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大鱷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涉嫌危害中國經濟安全

江涌　

    長期以來，中國的一些政府高官、企業高官不能或不愿意正視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國際金融玩家的本性。一些政府高官、國企高官與美國金融大鱷們勾肩搭背、稱兄道弟，不僅是“坐，請坐，請上坐”，而且還“茶，敬茶，敬香茶”，請狼入室！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國際金融玩家一直以來是中國諸多政府部門、地方政府以及機構的顧問。如此，境外戰略投資者、境外投資融資顧問等好賺錢、賺大錢的機會都給了這些玩家。香港一著名愛國學者曾經不斷提醒，中國的政府高官、企業高官應當像遠離毒品一樣，遠離國際金融大鱷。
    世紀金融大危機不僅重創了華爾街，重創了美國，更重創了世界。作為金融資本主義圖騰的五大投資銀行，作惡多端、罪孽深重，不論是依照市場規律還是道德標準，五大投行理當全死，而且還死有余辜。但是，在美國政府的全力救助下，作為華爾街“最賺錢的機器”——高盛與摩根斯坦利，一起搖身一變，成為銀行控股公司，不僅得以保全，而且還在積蓄能量，有可能在未來國際金融市場更加“囂張”。美國政府有選擇破產（挽救高盛，拋棄雷曼），一方面是美國金融資本內斗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美國政府干預的產物。以高盛為代表的美國投資銀行，是美國金融霸權的重要爪牙 。在自由市場經濟的旗幟下，美國犧牲了雷曼；但是當自由市場經濟威脅美國霸權手段時，美國毅然決然選擇了干預。高盛這個“華爾街最詭秘的投行”，自1994年進駐中國以來，于中國市場積極布局，不僅賺取巨額壟斷利潤、控制主導中國的相關產業，而且誤導我國政府與企業經濟決策，涉嫌危害中國經濟安全。

                             后來居上的成功秘密

    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是當今世界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最具影響力、行為也最為詭秘的華爾街投資銀行，是華爾街“最賺錢的機器”。2006年，高盛集團薪酬福利支出165億美元，平均每名員工收入超過62萬美元。2007年，次貸危機爆發，摩根斯坦利、美林、貝爾斯登和花旗集團等華爾街金融巨擘普遍受挫，唯有高盛收益數據節節攀升，全年凈收入為億美元，薪酬福利支出為億美元。
  “最賺錢的機器”之秘訣在政商勾結 高盛將它成功的秘訣歸結為獨到的經營管理。但是，有諸多報道披露，高盛成功的秘訣在于與華府的密切關系。多年來，高盛向華府輸送眾多要員。1985年，時任高盛聯合董事長的約翰•懷特黑德加入里根政府，官居副國務卿，不久時任高盛副總裁的羅伯特•霍爾邁茨成為里根政府的助理國務卿；1992年，時任高盛聯合董事長的羅伯特•魯賓離開高盛，出任克林頓政府的首席經濟顧問，兩年后調任財政部長。
    在前任布什政府中，除了財長亨利•保爾森外，其他諸多要職（白宮辦公室主任、國務卿賴斯顧問等）都有高盛任職背景：高盛總裁兼首席運營官約翰•塞恩出任過紐約證券交易所首席執行長；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羅迪曾經擔任美國政府下屬的美國進出口銀行總裁兼董事長；高盛前任執行合伙人魯本•杰弗里擔任大宗商品期貨及期權交易負責人；高盛前任聯合董事長斯蒂芬•弗里德曼成為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后任白宮外國情報咨詢委員會主席；高盛原執行董事喬舒亞•博爾頓擔任白宮辦公室主任；高盛前副總裁羅伯特•斯蒂爾擔任財長的國內金融顧問；原高盛全球股票業務主管蘭德爾•福特擔任國務卿賴斯的顧問。
    華府要員卸任后，進入高盛擔任高管也不乏其人，如前副國務卿羅伯特•左利克在2006年6月辭去公職后，擔任了高盛擔任拓展國際業務的副董事長。除此以外，還有不少高盛“畢業生”走入國會山，成為舉足輕重的國會議員。盡管美國制定了嚴格的法律，限制“旋轉門腐敗”，禁止政府官員參與可能導致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實質性沖突的事務。但是，由于官學商之間的“人員流動”十分頻繁，這些限制都只是具有象征意義。
    疑竇叢生的眾多“第一”與其他同行相比，高盛是中國市場的姍姍遲來者。日本野村證券1973年就開始拓展中國金融和投資業務。摩根大通1980年就在北京設立了代表處。高盛在1984年在香港設亞太地區總部，1994年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開設代表處，正式進駐中國市場。但是，高盛進入中國市場后，迅速創造令國內外同行羨慕不已的眾多“第一”，甚至“唯一”：唯一一家作為主承銷商全程參與中國政府每次主權美元債務海外發售項目的國際投行；第一個外資機構投資中國金融企業股份（平安保險，1994年）；第一家獲準交易B股的外國證券公司；第一批獲得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的外資機構之一；第一次成功地使中國通信、中國航空、金融以及石化行業踏上民營化和公開發行之路的外國證券公司；第一家中標處理中國銀行業不良資產的外資機構；第一個組建合資資產管理公司，處置中國不良資產的外資金融機構；等等。高盛將大量的時間、精力還有資金用于在華公關，主攻目標就是政府高官與國企高管，這是高盛在華后來居上的重要原因。

