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占領華爾街運動，從9月綿延到12月，似乎仍沒有消停的跡象。“1%同99%”的口號反映了這個世界第一資本主義大國內部的渙散。在99%的普通民眾看來，之前他們生活的這個體系所提供的分配制度，是讓情況變得更壞而不是更好。如果大量財富只是流入1%的人的口袋，那么就如本文作者認為的，這個制度是致貧的、不穩定的、不可持續的。
　　 盡管如此，分配制度不過是這個體系中的一部分，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市場經濟、民主自由這些今天為大多數人所認同的社會進步標志，也是首先來自這個體系。“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不管在哪個時代，都是最有效的方法論。面對大洋彼岸的這場運動，中國需要的也正是這種態度。
　　
　　黃樹東
　　
　　 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未來走向是開放或不確定的，而它引起的思考卻是明確的。這場運動的主力是年輕人，并在世界范圍內獲得了廣泛的反響。它表明資本主義下年輕人的不滿和信仰危機是廣泛的。它對當今西方體制的批評主要有兩方面：一是貧富懸殊，二是金錢政治（金錢政治加劇了貧富懸殊）。按流行的話說，反對者們要表達的就是：目前西方這種資本主義體制，對無權無勢的大多數中下層而言，是一個“致貧”的體制。現在，我們看看這些對中國究竟有些什么借鑒意義。
　　
　　致貧的體制
　　
　　 這是一場反思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場化運動。
　　 同“占領華爾街”運動表達的看法相反，中國有些經濟學家提出，中國要解決貧富懸殊必須實施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似乎認為，徹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即資本主義是解決貧富懸殊的有效體制。究竟是這種看法對呢？還是“占領華爾街”運動表達的看法對呢？
　　 我們還是讓數據說話吧。
　　 上世紀30年代以來，西方中下層民眾的相對貧困日漸加劇。經濟大蕭條尤其是二戰以后，西方普遍引入社會主義的某些做法，通過政府干預，大規模地調整了西方的分配格局，在某種程度上調和了資本主義的固有矛盾，有效縮小了貧富懸殊，為資本主義贏得了戰略恢復期。不僅挽救了資本主義，而且還讓前蘇聯徹底解體。但是，上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逐步成了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主流。伴隨著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場化，上述歷史進程開始逆轉，富裕階層大規模減稅，貧富懸殊開始擴大。這一進程在前蘇聯崩潰以后急劇加速。以美國為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9左右，上升到2008年金融危機以前的0.47。超過了大蕭條前夕的水平。最富有的1%占有的社會財富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的20%左右，上升到2007年的40%。
　　 美國貧富懸殊的加劇，也得到了官方機構的承認。美國獨立于兩黨的CBO（國會預算辦公室）在10月下旬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從1979年到經濟危機爆發的2007年，最富有階層的財富成指數增長，“（美國）家庭稅后的收入分配在2007年比1979年更加不公平”。它指出頂部1%的階層收入增長了275%，而占人口60%的中產階級的收入，同期只增長了40%。頂部1%的人的收入在1979年只占社會所有收入的8%，到了2007年上升到17%。不僅如此，在這段時間，位于底部的90%的家庭的稅前平均收入下降了900美元，而頂部1%的家庭卻增長了70萬美元。1992～2007年，收入最高的400人收入增長了392%，而他們的平均稅率卻減少了37%。
　　 這些數據表明，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興起帶來了貧富懸殊的急劇擴大，它表明徹底的私有化和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是一個致貧的體制，只會導致中下層更加貧困。對此我們要有客觀和清醒的認識。
　　
　　兩種資本主義模式的失敗
　　
　　 這是一場反思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動。
　　 這場運動得到了世界范圍的廣泛響應。為什么會這樣？是因為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都是一個致貧的制度。
　　 說資本主義是一種致貧的體制，是馬克思的發現。他指出資本主義面臨生產無限擴大和勞動者相對貧困的矛盾，勞動者無可避免地面臨相對貧困化。所以，貧富懸殊或制度性致貧不是美國才有的孤立現象。二戰以后西方資本主義有兩大實踐，一個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一個是歐洲的社會民主模式。前者強調自由市場和私有制，后者偏重國家福利調節。從上世紀80年以來，這兩個模式都受到新自由主義的主導，導致貧富懸殊急劇擴大，中下層的相對貧困化加劇成了普遍的現象。比如經合組織的17個國家工資占GDP的平均比重，1979年為75%左右，到了2005年卻下降到66%左右——幾乎下降了10個百分點。而美國從1980年到2006年人均GDP增長了67%，而中等收入群體卻只增長了16.9%。可見，GDP的增長（生產的擴大）同勞動者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下降（相對貧困）并存是這兩個模式的共同現實。所以，無論是社會民主模式還是盎格魯·撒克遜模式，都是致貧的模式。在解決貧富懸殊方面都失敗了。
