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背景下西方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論爭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吳易風 王晗霞

　　2011年11月09日17:13

　　西方經濟學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的論爭。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論爭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在經濟理論上主要表現為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之爭。這場論爭以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的勝利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失敗而告終。第二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發生滯漲危機到本世紀第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前為止。在這一階段，新自由主義思潮廣為泛濫，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在不少國家占據上風。第三階段開始于新世紀第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爆發。這次危機源于美國，很快發展成為世界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在這場危機爆發前后，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危機可能性、危機嚴重程度和發展趨勢、危機原因、應對危機的政策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激烈爭論。西方學界和普通民眾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新自由主義對這場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西方國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凱恩斯主義為理論依據的應對政策。在這一階段，新自由主義的主流地位發生動搖，并在危機中趨于衰落。

　　一 、危機爆發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承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否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主張國家干預主義的西方經濟學家，承認市場自我調節能力有限，承認市場失靈。在這場危機爆發前夕，他們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預感到、甚至預言了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

　　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迷信市場有充分的自我調節能力，反對政府干預，強調政府失靈而否認市場失靈。他們普遍否認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斷言大蕭條早已一去不復返，甚至經濟周期也已被馴服。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美國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教授努里埃爾·魯比尼由于對本次危機的較為準確的預言而備受矚目。2006年9月7日，魯比尼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預言，美國住房市場即將崩潰，并將導致深度經濟衰退。2008年2月5日，魯比尼又具體地預言走向金融災難和經濟災難可能經歷的十二個步驟。他還預言美國投資銀行以及類似房利美和房地美這樣的大型金融機構在危機中有可能陷入癱瘓，甚至有可能遭滅頂之災。魯比尼的預言很多都為當前這場危機所證實。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1994年預言可能爆發亞洲金融危機，1996年預言即將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他的兩次預言為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所證實。《蕭條經濟學的回歸》是克魯格曼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探討危機原因和對策的名著。2008年，克魯格曼在此書基礎上寫成《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一書。在這本書中，克魯格曼說：美國和全世界都將遭遇一場嚴重的衰退。克魯格曼不僅認為亞洲金融危機與“大蕭條”頗為相似，而且認為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與‘大蕭條’更為相似”。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斯蒂格利茨較早地察覺到美國存在發生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在20年前“證券化時代”開始時，斯蒂格利茨就預見到證券化有可能在災難中結束。他提醒政府加強對抵押貸款證券化的監管。本世紀初，斯蒂格利茨看到美國房地產市場銷量和價格與居民收入持續嚴重背離，即居民實際收入不斷下滑而房地產銷量和價格卻不斷上漲，預感到房地產泡沫已經取代了股市泡沫，有可能爆發危機。

　　與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相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代表人物和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西方政界代表人物幾乎都否認危機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羅伯特·盧卡斯2003年在美國經濟學年會上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已經解決了。”

　　曾經追隨薩繆爾森并成為新凱恩斯主義者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現任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近些年來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新自由主義傾向。在2004年發表題為《大緩和》的演講中，他模仿新自由主義者盧卡斯，斷言經濟周期問題大體上已經解決了。 在這次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伯南克等人還散布幻想，說次貸危機可以得到控制。

　　在美國已經陷入危機時，信奉新自由主義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美國總統布什在2008年3月14日發表演講，完全無視現實，還在宣傳市場自行調節論。他說：“市場正處于自我調節的過程中。”布什此言后來被美國輿論評為“2008年的最糟糕的預言”之一。

　　二、危機爆發后，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嚴重程度和發展趨勢的不同判斷

　　新世紀第一次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爆發后，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承認這場危機的嚴重性，認為再繼續實行自由放任，后果將不堪設想。與之相反，以前否認危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現在否認當前危機的嚴重性，對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形勢一再表示樂觀，斷言經濟很快就會復蘇，政府無須干預。

　　不少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為，當前這場危機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研究大蕭條的美國經濟學家克里斯蒂娜·羅默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奧利維爾·布蘭查德認為，這場危機非常接近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伯克利加州大學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學三一學院凱文·奧魯爾克認為，此次衰退類似大蕭條初期階段的特征，全球工業產值下降的路徑與大蕭條期間驚人地接近，全球貿易萎縮的幅度比大蕭條的第一年嚴重得多，全球股市的跌幅遠遠高于大蕭條相應階段的跌幅。總之，“從全球范圍來看，我們正沿著大蕭條的軌道發展，……這是一次蕭條級的事件。”為了強調此次經濟衰退的嚴重性，有不少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稱之為“大衰退”。

　　然而，很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這場危機與大蕭條沒有可比性。芝加哥大學加里·貝克爾認為，這場危機無論從對產出還是對就業率的影響來看，都無法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相比。他在2010年1月接受記者采訪時甚至認為，“這場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嚴重--如果是這樣，我想你不會看到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顯著加強--我對此越來越有信心。”

　　危機爆發后，奉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宮預算主任吉姆·努斯爾在2008年7月還不顧事實地宣稱，美國“已經避免了一場經濟衰退”。

　　當經濟數據顯示經濟收縮稍有所減緩時，不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就匆忙聲稱已經看到了“復蘇的萌芽”，認為衰退即將結束，并將回歸正增長，而且很快接近潛在增長率，經濟再沒有下行的風險。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經濟形勢這種盲目樂觀的估計，受到國家干預主義主義經濟學家的嚴肅批評。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2009年6月17日接受采訪時表示，流行的觀點認為復蘇就會到來。這是非常不確定的。也許政府會根據官方數據宣布衰退在某個時刻結束，但這是有誤導作用的。因為這個衰退結束可能伴隨著就業率持續下降、國際收支持續失衡、消費和投資持續減少。

　　魯比尼2010年5月提出，美國經濟并不像盲目樂觀者說的那樣好，甚至還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說，我們正經歷著的是全球危機的第二個階段，即對私營企業國有化和過度信貸等刺激措施導致國債和赤字激增的階段。全球危機遠沒有結束，而是進入了一個更加危險的階段。同年9月8日，魯比尼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專訪時說，美國經濟發生“二次探底”的風險超過40%，美國經濟2010年下半年就業情況會惡化，赤字會更嚴重，房價會繼續下跌，銀行的虧損會增加，經濟增長率會大大低于長期平均水平，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國經濟還有可能發生“二次探底”。

　　西方國家嚴峻的經濟現實，證明了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并非是在危言聳聽。

　　2010年8月10日，面對疲軟的實際增長、消費支出和就業指標，美聯儲不得不下調了對經濟前景的預測，表示“近幾個月產出和就業復蘇的步伐已有所放緩”。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認，美國經濟前景面臨“非同尋常的不確定性”，美國在實現全面復蘇之前，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

