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 ）已經讓美國的中產階級被加速掏空，也把大部分美國人與超級富人之間不斷加大的分歧暴露無遺。兩相疊都預示著美國的中產階級行將消亡。那么階層之間的鴻溝如何填補呢？

　　2005年10月，三位花旗集團的分析師發布了一份報告，為我們描述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形勢。他們寫到，為了真正了解美國經濟和股票市場的未來，你首先需要認識到“美國消費者這樣的消費動物（真是絕無僅有），”還有，諸如消費者“平均”負債和消費者“平均”支出之類的概念正在被嚴重誤導。

　　他們說，事實上美國是由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構成：富人階層和余下的美國大眾。第二個群體是根本不關心投資決策的目的的；跟蹤這個群體的消費習慣或者對它的儲蓄率表示憂慮只能是浪費時間的行為。在美國經濟中，所有的行動都是在上部階層完成：（占美國家庭總數）1%的最富裕家庭的年收入總和與底層60%家庭收入的總和相當；他們擁有的財富總和與底層財富總和的90%相當；而且每過去一年，就會有一大筆國家的錢財通過自己的手流進他們自己的腰包。就是這一小群人，幾乎是獨斷地掌控了未來的經濟增長和未來的經濟回報。阿杰伊·卡普、尼爾·麥克勞德和納倫德拉·星等三位分析師為這種經濟狀態選了一個最契合的詞：政治經濟學（plutonomy）。

　　卡普和他的合作者寫到，在這種政治經濟學中，“經濟增長是由富裕的少數人推動的，也是由富裕的少數人大把消費的。”他們注意到，美國此前曾經兩次遇到類似的狀況---一次是在“鍍金時代”，另一次是在“咆哮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在每次事件中，財富的集中都是快速的技術進步、全球一體化、自由主義的國家政策和“創造性的金融創新”等帶來的結果。在2005年，富人們幾乎觸及了他們在前面的那些時代中已經達到的高度，而且花旗集團也沒有找到適當的理由認為這次輪回中富人們的財富不會繼續攀升。報告說，“世界正在被企業家富們豪強力控制，”我們這個時代的“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將會充分利用”處于快速轉變中的全球經濟“異常復雜的形勢”。

　　在經濟衰退期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通常會降低，但在大衰退時卻不盡然。從2007年到2009年（有據可查的最近幾年），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擴大。1%的最高收入者在2008年的收入比其他美國人減少得更多，但是這些減少幾乎完全是因為股票市場的暴跌，并且其中有50%的減少是在實現的資本增值方面。如果把資本增值排除在外的話，最高收入人群獲得的國民收入的份額在2008年還是上升的，而且自此以后股票市場便開始恢復了。自2009年開始，公司利潤在一個季度、一個季度的急劇增加。

　　甚至在金融領域，高收入人群也已經回歸強勢。2009年，這個國家前25位的對沖基金經理的收入比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的收入還要高，達到了250億美元。由于金融危機開始時，華爾街便大量暫時裁員，因此與其它領域相比，金融產業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更強；從2007年一季度到2010年一季度，金融產業縮減了8%的工作職位，與之相比的是建筑業縮減了27%，制造業縮減了17%。縱觀整個衰退過程，金融與保險領域的失業率一直明顯低于全國的總失業水平。

　　大衰退對不同地區、不同階層的人的影響是非常不均衡的，而影響也很容易看到。從2009年到2010年，在全國范圍內，工資收入基本處于停滯狀態，但在曼哈頓地區是增長了11.9%，硅谷是8.7%。華盛頓特區和圣何塞（硅谷）的城區（都是美國精英人士的主要聚居區），今年2月份的招聘職位幾乎與應征者一樣多。與此相反，在邁阿密和底特律每一個招聘崗位會有6個失業者前來求職。3月份，在全國范圍內，僅有高中畢業文憑人群的失業率是12%；大學畢業生是4.5%；有專業資格的人士是2%。

　　（大城市的）遠郊和房價適中、曾經快速發展的地區（如鳳凰城、拉斯維加斯和佛羅里達的大部分地區）一直是只有有限的儲蓄和教育水平但志存高遠的中產階級心目中的麥加城，但是一夜之間住房市場發生了雪崩。相比較而言，職員階層都密集聚居在房價較貴但富有活力城市（如舊金山、西雅圖、波士頓和芝加哥等）的近郊區域，他們受到的損失要小些。事實也是如此，由于股票市場反彈但是房屋價值卻沒有回升，因此整個中產階級的財富比持有更多樣化投資組合的富人階層縮減的要多。一份2010年皮尤（譯注：皮尤研究中心）研究報告表明，從衰退開始，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已經損失了23%的財富，與此相對應的是上層階級僅損失了12%。　　

　　富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更容易地擺脫衰退的困擾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他們一直順風順水好多年了。與此同時，經濟衰退制約了工資的增長并有助于實現快速業務重組和離岸外包，使許多公司降低生產成本并獲得更高的利潤---它們的高管也會獲得比較高的收入。　

　　安東尼·阿特金森是牛津大學的一位經濟學家，他在最近幾次金融危機如何影響收入分布方面做過研究。他發現在這些金融危機的提醒下，富人階層通常會強化他們的經濟地位。阿特金森研究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橫掃亞洲的金融危機以及同時代對幾個北歐國家造成影響的金融危機。他說，在大部分案例中，在危機發生后，中產階級都經受了長時間收入低迷的煎熬，而1%的高收入人群卻可以保護自己---一旦市場崩盤，他們會利用手中的現金儲備非常便宜地購買資產，然后便會在危急中崛起，比他們曾經擁有的資產份額和收入還要明顯增加。阿特金森告訴我說，“我認為自從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在美國看到了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巴菲特先生一直在投資。”

　　住在伯克利的經濟學家以馬利·薩伊茲說，“富人們似乎已經走在復蘇的大路上，”而那些中產階級，特別是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也許會遭受永久性地打擊。”薩伊茲指出，（世界經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嚴重衰退走出來后，“當富人又恢復了活力，當加入工會的勞動者再也找不到和曾經的工作報酬一樣的新工作時，你會看到，不平等又增加了······。現在我擔心我們將要見到同樣的現象了，但是這個會更富有戲劇性。”在美國，由于與海外勞工的成本或者工藝替換性上相比較時，一些工人屬于過度取酬，因此中等收入的工作“便消失了，但是留下的會是一個剛性的和真實的市場。”許多工作報酬比原先減少了，也有少部分工作報酬甚至比原來還高了。這種政治經濟學在后危機時代的嚴酷考驗中得到了鞏固。