                               精心布局中國市場

    2007年高盛稅前收入第一次有超過一半來自美國以外的地區，其中中國是高盛收入增長最快的市場。像在美國本土市場一樣，高盛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充滿了神秘色彩，令人質疑。
    鉆法律漏洞進入中國證券市場 2004年12月，中國證監會批準高盛與北京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合資成立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恰逢其時”地在一輪牛市開始之前介入了中國證券市場。
    根據《外資參股證券公司設立規則》（2002年中國證監會頒布）的規定：境外股東持股比例或者在外資參股證券公司中擁有的權益比例，累計（包括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不得超過13。高盛名義擁有合資公司33%股權，高華擁有67%的股權。但是，高華是由高盛借款1億美元組建的，另一出資人高盛的重要客戶聯想集團則只是扮演“掩護”角色。高盛高華證券近乎100%是高盛控股，這是業內早已公開的秘密。而且有報道顯示，監管機構對高華證券與高盛高華證券的組建的內幕心知肚明。在高盛高華成立之初，雙方協議規定，高盛集團具有“選擇權”，即擁有收購相關中方持有的股權的權利，一旦監管環境允許，馬上就能控制高華證券。而且高華證券成立的注冊資金均為“待繳”。
    英國《金融時報》就此評論，高盛此舉已迫使其他投資銀行改變策略，大多數外資銀行過去將時間花在收購中國本地券商少數股權的談判上，現在卻希望達成與高盛類似的交易，但他們能否如愿以償卻是個未知數，也許是因為沒有哪家金融機構像高盛那樣與中國官員有如此密切關系？
    以隱形渠道滲入中國房地產市場 2001年初，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進行的不良資產的國際拍賣，2001年12月高盛中標。2003年，高盛與華融成立合資公司——融盛資產管理公司，收購了價值19億元人民幣的不良貸款及地產資產組合。同年，高盛與華融資產和長城資產簽署的近百億元的不良資產處置協議中，約50%屬于地產不良資產。通過處置不良資產，高盛悄悄地進入了中國尚對外資限制進入的房地產市場。
    2003年以來，國際炒作人民幣幣值低估，施壓人民幣升值的一浪高過一浪，大量熱錢由此紛紛涌向中國，房地產是熱錢棲身的重要領域。擅長投機的高盛當然不會坐失良機，2005年底，向21世紀中國不動產公司注資2200萬美元，成為該公司的第二大股東；2005年，在上海以億美元的價格買下凱德置地有限公司的百騰大廈（商業寫字樓）用于出租，成為上海成交價格最高的地產買賣，直接拉抬上海房地產價格；2006年10月，高盛以7000萬美元買下了上海虹僑花苑酒店式公寓。當時就有專家評論，高盛進入商業寫字樓與高檔住宅市場，很可能是進行短線炒作，即便房地產本身并不升值，也將因為人民幣升值而獲利。