　　2010年9月20日，記錄和研究經濟衰退起止日期的機構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宣布，始于2007年12月的經濟衰退于2009年6月結束。可是，面對高失業率、工資增長停滯、房價下跌以及幾十年來數量最多的喪失抵押品贖回權的案例，美國總統奧巴馬無可奈何地說，人們根本沒有理由慶祝全國經濟研究所得出的經濟衰退已經結束的結論。在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宣布的經濟危機已經“結束”兩年多之后，奧巴馬又一次無可奈何地說：“經濟患了心臟病，雖然病人活過來了，正在漸漸康復，但是康復的速度非常緩慢。”

　　2011年8月14日《今日美國報》(USA Today)援引對39名頂級經濟學家進行調查的結果說，目前發生另一場經濟衰退的幾率是3個月前的兩倍。

　　克魯格曼在《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曾經提出“大衰退”一語，用來表示嚴重程度介于“大蕭條”和“衰退”之間的嚴重經濟危機。現在，美國有日漸增多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用克魯格曼的“大衰退”一語來表示新世紀的第一次經濟危機，相當普遍地認為這是自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

　　三、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原因的不同認識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發展，原本否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時不得不面對現實，回過頭來討論危機的原因。但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認為，當前危機原因在于政府監管，在于國家干預經濟。由此，他們堅持反對政府監管、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新自由主義立場。

　　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說：“是政府的行為和干預，而不是任何私有經濟固有的缺陷和不穩定性，造成、延長并加劇了經濟危機。”

　　美國加圖研究所執行副所長大衛·鮑茲說：“這是一次由政府監管、政府補貼和政府干預引起的危機”，“我們陷入這場危機，正是因為背離了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原則”。

　　按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監管是釀成危機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經濟體系，就需要“政府退出”。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危機原因在于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的觀點完全相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危機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監管，正是在于沒有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當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已經吹起時，政府沒有及時刺破泡沫，而是等著泡沫破裂了以后著手收拾殘局。正是政府推行的這種對金融部門解除或放松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直接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

　　克魯格曼認為，此次危機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對傳統銀行解除或放松監管，另一方面在于作為“非銀行”運營的金融機構即“影子銀行系統”逃避監管，沒有被金融風險防范網覆蓋。他指出，美國20世紀90年代發生的危機和本世紀初出現的房地產泡沫，本應被看作是更大危機的可怕前兆，但當時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對監管的政策，都認為市場總是正確的，監管則是壞事，因此，政府不但沒有擴大監管和金融風險防范網，反而為“金融創新”和“自由市場奇跡”大唱贊歌。

　　斯蒂格利茨也認為，危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監管。他指出，當出現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時，美聯儲本可以采取減少最大貸款余額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貸款與收入比率等措施來加強監管。如果美聯儲認為沒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國會提出要求，但是它卻選擇了不作為。斯蒂格利茨說：“自保羅·沃爾克被解雇后，我們的國家就開始承受由不相信監管的人來監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選中，就是因為他反對監管。”“我們現有的監管和監管機構失敗了--部分是因為當監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監管時，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監管。”

　　斯蒂格利茨還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進而分析了金融系統本身的問題，認為信息和激勵問題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起了重要作用。給予公司高級管理人員股票期權，激勵他們提供誤導性的信息--在資產負債表中只記收入而不記負債，因為用這種辦法比通過真正提高企業利潤從而提高股票市值來增加個人收入要容易得多。還有，高管們所持股份升值時個人獲利，貶值時個人不受損失。這就激勵他們過度冒險。斯蒂格利茨還指出，證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對稱。近年來企業越來越多地靠市場(包括證券市場)而不是靠銀行來提供貸款。證券發行者因為不承擔違約的后果，所以不像銀行那樣有確保其貸款對象有能力還款的動機。并且，次貸證劵經打包賣給許多利益和信念不同的持有人，這使得出現問題以后的重新協商談判變得尤為困難。評級機構和會計機構由于收入大部分來自于接受它們服務的公司，因此有取悅這些公司的動機，把這些公司評為更高級別并夸大其利潤。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大衛·科茨分析了當時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不采取行動的新自由主義邏輯：“(格林斯潘)不愿采取行動可能是因為他贊同自由市場在金融體系所起的作用”，“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理論很好地解釋了格林斯潘為什么不采取行動，因為在新自由主義模式制約下，通過寬松的貨幣政策引發房地產泡沫可能是促進21世紀初產量和利潤增長的唯一可行的辦法。”

　　大衛·科茨從多方面研究并揭示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經濟危機的必然性。他指出，美國政府采取的解除或放松管制、私有化、放棄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大幅削減社會福利、與大型企業聯合打擊工會、為企業和富人減稅等新自由主義政策，削弱了工人的議價能力，壓低了工人的工資，加劇了稅后收入的不平等。一方面，利潤相對于工資迅速增加，上層家庭收入不斷積累，超過了現有的生產性投資機會，為資產泡沫的產生創造了有利條件;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實際工資的減少限制了他們的消費能力。這就必須靠舉債消費來解決需求不足，維持經濟增長。科茨這些分析在廣度和深度上明顯地超越了西方經濟學家。

　　西方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中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是釀成危機的原因。倫敦經濟學院教授羅伯特·韋德認為，正是由于20世紀70年代起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的政府調節政策，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采取了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收入分配不平等，財富流向邊際消費傾向較低的富人，而普通民眾收入低、消費少，因此總需求不足，使得信貸、負債、特別是投機性投資成為了刺激總需求的關鍵。他指出，這種機制是脆弱的，作用是有限的。

　　在美國，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提出，全球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原因。他們斷言，新興市場國家為了防范風險，積累了巨額外匯儲備。這迫使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維持低利率政策，創造出復雜且有風險的信貸工具。他們還有人指責其他國家、特別是指責中國操縱匯率。這些說法顯然是為危機的罪魁禍首美國開脫罪責，把危機的責任推到別國頭上，認為經濟危機是其他國家造成的。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有少數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竟然也附和新自由主義者的這一說法。

　　但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頗有根據地指出：全球失衡固然不可持續，可能對未來的全球穩定造成威脅，但并不是當前危機的原因。沒有全球失衡，美國的問題也依然存在。如果銀行能夠很好地估計風險并謹慎借貸，或者監管者有效地防范金融部門的瘋狂行為，低利率--無論是美聯儲的行為還是全球儲蓄過剩的結果--都不一定導致泡沫，即使導致泡沫也不會有這么壞的影響。 斯蒂格利茨2009年12月10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還表示，美國應當主要從自身來找原因，包括不應該再寅吃卯糧，而不應該強調全球失衡問題，把責任訴諸世界其他國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新凱恩斯主義者奧利維爾·布蘭查德也認為，現在不是討論中國的匯率問題的時候，因為這不是現在世界性經濟危機的主要因素。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需要我們考慮。他說：“人民幣升值本身并不能解決美國和全球其他地區的經濟問題,即便人民幣和其他主要亞洲貨幣升值20%,最多也只能幫助美國出口實現相當于GDP的1%的增長。”