　　中產階級的凋零

　　嚴重的經濟衰退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們傾向于加速已經進行中的深層經濟變化。衰退中的產業和公司失敗后，會激勵工人和資本向上升期的領域轉移；衰退中的城市迅速萎縮，留下滿目荒涼；技術革命部分地取代了工人們的角色，工人自從被大量的從工作崗位趕走之后，就再也沒有讓返回。一些經濟學家辯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類似這樣的(經濟)階段等于為國家做了一些服務工作，它們為新的創新、更有效率的生產和更快的增長等掃清了道路。不管是不是真的，它們一般會非常清楚地、非常無情地讓我們知道，社會正在走向何方以及什么樣的人和地區正在落在后面。

　　可以說，過去的幾代人的經歷表明，在美國最重要的經濟趨勢便是非常直白地把美國人分成了勝利者和失敗者以及中產階級被緩慢的淘空。從1999年的2009年，平均收入值一直就跌跌不休，但總的來說這個下降的趨勢被住房泡沫最大程度地掩蓋了。盡管收入停滯或者工作的流動性下降，但是住房泡沫使得工薪階層和中產階級家庭提高了他們的生活標準。但自此以后，這塊終遮羞布被吹走了，經濟衰退將美國社會中這個龐大的中間群體壓得喘不過氣來。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大衛·奧特在2010白皮書中寫到，在美國，“大衰退已經在數量上但不是在質量上改變了就業的兩極分化現象，”“中等技能的白領和藍領工作”的消失情況要比高技能白領工作或者低技能服務崗位“嚴重得多”。確實，從2007年到2009年，專家級、經理級和高技能技術崗位總的就業形勢基本未發生變化。像食物準備、個人護理和家居清潔之類的低技能服務崗位的工作也相當的穩定。與上述情況相反的是，經濟衰退已經壓倒性毀滅了中產階級的工作。銷售、行政助理和非管理層辦公室工作之類的白領工作，幾乎每12個崗位中就有一個在衰退的最初兩年消失了；生產、手工藝、修理和設備操作之類的藍領工作，每6個崗位便有一個也是同樣的命運。

　　奧特把中等技能的中產階級工作崗位遭遇分化現象單獨提取出來作為正在深刻重塑美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進步趨勢之一。其它的幾個趨勢是：頂層崗位的報酬正在增加；沒有文化的人的工資在下降；和“男性員工薪資水平的變化在勞動力市場滯后”等。他寫到，“所有這些進步的標志都使大衰退提前到來，而且從已有數據來看，大衰退又反過來強化了這些發展趨勢。”

　　在3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經濟一直處于上述突變的中心。通過從工業到服務業和信息業的過渡，美國經濟把自己非常緊密地整合到一個單一的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全球市場中。在某種程度上講，這種轉變自始至終都是表現為破壞性的。但是在新千年后這種轉變的步伐已經加速，金融危機后甚至更快了。公司企業已經理解到如何更好更快地利用計算機處理能力的指數增長趨勢。與此同時，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全球供應鏈在供應的緊密程度和廣度上也在進步，這也是信息技術進步和貿易自由化的結果，并使得日常工作更容易安排。當然，中國、印度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正在完全地崛起為經濟的發動機，它們能夠提供大量高價值的商品和服務。

　　美國在一些領域的轉變也許正接近完成。近幾十年來，隨著其它商業領域的成長，制造業對經濟的重要性已經持續式微。制造業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迅速衰落，然后便是被緩慢的蠶食。但是根據就業數據來判斷，這種泛泛的說法至少不是十分正確。事實上，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到本世紀初，工業部門就業總人數一直保持穩定，從大約1700萬人變動到1900萬人。無可否認，制造業并沒有為新增人口提供許多新增工作崗位，但是幾十年來，增加的產出卻從根本上抵消了節省人力的技術和離岸外包對制造業帶來的沖擊。

　　從2000年開始，美國的制造業已經流失了1/3的工作崗位，其中一些崗位轉移到了中國。盡管制造業丟掉的工作與二十世紀農業工人人數大幅減少的農業領域相比有過之而不及，但是制造業仍然不會在美國消失。時至2010年，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二大制造國和第三大農業國。由于農業的機械化程度已經非常高了，以至于只有2%的美國工人會選擇農民作為職業。由此看來美國的制造業也會后其后塵。

　　與此同時，經濟轉變的另一階段實際上剛剛開始，這一階段明確指向白領勞動力。奧特告訴我，“信息技術之類的東西有非常廣泛的應用性。它一直在降價，而我們也用得越來越好。”比如，計算機軟件可以編制法律文書模版并且可以在第一時間內讀取X射線和其它醫學掃描的數據。同樣地，感謝計算機技術，我們現在可以很容易地讓遠在地球另一邊的教授們讀取和解釋那些掃描數據。

　　2007年，美聯儲前副主席、經濟學家阿倫·布林德估計，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美國的工作總職位數的22-29%可能會轉移到海外。似乎只有離岸外包在伴隨著經濟衰退大行其道。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但是美國工作崗位的損失卻特別慘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在世界范圍內丟掉的每4個工作崗位中就有1個在美國。并且，在美國失業人數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在中國和巴西等國家，失業人數已經恢復到（或低于）衰退之前的水平。

　　焦慮感在攀升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貿易和技術兩方面，僅有中等程度的認知能力或操作技能的美國工人的低成本替代者的數量在增加。他（它）們主要從事常規的工作，如生產線、工藝控制、數據記錄、基礎信息經紀、簡單的軟件編碼等。由于機器和低收入的外國工人已經擔負起了這些功能，所以與這些操作有關的技能（在美國）便變得無足輕重，缺少高等教育基礎的工人也因此受到沖擊。　　

　　到目前為止，在很大程度上，同樣的的這些因素對那些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出色的創造才能或分析能力的美國人算是利好消息。信息技術對進行復雜研究、精密分析、高端生意撮合和從事多種形式的設計和藝術創作的人起到補充作用而不是替代那些工作。同時，全球一體化對美國新產品和高品質服務意味著更廣大的市場，也意味著那些創造或提供它們的人可以獲得更高的收入。

　　在近幾十年里，教育的回報在提高，也產生了更加嚴重的收入分層現象。但是即便在精英人士當中，經濟發展也令他們產生了令人震驚的背離想象。從1993年開始，這個國家的收入增長中超過一半被1%的最高收入者獲得；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收益也增加很多：從2002年到2007年，在每3美元國民收入增加值中，1%的最高收入者就拿走了2美元。2002年有將近200萬人進入大學學習，其中1630名在哈佛大學，但是今天在他們當中只有馬克•薩克伯身家超過100億美元。超級精英的興起并不是差異化教育的結果。部分地原因是，它是正在擴大的市場和技術革命（它們正在比以往更快地創造更大的勝利者）的自然結果---這個結果甚至還沒有完全地展現出來；同時，在巨額財富帶來的政治影響力的作用下，這個結果還被大大強化了。

