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豎一

　　對于民間借貸，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等名流一再高歌，甚至呼吁國家應該立法予以肯定。

　　但是，這些名流看到民間借貸的全貌了嗎？預見到民間借貸的嚴重危害性了嗎？在回答此類問題之前，請讓我們先看看下面的相關新聞報道。

　　據2011年9月27日《廣州日報》報道，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極其活躍，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整個民間借貸規模高達1100億元。瘋狂借貸的根本原因無非在于“高投入高回報”的投機主義。有數據表明，在溫州做實業，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一般在3%～5%，但民間借貸的年利率則高達180%。高利潤必然伴隨著高風險，靠“貴利”盤起生意，靠生意再借“貴利”，風險一環一環傳導下去，這種資金的“創新”游戲，與美國的次貸危機頗有幾分相似！

　　那么，這種資金的“創新”游戲的后果可能會是什么呢？

　　依照浙江在線的報道，據當地政府有關負責人透露，僅9月22日一天，溫州就有9個老板“走佬”。

　　而《廣州日報》相關新聞報道顯示，“走佬”事件中尤為戲劇的是溫州奧米流體設備有限公司，中秋節時，老板將公司近300名員工集體送去度假，兩天一夜里搶搬自己公司的設備，等員工度假回來后，公司空了，老板也不見了——這是何等的荒唐和無恥。

　　另據9月27日《東方早報》消息，近一段時間，溫州頻繁曝出“老板無力還債而跑路”的消息，包括眼鏡行業龍頭浙江信泰的董事長胡福林等著名企業老板，在當地引起轟動。很多人將這次規模空前“跑路”的直接原因指向“民間借貸”。自今年4月以來，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不斷有企業老板因無力還債而“跑路”：江南皮革董事長黃鶴逃往國外，波特曼咖啡老板嚴勤為、天石電子老板葉建樂等出走，百樂家電女老板鄭珠菊攜款潛逃被警方追捕歸案。進入9月，“跑路”更有集中爆發之勢。而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昨日，可證實的溫州老板“跑路”至少已經發生20起。 “這些企業主幾乎都參與了民間借貸，不是借貸就是參與放貸。”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他們幾乎都已放棄實業，或兼辦擔保公司，或專門放貸，“銀根緊縮，實業利潤又薄，資金周轉出現問題，只能選擇‘跑路’。” 溫州坊間傳言，胡福林欠債達20億元。知情者稱，在胡福林所欠的債務中，欠銀行貸款8億元，月息500多萬元；欠民間高利貸12億元，月息高達2000多萬元。胡福林對借高利貸的后果是有數的，但由于從銀行貸不到款，只能借高利貸。

　　由此可見，顯然是民間借貸——高利貸這種資金的“創新”游戲，把上述企業及其負責人逼上了絕路。

　　極力推崇民間借貸的茅于軾等名流，對于上述相關新聞報道所披露的因民間借貸而引發之血淋淋事實，當初難道沒有預見到嗎？

　　其實，無論茅于軾等經濟學家當初是否預見到，抑或真的另有隱情，但如今已經毫無現實意義了，因為常言說得好：“事實勝于雄辯！”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面對由于民間借貸而引發的諸多人間慘劇，中國億萬民眾都該警惕民間借貸的高風險，而不能再盲目地倡導或參與民間借貸，且不能再如茅于軾等名流一樣地追捧民間借貸了，否則可能會危及整個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戚聿東
2011年09月28日08:08    來源：人民網-財經頻道

 

　　當前，民間高利貸成風，有愈演愈烈之勢。溫州20多家中小企業的老板“跑路”，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民間高利貸資金從何而來，政府從哪里著手進行監管，成為當前迫在眉睫的金融大事。

　　民間高利貸日益普遍和嚴重

　　今年以來，在宏觀金融緊縮背景下，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資金周轉困難，于是民間高利貸在全國各地盛行開來。高利貸在浙江、福建、江蘇、內蒙古等地較為普遍和嚴重。浙江省溫州市、義烏市、寧波市、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江蘇省泗洪縣石集鄉、福建省廈門市、南平建陽市等都已成為高利貸的重災區，這些地方幾乎是全民從事借貸，涉及資金數以千億計。