　　有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將危機原因歸咎于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時，還具體地將危機原因歸咎于美國《社區再投資法》，指責該法規定向信用等級低的窮人和少數族裔貸款的政策，認為房地產市場崩潰正是政府向貸款機構施壓、要求它們貸款給窮人的結果。這種說法一方面是指責政府干預，另一方面是將危機的責任推到窮人身上。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這種說法受到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以及熟悉實際情況的經濟界人士的尖銳批評。

　　斯蒂格利茨針對這種說法指出，《社區再投資法》涉及的貸款范圍很小，違約率也低，根本不足以解釋如此大范圍的金融危機。

　　高盛前投資銀行家約翰·R·塔伯特也針對這種說法指出，這種說法與實際情況不符。《社區再投資法》是1977年通過的，但是直到1997年居民房產也沒有迅速增長。房地產泡沫波及到美國以外的其他許多國家，而這些國家并沒有《社區再投資法》。在這次危機中，美國高收入階層貸款購買第二套房、度假用房和奢華高檔住宅的貸款案例違約率要比窮人的貸款案例違約率高，許多窮人和中產階級并沒有過度借貸，卻受到了沖擊。 根據美國房地產分析公司的數據分析，進入2010年下半年，購買豪華住宅、貸款超過100萬美元的業主停止支付貸款的比例大約占1/7，而那些貸款總額在百萬美元以下、購入普通住房的家庭反倒更能按時還款，出現不良貸款的比例只有1/12。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研究戰略性拖欠問題專家布倫特·懷特教授揭露說：富人更缺乏道德感，“他們很容易隨意地放棄償還貸款，把房產當做一樁失敗的生意，隨意處理掉，他們不怎么害怕政府和銀行的恐嚇，也不大覺得羞恥。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怎樣才能最大化。”

　　斯蒂格利茨、塔伯特、懷特等人上述這些有理有據的批評，使那些將危機原因歸咎于《社區再投資法》的新自由主義者無以回應。

　　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關于應對危機政策的意見分歧

　　在應對危機的政策方面，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深刻分歧，并進行激烈爭論。

　　(一)關于金融機構救助和監管的意見分歧

　　在這場危機中，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很多都認為，解除或放松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此次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認為，美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存在很多問題，出路在于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對金融業加強監管。他們主張，在危機時期，政府必須采取激進措施救助銀行和金融系統;在長期內，政府必須加強對金融系統的監管。他們對政府已經采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滿，認為這些政策過于保守，力度不夠。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魯比尼等就金融機構救助和監管提出了較為深刻的看法和比較激進的主張。

　　斯蒂格利茨認為，由于美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過度信奉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監管工具已經被那些需要被監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對監管的套利和操縱，因此，必須對現有的監管體系進行改革。

　　克魯格曼主張，在救助銀行和財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實施之后，就應當轉向長期的預防性措施：改革金融體系，重建金融系統，用一套新的規則和條款確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擴大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防范網，覆蓋全部金融機構。他提出，不僅是銀行，而且任何像銀行一樣經營的機構，任何在危機爆發時需要得到像銀行一樣救助的機構，都必須被當成銀行來監管。

　　魯比尼主張迅速對金融系統監管進行改革。他認為，這場危機表明，證券化不是減少了系統風險，而是制造了系統風險。金融公司和金融創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導致了定價的不確定性風險。這表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即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失敗。自我監管，實際上意味著沒有監管。自我監管的方法還引起了評級機構的巨大利益沖突，它們不是按照監管原則而是依據自己確定的辦法行事。魯比尼提出：“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在流動性、資本、杠桿、透明度、補償金等方面更有約束力的制度。”

　　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也承認，必須建立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金融體系，目前的金融監管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現在的金融監管框架有許多缺點和漏洞以及司法權重疊，對金融風險的定義也已經過時，只注重個體安全而忽視了系統安全，沒有監管好傳統銀行以外的衍生品業務，沒有給消費者和投資者以適當的保護，聯邦政府沒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機的合適工具，更沒有全球一致的監管體系。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熱衷于市場自行調節論，反對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干預，反對政府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和加強監管，認為政府干預的政策違反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則，侵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

　　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說，在這場典型的銀行恐慌中，由政府充當最后貸款人，讓市場解凍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對銀行進行救助。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松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宣稱許多決策者沒有意識到解除或放松監管后銀行系統是多么強健。

　　芝加哥大學的加里·貝克爾、凱文·墨菲認為，政府干預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會幫倒忙，人們不清楚政府將在什么時間采取什么行動以及誰會獲得救助，這就會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哈佛大學肯尼思·羅格夫和馬里蘭大學的卡門·萊茵哈特認為，過度杠桿行為是當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動過度杠桿行為中起了決定性作用。

　　法國學者居伊·索爾曼認為，理智的決定應當是讓破產的銀行消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可能只需要幾個月，市場就會消化掉僵尸銀行和壞賬，新的銀行就會出現。與此同時，不受政府干預的房地產市場會恢復真正的房地產價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維持的基點上。他還認為，有些銀行被認定為“太大而不能倒閉”，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場策略也許會導致更嚴重的衰退，但會使經濟更快反彈，衰退的時間更短。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嚴重的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營壘內部出現了分化跡象，甚至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本營芝加哥大學也能看到這種跡象。例如，已經在芝加哥大學從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這次危機中拒絕在自己同事組織的反對政府救助計劃的請愿書上簽名。他認為，如果否決了救助計劃，就會刺激私人投資者從銀行抽離資金。因此，政府除了為銀行提供保護傘和加強監管，別無選擇。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在接受采訪時承認，像他本人這樣反對政府救助和監管的學者只占少數，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和監管。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面對這場嚴重的危機仍在倡導政府對金融機構解除或放松監管。他們有的認為，監管者在危機時刻往往只看金融創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創新的收益，過度監管是“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的認為，監管會限制銀行的活力，從而會影響經濟的活力，而解除或放松監管則可以使銀行系統更有效率，使人們更容易貸款買房，從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從而雇傭更多工人;還可以使收入增長更快、經濟周期波動更小，甚至還能降低犯罪率。 芝加哥大學的克里斯琴·勒茨認為，金融監管會壓制金融創新，妨礙公司和消費者借款，阻礙經濟增長。他說：我們并不需要更多、更嚴厲的監管。在平時，市場調節力量很強，嚴格的監管只會增加成本。○8