　　最近，隨著技術的進步以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把更多的人送入大學，經濟壓力也爬上了美國的教育階梯。奧特告訴我，“把大學教育和繼續教育做一區別是很有用的，”“長期以來（也包括最近），在具有職業資格甚至博士（學位）身份的人中，通常他們的求職市場一直很好。盡管具有高等教育背景，但最近工作不太順利的那群人應當是上了4念大學只拿了學士學位但卻沒有繼續深造的人。工作的機會不太好、工資增長也不太好，經濟衰退正在給他們造成更大的損害。這群人正在被從中等管理崗位或組織崗位替換下來，因為他們缺乏特別專業化和稀缺的技能。”

　　大學畢業生也許會因為技術和貿易之外的原因失去一些光彩。奧特指出，在更多的美國人進入大學后，可以認為大學的教育質量已經變得不太穩定了，而且非特定學校頒發的學歷證書所具有的身份的象征也許已經貶值。不管原因是什么，“大學學歷不再是那種和原先一樣可以避免丟掉工作和保住工資的金字招牌。”

　　毫無疑問，有大學文憑比沒有要強千倍。的確，在相對的基礎上，上四年大學的回報正在接近其歷史高位，但在很大程度上，（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針對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的預期一直是走平或下跌的。總的來說，大學畢業生的收入都幾乎沒有觸動過。在定義為挫折與失敗的十年里，也許這種奇觀可以引發一種蒼白無力的慶祝。蒂莫西·斯米丁是威斯康星大學的經濟學家，也是研究不平等問題的專家。他說，“大學畢業生不錯了，”　但是“所有與收入有關的事，沒有高于學士學位的人就別想了。”

　　美國的階層正在分化和改變。一小撮的精英人士繼續游離于其它所有人之外。在它之下，很容易想到的就是飄忽不定的中產白領階層（普通的大學畢業生），幸運的箭頭多半偏離他們；還有高一等級的大學畢業生和研究生，幸運的箭頭正在逐漸地抬起并指向他們，但趨勢還不太明顯。自從經濟危機爆發后，專業的中產階級的焦慮感正在增加，而且這種焦慮感不是沒有道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這種焦慮感不應使我們被美國社會中的第二條（分隔大學畢業生和其他人的）裂縫所割裂。

　　如果生活并工作在波士頓或西雅圖或華盛頓特區的專業社區內，你會很容易忘記在全國范圍內，甚至在25-34歲的人中，大學畢業生僅占對應人口的30%；很容易忘記2009年一個年收入11.3萬美元的家庭在全國范圍內會歸于80%的那類家庭。美國社會真正的中心永遠是它的非專業人群---那些沒有繼續取得學士學位的高中畢業生占到了成年人口的58%。隨著制造業的工作崗位和半熟練的辦公室崗位的消失，廣大的、非專業的中產階級當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向下漂移。

　　底層的70%

　　非專業中產階級的困境是與男人的經濟困境分不開的。沒有高學歷的男人一向是經濟長期轉型過程中最大的失敗者（按照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邁克爾·格林斯通的觀點，自從在1973年達到頂峰后，男人的實際平均工資已經下降了32%，而且此前的統計數字還是把已經完全喪失工作能力的男人考慮在內的）。而且男人的困境還放大了這個國家面對的許多問題，不僅是經濟上的，還有社會上的和文化上的。

　　就像住房泡沫掩蓋了中產階級的困境一樣，它也在短時間內隱藏了許多男人在走下坡路的狀況。根據哈佛經濟學家勞倫斯·卡茨的研究結果，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有創造力、分析能力和人際交往技能的男人一直在勞動力市場受到青睞；而沒有大學學歷的男人在收入方面工資一直承受著特別的壓力。卡茨說，“我認為經濟衰退使問題更加嚴重了。”在無路可走時，建筑業為年輕男人提供了一個途徑（放到20年前他們應當會進入制造業）。由于房產泡沫的原因，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男人在長期趨勢下并不是像你預料的那樣糟，但是很難想象會再出現一次建筑業的繁榮使他們得到終極拯救。

　　在過去的30年中，有一個最大的謎團就是男人作為一個整體對逐步衰落的藍領勞務市場是如何應對的。大學畢業生的求職機會已經超越了與非大學畢業生的界限，而對非大學畢業生而言，他們的工作都僅限于服務業（工資水平最低從到中等）。然而，男人中的主體人群所追求的目標是既不想上大學又不想從事服務行業的工作。今天具有學士學位的年輕男人和1980年時幾乎是一樣的。正像社會學家瑪麗亞·查爾斯和大衛·格倫斯基在2004年出版的《職業貧民區》（Occupational Ghettos）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目前處在職業階梯不同層次的男人和女人非常容易地進入混合求職的領域，但是很多行業和職業卻仍然像實行“種族隔離”一樣，男人去尋找越來越萎縮的體力工作；女人們“蜂擁而入非體力職業，而且還可以商談更高的報酬和地位。”

　　在最近的2001年，美國的制造業雇傭的人數依然和衛生和教育服務加在一起的人數一樣多（大約1600萬人）。但從那時起，由婦女主宰的衛生和教育領域增加了大約400萬份工作，而制造業卻失掉了同樣多的工作。即便在其它領域都求職無門的情況下，男人也擠不進衛生保健和教育部門；2009年，男人們在那些景氣的行業里，也僅占據了1/4的工作崗位，這和剛跨入這個十年時的境遇差不多。盡管工作崗位在萎縮，但男人們還是鞏固了在制造業的優勢地位，另外與2000年時相比，2009年男人在建筑業、交通業和公用事業等領域工作的壟斷程度更加明顯。

　　俄亥俄州經濟學家布魯斯·溫伯格說，“我深切關注”低技能男人的工作前景。1967年，在30-50歲年齡段內，97%的美國男人是僅憑高中畢業文憑參加工作的；在2010年，這個比例降到了76%。男性就業崗位的萎縮不單單出現在美國，幾乎在所有的富裕國家都是如此，這是因為它們已經走過了工業時代。溫伯格的研究還表明，在社交技能變得越來越重要的工作崗位，在性別選擇上正在偏向女人。而且這樣的工作崗位確實非常多。在其工作論文《People People》中，溫伯格和另外兩名合作者發現，在計算機應用日益盛行和增長的工作崗位和團隊工作非常重要的崗位，社交技能一般都體現出了極高的價值。當然，在美國的工作場所中，計算機應用和團隊工作都正在成為核心特征；伴隨大衰退而來的重組也加速了這種趨勢。

