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潰敗導致中國成為高利貸之國　　

/葉楚華 余治國

據媒體報道，江蘇省貧困縣——泗洪縣的大街小巷遍布寶馬、奔馳、英菲尼迪、凱迪拉克、悍馬等各種豪車，其轄下的石集鄉被稱為“寶馬鄉”。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是高利貸。其實，泗洪縣并非孤例。全國各地到處泛濫著各種集資或套取中小商業銀行貸款的高利貸公司——各種地下錢莊，以及以擔保公司或投資公司為名的變相高利貸公司。

清華大學　孫立平　教授曾經指出，中國最大的問題不是社會動蕩，而是社會潰敗。所謂“社會動蕩是指嚴重的社會沖突會威脅政權和制度的基本框架，而社會潰敗則是社會肌體的細胞壞死，機能失效。”高利貸泛濫與此有莫大的關系。

很多人總是講，中小企業貸款難是因為政府與銀行的歧視。我們認為，持這種論調的人不是屁股坐的位置有問題，就是腦袋有問題。市場經濟的根本是信用。信用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信任，只能植根于正常的社會。然而現在，坑蒙拐騙的投機者橫行于世，勤勤懇懇的勞作者湮沒無聞。信用的缺失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

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并不鮮見。在中國古代，由于當時金融體系的原始落后，高利貸是普通農民最主要的短期融資方式（想一想“要從此路過，留下買路錢”這句話，古代大部分時期的社會治安狀況是十分糟糕的，隋煬帝北征高句麗時，連官軍糧草都會被歹人劫持，最近熱播的《水滸傳》也反映出來這個問題，如果是在亂世，更談不上什么信用）。在西方100年前混亂的原始資本主義社會，金融家們也主要貸款給政府及其由政府支持的產業，具體請參考《世界金融五百年》（上、下冊，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年版）。

回首十幾年前的國企賤賣、私企大躍進時代，當時的國企已被拋棄，私企變成香餑餑。國企根本拿得到貸款，而私企卻通過種種內部關系拿到巨額的信用貸款，也就是靠公司信用未用任何抵押物地白拿貸款。結果，在后來執行的貨幣緊縮政策下，銀行借給私企的大量債務難以收回。而執行力低下的國家司法部門對私企債務的追討無能為力。對于私企老板來說，最壞的結果無非是跑路，因此無論是銀行還是司法機構都沒有足夠的能力追討欠賬。

即便老板不跑路，私企一破產，銀行貸款也將一去不復返，成為死賬。根據銀行風險負責制的規定，誰貸出誰負責，銀行信貸人員放出的貸款若收不回來，其本人要付全責。而私企老板在法院封門之前早就將剩余的資產轉移到親戚朋友等其他人的名下了。根據我國經濟法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債務只能由公司資產來承擔，不涉及其他任何人的個人財產，包括企業投資者本人。換而言之，銀行貸款是以公司資產來做抵押物。公司資不抵債并不能讓私企老板跳樓。結果，他們中的很多人仍然過得很滋潤甚至可以東山再起，而相關的銀行貸款人員將承擔最終的經濟責任與法律責任。

大型國企與外企在融資方面與中小私企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大型國企始終處于政府的強力控制下，它們在內部形成了一個隱性的信用評估體系，銀行本身也屬于這個隱性體系，銀行可以采用各種手段將貸款追回。因此，國企相對私企具有更高的信用，更易于貸款。銀行的信用貸款，尤其偏好貸給大型國企和外企，如大眾、通用、三星等外資企業。對于這些企業，銀行給予整個公司某個授信額度，再按一定比例分給各個分公司或子公司，無須貸款擔保。即便國企資不抵債還可以采用資產重組等等各種方法保證企業運轉，只要企業還在，銀行貸款就不會變成死帳，銀行本身就沒有風險，而相關的銀行貸款人員就無需承擔最終的責任。

至于中小企業本身，在經營管理上更是問題重重。中小企業的財務管理普遍極不規范。中小企業大多處于產業鏈末端，本身的經營風險就較高。為了偷稅漏稅做假賬，很多企業有兩套甚至多套賬本。一套供自己經營參考，一套給相關的政府部門查賬繳稅時看，甚至還有一套給相關的上級主管部門看。明明年年暴利的企業居然賬面上都是年年負利潤，好一點的七、八年才才有一年盈利。而銀行貸款以現金流為參數，需要檢查企業的對賬單，以降低信息不對稱。問題在于中小企業將客戶和供貨商名單以及合同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很少有人愿意將其公諸于銀行。結果中小企業的財務報表與其他的企業紙面信息在銀行看來不過是一堆廢紙，根本不能作為貸款依據。

在這個混亂的社會秩序與經濟秩序中，中國的銀行無法像國外銀行一樣擁有強而有力的風險控制能力。對于銀行來說，絕大部分中小私企風險太高。為了降低風險，中小企想要在銀行貸款就必須提供抵押物或者找擔保人。通過抵押與擔保的方法，銀行將風險剝離出去，所有風險由擔保公司承擔（擔保公司本身也可能是為了套取銀行存款，各地擔保公司破產潮的日子不遠了，地方中小銀行的好日子也快過去了），銀行本身只控制資金并賺取低風險或無風險的存貸差利潤。而對中小私企來說，信用貸款只是夢想，唯有抵押貸款或擔保貸款。但不是所有的中小企業都有抵押與擔保，甚至有些企業連銀行信用記錄都是空白。尤其在近期國家為控制通脹而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后，少數中小企業依靠人脈關系與自身信用走起票據業務循環的路子，但仍有大量民企轉而以高利貸作為融資的主要手段之一，從而形成了全國性的高利貸風潮。