　　針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加強金融監管會阻礙金融市場創新這一說法，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批駁說，現在的金融創新，不是用來幫助美國人應對他們真正面臨的風險，使他們在經濟條件發生變化時仍能擁有住房，而幾乎全是在逃避稅收、監管和會計準則，盡可能鉆空子或愚弄一知半解的借款者。真正的金融創新需要一個設計良好的監管制度來確保金融系統安全、穩健。好的監管，會鼓勵好的創新。

　　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危機中改變了他們對監管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他在理性預期假設的基礎上重建宏觀經濟學，得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無效的結論。如今，面對經濟危機，盧卡斯承認解除或放松監管出了問題。他說：“我每周都在改變關于銀行監管的看法，過去我以為這個領域得到了控制，現在我不這么認為了。”盧卡斯順便透露，奧巴馬是除克林頓以外44年來他唯一投票支持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為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于2009年12月通過了《巴塞爾協議 III 》，提高了全球銀行業的最低資本監管標準。由于受到了來自金融部門的廣泛壓力，委員會曾經被迫放松監管指標。2009年9月12日，世界主要國家中央銀行代表終于在瑞士巴塞爾就這個全球銀行的監管新規則達成了歷史性協議。

　　2010年6月25日凌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委員會議員經過通宵工作，就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最終文本達成一致，不顧華爾街幾個月來的瘋狂游說，批準了其中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和分離銀行衍生品業務者兩項爭議最大的規則。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蘭克法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根據該法案，銀行的自營交易能力將受到限制，以后受聯邦擔保的資金不能夠從事高風險活動，同時，利潤豐厚的衍生品業務也將從傳統銀行中分離出去。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弗蘭克認為，這項法案比“幾乎所有人”預計的都要嚴格。參議員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稱這個法案是“巨大的成就”。美國凱威萊德國際律師事務所應法律和金融界的廣泛要求，發布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法律評估報告。凱威萊德旗下金融服務部門聯席主席史蒂文·洛夫齊表示，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所有金融機構都將直接受到重大影響，非金融機構由于使用受監管的金融產品也將受到間接的影響。該法案對《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修改以及對高管薪酬和企業監管規定的廣泛調整，將對美國所有的上市公司產生影響。

　　《巴塞爾協議 III 》和《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頒布，是金融監管領域中國家干預主義勝利和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關于銀行國有化的意見分歧

　　在這場危機中，一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機的銀行，提出了部分銀行暫時國有化方案。

　　魯比尼認為，國有化是對付銀行業危機更“市場友好”的方案，既能給無償付能力的機構普通股和優先股股東以最大打擊，又可以保護納稅人的利益，還可以避免政府管理有毒資產的問題。

　　克魯格曼認為，金融行業的生存依賴于政府的支持，所以政府需要有相應的所有權，不實行國有化，銀行就不能自負盈虧。

　　斯蒂格利茨認為，國有化有助于迅速恢復信貸，有助于使銀行的動機與國家利益相符，有助于清理銀行間債務。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國有化主張，甚至得到了曾經長期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前里根政府財政部長貝克有條件的的支持。格林斯潘說：“為了迅速而有序地進行重組，或許有必要暫時將一些銀行國有化。”他還添加一句：“這是百年才能做一次的事情。”與格林斯潘相似，詹姆斯·貝克在里根政府任財政部長時曾經熱衷于私有化，在此次危機中也對銀行國有化表示有條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竭力反對國有化。哈佛大學杰弗里·邁倫認為，國有化意味著由政治而不是市場力量來決定誰獲益誰受損，政府可能去補貼信用等級較低的貸款人，補貼與政治相聯系的產業，貸款給國會里政治勢力強大的議員所在的地區，所有這些都有損經濟效率。同時，他認為，國有化不可能是暫時的，一旦將銀行國有化，將銀行作為政治工具的誘惑就會使銀行被國有化數十年時間，甚至永遠收歸國有。更糟糕的是，一旦銀行被國有化，其他行業，比如汽車、鋼鐵、農業就會紛紛尋求政府幫助，就會使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迅速加強。不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擔心，如果對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實行國有化，哪怕是實行暫時國有化，就會蒙上“社會主義的色彩”。

　　曾經信奉新凱恩斯主義但近些年來不時表現出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是銀行國有化的反對者。2009年2月24日，伯南克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國不需要銀行國有化。他強調，即使為了進行必要的重組，政府也不一定非得接管背負著巨大問題資產的銀行。不過，伯南克面對意見分歧，他又換一個說法：“不需要正式地把銀行國有化”，“而是公私合營”。在這里，伯南克似乎佯裝不知道私有企業或私有銀行改為公私合營也屬于西方定義的“部分國有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由私人部門給銀行和金融機構紓困。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格倫· 哈巴德、哈佛大學的哈爾·斯科特和芝加哥大學的路易吉·津加萊斯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鼓勵銀行將有毒資產分離至一個壞賬銀行，政府不再擔保任何壞賬銀行的債務;一是政府進一步放松限制，讓私募股權基金進入銀行，由私人資金承擔大部分風險。

　　針對新自由主義反對國有化的觀點，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這種對私人控制方式的偏愛，會使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策略嚴重扭曲，總是出臺完全沒用的救市措施。如果僅僅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覺，而把大把的錢塞進銀行以及高官們的腰包，這會付出我們無力承受的巨大代價。”克魯格曼還指出：“如果僅僅因為擔心救助金融體系的行動有一點所謂社會主義的色彩，便不采取必要的行動，那將是滑天下之大稽。”

　　(三)關于“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的意見分歧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布什政府的“保爾森計劃”和奧巴馬政府的“蓋特納計劃”都表示不滿，但兩派經濟學家的出發點和政策主張卻大相徑庭。

　　“保爾森計劃”又名“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s Relive Program, TARP)，是保爾森任布什政府財政部長時于2008年10月出臺的美國政府救助計劃。該計劃擬通過7000億美元財政支出，由政府購買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以恢復信貸市場的正常運轉。

　　“蓋特納計劃”又名“公私投資計劃”(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是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蓋特納提出的于2009年2月出臺的美國政府救助計劃。該計劃擬用“保爾森計劃”的部分資金，并引進私人投資者的資金，建立公私聯合投資基金，用來購買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以恢復信貸市場的正常運轉。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的不滿，有不同的出發點，并有不同的替代方案。不同的出發點和不同的替代方案，反映出兩派經濟學家的意見分歧。

