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抗議年

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2011年正成為全球化的一個拐點。這一年中，有兩件事具有標志性的意義。首先是阿拉伯國家持續的抗議運動，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政權的更迭，并沒有給充滿暴力的街頭抗議畫上句號。推翻了穆巴拉克的埃及，血腥的暴力沖突死灰復燃；敘利亞的抗議運動愈演愈烈；而也門的薩利赫政權已搖搖欲墜。其次是抗議運動的全球化，繼“阿拉伯之春”后，傳統上十分穩定的西方發達國家，也被街頭抗議傳染。繼英國的街頭暴亂之后，“占領華爾街”點燃了美國的抗議運動，波及全美乃至歐洲。為什么發展程度極不相同、社會政治文化也極不相同的國家，竟會同時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抗議？這當中有沒有共同的根源？

對中東、歐美各國街頭抗議運動的分析很多，大多將原因歸結于貧富分化和政治意識的覺醒。貧富懸殊、政治腐敗固然是這場全球性抗議的大背景，但在很多國家，這兩大痼疾都由來已久。筆者以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嚴重分裂，而這正是全球化的結果。更具體地說，當前全世界抗議四起的原因，就在于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模式。上世紀末，兩位德國記者漢斯-彼得·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通過大量采訪，寫了一本書，名為《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深刻描繪了全球化圖景以及其帶來的各種負面后果。在此書出版10年后，全球化引發的許多世界性問題并未得到解決，而新問題則不斷產生。蘇聯和東歐陣營崩潰后，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速度進一步加快，全球迅速陷入了兩極化陷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既有鴻溝進一步擴大；許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兩極化的程度也迅速加劇。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之春”與歐美各國的“占領行動”，正是這種全球化的產物。

從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角度看，街頭抗議反映的往往是社會的深度分裂。無論是中東的“茉莉花革命”，還是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都是平民大眾對經濟精英、政治精英的反抗。要理解2011年全球性的抗議運動，首先需要理解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為何會出現分裂？民眾和精英之間的差距為何越來越大？

高歌猛進的全球化

很難否認，近幾十年來全球化的基本動力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對利潤的追求。西方發達國家在幾百年的發展歷程中，總是難以走出一個困境：經濟發展和資本利潤平均化，持續推高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導致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不斷上漲。社會生活水平的上升本來是分配公平化的契機，但資本自然會催生通貨膨脹來抵消勞動成本的增加，而嚴重的通貨膨脹則會帶來極大的社會問題和危機。在冷戰結束前，西方發達國家一直是在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的交替中發展。

冷戰結束后，原蘇東各國，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大大加快。西方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找到了解決上述困境的出路。為了最大限度的盈利，發達國家資本不斷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這種制造業遷移與資本輸出的模式，避開了發達國家常見的要素成本上漲、環保標準、工人運動、福利制度等不利因素，使資本獲利的空間大大提高。

從表面上看，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似乎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帶來了雙贏。發達國家的資本完成了最佳的資源和生產要素配置；發展中國家獲得了先進的技術及管理方式，同時增加了就業。分析西方國家和東亞尤其是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全球化確實是一個雙贏的過程。30年來，西方國家很少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中國迅速確立了自己的“世界工廠”地位。如果再進一步擴展到國際關系和秩序，似乎也是一種雙贏的局面，參與全球化的各國出于共同的利益，都致力于穩定并改進目前的國際秩序，這在近代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更遑論在爆發過兩次世界大戰的20世紀。

全球化刺激產業轉移

但是，這遠不是經濟全球化的全部。如果看全球整體經濟，看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結構，就會發現在全球化進程中，發達國家與某些發展中國家確實獲得了雙贏的機會，但也面臨巨大的經濟和社會問題的挑戰。而之所以會出現這種背反，是因為當前的全球化模式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導的。