    通過并購農產品加工企業進入中國農產品市場 2006年11月，中國商務部批準香港羅特克斯有限公司（高盛控股）以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中國最大的國有肉類加工企業雙匯集團的100%股份。此后，羅特克斯直接或間接控制雙匯發展約61％的股份。此前，高盛已持有中國雨潤食品集團有限公司13%的股權。高盛在擁有雙匯和雨潤兩家巨型肉類加工企業以及成熟的銷售渠道和品牌后，便開始向上游養殖領域進軍。
    自2007年中國農產品價格出現上漲后，“在中國最有投資價值的就是農產品”（金融大鱷羅杰斯語），因此高盛斥資數億美元，在中國生豬養殖的重點地區湖南、福建一帶一口氣全資收購了十余家專業養豬廠。以高盛為代表的國際資本滲透的不僅是中國養殖業的整條產業鏈，更涉及中國農業上下游各個領域。另外，德意志集團已經注資天津寶迪集團。這樣，中國三大肉類加工企業均被外資染指。業內人士擔心，繼中國大豆與豆油淪陷后，生豬養殖與豬肉正在成為外資的盤中餐，由此引發的食品與糧食安全隱患不容忽視。
    通過對國有骨干企業債券主承銷等渠道，掌握中國重要行業的商業及戰略信息 美國大型投資銀行都有自己的情報部門，研究能力驚人，信息采集、處理、分析的能力超乎想象。一家大型投資銀行對于經濟信息的處理能力遠遠超過一個普通國家的水平。在高盛等境外機構的游說下，中國大型骨干企業紛紛于海外上市、引進戰略投資或海外并購。而企業海外融資必須請外資中介服務機構（包括投資咨詢、審計、評級等）進行全面、徹底的“家底盤查”。凡是經過外資中介機構“周密服務”的，都近乎無秘密可言。
    高盛因為在全球金融市場的突出地位，在中國大型骨干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一直扮演關鍵角色。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與中化等中國石油巨頭，在股份配售承銷、賬簿管理、海外并購等各方面都得到高盛等相關美國金融機構的“周密服務”。如此不難發覺為什么美國對中國石油企業的海外布局了如指掌，為什么國際金融炒家總能輕易利用“中國因素”進行成功炒作。當然高盛介入的中國戰略行業遠不止石油。
    電信業直接涉及中國信息安全，在日益走向一體化的歐洲，英法德之間的電信業都是明顯的禁區。1997年，高盛擔任###40億美元首次公開上市的主承銷商，這是當年除日本外亞洲地區最大的民營化項目之一，也是###行業第一個民營化項目。1999年高盛擔任###價值20億美元二次股票發行項目的主承銷商。2000年，高盛擔任###創紀錄的價值72億美元后續可轉債發行項目的聯席全球協調人。2001年，高盛收購了中國三大綜合固線電信服務公司中國網通價值6000萬美元（合）的股份。其他如金融、汽車、大眾傳媒、醫藥等行業高盛早就染指，而且無一例外都是龍頭骨干企業。
    更值得關注的是，高盛還擔任一些省政府的財務顧問，多次在中國政府的大型全球債務發售交易中擔任顧問及主承銷商。上面提到的德勤從1993年開始，就作為項目顧問參與××部制定中國會計準則，此后長期協助該部推進此發展方案。而高盛與德勤等會計師事務所都有著緊密的業務合作，因此美國機構對我國中央及重要地方的財政運行狀況相當清楚。近年來，高盛對中國經濟的預測與國家統計局等相關部門事后發表的報告數據，經常出現驚人的一致，有時連小數點后數字都分毫不差！