　　國家干預主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時說：“以保爾森計劃為基礎的任何救助計劃都不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越來越就這一點達成共識。”“如果這項計劃最終得以采納，很可能要由美國的納稅人來收拾殘局。”斯蒂格利茨頗有深度地揭示這類計劃的性質，指出這類計劃是由導致這場危機的“特殊利益”、“錯誤的經濟理論”和“右翼意識形態”等毒素混合而成的。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時說，布什政府的保爾森方案是讓政府直接買下銀行的有毒資產，而奧巴馬政府的蓋特納方案是讓政府借錢給私人投資者，由他們來購買銀行的有毒資產。因此，蓋特納方案“只不過是用一種拐彎抹角、喬裝打扮的方式來為有毒資產的購買進行補貼”，實際上是保爾森方案的翻版。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布林商學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從另一出發點和另一替代方案出發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他認為，“蓋特納計劃”比“保爾森計劃”更有風險、更狡猾，不但很有可能像后者一樣失敗，而且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滿。他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誰獲益誰就要承擔受損的風險”，他說：“對于像我這樣信奉自由市場體系的人，當前最可怕的風險是少數金融家的利益會侵蝕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是到了從資本家手里解救資本主義的時候了。”

　　由上述可見，關于“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存在深刻的意見分歧。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保爾森計劃”等是“特殊利益”、“錯誤理論”和“右翼意識形態”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機的銀行，實行銀行暫時國有化。而以津加萊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這類救助計劃“違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會“侵蝕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場體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從少數金融資本家手中解救資本主義。

　　(四)關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意見分歧

　　曾經是新凱恩斯主義者的伯南克，近些年來在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問題上越來越傾向于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他多次稱頌弗里德曼，尤其是竭力贊美弗里德曼1970年所作的題為《貨幣理論中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的講演。2003年，在弗里德曼夫婦《自由選擇》一書出版23周年紀念會上，伯南克說：《自由選擇》是一部“經典著作”，“弗里德曼貨幣框架對當代貨幣理論和運作的影響怎樣說都不為過”，“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通大眾都應該對弗里德曼心存感激。”○4伯南克此前在弗里德曼90壽辰慶祝會上曾引證并贊揚弗里德曼“派直升機從頭頂上大把撒美元”以拯救美國經濟的說法。西方一些媒體現在稱弗里德曼是伯南克的“精神導師”。

　　弗里德曼主張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他根據失業水平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穩定關系的假說，認為按照會導致溫和的通貨膨脹或者溫和的通貨緊縮的固定增長率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政策是可取的。弗里德曼的這一論點隱含著通貨膨脹目標和通貨緊縮目標，從而隱含著量化寬松和量化緊縮的貨幣政策思想。當這一假說受到質疑后，弗里德曼又表示，看來需要采取愈來愈大的通貨膨脹才能保持低失業率。貨幣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初盛行之后，由于聲譽不佳，便開始尋找新的“經文”(斯蒂格利茨語)：確定通貨膨脹目標。伯南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以來，就一直謀求設定一個“合理的”或“最優的”通貨膨脹目標作為擴大貨幣

　　_供給的依據。他表示，美聯儲大多數官員都認為物價漲幅應該保持在2%或略低的水平，而當前的通貨膨脹率太低。這是伯南克發出的美聯儲將量化的貨幣供給與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捆綁在一起的重要信號。這一信號很快成為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措施。伯南克后來公開發表文章說：美聯儲的“雙重使命是促進就業，同時維持低水平通貨膨脹。……今天，大多數的實際通脹率指標都不到2%，即低于大多數美聯儲決策者心目中符合經濟長期健康增長所需的水平。”他極力強調量化通貨膨脹目標的重要性，說：“過低的通脹可能對經濟構成風險”，“極低的通脹可能變成通縮”。

　　美國的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QE)貨幣政策是指美聯儲在量化通貨膨脹目標基礎上量化擴大貨幣供給，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復蘇和減少失業的一種非常規調節方式。在通常情況下，美聯儲通過購買短期國債和其他低風險資產來調節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美聯儲大量購買長期國債和其他高風險資產來刺激經濟，企圖通過量化寬松降低利率，刺激消費和投資，支撐復蘇，減輕失業，防止物價下滑，緩解通貨緊縮風險。但是，不僅美聯儲許多官員和經濟學家知道、而且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本人也知道，這一政策并非萬應靈藥，而是暗藏風險。

　　自從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政策以來，國際輿論普遍譴責美聯儲使勁開動印鈔機，濫發貨幣。著名投資家、金融學教授吉姆·羅杰斯2010年11月4日在牛津大學發表演講時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伯南克，說：“伯南克博士不懂經濟學，不懂外匯，也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銀紙(印鈔票--引者)。……他的學術生涯就是研究印銀紙，給他一臺印刷機，他就會使勁地開動。”法國《費加羅報》2010年11月4日發表題為《美聯儲的紙房子》的文章，回顧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講。他在演講中堅稱，無論任何時候都能用一件對政府來說非常容易操作的工具來擺脫通縮的幽靈：印鈔機。他引用貨幣主義創始人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話說，如果發生通縮，只需要派直升機在頭頂上撒美元。

　　2008年底至2010年3月，美聯儲共購買1.75萬億美元的國債及抵押貸款擔保證券，企圖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加深的背景下刺激經濟。這被稱為第一輪量化寬松(QE1)。

　　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到2011年6月底，將再購買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企圖在失業形勢嚴重、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進一步刺激經濟。這被稱為第二輪量化寬松(QE2)。

　　伯南克不遺余力地為量化寬松政策辯護，竭力夸大它的效果。2011年4月27日，伯南克在宣布即將結束此項政策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量化寬松政策的成功超出預期。”但是，與伯南克的自我夸耀不同，美國國內外對量化寬松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

　　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在美國國內就已引起不少人批評，第二輪量化寬松更是招致一片質疑聲和批評聲。媒體充滿斥責這一政策的尖銳話語：“有一系列負面影響”，“起到了反效果”，“冒風險”，“進行豪賭”，“是可怕的錯誤”，“是與魔鬼做交易”，“伯南克說的那些恐怕連他自己都不信”，“與‘龐氏騙局’無異，簡直就是‘山姆騙局’”。

　　在美國經濟學界，斯蒂格利茨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多次尖銳批評美聯儲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典型代表。

　　在美聯儲出臺量化寬松政策之前，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5月26日法國《回聲報》有針對性地發表題為《確定通貨膨脹目標失敗》的文章，他在追溯“確定通貨膨脹目標”與“弗里德曼鼓吹的貨幣主義”的關系后，作出預言：“確定通貨膨脹目標很可能要失敗。”斯蒂格利茨提出：“西方必須快速有力地應對。更為重要的是放棄制定通貨膨脹目標。”

