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入“壞的貿易”陷阱的基本背景和理論根源
鄭彪
在近代西方經濟史上,1846年英國廢除《谷物法》以后,愛爾蘭經濟迅速破產,立即表現出對英國的依附性質。曾經為林肯總統制定經濟戰略的著名美國早期經濟學家亨利·凱里對此評論說:“這是在一個不幸的國家里重建奴隸制的條件之一”。(117)(轉引自((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注釋)愛爾蘭不幸,人民生活遭到沉重打擊,成為英國自由貿易政策的犧牲品。中國改革開放,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當時加入世貿體系,雖然急了點,也是順應潮流,拼死一搏,沒有相當的魄力,也做不到。這兩件事之間沒有聯系,也沒有可比性,但是畢竟世界經濟水深,中國斷然加入WTO,國內外多有疑慮,此事引起了巨大反響。這里記述兩件筆者親身經歷的小事,一是國際反響,二是國內反響。前者,記得2000年前后,筆者在北京某企業工作,突然有俄羅斯使館商務處人員找到我,刨根問底追問中國為什么如此急切地加入WTO?表明國際上至少俄羅斯對此很不理解。后者,筆者由于工作關系,與中國銀行董事趙孜龍老先生過從較多。趙先生是魯國人,生性直爽,又有長期革命經歷,德高望重,心系國運,也是2000年前后,筆者有幸私下里一起談論國事。一次他很嚴肅認真地提出:“依你看,中國加入WTO以后,會是什么形勢?”這個問題忒大,忒突然,我心里沒把握,又怕挨呲兒,于是不免書生習氣,嘴上假謙虛。沒想到先生頓然變色:“我這是誠心問你呢!”于是我硬著頭皮說:“加入WTO就是取消貿易保護。依我看,與抗戰形勢差不多,開始階段,稀里嘩啦;以后可望轉入戰略相持和反攻階段。”趙先生“唔”了一聲,點點頭,我算是蒙混過關。用抗戰八年的形勢來類比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的形勢,這是筆者的愚見,是否真有可比性?轉眼十多年過去了,根據國家發改委數字,中國28個產業,有21個為外資控制。這算不算局部“稀里嘩啦”,我不知道。但是2008年10月美國金融海嘯發生,應是戰略轉折的機會來了,我曾提出“從2009年起中美關系應當進入“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階段,“利益均衡的相互依賴”,這是筆者對中美關系實現‘軟著陸’的定義。”(118)(鄭彪:《中國軟實力:決定中國命運的兩種思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頁。《中美國(Chimerica)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海派經濟學》第31期)實際上,所謂“利益均衡”即使是相對的利益均衡,真正實現,談何容易?萬事開頭難,至少應當努力爭取,有所作為。
2008年美國引發金融海嘯導致深刻性前所未有的這場世界經濟危機,迅速波及中國的出口行業。隨著大批出口企業倒閉和陷入困境,學術界關于外貿的理論和政策爭論也進一步激化起來,集中表現為中國外貿發展的兩種針鋒相對的基本思路的爭論。一種是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以自由主義的比較優勢原理為依據的國際大循環戰略思路,實際上成為長期以來實行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另一種是近年來由賈根良教授提出的以重商主義為依據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前者即國際大循環戰略,各方面耳熟能詳,對于后者即“國內經濟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需要略加介紹。
賈根良教授認為,在當代條件下全球產業價值鏈的發展,使得報酬遞增和報酬遞減的活動不再表現為工業和原材料產業的分野,而是在農業(包括原材料產業)、工業和服務業等所有產業都表現為高端環節(產品)和低端環節(產品)的分野,因此,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時代,發達國家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理論誘使發展中國家安心于“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的國際分工地位,這實質上是全球化時代的殖民主義戰略。因此,在對外經濟發展方式上逐步實現從受剝削和受壓迫的“進口高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轉變為“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高端產品”就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而國際大循環理論以比較優勢理論為依據,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結果,導致中國陷入“壞的貿易”的五大陷阱:第一,深陷對外國低端產品市場依賴的陷阱,造成我國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在近十年內出現了急劇嚴重惡化。