對于發達國家的資本來說，為了獲取最佳的資源和生產要素配置，把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逐利過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能夠承接西方國家轉移出的制造業。這涉及到勞動力及土地價格、國民教育程度、勞動力技術水平、政府工作效率、宗教信仰、社會文化傳統等等相關因素。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只有東亞，包括中國，以及部分中南美洲的少數國家不同程度地承接了西方國家轉移出的制造業，從而基本完成或接近完成了工業化轉型。而在世界上許多地區，包括中東阿拉伯國家和整個非洲、中南美洲大部分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并沒有完成自身的工業化。這些國家在全球產業鏈中主要是作為西方發達國家的原料產地而存在。東亞和中南美洲、中東及非洲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差異在于，東亞諸國出口的幾乎都是工業制成品，而后者出口的工業產品只占很小部分，特別是中東和非洲國家，基本上是靠資源出口來維系國家經濟。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在經濟上依賴資源出口，經濟上就很難有競爭力，并且會造成國民的競爭能力低下，以及嚴重的社會分化。歷史證明，既然一個國家能夠通過出口資源獲得財富，就很難有動力從事制造業，這是當今一些資源出口國難以完成工業化的原因。同時，由于資源以及出口通常被政府或寡頭掌握，資源換來的財富在國內的分配常常是通過非市場的手段來實現，大部分國民漸漸淪為食息階層，這和制造業國家的工人通過勞動力市場獲得報酬有很大區別。所以，許多資源出口國往往陷入相似的困境，即普通民眾的勞動技能低下、工業化進程遲遲無法完成、資源性財富分配不公。今年以來，一系列的街頭抗議出現在中東和北非地區，并非偶然。

從全球產業鏈看，許多發展中國家淪為資源出口國，歸根結蒂是因為受制于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模式。對于發達國家的資本來說，其目的是獲得最低價格的資源，所以如何跟掌握資源的政府或寡頭合作最為重要，而資源出口國本身的工業化發展并不在發達國家資本的考慮之列，這與西方國家的制造業轉移有很大區別。環顧當今世界，依賴資源出口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貧富懸殊嚴重、社會沖突激烈，而以制造業為主體的東亞各國則相對穩定。只要全球化模式仍由發達國家資本主導，資源出口國就很難完成工業化轉型，社會將繼續在兩極分化中動蕩。

當然，以出口加工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并非沒有問題。承接了西方發達國家轉移的低附加值制造業，也就同時承接了環境污染和勞資沖突。但是，這種困境是一種發展中的困境，大規模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會造就大量技術工人，提高國民素質，最終完成西方國家當年工業化的道路，亞洲四小龍的相對成功證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成功在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很難看到。

中產階級的困境與抗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的全球化雖由西方國家的資本主導，但西方國家自身卻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化過程中走向衰落。從表面看，全球化似乎是一個有利于西方的一邊倒過程。通過獲得全球的資源和生產要素的最佳配置，西方資本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生產成本，最大限度地從全球獲得了高額利潤。但是，這種依靠資本在海外盈利的方式徹底地改變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整個社會陷入嚴重分裂，這跟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在兩極化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是殊途同歸。“占領華爾街”和街頭抗議在西方國家蔓延，這是根本原因。

“占領華爾街”的口號是“我們是99%”，按照組織者的說法，這個99%和1%之比主要是指財富分配的不公。事實也確實如此，按照最新一期《福布斯》雜志（2011年第11期）的說法，全美0.1%富人的資本所得占全國資本所得的一半。在富人越來越富的同時，美國的中產階級開始急劇減少。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11月20日的報道，亞特蘭大郊區的福西斯縣，當地家庭平均年收入8.8萬美元，在佐治亞州名列第一，在全美排第十三位。但現在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儲蓄已經用光，住房已經被法庭拍賣，或者正進入拍賣程序。一些居民甚至難以維持每日三餐，許多中產階級開始淪為新貧困者，不得不到救濟處領取救濟食物。

美國的中產階級為什么會急劇萎縮？社會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嚴重的貧富分化？示威者把問題歸結為分配不公。但是，究竟在哪里有不公？示威者說得并不清楚。西方國家普遍實行市場經濟，普通人的收入主要由市場決定，那么市場分配的不公又從何體現呢？其實，與其把美國的貧富分化歸咎于分配不公，不如追溯到美國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從根本上說，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出現的問題，是全球化過程決定的。西方發達國家事實上已經陷入“發達國家陷阱”，或者說患了難以治愈的“富貴病”。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政學界十分注意“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其實，當今世界最大的問題在于“發達國家陷阱”，或者說發達國家的“富貴病”。“發達國家陷阱”有兩個緊密相關的基本特征，這就是“產業空心化”和“國民競爭能力兩極化”，而貧富的兩極化不過是這兩個特征的結果。

如上所述，當今世界的全球化是一個由西方資本主導，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資源和生產要素最佳配置的過程。由于世界各國發展階段的巨大差異，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而這種產業鏈的轉移最終將導致發達國家的“產業空心化”。如果僅僅從國家財富的增長和經濟指標來看，這種“產業空心化”并不是什么壞事。高污染、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都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而這些產業的研究、開發、設計的高端工作以及產品最終銷售的控制權仍然由本土資本掌握，“產業空心化”不過就是把產業鏈中的“臟、累、苦、賤”的環節轉移出去，產品的絕大部分利潤仍然被西方資本所控制，這對西方發達國家有什么危害呢？