　　在美聯儲出臺量化寬松政策之后，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聯儲購買巨額長期債券的量化寬松，不會起多大作用，而且會有壞處。他說：“美聯儲及其擁護者掉進了當初把我們引向危

　　機的那個陷阱。他們的觀點是，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桿是利率。事實上，利率主要是通過銀行系統來發揮作用的，而銀行系統運轉不暢”，量化寬松對利率的作用很小，對投資和消費沒有多大影響。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在達沃斯接受CNBC采訪時，強調美國如果希望持續復蘇，就必須改變花錢方式：“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投資上多花錢，減少在武器上的花銷，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的敵人身上浪費錢了。”

　　斯蒂格利茨批評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是藥不對癥。他對記者說：美國當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貨幣供應量不夠，用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治療美國的經濟是藥不對癥。

　　斯蒂格利茨還擔心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會引起貨幣戰爭，其結果既損人又不利己。他在2010年11月2日英國《衛報》發表題為《貨幣戰爭沒有贏家》一文指出：美元貶值“會刺激競爭對手作出回應。在這種脆弱的全球經濟環境之下，貨幣戰爭會使每個國家都成為失敗者。”

　　克魯格曼也認為量化寬松對刺激實體經濟沒有作用。他說：有人問我對于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是否感到失望，我覺得量化寬松一開始就沒有指望能夠對實體經濟產生效果。

　　魯比尼認為，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無助于美國經濟迅速復蘇，甚至會讓美國經濟體這個病人從“加護病房”搬進需要長期看護的“慢性病房”。

　　批評量化寬松政策的不僅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批評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實際上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通貨膨脹，使得其他國家央行的日子更不好過。至于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泰勒說：這幾年批評者越來越多。一些人認為這種刺激政策奏效了，但我并不認同。對于通過美元貶值來減輕債務，泰勒說：“我希望不要采取這樣的政策，這是不負責任的，對其他國家有害。”他相信，經濟刺激政策注定將是一場失敗。原來持凱恩斯主義觀點后來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的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菲爾德斯坦認為，量化寬松是“危險的賭博”，有制造資產泡沫的危險，可能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

　　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在國際上更是廣受抨擊。反對者不僅有學者、經濟界人士和公眾，而且有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外交部長、央行行長以至首相、總理和總統。他們譴責美聯儲“派直升機從頭頂上大把撒美元”的政策是“美國式自私”的典型體現，直接損害了許多國家的利益。

　　(五)關于財政政策的意見分歧

　　具有凱恩斯主義傳統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最重視的是通過財政政策刺激經濟。2010年10月31 日，斯蒂格利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采訪。記者問：“您為什么堅信進一步的財政政策會奏效?”他說：關鍵在于刺激經濟時財政政策“的確奏效”。問：“如果從整體上理解您的論點，那就是：我們應當推行財政政策，美聯儲應當宣布它不會變動利率，而且若非確實需要就不應插手。”答：“完全正確。”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接受CNBC

　　采訪時針對有人說“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斯蒂格利茨指出：“任何持這種觀點的人都不是真正懂經濟的。”他說：“長期來看，長遠來看，還是需要一個有序的財政制度。”又說：“美國其實已經不再需要更多量化寬松，但是財政刺激應該繼續進行”。

　　認為財政政策重要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作用不大的美國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為數不少。2011年4月24日《紐約時報》以《經濟學家們說，美聯儲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的醒目標題報道說：“眾多經濟學家說，令人失望的結果表明，美國央行在讓這個國家擺脫經濟困境方面能力有限。”俄勒岡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克·托馬說得更明確：“要扭轉局勢、推動復蘇的話，我認為貨幣政策沒有這種能力。”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主張擴大財政支出，以彌補私人部門的投資不足和消費不足。具體措施有：加強失業保險，向州和地方政府進行財政轉移，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資，興建公共工程，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對政府已經采取的財政刺激措施，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過于保守，力度不足。

　　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沒有多大效果。他們主張由私人自行籌款去修繕基礎設施，不必動用納稅人的錢。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的加里·貝克爾、凱文·墨菲反對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他們認為，政府的刺激計劃也許有利于長期增長，但對GDP的短期刺激效果非常有限，遠達不到有些樂觀者所估計的刺激乘數將達到1.5。經濟刺激計劃應是短期行為，可是過去的經驗表明，利益集團會千方百計地游說政府維持和擴展原有的項目，這意味著即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水平，刺激計劃也難于退出，到那時，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接近于零。政府計劃在兩年之內花掉5000億美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很難保證這些錢能被明智地花掉，很難保證刺激計劃能經過嚴格、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因為許多民主黨人都將此視為獲得他們渴望已久的開支項目的黃金機會。開支計劃最終將給納稅人帶來沉重的負擔，影響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投資。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表示，如果認為僅僅依靠擴大財政支出就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完全不理解經濟科學的一種表現。是什么造成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今天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普雷斯科特說：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市場失靈，而是中央政府失靈。他公布一份征集經濟學家簽名的請愿書，內稱：“盡管有報道說所有的經濟學家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都支持增加政府的重任，我們在請愿書上簽名的經濟學家卻不相信更多的政府支出是改善經濟運行的方法。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胡佛和羅斯福的政府開支計劃沒有使經濟走出蕭條，更多的政府支出也沒有使日本擺脫‘失去的十年’。讓更多的政府開支幫助美國復蘇只是良好的愿望。”

　　也有少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兩派爭論中持較溫和的支持財政刺激計劃的立場。例如，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馬丁·菲爾德斯坦在主張減稅的同時，認為貨幣政策作用有限，必須擴大政府開支。他說：“盡管作為財政保守主義者我不喜歡預算赤字和增加政府開支，但就目前的情況，財政刺激計劃是必要的。”