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低端產品出口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劇烈沖擊;低端產品出口的大量過剩遭到了許多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的任意宰割。第二,深陷低工資國際競爭力的陷阱,其結果是造成內需越來越萎縮,而內需的萎縮又迫使企業不得不依賴國外市場需求,陷入這種惡性循環難以自拔,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下降和外貿依存度居高不下的根本原因。第三,深陷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美元霸權的雙重陷阱。第四,深陷外國直接投資依賴的陷阱,這是我國深陷美元陷阱、中美貿易不平衡、國內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匯率被迫升值的基本原因。第四,深陷技術依賴陷阱,使我國日益喪失國際競爭力。第五,深陷對外部資源的嚴重依和本國資源廉價出口的陷阱。(119)(賈根良:《中國在加入WTO十周年之際應考慮退出WTO》,烏有之鄉網2011年3月30日)為此,賈根良提出了在現行WTO體系下避免我國再遭受嚴重損失的十條政策建議,進而提出應該研究是否退出以及如何退出WTO的戰略問題。上述觀點無可避免地引起了各方面的強烈爭議和反向,見仁見智,不足為奇。重要的是,賈根良教授長期以來研究演化經濟學,對西方經濟思想史和經濟發展史有較深入的研究,以史為鏡,對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能提出獨到見解,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和不敢言,這一點在當前中央號召改進學風的今天,尤其值得提倡。
這里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會發生這種情況?導致中國陷入“壞的貿易”陷阱的基本背景和理論根源是什么?這個問題從根本上說,涉及探索中國社會主義的道路,對此,不能就貿易本身就事論事,有必要進行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國道路實為中國共產黨發明創造的專利,所以中國道路今年九十歲而不是三十歲。九十歲又分為三個三十歲。“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是因為共產黨成功地開辟了中國革命道路,這是指前二十八年,大數三十年,是革命道路;中國革命道路的基本經驗是暴力革命,武裝斗爭,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這條道路,中國至今還是半殖民地。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中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體系,政治上淪為半殖民地,經濟上走上封建官僚買辦資本主義和半殖民地道路,淪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原料產地、投資場所和商品市場。這是中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和國際分工的必然后果。為了擺脫半殖民地地位,中國人民進行了一百多年艱苦卓絕的斗爭,但是蔣介石政府是美英壟斷資本的附庸,只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暴力革命、武裝斗爭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這個目標才得以實現,國家主權包括長期由英人把持的海關才重新回到中國手中。所以,中國人民不僅認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發展中國,而且將獨立自主視為生命線,建國以后既不依附于西方,也不依附于蘇聯,靠走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道路,獨立自主地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還搞出了“兩彈一星”,才恢復了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贏得了“大三角”之一角的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而計劃經濟的最大優勢在于迅速地(不通過市場機制)將社會剩余產品轉化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沒有外部積累來源,在一個時期內難免會侵蝕一部分必要產品,比如‘挖農民’和長期實行低工資,甚至長期凍結工資。迅速積累的含義至少包括:第一,用行政手段配給剩余,不通過市場機制;第二,政治獨立,消滅官僚買辦資本,合營了工商業,剩余不流失于個人(官僚買辦和私人資本),更不流失于國外,而留在國內,在國家手里轉化為積累。正是在這里,沒有殖民地的“后發國家”產生了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經過1949-1978年三十年的艱苦奮斗,為‘一窮二白’的中國奠定了初級工業化的基礎,為今日的崛起插上了騰飛的翅膀。否則,改革開放既沒有較高的歷史起點,也沒有必要的政治條件、制度基礎,更沒有家底,即必要的物質基礎。著名俄羅斯經濟學家波波夫教授說得形象有趣:把鄧小平放到非洲,就不可能有這樣的成就。