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實現“共同富?！?nbsp;

“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原理的重大發展，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貨不藏己，力不為己”的大同理想存在著一種內在精神上的延續，在這樣一種理想下，某些輿論人為地將“國”與“民”分割、對立，制造出“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等明顯對立的、吸引人眼球的概念和范疇，從好里說，是對中國傳統與現實的誤讀；從壞里說，不排除利益使然的可能性

■ 潘亮

駁某學者“國退民進”主張邏輯之謬誤
最近，一位身為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的美籍華裔學者，在國內各種場合、各種媒體上大肆宣揚其“國退民進”的經濟主張。他認為，由于國有企業依靠政府，可以隨意修改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和市場規則，從而獲得優勢壟斷地位，不利于市場公平競爭，因此應該大幅降低國有經濟占GDP的比重，而提高私有經濟占GDP的比重，即“國退民進”。這位終身教授雖然舉了幾個頗有煽動性的例子，論證國有企業如何不利于市場公平競爭甚至是破壞民主法治，但其論斷“國退民進”應為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之方向的邏輯，實在是太蹩腳了?！耙谎远鵀樘煜路?，嗚呼，立言的價值之重且大矣，可不慎哉”！ 
首先，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下市場經濟的壟斷程度要遠遠高于中國。就內部市場而言，當前中國國內大部分產業中，每個產業內部通常都有成百上千家企業，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卻早已形成了內部市場的寡頭壟斷局面，一個行業內三五家大企業就瓜分了其國內半數以上的市場分額。而內部壟斷程度更高的日韓財閥，更是依靠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迅速形成的。這些國際壟斷巨頭不僅壟斷其國內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更是大肆擴張其壟斷范圍，壓制競爭。因此，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下的中國國企無論在壟斷集中度還是在壟斷范圍上，與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制度下的國際壟斷企業相比都是完全不同的。
其次，就利用政治資源，隨意修改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和市場規則，維護壟斷利益而言，西方的國際壟斷巨頭是通過控制國會來實現其對法律、市場規則的操縱。在西方民主制下，寡頭壟斷企業利用政治捐款以及自身掌握的媒體資源，通過將其利益代言人選為國會議員的方式，實現對國會的控制。當損害壟斷企業利益的外部競爭出現時，這些國會議員就會或廢除、或修訂、或新設各種各樣的法案，“合法”地維護寡頭壟斷企業的優勢壟斷地位。例如美國國會議員以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為由，通過了對中國多種商品征收反傾銷稅的多個法案。在2011年上海開啟外資PE試點，允許西方資本收購中國企業的情況下，中國企業華為到美國進行正常的商業并購，卻在強大的美國國家機器面前頻頻折戟。
更有甚者，在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不惜以發動戰爭、顛覆他國政權、分裂別國領土的方式，來維護這些寡頭壟斷企業的利益。遠有伊拉克戰爭，近有中東“茉莉花事件”和蘇丹南北分離為證。所以，若論以政治手段維護經濟利益，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寡頭壟斷企業“玩”得更“輕車熟路”，更“肆無忌憚”。
綜上所述，公有制經濟制度與市場壟斷、破壞市場公平競爭并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因為在私有制經濟制度下，寡頭壟斷企業對市場的壟斷程度更高，其以國家機器維護的優勢壟斷地位，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壓制更強大。如果按照這位終身教授的邏輯，我們想破除壟斷，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就必須要降低公有制經濟占GDP的比重的話，那么西方國家不更應該要降低私有制經濟占其GDP的比重嗎？除非他認為只有公有制下的壟斷才該被“口誅筆伐”，而私有制下的壟斷卻應被“歌功頌德”；只有公有制下壟斷造成的市場不公平競爭是“大逆不道”的，而私有制下壟斷造成的市場不公平競爭卻是“合法合理”的。
筆者以為，我們絕不能用這種既粗淺且利益指向又極端明確的思維，輕率地論斷中國是否應“國退民進”。在這位終身教授的概念里，“國”實際意指的是公有制經濟，“民”則意指的是私有制經濟?！皣嗣襁M”的真實含義就是中國經濟私有化。如果我們還承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那么“國退民進”就決不僅僅是一種經濟制度的選擇，更是一種根本社會制度的選擇。