　　 這兩個模式的失敗還表現在他們各自面臨的債務困境，而這些困境都源于經濟關系及其導致的貧富懸殊。許多人認為西方的債務危機是福利社會帶來的。這一點不太準確。第一，福利社會存在的經濟條件是分配不公，分配極端不公才需要二次分配進行調整。第二，本來福利社會是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普遍出現富人減稅的趨勢，結果政府只好借債，于是就出現了現在的債務危機。所以，債務危機的根本原因還是勞動者的相對貧困和貧富懸殊。
　　 這兩個模式的失敗還表現在，貧富懸殊導致總需求不足。過去，這種總需求不足被債務擴張掩蓋了。現在債務擴張的道路進入了死胡同，西方政府普遍面臨降低債務杠桿的困境。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出現長期的總需求不足，長期的生產過剩和產能過剩，導致長期的經濟的停滯或低增長。
　　 這場運動還認為西方的政治程序是導致貧富懸殊的另外一個主要根源。所以，他們在世界范圍內質疑“金錢政治”。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下的年輕人這樣反叛，社會民主模式下的年輕人也這樣反叛。
　　 總之，冷戰以后的兩類資本主義實踐或模式都失敗了，因為它們都是致貧的模式。我們在思考中國未來選擇的時候，對此不能不深思。
　　
　　政策選擇背后的利益博弈
　　
　　 有人在介紹這場運動的時候，或明或暗地隱喻，這場運動是一場少數人的牢騷運動，而大多數中下層的相對貧困是懶惰導致的。我們就從這場運動最風靡的“1%同99%”這個口號談起。“1%”是說財富高度集中在1%的人手中。
　　 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JosephStiglitz在2011年5月就指出，1%的民有，1%的民享，1%的民治。另外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經濟學家PaulKrugman指出，“1%同99%”這個口號準確地界定了目前美國中產階級同少數精英的問題。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話，那就是“99%”還是太過樂觀。他說，最富有的“1%”的財富，其實已經大規模地集中在最富有的“0.1%”的手中。《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Anne-MarieSlaughter在描述“我們是99%”網站時指出，它們是“無數頁來自中產階級的證詞。他們貸款上學，貸款買房實現美國夢。在他們能找到的工作上，努力刻苦地工作，卻最終失去了工作，或嚴重的工作（時間）不足”。
　　 用“1%”來描述美國財富集中的現象，還可以一直追溯到過去。比如強生藥廠公司的繼承人，電影制片商，JamieJohnson，在2006年拍了一部紀錄片，名叫《百分之一》，揭示了（在2001年）“1%”的精英控制“34%”社會總財富的事實。再往上訴就是在2000年的大選中，高爾指責布什是為“1%”的最富有階層服務而不是為所有人的福利服務。
　　 西方的貧富懸殊還在加劇。在對付債務危機的過程中，貧富懸殊還在進一步擴大。在解決債務危機中，有兩個政策選擇，一個是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開支，實施緊縮計劃；另一個是給富人加稅，或二者兼顧。這種政策選擇之爭，其實是利益之爭。前者是讓中下層為債務危機買單，后者是讓富人買單。許多人認為在經歷了漫長的減稅以后，富有階層應當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但是，西方的決策程序決定了，目前政策的走向是單方面地讓中下層買單——這些做法將進一步加劇貧富懸殊，已經非常困難的中下層將更加艱難。其制度性致貧的特點更加嚴重。可以想象西方的中下層對目前的政經模式的失望到了什么程度。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會有占領華爾街的運動，為什么南歐的中下層，法國和英國的中下層都走上了街頭。
　　 西方這種嚴重的貧富懸殊威脅著社會的穩定。我們知道一個社會要長期穩定，至少有一個必要條件。第一就是這個社會的分配體系必須做到某種平衡和兼顧，不能像美國和歐洲這樣，讓很少的人得到太多，大部分人得的太少；更不能在這種困難的時候，仍然是大多數人得的太少，甚至還在得的更少。如果精英階層不愿意為社會經濟的調整付出必要的成本，而繼續讓中下層買單，那西方就可能進入一個相對動蕩的時期。世界歷史上，精英階層拒絕承擔必要的成本，導致社會或國家無法渡過難關而釀成巨大災難的國家和民族，不是一兩個。
　　 所有這些都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為中國計，一定要堅決拒絕致貧的體制和方式，一定要走自己的道路，建立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實現共同富裕的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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