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縮三放：美國海外用兵的邏輯

　　李崢

　　●依靠強大的聯合作戰能力，迅速取得戰果，然后在漫長的“維和重建行動”中，合法性、經濟的支持和民眾的耐性開始流失。

　　美國海外駐軍在當地一再犯下暴行，暴露出美國長期海外用兵存在的問題。從宏觀的層面來看，美國海外用兵面臨的問題均與下述三個因素有關，即用兵的合法性、軍事經費投入和國內民意的支持。從該視角分析，3月11日發生在阿富汗的美軍士兵屠殺平民事件是“偶然中的必然”。

　　美國是本世紀海外用兵最為頻繁的超級大國，其海外用兵往往遵循著這樣一個邏輯：作為美國整體戰略的一部分，以“維護地區和平”、“終結暴政”、“制止人道主義危機”為名出兵某國，依靠其強大的聯合作戰能力在戰斗中“取得先機”，迅速取得戰果;然而，在此后漫長的“維和重建行動”中，出兵的合法性、國內經濟對美國用兵的支持和美國民眾的耐性持續流失，反戰呼聲高漲，最終美國高層宣布“光榮撤退”，分階段將海外駐軍撤回本土。

　　美國海外用兵“三縮三放”

　　二戰以來，美國海外用兵共經歷三輪收縮期和三輪擴張期。首次收縮期從1 954年朝鮮戰爭結束開始至1960年結束。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美國海外駐軍人數緩慢下降，整體上呈現戰略收縮態勢，更多美軍返回本土。

　　美軍收縮趨勢在1960年前后發生轉折。從1960年至1967年，美國啟動了二戰后首次大規模海外用兵擴張。兩次柏林危機使美國切身感到了蘇聯的軍事威脅，進而大幅增加駐德部隊，駐德美軍在1962年7月達到27.7萬人的歷史峰值。至今，歐洲仍是美國駐軍最多的地區。1965年美國介入越南戰爭后，海外用兵人數進一步攀升，至1967年達到峰值123萬人。除50萬美軍部署在越南外，駐日本沖繩美軍迅速膨脹，甚至部署了戰略轟炸機。自1961年起，美軍應邀開始在泰國駐軍，泰國成為美國轟炸越南和對老撾進行“秘密作戰”的主要后方陣地，美國在泰駐軍一度達到3.8萬人。

　　越南戰爭使美軍傷亡慘重，在美國經濟每況愈下、國內民心出現動蕩的情況下，美國開始在海外“減少投入”，開啟了第二次軍事收縮。1969年“美萊村慘案”曝光后，美軍在國內外輿論的口誅筆伐下“道德破產”，加快了撤退步伐。至1976年，美國海外駐軍僅剩近39萬人，不到1970年的40%。泰國政府于1976年要求美國從其境內撤出全部部隊，至今，美國在泰國僅保留了百余人“象征式”駐軍。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美國海外用兵進入了第二個擴張期，其中尤以在中東的增幅最為明顯。1982年，美國在埃及駐軍達1500人，比1980年增長了三倍，同期美國在沙特的駐軍增加超過50%。1980年到1990年海灣戰爭前，美國在中東部署的海上部隊一直維持在一萬人左右，比前十年增加了一倍。1991年海灣戰爭后，美國在沙特駐軍達到1.4萬人的峰值。

　　隨著海灣戰爭和冷戰的結束，美國外部戰略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對美而言繼續在歐洲駐留大量兵力已顯得多余。另外，隨著蘇聯威脅的消失，一些有美國駐軍的國家反美情緒逐漸上升，紛紛要求美軍“走人”。美國隨之開始了二戰后第三次、也是規模最大的海外駐軍“回流”。 1991年至1995年，美軍海外用兵總數縮減到23萬人，為二戰后最小規模。其中，美國駐歐洲的部隊規模縮小了一半至12萬人左右，駐中東的部隊總數也降至伊朗革命之前的水平。到1993年，美國最終將駐菲律賓的部隊撤離完畢。