　　政府開支的乘數作用是兩派爭論的一個焦點，爭論的實質是財政刺激計劃有無效果或效果大小的問題。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短評說：“(財政乘數的)不確定性事關重大，因為它為政界人士的幾乎所有行動或政策試驗提供了借口。”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很多都認為，政府開支會刺激而不是擠出私人開支，刺激乘數將大于1。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很多則認為，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刺激乘數將小于1，甚至幾乎等于零。克魯格曼和薩默斯認為，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是基于政府借款會推高利率的假設，而現在美聯儲已將利率降低到接近于零，并且除非經濟有過熱的跡象，美聯儲將保持這種政策不變，因此政府支出不會擠出私人投資。可是，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認為，擴張的財政政策會拉高利率。他的這一論斷受到克魯格曼的嘲笑，說他“忘記了一年級的經濟學課程”。克里斯蒂娜·羅默是奧巴馬提名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以研究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和經濟復蘇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經濟復蘇中所起的作用而聞名。她論證，刺激乘數可以達到1.5。而斯坦福大學的約翰·科根、約翰·泰勒以及法蘭克福歌德大學托拜厄斯·克威克、沃爾克·威蘭等人都質疑克里斯蒂娜·羅默和總統經濟辦公室首席經濟學家賈雷德·伯斯坦所采用的統計方法，指他們采用的是傳統凱恩斯模型，并且假設條件與實際不符。如果采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并修改假設條件，刺激乘數就會小得多。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計算的刺激乘數為0.8。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甚至認為刺激乘數可能為負，根本無法降低失業率和改善經濟狀況。克里斯蒂娜·羅默對巴羅等經濟學家的計算方法提出質疑。她認為，刺激計劃有助于消除消費者和企業的恐慌，提振信心，這種對私人開支的刺激作用不是用模型和凱恩斯乘數能說清楚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根據多個數學模型和過去類似的經驗”估計美國的財政刺激計劃在2009年第三季度大約維持了60萬到160萬個就業崗位，使GDP比沒有刺激計劃時提高1.2到3.2個百分點。國會預算辦公室負責人道格拉斯·埃爾門多夫說：“盡管2009年春季和夏季的經濟前景和就業率不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的好，但這只反映了經濟基本面比預計的還要糟糕，并不表明刺激計劃的效果比預計的差。”

　　關于前布什政府減稅政策到期后要不要給企業和富人繼續減稅的爭論也十分激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希望繼續給企業和富人減稅，而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則主張在2010年12月布什政府減稅政策到期時停止對最富裕的家庭減稅，并繼續對手頭不太寬裕的家庭減稅，這樣既可以給正在掙扎著復蘇的經濟提供短期支持，又有助于解決長期預算赤字問題。克魯格曼認為，對工薪階層家庭減稅，可以刺激需求。而對高收入家庭減稅則沒有什么作用。他抨擊共和黨人以擔心赤字為由，不肯花300億美元補貼失業者，卻支持對富人高達20倍額度的減稅政策，甚至認為減稅能增加政府收入。美國學者約翰·波德斯塔指出，允許對高收入家庭減稅措施到期將使未來十年的赤字和債務減少8300億美元，布什政府為富人減稅的“涓滴計劃”不但沒有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業增長，沒有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反而拉大了貧富差距，增加了赤字。

　　美國奧巴馬政府已經或準備采取的財政政策，包括增加在修建公路、鐵路和機場跑道的財政支出，準備為年收入較低的家庭延長減免稅收，停止為富人減稅，反對為富人延長減稅期。這些經濟政策表明，在國家干預主義的和新自由主義關于財政政策的爭論中，本屆美國政府目前傾向于國家干預主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

　　五、 幾點評論

　　(一)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論爭是西方近現代經濟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論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具體經濟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當前國家干預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禍源于美國、迅速蔓延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危機的可能性、危機的嚴重程度、危機的發展前景、危機的原因和應對危機的政策主張成為這場爭論的焦點。兩派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理論解釋和政策主張與當前客觀現實密切相關。任何一派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都要受到并且事實上已經受到客觀現實的檢驗。

　　(二)當前的客觀經濟現實已經對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爭進行了檢驗并作出了裁決。在危機爆發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預言或預感到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即經濟危機。危機爆發的現實證明了這些預言或預感具有一定的正確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否認危機可能性的斷言，已經永遠成為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笑柄。在危機現實面前，否認危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處境困窘。他們中大多數人默不作聲，個別人仍在強辯，極少數人表示認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比較直率地承認：“我和其他人一開始都說，次貸危機可以得到控制，我們都錯了。”長期迷戀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自己有“局部的”錯誤。

　　(三)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已經無法否定危機的存在，但是他們又普遍低估危機的嚴重性，認為這次危機最多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衰退。對危機的前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普遍持盲目樂觀態度，認為經濟很快就會全面復蘇，并迅速恢復持續增長。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現狀表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種樂觀估計與現實不符。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相比，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嚴重程度和前景的估計比較實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承認這場危機的嚴重性，比較普遍地認為這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并稱之為大衰退。他們對危機的前景很不樂觀，不僅擔心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擔心西方發達經濟體可能因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債務危機陷入多年停滯狀態。德國《世界報》2011年8月22日發表《優勢地位岌岌可危》一文，報道了該報對不同觀點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問卷調查。接受調查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菲爾普斯說：“西方過去幾十年寅吃卯糧，因而已經透支了自己的部分未來。”該報對1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問卷調查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主權債務危機正在成為整個西方制度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難題。政界若無法迅速控制危機，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就將停滯多年。”

　　(四)在探討危機的原因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斷言危機的原因在于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認為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背離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原則”，造成了金融危機和經

　　濟危機。與此相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相當普遍地認為危機的原因在于沒有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在于解除或放松監管，在于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當做是危機的原因，說明他們對危機原因的認識極為膚淺，連經濟現象的表面聯系都沒有接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硬說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是危機的原因，這暴露了他們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前仍在頑固地堅持反對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立場。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必然惡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產物。這一認識在西方經濟學史上是個進步。30年來，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的大肆泛濫，正是由于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等西方國家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但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原因的認識也有明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們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樣，都沒有認識到、也不愿意認識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聯系，都沒有認識到經濟危機根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兩派經濟學家都不愿意承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可離異的終身伴侶。這一局限性不只是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由兩派經濟學家共同的階級局限性所決定的。

　　(五)在西方國家，政府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干預經濟。宏觀層面的政府干預主要針對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所采取的旨在穩定經濟的政策。經濟危機時，政府通常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時，政府通常采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微觀層面的政府干預在我們國內現在常被譯為監管(regulation，又譯為管制、調節、管控、規制、監督與管制等)。在西方國家，監管是政府在微觀經濟層面為控制企業生產、銷售和價格以及為調節金融等行業和市場而采取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監管的反向政策措施是解除或放松監管(reregulation，又譯為去管制化、非調控化、解除監管、放松監管、解除管制、放松管制、放松規制等)。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等國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