眾所周知，不依賴于銀行貸款的中小企業，其融資方法另辟蹊徑。比如有意壓款，即拖欠供應商資金，這相當于一個無息貸款的融資工具。最近出事的國美便采用了這種方法。再如大量短期拖欠甚至長期占用員工工資，這不僅是一種面對弱勢員工所采取的強制性無息貸款，還可以降低員工流動率，保持企業人力組員的穩定性，同時降低招工成本。真可謂是老板們的一箭雙雕，但苦的卻是“被”欠薪的員工！“無奸不商”這句古話可稱得上是千錘百煉毫不過時，那些不夠心狠手辣的人還是遠離工商界吧！這種玩錢的游戲不適合你們！（參見《世界金融五百年》一書中對西方金融家們毒辣手段的描述，例如書中談到，摩根如何在戰爭中低買高賣假冒偽劣給軍隊，坑苦士兵，自己卻大發其財。）

至于高利貸中的高利息率，和美國高利率的垃圾債券一樣，風險越高，利息率越高。這是因為利息率取決于企業的經營風險與金融風險。（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讀斯蒂格利茨的信貸理論，如斯蒂格利茨所著的《通往貨幣經濟學的新范式》一書）因此，在一個社會潰敗的國家，秩序混亂，信用匱乏，風險極高，利息率必然隨之高漲。比如在印度這樣等級極森嚴、法律如廢紙的國家，銀行貸款利息幾十年來一直高達20%-30%，印度銀行寧可將錢借給外國企業，也不愿意借給印度企業。面對中小企業如此之高的風險，那些經營高利貸的人也非凡人。要保證欠賬能收到，要么以高利息率借錢給信得過的親戚朋友，要么通過黑白兩道聯手對借錢者進行各種或文或武的威懾。當然，一般來說，后者才是追討欠債的主要保證與手段。

對于個別企業來說，高利貸也許會是企業的救星。假設一個一文不名的私企老板借2千萬高利貸，年利息率50%，即每年付給利息1千萬，2年后歸還本金。該企業所從事行業的銷售利潤率為20%，看起來企業似乎永遠都還不上錢。但是，只要資金周轉率高，1塊錢當10塊錢用，舉借高利貸的企業仍能賺取暴利。如果企業年資金周轉次數為10，也就是2千萬的資金在一年中可以當成2億資金使用，此時資本回報率將達到200%，兩年凈利達8千萬，企業還本付息后，在這種空手套白狼式的凈資本為零的財務高杠桿作用下還能凈賺4千萬。因此，資金周轉率與財富杠桿的高低決定了企業與企業老板的生死。

但在實際的市場上，狼多肉少，競爭極為激烈，上面所舉的例子純粹是理想狀況。對于絕大多數舉借高利貸的中小企業，企業經營變成在賭場擲骰子了，企業與個人都成為試圖一搏的敢死隊。我國相關經濟法規規定，民間借貸利率超過同期法定貸款利率4倍以上不受法律保護。除黃賭毒等涉黑行為與穩賺不賠的各種與政府、國企有關的不正當交易行為外，絕大部分正常經營的企業根本無法承擔如此高的利息，除非企業老板本身就準備賴賬不還或席款跑路，比如那些舉借高利貸的中小房地產開發商。我們相信在目前的形勢下全國95%的開發商都在擔驚受怕，晚上絕對睡不好覺。因此，全國性的高利貸泡沫遲早要破滅。

前幾年，浙江麗水全民參與的房地產集資就是高利貸泡沫破滅的典例。當時麗水價格高漲的房地產完全靠民間集資的高利貸維持。但最終因當年的房產調控與貨幣緊縮政策，房地產開發商資金鏈紛紛斷裂，那些信息通暢的權勢者均提前退出。人心不足蛇吞象，貪婪必將收到懲罰。那些將全部身家都押上去的普通家庭甚至是將養老錢都押上的社會最底層則血本無歸。

命里有時終歸有，命里無時莫強求。該來的總會有來的那一天。就在最近幾天，泗洪縣的高利貸活動也遭到了經濟規律的懲罰，當地由高利貸支撐起來的經濟繁榮一夜之間崩潰。當地村民形容：“就像一個脹滿氣的氣球，針一扎就破了。那個所謂的“寶馬鄉”——石集鄉則成為損失最為慘重的地方。

總而言之，在社會大面積潰敗的局面下，中國已成為投機泛濫的高利貸之國。那種單一的貨幣政策，只是一刀切的極為粗糙的調控工具。我們更應該從微觀視角出發，通過一定的方法來甄別各種性質不同的中小企業，同時降低金融機構與中小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便于扶持一些有前景、做實事的中小企業。至于那些一門心思盼著投機暴發甚至因在樓市上火上澆油而資金短缺的企業老板們，相關的主管部門該放手時還是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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