　　“9.11”事件的發生使美國再次開動戰爭機器，2001年至今，美國開啟了海外用兵的第三個擴張期。2003年伊拉克戰爭前夕，美國派駐海外的部隊已比2001年翻了一番，其中駐沙特、科威特和中東地區的海上部隊已達到海灣戰爭之前的規模，同時，美國與土耳其政府達成協議，利用該國軍事基地對伊拉克動武，美軍借此在土境內派駐后勤士兵千余人。本次軍事擴張在2007年達到峰值，此時美軍駐伊拉克達21.8萬人，駐阿富汗美軍達2.5萬余人。時至今日，美國海外用兵規模仍處于高位，201 1年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后，仍保留一萬人駐留科威特，2000人在巴林，1500人在土耳其。在中亞，2014年撤軍前美國仍將在阿富汗駐軍近十萬人，另外在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四國部署有6000人部隊。當前，美國海外用兵占美國軍隊比重達到34.9%，略低于2007年的峰值39%，但遠遠超過冷戰結束時的22.5%，與越戰頂峰時的36%也不相上下，規模上超過冷戰結束后的任何一個時期。

　　屠殺事件或成下輪收縮的“導火索”

　　3月11日阿富汗屠殺事件的發生可能成為壓倒美國本次海外軍事擴張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此之前，美國發動反恐戰爭的若干支撐力均在減弱。

　　在擊斃拉登及重創基地組織后，美國在反恐戰爭中的敵人僅剩下“次要敵人”塔利班。受焚燒《古蘭經》事件、侮辱塔利班士兵尸體事件以及屠殺事件的連鎖影響，國際媒體的焦點已從阿富汗的安全局勢轉到美軍在當地所犯下的一系列暴行和當地民眾高漲的反美情緒上，這些均表明美軍行動的合法性正在降低。

　　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不可能像反恐戰爭初期一樣“無條件”地增加軍事預算，而需要將更多資源配置在重振經濟和解決政府財政赤字的問題上。根據今年2月美國國防部提出的預算計劃，2013財年美國軍事預算將從2010年的峰值下降700多億美元，降幅超過10%，根據國會《預算控制法案》要求，美國軍費下調不僅將繼續，甚至需要加速。五年后，海外經費將進一步降至450億美元左右。以此經費維持30萬以上的海外駐軍幾乎不可能。

　　在經歷了十年反恐戰爭后，美國民眾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駐阿富汗美軍屠殺平民事件不僅引發了當地政府、民眾的反美情緒和塔利班的報復威脅，也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彌漫已久的厭戰、反戰情緒。就連一向支持反恐作戰的共和黨陣營，五年來也首次有超過半數的民眾認為阿富汗戰爭不值得繼續。在大選年背景下，美國朝野不得不重視這一民意變化，一旦“反戰”成為壓倒性民意，諸位在任或參選的官員和議員也將被迫在“政治前途”和“既定的外交安全政策”中選擇前者。

　　為未來戰略謀劃“預埋棋子”

　　近期，美國國防部公布了新的“戰略指針”，宣布將大幅度從歐洲撤軍，并將中東和亞太作為新重點。然而，從以往歷史情況來看，美軍在海外用兵收縮的同時很難做到“調整戰略重心”，即部分地區增兵、其余地區撤軍。多數情況下，美軍僅能在關鍵地區保持駐軍規模。而一旦美國開啟收縮進程，就難以輕易掉頭轉向，往往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綜合來看，美國開啟第四次海外用兵收縮的跡象已越來越明顯，大規模增加在亞太軍事存在的可能性不高，短期內開啟類似伊戰、阿戰這樣的地面作戰的可能性不斷降低。美軍收縮將使國際社會減少一個主要的戰爭源頭，政治手段將重新成為解決國際爭端的主流，這些對我國維持外部安全形勢、延續戰略機遇期較為有利。

　　然而，美國進行戰略收縮也往往是其重塑國力、軍事科技升級換代、進行戰略規劃的積蓄期，后撤絕不代表美國將放棄全球領導權，或改變“美國例外論”的根本思維。通常在收縮期，美國也常開展一些不加聲張的小規模行動為未來戰略謀劃“預埋棋子”或“開路”。例如，美國在1958年即通過出兵干涉黎巴嫩和對伊拉克、埃及發出軍事威脅，為其日后進入中東“埋下伏筆”。如今，美國在中東采取的“利比亞模式”、在亞太的戰略布局調整和在太空、網絡等新安全領域的舉動均或昭示著美國未來的戰略走向。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5期，摘自2012年第10期《世界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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