要是沒有初級工業化包括“兩彈一星”在內的這點家底,在美蘇既勾結又爭霸的國際環境中,不要說改革開放,怕是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還在不在,都很難說。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肢解就是中國周邊的例子。1979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舉世矚目,不容否定,也否定不了,但是由于復雜的原因,中國加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后,特別是加入WTO以后,片面強調“與國際接軌”,獨立自主遭到嚴重削弱,一些人甚至放棄了這個意識,卷入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許多領域造成了消極后果。這三十二年分三段,1979-1992年的經濟改革總體上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路子,城鄉居民普遍受惠,無意中與帕累托改進相契合。計劃總體上體現國家意志,市場機制具有二重性,就其體現的生產關系來說,自發地有利于資本而不是勞動的利益,特別是有利于在市場上占壟斷地位的國際壟斷資本的利益,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也是如此。就中國經濟改革來說,這個時期成就最大,也最突出。這個時期的基本經驗是發展和改革的政治方向正確,堅持了公有制主體基礎上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基本思路,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此同時,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經濟思潮的影響愈來愈大,主導了“七五計劃”時期的政府經濟改革思路,表現在對外貿易理論上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占了上風,國際大循環理論對開放政策影響很大,出口導向開始形成。但是總起來說,這一時期自由貿易理論的積極作用還是主要的,國民經濟尚有“鳥籠”控制,還講究綜合平衡,弊端尚不明顯,但是隱患較大。在經濟改革總體思路上,1989年北京風波后鄧小平在若干場合多次肯定了陳云主張的這條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路子。1992年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南方講話》表明他的思想發生變化,主觀上思想解放,魄力很大,與時俱進,理論上也有突破,但是爭議很大。由于采取了“不爭論”政策,在“保駕護航”的條件下,重新啟動了經濟改革進程,同時也造成了后遺癥,主要是被新自由主義鉆了空子。1993-2002年這十年是經濟改革的第二階段,這十年經濟改革步子很大,成就不小,但問題也最多最大,主要原因在于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成災,模糊了經濟改革的方向,在某些領域甚至以美國模式為改革目標,方向錯誤造成失敗,如衛生部公開承認醫改照搬美國模式失敗。其國際背景是新自由主義在前蘇聯東歐地區和拉美等地造成巨大地緣政治災難之后,1993年米爾頓•弗里德曼第三次來華推動新自由主義,此后正如海外學者鄭永年所說,“中國成了新自由主義最大的試驗場”,“最大”,就是世界之最,比美國和拉美還大。這也是一個國內外目睹而難以否認的事實。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發展和改革政策的影響較大,特別表現在所有制改革領域的私有化傾向、宏觀調控領域和分配領域的自由放任傾向以及在教育、醫療和住房等領域不同程度地照搬美國模式的傾向。與此同時,我國在這十年保持了GDP的高速增長,外貿更得到飛速發展,經濟結構更加扭曲,為數眾多的出口加工企業不僅納入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而且被普遍鎖定在低端,在資源加速被掠奪、生態環境大面積迅速惡化和財富加速外流的背景下,出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與工資緩慢增長或趨于停滯同時并存的趨勢。在這種條件下,經濟的外貿依存度高達70%左右,導致中國陷入“壞的貿易”的五大陷阱,許多領域出現對西方技術和資本的依附傾向。
2004年“郎咸平旋風”引發了第三次改革爭論,大大超出理論界范圍,實際上具有政潮性質,2005年“劉國光旋風”更將其推向一個高潮,也將對長期以來外貿戰略和政策的反思引向深入。2011年5月劉國光同志在美國榮獲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表明其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貢獻,也包括近年來“劉國光旋風”的重要貢獻得到國際學術界認可。劉國光將這場反思上升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高度,所以他的文章和觀點能高屋建瓴,引領方向。作為錦上添花,這里從地緣政治學角度做一點補充分析。