但是，對于一個國家來說，制造業外移遠非只是勞動力成本下降的問題，而是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中產階級數量和質量、大多數國民的競爭能力，以及社會的有效需求。當英國和美國作為世界工廠時，其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能力是最強的，而且國民的有效消費需求也是最強的。制造業以及相關產業中的技術工人不僅創造產品，同時也創造消費。以美國為例，正式就業的普通藍領技術工人，收入要比零售服務業的工人高四五倍或者更多。隨著制造業的空心化，美國技術工人數量開始急劇萎縮，越來越多的技術工人轉移到低技能、低收入的服務業。由于技術工人數量的急劇減少，美國服務業中的一些具有技術性的高收入工作，也開始外包到發展中國家。目前，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GDP占比一般都超過了70%，而美國超過了75%。許多學者常常把第三產業的GDP占比增加看成是產業升級和社會進步，這種觀點其實過于簡單化。第三產業歸根到底要依賴于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發展，第三產業過高容易導致一個國家實體經濟的萎縮，中產階級人數銳減，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有效需求下降。

西方發達國家制造業和服務業中的許多技術工作的轉移，導致了社會結構的急劇變化，導致“競爭能力兩極化”的現象，其中又以美國最為典型：金融、研發、設計領域少數最優秀的社會精英在全球化過程中不斷向上攀登，攫取了全球市場中的大量財富；而制造業和服務業技術部門中的中產階級則由于喪失工作而向下淪落，不得不進入低技能的零售服務業。結果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數量越來越少，競爭能力越來越差。所以盡管在總體上，發達國家的財富一直在增長，但這種增長主要集中在人數極少的精英手中，廣大低技能的服務業與這種來自全球市場的高額利潤基本無關。經濟結構的變化導致國民生產技能兩極化，而國民生產技能的兩極化則導致財富收入的兩極化，最后財富的兩極化引發社會分裂和抗議。這就是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發達國家陷阱”。

中國須防“發達國家陷阱”

迄今為止，西方國家對“發達國家陷阱”通常采用兩種遏制措施，但其實都是飲鴆止渴，治標而不治本。面對制造業外移，國民生產技能下降、中產階級銳減的困境，歐洲國家通常采取國家干預的福利政策，盡可能用高福利來緩解中下階層的不滿，但福利國家模式不可避免會導致高稅收以及競爭力下降。而結果就是，作為近代工業革命和文明起源地的歐洲，逐漸變成“富貴的懶人社會”。面對全球化的激烈競爭，歐洲的福利國家破產是遲早的事。與歐洲的福利國家模式不同，美國主要是聽任市場的自發規律完成資源配置，以此來解決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即居于社會頂部的富豪階層通過華爾街的金融產品向消費能力不足的中下階層放債，包括放任具有高利貸性質的信用消費。在一定時期內，這種富人向窮人放債的模式能夠暫時提高全社會的消費能力。但長期而言，缺乏謀生技能、缺乏有效工作機會的中下層民眾被債務壓垮是不可避免的。2008年由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風暴就是最典型的例證。

由此可以看出，由發達國家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模式是全球兩極化的始作俑者，也是當今各國抗議運動的根源。資本在全球不受制約的逐利，不僅造成了世界體系中窮國和富國的兩極化，同時也刺激了上述各國社會內部的兩極化。2011年抗議民眾席卷中東、歐美各國的街頭，正是普通民眾對社會兩極化的反抗。如果發達國家不改變目前的全球化模式，世界將持續動蕩不安。

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把握了歷史機遇，因此成為世界工廠。但由于資本逐利的本性，中國“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已初露端倪。溫州實體經濟陷入經營困境，以及民間資本的高利貸化，正是對產業空心化的警示。如果聽任市場的自發規律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中國沿海發達地區就會步溫州的后塵。若果真如此，盡管中國還沒有發展到發達國家的程度，也會提前遭遇“發達國家陷阱”。要避免這種未老先衰、未富先敗的結局，政府就必須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必須對宏觀經濟結構采取有力調控。只有政府的堅強調控，才能保證實體經濟的發展，支撐起強大的中產階級，提供充足的有效需求，從而避免社會分化、危機和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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