　　從利率上看，上市公司放出的委托貸款年利率一般在12%-24.5%，民間貸款年利率少則30%-50%，多則高達100%甚至360%。而目前商業銀行基準年利率只有6.56%的水平。但高利貸從來就是充滿餡餅的陷阱。一旦高利貸投向的終端出問題，導致資金鏈斷裂，就會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甚至危及社會安全。

　　上述城市已經發生多起高利貸崩盤現象，多名企業老板扔下數以億計的債務紛紛“跑路”。在溫州，因高利貸資金鏈條斷裂已有20多位大小老板“失蹤”，鬧得溫州市人心惶惶。這么多老板“跑路”，牽扯眾多機構和家庭，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血汗錢被卷走。因此，無論從資金規模還是從利率水平看，中國目前民間高利貸愈演愈烈，風險逐步加大，如不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有可能引發部分地區的金融危機。

　　民間高利貸有肥沃的生存土壤

　　高利貸的土壤在于資金供求矛盾。眾所周知，中小企業融資難是個老大難問題，由來已久。在金融緊縮條件下，眾多企業資金鏈突然斷裂，而企業和居民閑散資金找不到投向，此時高利貸往往最容易發生。高度競爭行業中，企業趨于微利，與其辛辛苦苦賺血汗錢，不如直接停產轉行去做間接投資，或者干脆成立擔保公司、寄售處等，這樣來錢更快。與銀行有密切關系的企業和個人照樣能夠從銀行貸出款來，再發放高利貸，坐收漁利，導致資金外流，體外循環。眾多上市公司資金雄厚，但缺乏合理投向，于是也違規將資金發放高利貸。

　　目前，我國民間高利貸資金來源渠道眾多，很多地方可以說是全民借貸，涉及企業、銀行、上市公司、家庭和個人等眾多主體。在一些地方，包括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眾多銀行資金被關系戶貸出，再高利貸放出。上市公司也成為高利貸資金來源。據人民網統計，到9月初，中國69家內地上市公司發布123份有關委托貸款公告，其中涉嫌放高利貸共35家，放高利貸金額達93.80億元。高利貸資金去向以受信貸緊縮影響較大的房地產、制造業為主。個別地方也流向了地下錢莊和賭博業。如鄂爾多斯市，每一個房地產項目都要向民間資本借錢，一般是40%-50%的資金來自民間資本，甚至有些樓盤的所有資金都來自民間資本。

　　治理高利貸活動的政策建議

　　上述很多地方已經發生高利貸危機。其他高利貸較為普遍和嚴重的省份雖然沒有大面積爆發出危機現象，但應該引以為戒。如任其發展下去，高利貸危機的大面積爆發是遲早的事。政府監管部門應該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首先，適當調整偏緊的信貸政策，尤其是對中小企業不應一刀切緊縮貸款，要有保有壓，靈活對待。銀監會6月份發布《關于支持商業銀行進一步改進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通知》以來，有一定效果，應該繼續加大貫徹力度。

　　其次，加強對民間高利貸現象的政策規范和監管，將民間借貸特別是高利貸行為納入“體制內”一并管理和監管，不能因為超出銀行貸款基準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為由而對高利貸行為聽之任之。

　　第三，嚴格控制銀行和上市公司資金體外循環現象，避免國有機構出現巨額資金損失。

　　第四，加強公眾金融教育，以大量案例強化居民風險意識，要告知公眾高利貸行為從來就是伴隨著高風險，絕不能心存僥幸心理，暫時獲小便宜最終結果吃大虧。

　　第五，從長遠考慮，應該建立針對中小企業的綜合服務體系，真正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中國中小企業1100多萬家，個體工商企業3400多萬個，融資一直是老大難問題。

　　目前，中國正在醞釀建立中小企業管理體系的高層協調機制，設立國務院直屬或掛靠部委的中小企業管理局，推動中小企業減負和融資，這一措施有望從根本上解決長期制約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瓶頸問題。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校長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