“大同”與“共同富?！?BR>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選擇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完全取決于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所共同尊信的最高社會理想，社會制度選擇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更好的實現這一最高社會理想。
有五千年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所共同尊信的最高社會理想是什么呢？在傳統中國，全社會所信仰的最高理想是儒家追求的“天下大同”?！抖Y記·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婦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在現代社會主義中國，全社會所尊信的最高理想應該是“共同富裕”。鄧小平同志把共同富裕提高到了社會主義本質的高度，提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最根本目的。改革開放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但這不是最終目的，而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手段和必由之路。由上不難看出，“共同富?！钡纳鐣硐爰仁菍︸R克思主義原理的重大發展，又與中國傳統文化中“貨不藏己，力不為己”的大同理想存在著一種內在精神上的延續，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傳統支撐。在這樣一種理想下，某些輿論人為地將“國”與“民”分割、對立，制造出“國進民退”、“國退民進”等明顯對立的、吸引人眼球的概念和范疇，從好里說，是對中國傳統與現實的誤讀；從壞里說，不排除利益使然的可能性。

私有制下的非理性資本是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的
西方私有制經濟制度能夠實現我們共同富裕的最高社會理想嗎？只要對西方市場經濟學理論稍加分析，就不難得出答案：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是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
眾所周知，一切西方市場經濟學理論都是基于兩個基本前提：一個是資源的稀缺性，另一個是利潤最大化。正因為資源是稀缺的，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市場將資源作最有效的配置。所謂最有效的配置，就是要將資源向能夠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地方聚積。所以在私有制下，資本要維持自身的存在，就必須要追求利潤最大化，這是私有制下資本的天性。在具體經濟活動中，資本為了追求短期的利潤最大化，可以犧牲長期的利益；在追求自己個體利潤最大化時，可以犧牲其他個體的利益，筆者將資本這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極端利己性稱之為資本的非理性。
馬克思曾一針見血地指了資本的非理性：“資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著被絞死的危險”。也許有人會說，西方自由市場經濟學開山鼻祖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早已論證出，自由市場經濟中，如果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經濟人（所謂理性經濟人，就是每一個人都具有完全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都從利己的目的出發，通過市場“看不見的手”，最終全社會可以達到利他的效果。比如說，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市場交易必定是交易雙方各取所需，自愿交換。交易之所以能達成，一定是雙方的產品都能滿足對方的需要。所以，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是為了滿足自身物質利益需求而要求與對方交易，但客觀上卻滿足了對方的物質利益需求，實現了整個社會利他的效果。
亞當·斯密描述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一個合作博弈，因為《國富論》中的這個結論是有前提的，即市場經濟的主體不僅是一個“理性經濟人”，還要是一個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也就是說，交易雙方必須都誠實守信，各自交換的產品必須都貨真價實。如果一方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對自己的產品以次充好，以少充多，并利用信息不對稱，掩蓋真實情況，完成交易，那么市場交換就不能實現社會整體利他的效果。所以在《國富論》之前，亞當·斯密還撰寫了另外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道德情操論》于1759年出版，而《國富論》則是在之后的1776年出版，《國富論》中的結論是以《道德情操論》為前提條件的。