首先,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復興偉業的必由之路,美國則要將其納入自己的全球戰略軌道,最終是將中國作為地緣政治對手(也是“文明沖突”的對手),這是當代全球地緣政治的一個無可調和的根本矛盾。無論從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角理論分析,還是從“文明沖突”的地緣政治理論分析,都是如此。從地緣政治看,中華復興是中華民族唯一的地緣政治出路,否則就是滅亡,而中華復興必然引起全球地緣政治變局,與美國和整個西方的利益相沖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實現地緣政治平衡,否則無解。毛澤東一生堅持“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政治”,而政治不排除必要的妥協,但是絕不拿原則做交易,所以尼克松1971年在會談中幾次向他兜售“中美聯合改變世界”的意圖,毛澤東都不予理睬,根本不搭這個茬(參見毛澤東主席與尼克松總統的會談記錄)。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和蘇共則不僅熱衷于“美蘇共治”,而且拿原則作交易,最后把自己輸了進去。1979年中美建交,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中國催生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階級斗爭熄滅論”死灰復燃,對帝國主義抱有不小的幻想。美國則在1979年鄧小平訪美之前,就已經為中國設局,預設各種陷阱,從意識形態到政治軍事外交,從經濟外貿到社會文化,全方位戰略性,步步為營,誘導中國。對此,中國不是完全沒有警惕,也懂得“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仍然存在,有時甚至還很激烈”的道理,而美國又善于花言巧語,將自己的戰略意圖掩飾得很好,其政治意圖客觀上也有一個暴露過程。對此中國也有一個認識過程,例如1986年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到1987年說還要搞五十年,經過北京風波之后,到1992年說要搞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美國在1989年北京風波臺前幕后起的作用,擦亮了中國人的眼睛,1989年陳云幾次講“帝國主義本性沒有變”,鄧小平說“四項基本原則我說的最多”,又說“新的冷戰已經開始”。1989-1991年中國也搞過反“和平演變”,實際上爭論激烈,后來終于轉向“不爭論”,其實是擱置政治爭論,有利有弊,好處是能夠迅速重啟經濟改革,代價是反“和平演變”擱起不談。至于如何改革,在實際工作中導致“不問姓社姓資”的思潮泛濫,結果被另一種政治即新自由主義乘虛而入,一時間紛至沓來的各種方向模糊的經濟改革措施導致一些人“悶聲發大財”的私有化浪潮,而“以市場換技術”實際上導致放棄技術上獨立自主的努力,“國際經濟大循環”更一發不可收拾,在這一背景下,基尼系數不斷攀升,超過警戒線,出現各種社會預警信號,包括國家安全。換言之,經濟改革伴隨著“去政治化”傾向,在實踐中經濟改革卻成為最大的政治,而且某種地緣政治實力愈來愈得隴望蜀,實際上發動了以共產黨執政地位為目標的“政治改革”的倒共沉船運動,也是中美之間地緣政治博弈的一部分。近年來特別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出現的危及國家安全問題,愈來愈暴露出長期以來美國乘中國改革開放之機對華發動地緣政治戰爭(鄧小平稱之為冷戰開始)的真相,終于引發近年來國內國際普遍關注的持續不斷的社會爭論和與之相聯系的社會震蕩。
其次,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爭奪,由于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分化和西方對中國的滲透,部分地演變為國內兩種不同地緣政治主體的斗爭和爭奪,而且幾近白熱化。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說:“美中博弈已短兵相接。”(120)((港)吳康民:《兩岸軍事合作可自保衛海疆始》,《東方日報》2011年6月16日)短兵相接,不僅表現在國際,也表現在國內經濟基礎和政治、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筑領域,后者如2011年5月前后全國各地五萬多人民群眾自發地掀起對某兩個知識界反共名人的全民公訴活動。在后殖民主義時代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西方國家實施的地緣政治控制是通過在該國扶持統治階級和特殊利益集團進行的,而使該集團成為發展中國家中滋生的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主體。在前蘇聯,根據俄羅斯地緣政治學家瓦·列·彼得羅夫的分析:“1990年蓋達爾-丘拜斯-別列佐夫斯基是葉利欽總統時期的地緣政治主體,他們在國家權力最高層進行著一個民族兩種地緣政治主體殘酷無情的斗爭,最大最好的一份國家財富落到了他們手中。”(121)((俄)瓦·列·彼得羅夫著,于寶林等譯:《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頁)隨著中國不斷深入地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正如劉國光同志判斷的那樣,中國的階級分化已經是一個事實,這種情況是必然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對國內進行政治滲透,并形成與西方利益一致的特殊利益集團,這是一種代表西方利益的地緣政治勢力,是否已經形成了彼得羅夫所說的俄羅斯改革中“蓋達爾-丘拜斯-別列佐夫斯基”集團那樣一種地緣政治主體,還不能那樣斷言,中國畢竟不是俄羅斯。