                              欺詐交易與誤導決策

    在美國頻繁涉及內幕與欺詐交易的指控 2003年，因涉嫌安然、世通等上市公司財務制假欺騙投資者丑聞，高盛支付了億美元的賠償金。2007年12月，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對有關高盛在次貸危機中異常突出的業績“深表關注”，要求財長保爾森就高盛在次貸危機中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2008年7月，因涉嫌“欺騙性地”賣空抵押支持證券（MBS），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向高盛發出了傳票。此外，美國紐約州立檢察院、康涅狄格州檢察院表示將對高盛“是否有意對投資者隱瞞高風險債券的關鍵信息”進行聯手調查。
    最具代表性案例是，高盛收買美國財政部新聞發布人透露相關商務信息（如1987年10月發行的30年期主要債券停止銷售）。2003年９月，高盛與聯邦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協議，因“不當使用實質性非公開信息”而支付930萬美元的罰款。2004年4月高盛集團前副總裁、資深經濟學家約翰•揚代爾被紐約曼哈頓聯邦法院判刑入獄33個月。
    在中國從事內幕與欺詐交易不勝枚舉 中國市場的透明度不太高，本來這應是跨國資本的最大障礙。但是，高盛通過本土化戰略，“不透明”反而給了高盛更好的保護，更多的拓展空間。
    中國不良資產處置問題重重，因內訌，摩根斯坦利暴露出在中國不良資產處理中的利潤達到900%。在中國不良資產處理上，高盛比摩根斯坦利更加活躍，因此國內外輿論也不斷懷疑高盛存在內幕甚至欺詐交易。
    2006年7月20日，高盛全資子公司Delaware投資9615萬元持有西部礦業10%的股份，每股約為3元。到2008年7月上市交易時，高盛以不到1億元的投資成功套現70億元。業內人士質疑，高盛先簽約后注冊的做法涉嫌編造虛假合同，因為Delaware于2006年7月24日才在美國特拉華州成立注冊。就在與高盛簽約注資前，西部礦業其他投資者（如維維集團等）的股權轉讓價格每股為7~元。高盛獲得的股權價格低得離奇。
    高盛收購雙匯存在明顯違規：首先，高盛本來就不符合雙匯提出的禁止同業競爭的招標條件，因為高盛擁有雙匯在肉制品領域的最大競爭者（雨潤食品集團）的股權；其次，香港羅特克斯有限公司不符合雙匯原先要求的擁有500億元資本的條件。
    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需要，引導、誤導中國經濟決策 在相關媒體追捧以及相關重要人士的偏愛下，高盛在中國金融界擁有極大聲望，高盛也不斷利用這種聲望積極謀取利益。中國大型骨干企業紛紛于海外上市、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的決策的始作俑者就有高盛。有專家分析統計，“境外戰略投資者”在中國10家銀行所獲得的資產收益就高達萬億元人民幣，若加上在廣發行、深發展、華夏和北京銀行的控股所得約7000億元，合計達到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取得的。
    高盛一直善于以中國最習慣、最受用的方式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2001年11月，高盛發表了題為《全球需要更好的經濟之磚》的報告，即將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的英文起首字母組合起來為BRICs（譯稱“金磚四國”）。2002年8月，高盛發布題為《關于中國與世界的五大神話》的報告稱：中國要主導全世界。2003年10月，高盛在《與BRICs一起夢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的全球經濟報告中預言，如果不出意外的話，中國可能會在2015年趕超日本，在2039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前任總裁保爾森直接吹捧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領袖”。
    高盛對中國的大肆吹捧，討好相關官員，一方面是炒作公關的需要，另一方面不僅有自己的私利，而且還有配合美國對華政策的需要。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認為，吹捧中國是要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第一，經濟和物質上的責任，在國際問題上更多地出錢出力。第二，開放金融市場方面的責任，中國政府必須放棄對金融市場的控制，讓外國企業進入中國金融市場。許多發展中國家向西方大開金融之門，導致經濟受制于人。第三，道義上的責任。西方想讓中國逐步按照他們的價值理念和博弈規則來出牌。
    近年來，高盛及其分析師針對中國宏微觀經濟不斷發表報告與評論，影響相關部門決策，影響金融市場走勢。當國際油價攀升至120美元時，高盛發表報告預計未來6~24個月，油價有可能每桶升到150~200美元，誘導中國加快購進價格不斷上漲的石油，填充剛剛建成的四個戰略儲備基地。根據海關統計，2008年中國進口原油9億噸（同比增加％），累計用匯1292億美元（同比增加％），平均單價美元噸（同比上漲％）。而實際上，身為中國相關機構的投資顧問的高盛本身就是國際石油期貨市場的“四大玩家”之一。業內人士披露，高盛非常肯定且一再強調2008年人民幣要升值10%，直接誘導熱錢涌向中國；利用A股與港股連動，不失時機發表評論，引發內地A股與港股暴漲暴跌，從中獲利。關鍵是高盛的一些報告明顯存在誤導中國決策嫌疑，如：人民幣應一次性大幅升值；資本項目應盡快開放；“港股直通車”有利于解決流動性過剩問題；熱錢對中國不是大問題等等。總之，高盛在華行為早已遠遠超出一個普通商業機構的一般商業行為，社會大眾與相關部門應當給予高度關注。
    （《環球視野》第324期，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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