　　無需多言，就像無數的男人上學時課業優秀一樣，無數的男人社交技能同樣的優秀。作為團體來說，男人掙的錢仍然比女人多，部分原因可以歸于揮之不去的性別歧視。我們觀察到許多兩性間的差別也許是由文化而不是遺傳引發的。男人的困境在硅谷或華爾街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是在建立遍及全國的藍領和低端服務社區時，他們是當仁不讓的主力。恰恰在這些不太富裕的地方，性別角色、家庭動向和社區角色都在尾隨著經濟危機發生變化。

　　文化的分離

　　在本刊2010年第三期，我探討了內容廣泛的男性經濟問題的社會后果，曾幾何時它們已經變成了慢性病。盡管生孩子離不開男人，但女人傾向于不與沒工作的或者經濟上不可靠的男人結婚（或保持婚姻狀態）。而且當孩子們的父母分開或居無定所時（通常情況就是這樣），他們的生活一般都會變得很困難。哈佛社會學家威廉·朱利葉斯·威爾遜把上世紀七十年代內地城市制造業工作的流失（內地城市的男人也因此出現經濟困難）和許多此后發生的社會病聯系起來。那些社會病最終變成了從一代傳遞到下一代的自我強化。在這個很少有特權的群體里，一個大的、占主導地位的男性下層階層也許正在形成，伴隨它的是普遍的文化問題。

　　在這段歷史中，有一點我并沒有強調指出，那就是這些五花八門的社會問題觸及的廣度已經蔓延到非專業的中產階級，這些問題會使家庭和群體陷入一個紊亂和令人失望的循環之中。在去年年末發布的一份有關美國家庭的全國性的研究報告中，社會學家W·布拉德福·威爾科克斯寫到，在“中間美國人”（有高中文憑但沒有大學文憑）當中，家庭機能失調的一系列信號都已開始亮起紅燈。“今天受過中等教育的美國人的家庭生活（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的人類似），”“越來越像當年那些高中輟學生的生活。他們普遍因金融危機、伴侶間的沖突、單親和問題兒童等背負負擔。”

　　威爾科克斯寫到，“變化的速度令人吃驚。”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37%的受過中等教育的夫妻走進婚姻殿堂不足10年便處于離婚狀態或者分居狀態，這個比例與沒有完成高中學業的夫妻的比例大致相同，也是大學畢業生夫妻這個指標的3倍。進入新世紀后，自認為“婚姻幸福”的受過中等教育的夫妻的比例（與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大學畢業生夫妻的比例相同）也正在與高中輟學生夫妻的狀況接近。在2006-2008年之間，受過中等教育的女人當中，有44%的嬰兒在婚姻以外出生，與高中輟學生的比例（54%）差不多;在女大學畢業生中，這個比例僅有6%。

　　與大學畢業生相比，現在非專業的中產階級家庭與那些高中輟學生家庭更接近，因此以下每種行為模式幾乎都是同樣的狀況：14歲女孩與父母共同生活的比例；青少年“非常”想上大學的比例；如果知道自己（或他人）懷孕了會感到尷尬的青少年的比例；未婚的年輕人一直使用計生用品的比例。

　　一個在美國根深蒂固的固定看法是：在藍領社區和一些小城鎮，或者更廣泛的說在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當中，宗教根源的最深的。這個說法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可以說是正確的。但從那時開始，在中等教育程度的美國人中，參加宗教活動的人陡然下降，而現在大學畢業生中參加宗教活動的現卻越來越普遍，同樣他們參加公民團體的程度也大抵如此。出身富裕家庭的高中高年級學生最有可能當志愿者、參加團體活動、去教堂做禮拜，而且與過去的學生相比，學習（宗教）更有熱情；和20年前同類學生一樣信任他人；而來自不太富裕家庭的同齡人在參加上述活動方面卻熱情不足。一種傳統中產階級和30%的社會上層階級之間的文化裂痕正在增大。這種文化裂痕在40年前并不存在，在20年前已經出現但仍然相對較小。

　　經濟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是綜合顯現的，但在文化規范上的變化不能單獨歸因于經濟。威爾科克斯已經試圖從統計學的意義上分析他已經歸納出的變化的原因，并且得出結論稱，以階層為基礎的婚姻格局的變化中，舉個例子說，有1/3可以歸結為工資收入的停滯不前、正在增加的工作不穩定性或者有過失業的經歷；余下的可以歸因于公民和宗教社團參加頻率上的變化以及中產階級在態度上更廣泛的變化。

　　事實上，所有這些變量似乎都是互相加強的。不管怎樣，由于非專業的中產階級人士的前景正在變得暗淡，所以在最近的10年里，中產階級內部發生的一些最重要的文化上的變化正呈加速之勢。例如，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住在一起但不結婚的伴侶的對數一直在快速增加，而且真的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就幾乎達到了翻番的程度，從2000年的380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670萬人。從2009年到2010年，這個數字又增加了100萬人。在新近同居的伴侶中，每十對之中即有六對至少其中一方沒有工作，這個比例比過去也高了很多。

　　從根本上講，精英階層自身的演變似乎至少應當對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和社會上其它人群之間正在擴大的文化鴻溝負部分的責任。正如作家比爾·畢曉普在其2008年出版的《The Big Sort》一書中所展示的那樣，在過去的30年中，美國社會已經變得更加精細地按照貧富程度和教育程度來分類，而這種分類已經轉而強化了沒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與有大學文憑的美國人在個人習慣和生活品味等方面的分離趨勢。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美國人社區內，家庭大半都很完整、理想教育很強烈而且可供學習的楷模很多。在大學程度人群所占比例比較低的社區中，上述特點是看不到的。第一種類區內天生的領導人通常在20來歲的時候便嶄露頭角，這些精英中的佼佼者在學校時課業優秀、上自己選擇的大學并獲得相應的學位。