但是是否有這樣的苗頭和趨勢?值得重視和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將其表述為階級,地緣政治學表述為地緣政治主體,都是指“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個集團,由于他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122)(《列寧選集》第4卷,第10頁)不同的利益集團,或稱階級,或稱地緣政治主體,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國際國內階級斗爭和地緣政治斗爭相互交織、錯綜復雜,受其影響,中國的思想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也必然激化起來,而改革以來兩條發展思路和改革思路的斗爭所演變成的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關系到中華復興的成敗乃至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兩種地緣政治力量斗爭的性質。中國陷入“壞的貿易”的五大陷阱,在當代“文明沖突”中最終將導致何種悲慘的地緣政治后果,不言而喻。
再次,近三十年來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在政治-文化層面集中表現為美國力圖將中國的發展和改革引向西化進而分化、分裂的道路,在意識形態和政策層面集中表現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這種西化思潮的政治實質在于顛覆共產黨的政權和解體人民共和國,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共產黨內健康力量和人民群眾的堅決反對和抵制,在20世紀80年代表現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但是經濟領域不反自由化,有利有弊,弊在為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與經濟發展和改革形勢急遽復雜化留下了隱患。所謂新自由主義影響導致經濟發展和改革形勢復雜化,表現在外貿金融方面,就是落入“壞的貿易”陷阱。1996年江澤民同志提出“講政治”,2000年時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錦濤同志在宣傳部長會議上提出“反對國際勢力對我國‘分化’、‘西化’的政治圖謀”和“反對新自由主義”問題。正因為中央領導政治上清醒,黨內有健康力量做中流砥柱,所以盡管中國“試驗場”雖大,新自由主義終于不能像在蘇聯那樣,成了氣候,而且有2002年黨的十六大以來“不平凡的五年”和2007年黨的十七大以來,特別是這次我國被迫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來走過的同樣不平凡的道路。歷史證明,改革開放不能一帆風順,走過了不平凡的道路。不平凡的道路,包括走彎路,出風波,栽筋斗。毛澤東稱大躍進是栽筋斗,改革開放就不栽筋斗?落入“壞的貿易”陷阱,還不是栽筋斗?所以,無論革命還是建設,栽筋斗是正常的,不栽筋斗,一帆風順,反倒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栽筋斗要及時總結,善于總結和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以避免載蘇聯那樣的大筋斗。這就需要全面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包括科學的改革觀、開放觀。這方面,有關的討論已經很多,也很深入,筆者在其它地方也多有論述,此處不贅。
最后,“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美之間的這場地緣政治博弈,其基本態勢已經發生并將繼續發生有利于中國人民的變化,中華復興的偉大歷史潮流也是東方文化復興的地緣政治潮流不可阻擋。就改革開放最近的一段時期而言,2007年黨的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徹底將西化之路在政治上封死,具有特殊重大的意義。在同一背景下,2006年中央制定的自主創新戰略和近年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轉向擴大內需為主的方針雖然實施起來并非易事,但是都在加緊實施并不斷取得成就,這一切表明中國經濟對外資外技的依賴程度已經開始扭轉,必將繼續扭轉,包括開始擺脫“壞的貿易”陷阱。
(本文系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三章“當代國際分工、國際貿易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中第三節“當代國際貿易的依附經濟學分析”的一個目,該書日前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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