可惜的是，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經濟主體不可能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同時又做到利他，就如同我們認為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要求人人都要成為圣賢的思想，是迂腐和不現實的一樣。所以，《國富論》中市場“看不見的手”能夠將每個人的利己轉化為全社會的利他的合作博弈，在現實中因其前提條件很少成立而幾乎不存在。真正反映現實中理性經濟人在市場之手的指揮下，最終實現的經濟活動結果，是非合作博弈的“納什均衡”。在經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納什均衡”告訴我們，理性經濟人從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發，在市場之手的調節下，最終結果一定是對所有人都不利，即市場“看不見的手”只能將每個人的利己轉化為全社會的不利。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導致市場經濟的所有參與者都受到損害，因為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一個“納什均衡博弈”（也稱為非合作博弈，所謂非合作就是指每個人都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私有制市場經濟不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學基礎。
在全球化背景下，資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失，無論在深度還是廣度上都要遠遠超過全球化之前。在工業資本占主導地位的時期，資本的非理性表現為對內剝削本國勞動者，對外掠奪殖民地，兩次世界大戰則是各國工業資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納什均衡。兩次世界大戰不僅給當時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就是各主要工業資本自身也受到了毀滅性的打擊。而在金融資本占主導地位的時期，資本的非理性表現為瘋狂的金融創新，利用各種金融衍生交易進行財富掠奪，金融危機就是各國金融資本非理性所造成的納什均衡。
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于金融資本可以通過金融市場交易這一更隱蔽且非暴力的方式實現財富轉移，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的資本非理性所造成的其國內社會整體利益的損失，可以通過轉嫁給其他國家（金融交易和國際貿易的對手盤）而得以減輕。但這必然加劇國際間納什均衡的形成，其表現就是如果任何一國金融資本投機失敗，不僅其本國國民，甚至全球其他國家都要為該國的金融投機失敗埋單。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風暴就是最好的例證。
當年，美國銀行業進行資產證券化的金融創新，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盡可能多地放貸。因為，美國銀行業的貸款類型是以個人消費貸款為主（個人房貸、車貸）。這些個人消費貸款的回收周期非常長，美國個人房貸周期基本上都是30年，有些個別銀行甚至推出周期為50年的個人房貸。如果銀行體內已經存有大量的正處于回收期的貸款，它就面臨這么一個難題。如果銀行想保存已有貸款，享有貸款利息收入，它進一步放貸的規模就必然受到資本金存貸比的限制；如果銀行想擴大放貸規模，它就必須放棄部分貸款的利息收入，將部分已有貸款轉讓兌現。在資產證券化誕生之前，銀行自己內部的貸款基本上沒什么流動性，就算銀行愿意放棄利息收入，要想將貸款兌現也是很難的。資產證券化出現后，銀行可以把這些貸款賣給兩房，由“兩房”把這些貸款打包證券化（貸款抵押證券），并賦予信用擔保，最后出售給市場投資者。這樣就為銀行內部的貸款提供了充足的流動性。其實，從兩房手里購買這些貸款抵押證券的市場投資者，就是當初把這些貸款賣給兩房的銀行。因為，這些貸款抵押證券在資產負債表中是以可交易的金融資產形式而非貸款形式存在的，銀行通過持有這些貸款抵押證券，既可以大幅降低資本金存貸比率，擴大貸款規模，又可以繼續享受原有貸款的利息收入（利息收入還有政府信用擔保），何樂而不為呢？毫無疑問，貸款抵押證券大幅提高了銀行的盈利能力，銀行的高管們對這個金融工具則是愛不釋手。因為他們年終動輒幾千萬美元的花紅大部分都是以股票或者期權的形式授予的，如果銀行盈利出現超預期的增長，股票價格也將大幅上漲，這樣他們的花紅也會水漲船高。在這一財富利益驅動下，當信用等級高的優質貸款(Prime Mortgage Loan)全部被證券化后，銀行高管們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繼續追求銀行利潤快速增長，就開始打起了信用等級有風險的次級貸款(Subprime Mortgage Loan)的主意，最終釀成了次貸危機。
讓我們看看次貸危機的受害者有誰。首當其沖的就是以雷曼、貝爾斯登為代表的當初瘋狂追逐利潤最大化的金融資本及其雇傭的員工，然后是持有它們股票和這些貸款抵押證券的社會大眾（社會大眾一般是通過社會化的基金間接持有的，例如加州教師退休基金），還有因貸款利率突然上升而還不起貸款，房屋被銀行拿走拍賣的普通美國購房者。最冤的就是外國投資者，即包括各國政府的主權基金，也包括各國社會的退休、保險基金等等。正是美國銀行家瘋狂追求利潤增長，最終導致了包括美國金融資本自身在內的一切金融市場參與者（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國外，是直接參與還是間接參與）的利益都受損。

國家理性資本與合理的分配制度
才能保障“共同富?！?BR>正因為資本的非理性必然造成社會整體的不利，而私有制經濟又無法從根本上遏止資本的非理性，以非合作博弈為本質的私有制市場經濟絕不是人類社會最優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合作博弈為本質的市場經濟，必然優于它。就好比囚徒困境中的兩個囚徒，他們在優先考慮伙伴利益下作出的選擇結果必定優于他們在優先考慮自己利益下作出的選擇結果。因為合作博弈的市場經濟能夠將每個人以利他為前提條件的利己，轉化為全社會整體的利他，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中國更優的選擇是構建以合作博弈為本質的市場經濟，理性資本則是實現合作博弈的前提。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本質的區別。