　　羅恩·哈斯金斯和伊薩貝爾·索希爾在2009年合著的《創造一個機會社會》（Creating an Opportunity Society）一書中寫到，在大多數美國人相信美國機會遍地，而且成功主要依賴于個人的智力和技能的時候，其實現實情況是非常復雜的。在最近的十年里，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的人確實在順著階級的階梯上下穩步運動，例如，在接近千年之交的時候，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的中年人，其收入在一個很寬的范圍內波動。但是在那些父母或貧或富的人中，他們自己所處的階層與父母的階層是很有粘性的。父母屬于5%的最高收入者的，其子女成年后與父母同屬一個層次的比例占到了39%；同樣地，父母屬于5%的最低收入者的，其子女成年后留在父母所在層次的比例占到了42%，只有6%跨入了5%的最高收入人群：從貧寒走向富裕的故事只是個傳說而已。

　　一個單薄的中產階級階層在本質上意味著那些出身低收入家庭的人可依靠的墊腳石太少了。如果目前的經濟和文化趨勢繼續下去的話，各個階層之間的流動性在未來很有可能會降低，而且階層之間的差別也許最終超出我們的能力而無法愈合。

　　最令人擔憂的是，所有這些施加在非專業中產階級身上的最強烈的壓力，包括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似乎都在朝向同一個方向。我們不能預知未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中一些壓力也許會自行消散：未來的技術進步也許不再像現在的技術進步那樣使中等技能的工人受到懲罰；由于他們的替代者們（譯注：指女人）在工作上變得日趨僵化，男人們也許會更習慣于后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非專業中產階級家庭也許會使自己順應發生變化的工作、收入和父輩的角色，從而進入一個新的穩定期。

　　美國經濟之路的改變

　　從大衰退中真正擺脫出來并不是震動一下經濟使它重回原來的道路那么簡單，而是要改變道路。沒有一個單獨的行動或者政策措施可以修復中產階級今天面臨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是通過一個復合途徑我們可以緩解這些困難，比如，一些方法可以增加經濟自身的增長率，還有一些方法用來保證更多的人能夠從經濟增長中受益等。許多最深層次的、已經暴露無遺和暫時加速的經濟趨勢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全地進行完。我們可以適應，但我們現在就要開始。

　　本文余下的內容會教我們如何去做。我所建議的措施不是泛泛的，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但這些建議在未來的幾年里對我們需要權衡考慮的建議類型和我們需要進行全國對話的本質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對話的首要議題是：一定要對全球化如何影響美國的經濟進行重新評估，以及需要采取何種措施使美國可以在迅速改變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2010年，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發布了一份報告，剖析了美國的跨國公司的強大程度和它們之于美國經濟的重要程度。這些總部位于美國的跨國公司2007年雇傭了占所有私營領域19%的雇員總數、占所有私營領域25%的利潤總額，而且發放了占所有私營領域25%的工資總額。它們還投入了占這個國家私營領域接近3/4的研發費用。自1990年以來，實際GDP增長的31%是由它們創造的。

　　然而盡管它們身軀龐大，但是跨國公司在創造工作機會方面卻沒有什么建樹。在過去的20年里，它們在美國的勞動生產率中占據了41%的份額，但是在所有私營領域的工作崗位上卻只占到了11%。而且，在近10年里這份數據表就更加難看了：按照經濟學家馬丁·蘇里文的估計，從1999年到2008年，美國的跨國公司實際上縮減了190萬國內雇員，同時國外雇員增加到了240萬。

　　美國跨國公司沉重的腳步只不過是美國經濟已經變得與更大的全球經濟密不可分的一個象征，而且這些數據也顯示出兩大特點：第一，我們不能游離于全球化之外或者重回貿易的老路；如果這樣做的話，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并繼續惡化。第二，盡管美國的繁榮系于全球化，但是無論如何，在應對日益緊密的全球聯系方面，美國經濟在一些事情上是與之背道而馳的。

　　特別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把賭注放到了連續創新上，只要商品成熟了以及它們的制造已經成為常規操作，美國便允許生產過程快速向其它國家轉移，所有這些都基于一個理念：在本土創造更新的產品和服務將會大大彌補生產過程向外轉移帶來的損失。有時，這項戰略收益頗豐。上世紀九十年代，急速的技術創新使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并且創造了又好又新的工作崗位并順著社會結構的階梯取代那些已經過時的或者移至海外的工作崗位，同時為大多數美國人帶來了給力的收入增長。然而，上述過程在近些年被打斷了。

　　經濟學家邁克爾·曼德爾寫到，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不再像過去一樣享受自己的創新所帶來的經濟成果。由于全球信息交流加快、無縫鏈接做得更加細密以及人力資本比過去更加廣泛的分散，因此知識、研發和商業訣竅的貶值速度甚至比15年前更快。　

　　因此國內生產（階段）繁榮的結束時間比過去提前了。例如，根據1999年美國勞工統計局估計的數字，IT業的硬件生產在接下來的10年里將會創造大約15.5萬份新工作，而10年后卻實際縮減了近50萬個工作崗位。數據處理行業的工作職位也在下跌，據推測是離岸外包和技術進步的結果。由于創新貶值速度加快，所以為了維持同樣的經濟增長率，我們需要更多的技術進步。

　　但是，總而言之，就像許多的著名經濟學家和企業家最近所指出的那樣，重大創新率實際上在顯著下降；由于前段時間的經濟增長主要是由住房泡沫所推動的，所以我們只是沒注意到而已。重大創新率的下降也許一直是運氣不佳的結果---那種可以創造出整類全新產品系列的重大突破很難預測到，而長期的技術停滯卻是司空見慣的。在某些領域，過度的控制也產生了一些影響。經濟學家泰勒·考英在其最近的新書《經濟停滯》（The Great Stagnation）中認為，尖端科學本身向外拓展（或者說，至少轉化為商業化的技術創新的比例）不僅越來越慢，而且還需要幾十年的時間并投入更多的資源。

　　近些年，工藝創新進展很快。美國的跨國公司和其它公司很善于通過對信息技術的投資、重組操作和在全球范圍切換工作等措施不間斷地改進運行效率。其中通過創造一些使生產率更高的本土工作崗位的舉措讓一些美國工人受益。但是由于缺乏可以帶來新產品和服務的重大突破，同時也考慮到中國、印度和其它地方低工資但受過培訓的勞動力大軍已經存在的現實，因此在美國本土，運行效率的提高一直都不能成為獲得工作或工資強勁增長的靈丹妙藥。

　　美國作為技術創新者有巨大的優勢。像硅谷、北卡羅來納州的研究三角帶和馬薩諸塞州的高技術走廊等區域都是難以復制的，而且在美國類似的研究區域還有很多。在過去的15年里，外國學生依舊云集于此，外國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在此獲得博士學位后繼續工作很長時間。當你做同等條件的對比時，比如對比居住在這里的有經驗的工程師、科學家和商務人才等，你可以很容易地看到，美國仍然在領導著世界。　

