰，摩根公司就悄悄地把他們手中握有的英國政府貸款全部換成了美國國庫券的普通債，轉手過程神不知鬼不覺。其結果是，戰爭結束后，英國債務已經成為美國納稅人沉重的負擔。而這樣一來，摩根利益集團十分肯定地獲得了戰后凡爾賽賠款的大頭。”(49)戰爭賠款歷來是地緣政治工具，19世紀下半葉中國就是被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的幾次割地賠款，整得極其悲慘。這里，所謂“轉手過程神不知鬼不覺”，并不可信，只不過瞞過了老百姓。試想，如此大筆合同的換手，必有法律手續，沒有英國政府授權簽字，如何生效?而美國政府至少是閉了一只眼;或者，生米做成熟飯以后，政府也沒轍，原本也難分彼此。

　　根據凡爾賽合約和有關計算，英國和其他盟國欠美國的債務總額為125億美元，利率為5%;德國欠英、法和其它協約國330億美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1921年5月最終敲定的數字為1320億金馬克，而且只給德國6天時間決定是否接受;如果德國拒絕接受，協約國將對魯爾區實施占領。德國被迫接受了屈辱的條件，也種下了復仇的種子。二次大戰，是日耳曼人對猶太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說‘不’”，但是歸于失敗。半個多世紀以后的今天，在世界石油、水等重大資源爭奪愈演愈烈的今天，軍事占領的事件還在全球繼續上演，包括這次北約國家對利比亞轟炸，德國人又開始說“不”，表明西方的一種地緣政治趨勢。在東亞，日本至今難以“暢所欲言”地對美國說“不”，2011年3月15日發生的特大地震引發地緣政治災難以后，日本的地緣政治發展趨勢如何，值得關注。

　　處理戰爭賠款，是重大國際政治問題，歷來有不同的方法。1922年4月，新經濟政策剛開始實行，蘇維埃俄國與德國達成協議(拉帕洛條約)，蘇俄放棄對德索要戰爭賠款，條件是德國向蘇俄出口工業技術等。此前，為了推翻蘇維埃政權，英國政府用盡渾身解數，包括刺殺列寧，支持白俄反革命武裝，花費重金就更不待說，結果落得一場空。于是，英國試圖乘新經濟政策的改革開放之機，謀取巴庫和包括薩哈林島的石油開采權。在爭奪蘇俄石油開采權合同的過程中，英國皇家荷蘭殼牌石油公司與美國辛克萊石油公司發生血拼，竟然爆出“茶壺頂”丑聞(將美國政府在懷俄明茶壺頂地區利潤豐厚的石油資產以租賃合同的方式加以轉讓)，此事導致哈丁總統暴斃。“1922年4月14日，正好在哈丁總統準備宣布與蘇聯外交和貿易關系正常化的節骨眼上，《華爾街日報》頭版上赫然刊登了‘茶壺頂’事件和哈里·辛克萊卷入其中的報道。沒過一年，哈丁總統莫名其妙地暴死，柯立芝總統的繼位使辛克萊和巴庫項目胎死腹中，承認蘇聯的計劃也無果而終。老辣的英國情報人員四處活動，阻撓了美國駐在蘇聯石油開采的企圖，這一點毫無疑問。”(50)美英壟斷資本集團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成功經驗，特別是美國崛起，野心膨脹，更加對歐洲虎視眈眈。為了圖謀蘇聯的石油等資源，美英又精心謀劃，為希特勒上臺鋪路。在20世紀30年代歐洲綏靖主義思潮泛濫和張伯倫的“禍水東引”政策的背后，正是美英壟斷資本集團的推動。釀成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有美英壟斷資本集團背后作祟，“危機從來沒有達到過如此嚴重的程度。某些實力強大的倫敦和紐約的金融家這樣做的意圖是，準備在歐洲的地緣政治中發動一次重大改變。到20世紀20年代，英美一小撮權貴已決定支持德國走激進的道路。”(51)