　　現在，當美國經濟還沒有走出泥潭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中就已經有人宣稱：“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去除政府干預即可。……現在可以把美國經濟真正帶出泥潭的不是更多消費，也不是更多借貸，更不是持續零利率政策，而是回歸……自由市場經濟原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政府退出，是主張政府不要采取任何救助和刺激政策，而是徹底回歸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他們天真地以為，重病纏身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不用問醫求藥，只要靠市場自行調節就能奇跡般地完全康復。可是歷史早已反復證明，今天的現實又一次有力地證明，新自由主義天方夜譚式的市場自行調節論既無法預防危機，更無法醫治危機。曾經宣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最終階段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現在也在重新認識市場自行調節論，他說：“華爾街金融危機葬送了認為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的信念。”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救助和刺激經濟的政策，在實踐中有一定用處，但作用有限，決不是萬應靈藥。歷史和現實表明，西方國家干預充其量是在危機前有可能暫時推遲危機的到來，在危機爆發后有可能在減輕危機破壞程度、縮短危機持續時間、促進經濟復蘇等方面起一些作用，但絕對不可能預防、消除和根治經濟危機。

　　在這次危機中，西方經濟學界設計了各種救助和刺激方案，西方國家政府和央行采用了各種救助和刺激手段，現在都已接近于陷入無計可施的困境。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20日發表題為《解決全球金融問題沒有靈丹妙藥》的文章說：“全球的經濟決策者們開始表現出逐漸失去耐心的跡象，他們到藥箱里找藥，找到的不會是他們喜歡的藥物。一些最見效的藥物已經用完，剩下的許多藥物都是試驗性的，或者有不良副作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指出：“在發達經濟體，決策者們顯然已經走投無路”。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經歷的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患了心臟病，雖然病人活過來了，正在漸漸康復，但是康復的速度非常緩慢。”

　　(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最為有效。這既與強調財政政策最為有效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存在區別，又與徹底否認一切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所不同。現在，貨幣主義者迷戀于根據量化通貨膨脹目標制定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幻想靠這一政策使美國走出危機。可是，在美聯儲連續實行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后，收效甚微，危害頗大。美國《紐約時報》2011年4月24日報道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對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效果的評估，這些經濟學家說，美聯儲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定量寬松政策的“好處小得驚人”。就連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認為，兩輪量化寬松政策都沒有什么效果。他說，除了影響美元匯率以增加出口之外，“我沒有看到任何效果，不僅是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而且第一輪量化寬松政策(QE1)也是如此。”更何況，這種典型的“美國式自私”的量化寬松政策是典型的以鄰為壑的政策，嚴重損害了許多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的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公開批評這一政策“以鄰為壑”。他還指出：“量化寬松造成美元貶值，實際上是在從其他經濟體竊取增長。”

　　美聯儲政策制定者只考慮美國私利，連掛在嘴上的“世界責任”也完全不要。以鄰為壑的量化寬松惡化了許多經濟體的經濟狀況，理所當然地遭到許多國家的猛烈抨擊和堅決反對。國際輿論從多方面尖銳批評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引起的以及可能引起的嚴重后果：違反國際約定，向別國轉嫁危機，使美元減值縮水，稀釋多個國家、特別是稀釋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儲備貨幣國家的資產，逃債賴債，掠奪別國財富，造成流動性過剩和通脹，讓投機熱錢沖擊新興市場，推動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通貨膨脹，催生資產泡沫，制造匯率動蕩，挑起貨幣戰和貿易戰，攪亂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秩序，損害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利益，等等。

　　(七)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同屬西方經濟學，兩派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經濟學家，具有相同的階級屬性。兩派經濟學家在危機理論和政策主張方面如此相互排斥和相互對立，不是階級屬性的分歧和對立，而是對市場經濟認識的分歧和對立。這種認識的分歧和對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二者認識的分歧和對立。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譯“市場失敗”、“市場不靈”、“市場缺陷”)論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武器，也是他們論證政府干預經濟必要性的理論根據。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實的市場不是他們的經濟學假設的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而是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失靈是指沒有政府調節的市場系統在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失敗，是指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自行配置資源存在缺乏效率而且不能公平分配產品和服務的狀態。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具有凱恩斯主義傳統或其他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傳統，他們知道市場配置資源只有在完全競爭的嚴格假設下才有效率，但是現實的市場經濟不是完全競爭，而是存在市場失靈。在西方經濟學界，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這一相對較為全面的認識顯然超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片面認識，因而有可能對危機的發生和發展提出有一定預見性和現實性的見解，而不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盲目否認危機的可能性和危機的嚴重性。但是，國家干預主義者對“政府失靈”論認識不足，而是以為通過政府干預就能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問題。

　　“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又譯“政府失敗”、“政府不靈”、“政府缺陷”)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對國家干預主義的重要理論武器，也是他們論證“政府退出”和“回歸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現實的政府不是理想化的政府，因而政府的政策和計劃不能導致理想的預期效果，不能產生改善市場體系的結果。政府失靈論包含的較為合理的因素是看到西方國家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局限性，看到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不可能在改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面產生理想的效果。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完全信奉自由放任，認為市場萬能，主張一切由市場調節。他們迷信于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理論，把市場配置資源理想化，而不承認市場失靈。這就決定他們不可能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現實性和嚴重性，而是錯誤地以為只要取消政府干預就會自然走出經濟危機。

　　(八)無論是國家干預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他們的理論和政策都是以不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前提的。面對經濟危機，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挽救資本主義。西方國家政府既可能采取國家干預主義，又可能采取新自由主義。至于何種理論和政策主張得到政府的采納，只是取決于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何種理論和政策主張更符合統治階級和利益集團的需要，更有助于他們處理當時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西方國家，兩大思潮的此消彼長，并不取決于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科學因素和正確成分。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思潮何者居于主流地位，區別僅在于是擴大還是減少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不過，在經濟危機期間，西方國家政府一般采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以求度過危機。

　　(九)在新世紀第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30年來幾乎一直處于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遭到沉重打擊，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占據了上風。西方國家政府采取的各種救助措施和經濟刺激計劃，證明了退居非主流地位已達30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式的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受到決策者的青睞和追捧。著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加里·貝克爾對這一趨勢有畏懼之感，他不無夸張地說：“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確實有復興的趨勢，這讓我相信大約百分之九十的經濟學家都是隱蔽的凱恩斯主義者，只是他們害怕承認而已”。

　　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魯比尼認識到，財政政策只能給經濟以暫時的刺激，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大，即使是極端的貨幣政策有時也無力挽救經濟。據計算，為了刺激1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國政府就要推出10倍金額以上的各種救市措施，為挽救經濟危機所付出的代價，要遠遠超過危機本身所造成的損失。

　　危機使新自由主義受到重創并陷入困境，但是這一思潮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臺。隨著經濟逐漸復蘇，隨著凱恩斯主義政策措施的副作用逐漸顯現，新自由主義仍然有可能重新抬頭。國家干預主義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就有此擔憂。他說：“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現在，這種“右翼經濟學大有卷土重來之勢，其背后的推手無他，乃是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集團。右翼經濟學重整旗鼓將再次威脅全球經濟--至少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因為右翼經濟學思想在這些地區最為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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