　　但是我們需要比較好地利用上述優勢以加快技術創新進程，其中一項工作便是在接下來的一些年里把國家重點考慮的事情更多地放在投資上而不是消費上。這意味著，首當其沖的是要通過把更多的聯邦科研投入（也許是為私人研發支出提供減免稅措施）和更低的公司綜合稅率（和更簡化的公司稅率代碼）結合起來，大幅度提高和擴大國家和私人在基礎科學進步和科研開發等方面的投資。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德·菲爾普斯和里奧·蒂爾曼建議設立國家技術創新銀行。該銀行可以以創新啟動資金的形式投資或借出資金，金額比風險投資基金可以提供的還要多，而且資金成本很低，這樣可以帶動更多地資金投入并使風險稍大的項目能夠獲得資金支持。設立該銀行更主要的想法是因為技術創新可以帶來太多的外圍效益（從創造工作機會到甚至失敗的企業家及其員工都可以從中獲得工作經驗），因此作為一個社會而言，我們應當比私人投資公司更加心甘情愿地、不受限制地為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

　　掃清官僚主義制約創新的障礙與推動更多的基金投入到創新之中同等重要。就像華爾街已經充分展示的那樣，并不是每個行業都受到完全過度的調控。不管怎樣，這個十年確實見證了一些調控措施的累積，并使投資環境冷卻下來（兩個著名的例子分別是薩班斯· 奧克斯利會計改革（法案）和國土安全部成立后出現的代價高昂的安全規定的擴大化）。

　　在實踐中，實現監管的平衡總是很困難的事，但是邁克爾·曼德爾建議使用經驗法則：在關注新興行業時，我們應當傾向于比較寬松的監管、允許創造性的實驗并鼓勵快速增長。上世紀九十年代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它就得益于其在進行工業化開發前享受的寬松的監管手段；今天的綠色科技、無線平臺和社交網絡技術也許都適合采用類似的方法。

　　任何認真加快創新的努力都將意味著還要采取許多其它的行動，從加倍的承諾到改善美國學校的條件、到每年引進更大數量的創造性的、高技能的移民等。這些措施都會增加成本或者存在缺點。在其它所有問題當中，根據寬松監管政策對高潛質的產業的授權，需要政府“選出勝利者。”政府開支向投資和創新傾斜可能意味著國防項目和目標為上層民眾的項目要準備讓步。由于現在技術創新的收益分散的更快了，因此國家投資于科學研究和商業創新的回報也許會比幾十年前要低一些。盡管存在諸多缺點和多方權衡，但是替選方案巨大的投資以及國家級創新的高度優先地位都喚起人們憂郁的思考。

　　在我們努力追求快速創新時，我們也需要讓新穎、高價值的商品在美國本土的生產維持更長一段時間。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方法通常都是弄巧成拙的，盡管我們對盜取知識產權的行為保持警惕并且在發現此類的偷盜行為屬實時給予強烈的制裁，但這些措施不太可能改變技術和知識擴散的這種基本趨勢。（絕大多數的擴散是完全合法的，而且長期工業化和全球化的歷史已經表明，各種停止技術擴散的措施最終都會失敗。）真正要做的是制訂一個公平的匯率，特別是中國自始至終就采取了非同尋常的措施來保持其貨幣對美元相對低估值，而且已經損害了美國的工業領域。我們必須迫使中國做幣值重估，如果有必要的話，就把制裁擺到桌面上。

　　那種認為過去十年里一些勞動力變動趨勢會使技術、創新和全球化效應加倍的想法也許是判斷錯誤的。確實，這些戰略并不是包治百病的，但是如果沒有一個充滿生機、富有創新精神的經濟作依托，其它所有預期都會暗淡無光的。特別是對于專業中產階級而言，創新方面的一項突破和對更快經濟增長的回報會解決很多問題，而且很可能重新激發收入的增長。在技術進步威脅到一些大學畢業生現有工作的同時，他們的工作能力卻絲毫看不到掉價的跡象。例如，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最近所做的分析報告表明，在接下來的10年里，即便經濟增長緩慢，但是美國公司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很可能會增長很快；快速的經濟增長將會導致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規模大大超過供應規模。

　　然而，即便在經濟高漲的時代也有許許多多沒有學歷、技能或者能力（人數之多，我們都不好意思承認）的人去在一個純粹的和全球化的市場中獲得成功，因為這個全球大市場在中國、印度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擁有龐大的勞動力儲備資源。再過10年或者更長一段時間，即使國家經濟增長很強勁的話，我們努力幫助并支持的那些只接受了中等教育的美國人將會用實際行動決定是否美國還可以被稱作中產階級國家。

　　修補中產階級的漏洞

　　經濟學家克勞迪婭·戈爾丁和勞倫斯·卡茨在《教育與科技的競爭》（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一書中寫到，在二十世紀大約前70，80年的時間里，大部分美國人都是成功的，不平等現象也減少了。這是因為盡管技術進步很快，并且（社會上）對相對高技能的人的偏見還是很嚴重，但是教育水平的進步仍然很快；可以利用新技術的人群越來越龐大，而跟不上步伐的人群相比較而言要小些。

　　然而，過去3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大學總體畢業率向上提升哪怕說漲到40%都是很緩慢、很困難的事情。（從1979年到2009年，25-29歲年齡段擁有四年大學文憑的比例僅僅從23.1%升到了30.6%，或者說每四年才大約升高1個百分點。）當然，最終大學畢業率很可能會觸及一個比高中或初中畢業率低得多的最高值。在一個時間段內，構建美國中產階級階層的答案來自初中畢業生，此后一個時間段，就是高中畢業生。但是大學畢業生也許從來也不會成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很簡單，起碼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里，大學教育不能成為解決中產階級困境的全部答案，因為即便按照最順利的假定，這個社會中間群體的大部分人都不會擁有四年的大學文憑。

　　正如我們現在所理解的那樣，在美國精英階層中最有害無益的想法是將成功與考試成績劃等號和與此相對的信念是那些在課堂上很用功的學生用不著期望再從社會上獲得什么知識。從很早很早以前，精英成才之路便已經成為可以量化的東西。這是一條探尋人類潛能的狹窄小路，但這條小路非常拙劣地輕視了在總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的那部分人群。因為我們長時間鼓噪大學教育中心論，所以我們對那些不上大學或者上了大學但沒有完成學業的人（他們一般在18歲或20來歲便逃離了大學校園）并不感到奇怪。每年對大學生和研究生的助學金、貸款和減免稅總額達到了1600億美元；與此對照的是，聯邦、各州和地方用于就業和培訓計劃（一般資助沒有大學學歷的人）的開支總額僅為70億美元---自1978年以來，這個已經根據通貨膨脹做過調整的數據數字還下降了75%。