　　所謂“英美一小撮權貴”，幕后應是共濟會;所謂“‘支持’德國走激進的道路”，大危機期間德國最嚴重的金融危機(最著名的是魏瑪時期的超級惡性通脹)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它直接導致希特勒上臺。而其中美英銀行的政治-金融運作，如出自摩根公司之手的道威斯還款計劃實施、美英銀行對德國帶有懲罰性的大規模高利率短期貸款、對貨幣市場的利率和對德國等歐洲國家貨幣資本大進大出的操控，等等，起著重大的作用。恩道爾說：“在奧地利和德國，接踵而至的銀行危機、經濟蕭條和相關的一系列悲劇性事態發展，都是由英格蘭銀行行長蒙塔古·諾曼、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喬治·哈里遜以及摩根家族以及他們在華爾街的朋友們一手周密策劃和導演的。”(52)其中最具決定性的一手，就是在關鍵時刻撤資，包括大幅度削減貸款和拒絕貸款。而正在德國危難之際，1930年3月卻有“火柴大王”稱號的瑞典實業家兼金融家伊瓦爾·克呂格愿意出手貸款5億德國馬克作為緊急穩定信貸，這“對蒙塔古·諾曼的朋友們的長期戰略具有爆炸性的、不可接受的政治影響。”(53)于是，“大約幾個月后，人們發現克呂格死在巴黎的酒店里。正式驗尸登記的死亡原因是自殺。但幾十年后，瑞士研究人員經過詳細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克呂格死于謀殺。盡管實際的細節將永遠隨著克呂格之死而一同埋葬，但從克呂格死亡中獲利最大的仍然是倫敦和紐約的某些人。克呂格的死亡同時終結了德國自救的希望。德國從國際上獲得貸款的渠道被徹底堵死了。”(54)英美金融家這樣玩的結果，終于釀成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自己也差一點在德軍的轟炸中玩完。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前，英國政府就制定了禍水東引的“希特勒計劃”，半個世紀以后英國精銳部隊特種航空大隊的創始人大衛·斯特林說：“我們英國犯下的最大錯誤是，我們以為可以挑動德意志帝國去反對俄羅斯帝國，讓他們彼此爭斗，兩敗俱傷。”(55)可見，西方大金融家玩的是地緣政治，而大政治家搞金融，更是搞政治。一般數來，金融危機早期，往往是表現為資本鏈條斷裂，這時候給點現金，接上鏈條，就可能延緩危機，但是如果撤資，則適得其反。這時候注資還是撤資，往往不是什么金融，而是政治決策;向哪里注資，是救市還是塞狗洞，乘機中飽，也是政治決策。最近美國有報告說，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完全可以避免。完全能夠避免的金融海嘯，卻發生了，只能是政治原因(如果是蓄謀，就更是政治原因)。美國發生金融海嘯，中國一躍而成為美國最大的國債持有國，也只能解釋為地緣政治原因，可惜美國虎狼之心不如，得便宜賣乖，還倒打一耙。虎狼之心不如，是政治，也是文化，是美國特有的地緣政治-文化。

　　美國特有的地緣政治-文化背景決定了美國政治與金融之間的“旋轉門”。既然美聯儲是一家私人企業，是“全球最高金融寡頭的行業協會，它的背后之手是共濟會”，那么“美聯儲與華爾街如高盛穿連襠褲，不僅穿連襠褲，直接任職美聯儲由華爾街自己的人主導，紐約美聯儲則形同華爾街銀行的分支機構。這條組織路線，在美國資本市場的監管機構中始終貫穿如一”，(56)這還有什么奇怪呢?當然，美國講“民主”，做事最好有一點技巧，舉例說，“美聯儲主席這把交椅很重要，但目標太大，華爾街并不便直接派上自己的人。那就退而求其次，占據第二個要津。美聯儲共有12個分支機構，其中紐約的最大。紐約美聯儲很重要，其領導相當于美聯儲的前線總指揮。金融危機期間，鈕約美聯儲董事會主席由斯蒂芬·弗里德曼擔任。此兄1990年一1992年期間是高盛兩位聯席主席中的一位，1992年至1994年期間是高盛的獨任主席，任紐約美聯儲主期間仍然是高盛董事會成員。2008年12月，弗里德曼購入價值300萬美元的3.7萬股高盛股票。三個月之間，高盛已經搖身一變，成為銀行控股公司，歸美聯儲監管。一個月之前，紐約美聯儲指示美國國際集團(AIG)全額支付其交易對手向AIG購買的金融保險信用違約掉期(CDS)。高盛一家便得到130億美元。這不僅是把紐約美聯儲當作高盛自己開的，簡直是把紐約美聯儲當作弗里德曼自家開的了”;又例如，“美聯儲內部有政策，禁止其董事購買監管對象的股票。弗里德曼購買高盛股票后又過了數周，才從美聯儲處獲得特殊準許。而在購買3.7萬股高盛股票之前，弗里德曼已經持有高盛的大量股票。美國那邊也定期打擊內幕交易，但打擊的對象都是一些輕量級人物。”(57)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四章第二節“國際金融的地緣政治分析”的一個目，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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