相對于私有制下資本的非理性而言，理性資本就是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為首要目標的資本。在現實經濟中，資本的理性狀態是有可能存在的，例如1998年香港政府為了擊退以索羅斯為首的對沖基金對香港金融系統的攻擊而動用的外匯基金。外匯基金本身以資本形式存在，自身有增值的需求。但是當香港金融市場因外部沖擊面臨全面崩潰，市場中所有投資者都在恐慌性地拋售股票時，它卻逆市而行，全力吸納藍籌股。外匯基金的這一舉動，絕不是為了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而是把維護金融市場穩定的公共利益放在了第一位。但是，私有制下資本的理性狀態只能是被動的而非主動的，是暫時的而非持久的。只有公有制下的國有資本才有可能成為真正的理性資本，因為資本對于掌握貨幣發行權的國家而言并不稀缺。
要建立以合作博弈為本質的市場經濟必須要有理性資本，但僅有理性資本還是遠遠不夠的。因為合作博弈是以合理的利益分配關系為基礎的，實現合作博弈靠的是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理性資本則是以資本所有權為基礎的，實現資本理性靠的是先進的所有權制度。先進的所有權制度只是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也就是說，沒有先進的所有權制度，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就沒有根本保障；但先進所有權制度的建立卻并不必然導致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得以建立。
實際上，分配制度相對于所有權制度而言，具有相當的獨立性。例如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快速打下國家工業化基礎，政府學習前蘇聯的經驗，采取了工農“剪刀差”的社會分配制度，完成了建國初期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但工農“剪刀差”的社會分配制度，也意味著我國廣大農民和農村經濟為新中國的鞏固、發展和壯大，做出了更為卓越的奉獻。如今中央下大力氣去解決“三農”問題，在縮小工農“剪刀差”上，我們還任重道遠。
再看看當前社會熱議的國企壟斷問題。其實，國企壟斷并非洪水猛獸，如果我們自己的國企不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行業建立壟斷，這些行業必然就會被外國資本壟斷。一些國企行為之所以遭到爭議，筆者認為根本原因并不是“壟斷”行為本身，而是壟斷利益的分配不均衡。2011年3月刊《環球財經》有篇文章說得好：“國有企業要堅持為人民服務”，讓全社會的勞動者分享到應有的利益，是消弭爭議的最好也最有利的方式。
國企壟斷備受爭議，歸根結底是分配制度的問題。如果把問題的根源歸結到所有制上，進而提出以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不僅無法解決現有問題，反而會導致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歷史性倒退。殷鑒不遠，蘇聯的前車之覆警告我們，這一歷史性倒退將是全民族的災難。
自1840年至今的一百多年歷史不斷證明，中國社會發展一定要探索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模式，絕不能從外面拿來一個葫蘆就畫瓢。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因為沒有對蘇聯革命模式進行簡單的模仿，而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創造了屬于自己的革命理論（即毛澤東思想），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才最終取得勝利的。
可惜的是，當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后，在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上，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沒有致力于積極探索自己的經濟發展道路，建設自己的經濟理論體系，卻始終在應該抄襲誰、模仿誰的問題上爭來議去。當前，一些經濟學者仍處在“模糊的西方崇拜”中，積極從事于“全盤西化”不著邊際的憧憬，懇切地期求躍進于某一西方國家化的新范疇。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可悲的倒退。
要想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的繁榮穩定，我們絕不能跟在別人的經濟學理論屁股后面，不加思索地亦步亦趨，而是要積極探索屬于我們自己的經濟理論。筆者以為，只要我們在以公有制為前提下，通過構建公平合理的社會分配制度，實現以合作博弈為本質的市場經濟，就能走出一條既不同于傳統的計劃經濟，又不同于西方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國進民進下真正的“共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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