　　在我們繼續推動12年義務教育和擴大大學入學比例的同時，我們還需要構建更多不需要依賴四年大學文憑也可以晉升中產階級行列的途徑。就像哈斯金斯和索希爾所指出的那樣，一個很有前途的方式是發展“職業學校”---這種學校一般有100到150名學生，設在比較大的高中校之內，提供的課程表是混合型的，既有純理論的課程，又有培養工作能力的操作技術課程。在全國范圍內，已經有大約2500所職業學校投入使用。同學們都一起上課并有同樣的指導老師；學生們還在學校的時候，當地的雇主單位便會和學校結成合作伙伴并提供實習機會。

　　“職業培訓”在美國曾經名聲不佳，部分原因是許多人臆斷自己會就此失去上大學的機會。但事實上，職業學校的學生和其它高中生一樣可以有同等的機會繼續獲得一個大專畢業證書。而且，不管他們是否會繼續上大學還是社區學院，他們首先會職場打下牢固的基礎。一份最近的大型研究報告顯示，同樣都是畢業4年和8年后，職業學校畢業的男性平均收入比普通高中的畢業生明顯要高。他們更有33%是已婚狀態，并且離婚率不足36%。（譯注：意思是說他們很早便有了結婚的物質基礎，而且婚姻還相比較更穩定。）

　　職業學校計劃乃至（通常隸屬于社區學院的）實習計劃和其它類似的計劃都應當擴大。實施這類計劃的目的就是建立起努力工作的道德規范；培養年輕人的工作技能并在傳統課堂內外都達到自己理想的目標；最終為實現就業提供更多、更清晰的途徑。通過給予年輕人更多有關就業前景的信息并讓年輕人清楚地認識到從何處開始生活以及如何達到目的等一系列計劃，督促他們更加主動地學習、創造良好的職業生涯開端，并成為擁有高度熟練技能的勞動力。這些計劃之于男孩的效果尤其有鼓勵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男孩子也可以在欣欣向榮的衛生保健之類的領域謀得工作機會（同時也可以在那些領域內確立起男人的角色定位）;同時這些計劃甚至可以幫助削弱各種各樣的固定模式的控制力，比如把一些男孩子們從某些正在衰退的經濟領域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等。

　　甚至在最糟糕的局面下，“中等技能”的工作都不會完全消失的。許多建筑業的工作和部分制造業的工作將會回歸（美國民眾）。另外還有非常多的中等收入的職位（從急診醫師、低級別的護士、X光技師，到水管工和家裝技工等）是不會輕而易舉地隨著貿易和技術的發展而遭淘汰的，而且這些領域的職位還有可能增加。一個高度熟練的勞動力大軍會帶來快速、高效的經濟增長、生產（或提供）質量優良的產品（或服務），以及掙到更高的薪水。

　　總而言之，美國勞動力市場大的變動格局暗示出，在接下來的一、二十年里,有相當比例的美國人會需要從事歷史上只要求很低的勞動技能并報酬很少的職業。大衛·奧特所作的分析報告指出，從1999年到2007年，低技能的工作在美國所有工作中所占份額顯著增長。在經濟衰退期間，中等技術工作是丟失比例最大的工作。自那時起，新增職位便朝著經濟的谷底大幅度滑落；根據國家就業法律項目的調查，美國新增職位的3/4都來自于平均每小時報酬不足15美金的工業領域。今后幾年，美國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將是盡最大努力使傳統上接近經濟（體系）底部的工作更好些、更安全些和更令人滿足些---換言之，更像中產階級工作一些。　

　　正如城市理論家理查德·佛羅里達在《The Great Reset》一書中寫到的那樣，有部分進程已經在進行中了。越來越多的公司一直在重新思考零售業勞動力的發展問題，比如提高生產率、增加顧客的感受、使之成為更令人愉悅的工作崗位，并且在一些情形下取得更高的報酬等。例如，曾被《財富》雜志“最受歡迎雇主單位”之一的Whole Foods Markets（譯注：美國有機食品超市巨頭）把員工分成不同的團隊，賦予他們極大的自主權并決定如何開展自己的工作；當一名新工人在崗位上工作30天之后，由團隊的成員投票決定這名新員工是否接受了這份工作和工作文化，從而最終決定他或她是否留下來繼續工作。百思買（Best Buy ）積極鼓勵其所有員工像豐田那樣對公司的工作流程提出改進建議，并從中提拔優秀員工。Trader Joe’s （譯注：一家美國聯鎖店巨頭）采用固定工資制，這樣使全職員工在其社區至少可以達到平均收入水平；店長（大部分都是從基層員工提拔的）則可以掙到六位數的工資。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的自然進化確實可以使一些服務性崗位變得更有富有成效、更加獨立，也更加令人愉快。然而，在可預見的未來，經濟（體系）底層生產率的提高似乎并不能給中低階層的問題提供合格的答案。確實，中等技術工作的相對減少以及大學畢業生的緩慢增長都暗示出會有大量的工人追逐在零售、食品制備、個人護理等類似的工作---從而最終給工資收入帶來向下的壓力。

　　不管今后幾年失業率如何變化，美國社會面臨的長期問題并不是雇主想盡辦法為人們提供工作崗位，而是大量的低等技術工作和一些中等技術工作的市場價值問題。雇主所能提供的工資也許太低了，以至于幾乎沒有美國工人愿意從事某項工作。干最差的工作、拿最低的工資就是為什么位于經濟（體系）較低層次的人頻繁換工作的一個主要原因，而這種工作上的不穩定性反過來會引發極其有害的社會和家庭問題。　　

　　不管是右翼還是左翼的美國經濟學家都在長期倡導把對低工資工作提供補貼作為一種社會包容的形式---不管他們的技術水平如何，（國家和社會）與每一位選定了工作的人都形成一種經濟上的契約。始于1975年的收入所得稅抵免（EITC）就是這樣一種政策，這項政策以后又擴大了幾次，并成為這個國家最好的反貧困計劃。然而，總的來說，EITC只幫助有兒童的家庭。2008年，這項政策為兩個兒童的家庭提供最大近5000美元的課稅減免。額度自收入大于15740美元開始逐步降低，直至38646美元時課稅減免額度降為為0。沒有兒童（或者沒有兒童監護權）的工人的最大減免額度僅有438美元。我們至少應該適度增加EITC提供給家庭的支持力度以及EITC采用的最高收入標準。也許更重要的是，我們應當為沒有兒童監護權的工人提供更全面的支持。這是一種基本的公平問題，但它也是一種直接定位今日美國社會中一些最大的潛在社會問題的評測手段。對工作最給力的獎賞是鼓勵年輕的低技術工人（特別是男性工人）和勞動力市場建立穩固的、及早的聯系，從而改進他們的預期目標。同時為年輕的低技術工人提供比較好的財政基礎也會增大他們適齡結婚的可能性。

　　繼續推動學校教育水平的提高、為那些沒有立刻上大學的人創造一條更清晰的求職之路，以及為低工資的工人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所有這些措施都可以幫助緩和美國社會中的經濟裂縫，同時加強中產階級在社會上的地位。它們不會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但它們可以為更可預期的和更舒適的生活創造條件---所有這些措施就是為參加工作和接受教育的年輕人提供后續的報償。這些措施在根本上就是保障中產階級生活和創建健康和諧社會最關鍵的先決條件。

　　精英階層的局限性

　　作為一個社會，我們應當特別關注是否大部分美國人都在取得進步而不是關注社會上層獲得的利益有多大。收入的極度不平等會造成文化上的分離。隨著時間的推移，表面上文化顯示出不健康狀態，而其肌體亦受到侵蝕。我們這個時代最強大的經濟力量將繼續把財富集中到上層社會，并給中產階級帶來更多的壓力。除非進行比較大的財富再分配，否則我們很難想出一個恰當的答案去解答面臨的問題。

　　即便把富人徹底拖下水也很難解決美國面臨的所有問題。為了達到最大的平等，我們需要將最高的兩級稅率大致提高到90%，然后不切實際地假定各個階層人的工作習慣都是一樣的，最后在一個特別的年份把赤字降到GDP的2%。但是，即使我們有最強硬的預算計劃同時大幅度降低醫療保險費用增長率，似乎還是不可避免的要對大部分美國人征收稍微高一些的稅（不管什么形式）。如果我們目標定位于增加國家對技術創新的投資以及對從中產階級階層跌落出來的人（或者那些無法跨入中產階級的人）提供更多的幫助的話，倒顯得更現實一些。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專業中產階級不應當再期望從增稅（計劃）中獲得減免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已經不對精英階層抱什么希望了，甚至社會已經把自己定位為在某種程度上使精英階層收入最大化。在1960年時最高的收入調節稅率是91%，1980年是70%，1986年是50%，而2000年是39.6%，現在是35%。投資收入適用稅率是15%。同時，房地產稅也已經面目全非。

　　高收入者在繳稅方面理應比他們現在的水平明顯多出一塊。七位數的收入適用最高稅率50%，這個稅率與戰后整個繁榮年代里高收入者的納稅水平相比，仍然相當地低，即便這樣加稅也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對于大型房產而言，房地產稅提高也不是問題。

　　富人并沒有變成生活在真空中的人。技術進步、自由貿易和更廣大的市場等因素以及配套的推動措施總會使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損的。經濟學理論非常清楚地表明，獲勝者得到的總比失敗者失去的多，因此那些遭受失敗的人（譯注：上述因素作用的結果）可以因其損失獲得充分地補償---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仍然受益了。這一概念已經指導了美國政策30年。然而，在實踐上，失敗者卻很少獲得補償，不僅不充分而且補償持續的時間也很短。當許多來自貿易和技術進步上的收益都廣泛地散布在消費者當中時，不同階層的美國人感受到的施加在工資（譯注：其實工資也是上述因素作用的結果）上的壓力也是非常的不同。

　　更進一步講，有一些政策使富人受惠頗豐，但是與（國家）更強的競爭力和經濟效率沒什么關系。華爾街的財富越滾越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為了防止災難性的損失而采取的隱形保護措施，還有一個原因是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直到2008年代金融危機期間政府限制過度風險措施的穩步解除（，從而為華爾街巨額斂財創造力條件）。

　　由于美國的勝利者一直與失敗者全然地分離，因此那種從前者口袋掏錢補償后者的想法遭到了強烈地抵抗：由此將會引發與另外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沖突，勝利者（奮斗）的動機變得麻木并且他們的企業家精神也被粉碎；從過往的事例來看，有一些人會選擇離開這個國家。如此這般，伴隨著純粹的也許是無意識的二部舞曲，許多精英人士通過向社會兜售理論上存在的收益推動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然后取消那些可以讓財富分配范圍更廣的措施。

　　甚至在我們繼續試圖讓精英人士更完美的時候，事情向另外一個方向發展的跡象卻正在激增。由教育、收入以及正在加大的知識分子家庭和非知識分子家庭之間的文化差異引發了持續走高的美國人分化現象。這種分化暗示出（不同人群間）內在的優劣勢也許正在逐漸鞏固。財富集中于相當少的一部分人手中的現實開啟了一種可能性：精英分子的后代不需要努力工作或者創造性的工作便可以通過繼承的方式獲得他們的地位。

　　基于稅法之外的原因，美國對人才依然保持了吸引力。按照國際標準來看，在這個國家，沒有一條修改稅則的建議會給高收入人群帶來過重的稅務負擔。如果有些金融家為了尋找更低的稅務賬單而選擇到一些小小的島國安營扎寨的話，那么我們就祝他好運吧！

　　在政治演說和一些媒體上，中產階級的未來經常被用來指代美國的未來。然而，大家都知道二者不是一回事。就像存在收入不平等現象一樣，在整個美國歷史上中產階級的規模也是漲漲消消的。二十世紀戰后幾十年可以算作美國中產階級的蜜月期---它是由強勁的經濟增長、教育的快速回報、積極的稅收政策、有限的自由選擇工作、有限的國外工人儲備的競爭和其它一些有利因素等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這種機緣巧合在美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不可能被復制了。

　　如果說那個階段對中產階級是非同尋常的溫馨記憶，那么我們現在所處的階段就是殘酷的現實。 我們這個時代最強烈的影響力都是自然分化的；如果缺乏廣泛的努力去約束它們，經濟和文化上的分裂幾乎可以肯定會繼續下去。也許今天的專業中產階級已經富裕到可以以平和之氣吸收分裂帶來的震蕩。也許在二十一世紀，經過長時間的磨合，人們可以證明這種政治經濟學是穩定的。

　　但是不管來自哪個階層，沒有哪個美國人會熱切地盼望那個結果。

　　唐·佩克是《大西洋月刊》的專欄編輯。本文改編自他的新書《Pinched: How the Great Recession Has Narrowed Our Futures &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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