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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偉林

    本文將涉及四個主題。首先，論及美元指數。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決定美元與黃金脫鉤，從而才有了美元指數。從最初的100開始，在1985年2月到達歷史的最高點164.72。之后就是著名的“廣場協議”，開始有序大幅度的下跌，直至進入一個下跌長期通道。在1991年2月，即時隔整整6年到了底部的第一個低點80.6。引起這場美國經濟危機的根源也是和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緊密相關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任時有多場司法官司就是和他在擔任州長期間的轄任州房地產弊案有關。而后在1991年7月回調到98.23，隨后在1992年9月下跌到本輪下跌的最底部78.19，期間有過一次快速大幅度的波動。之后就是一次回調，在1994年2月到了高點97.1。再后又是一次下跌，在1995年4月到了新底部的80.05。即經歷了4年又2個月，美元指數才完成了構筑底部的整個過程，當時的克林頓總統的第一個任期開始于1993年，老布什就是由于贏了第一次海灣戰爭輸了經濟，而無緣連任。之后，美元進入新的一輪上漲周期，在2000年10月美元指數到了頂部的第一個高點118.9，同時歐元到了最低點的0.8226，上漲時間長度為5年半。隨后，各國央行聯合干預就是一個快速回調，在2001年1月美元指數回調到108.04。之后，在2001年7月形成了本輪上漲的最高點121.02。接著，2001年9月(9.11事件)就是一個回調到111.83。最后，在2002年1月形成了最后的頂部120.8。
    最近一次的美元下跌始于2002年1月，在2008年3月到了第一個低點70.68，時間長度為6年又2個月。在2009年3月回調到89.62，中間經歷了一次快速大幅度的波動即2008年11月的高點88.46和2008年12月的低點77.69。我們知道最近，在2009年11月美元指數到過一次低點的74.18，在今年的6月又到了高點88.76，現在運行到80附近。這里，首先一個問題，這74.18是第二個的底部嗎？而這一問題就和下面將要討論的歐元有趣地聯系在一起了。個人觀點是完全可能不是，美元指數完全可能跌破70點，在這之前不排除有一個上升的過程，雖然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了。
    這里介紹一下現在美元指數的構成十分有必要。各權重：歐元57.6%，日圓13.6%，英鎊11.9%，加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這里介紹一下杠桿貨幣這一概念，將有助于分析外匯市場的走勢。所謂杠桿貨幣，是指減緩美元指數波動的貨幣，通常是日圓和加元中的組合，有時英鎊也會起到杠桿貨幣全部或部分的功能。
    最后，美元會有一個長周期的上升周期嗎？現在談論還為時尚早，有人會說一定，我說不排除否定。但是，如果即使有，頂點也在100左右和最早出現在下一屆總統任期內，本屆任期內肯定無望了。
    下面，討論第二個主題，即“有趣”的歐元。何說“有趣”？相信就在幾個月之前，經濟學家們有關“歐元崩潰論”的觀點不絕于耳，這些所謂“經濟學家們”實在太可愛了，或者更貼切地說太幼稚了，幼稚似乎到了荒誕的程度。歐元的誕生從來不就依據經濟學“模型”而設計出來的，這是政治，也只有政治才能決定的。同樣地，所謂“歐元退出”只有也僅有政治才能決定，根本不會存在依據那種“模型”決定是否退出。如果經濟學家們要欣賞他們“美妙絕倫”的模型，更不應忘記模型的使用條件和邊界。此類模型，記住：存在著“一票否決”的決定性力量，這就是政治。歐洲國家在推動歐盟，進而歐共體的政治進程不會停止，作為共同體關鍵一環的歐元更無言退出。歐元不可能退出，除非在歐洲內部發生大規模的戰爭所帶來的結果。歐洲國家在吸取了1992年9月英鎊暴跌的經驗時，更加堅定了，也加快了歐元進程的歷史步伐。而從最近幾個月所接連發生的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的“財政危機”所產生的影響來看，即使有意大利的“財政危機”，要引發歐元大幅度急跌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這就是說，歐元在今年6月所到達的低點1.1877，今后幾年不會再現。甚至，今后幾十年內不會再有了。這里作為“添足”，愛爾蘭政府的實際債務危機不會亞于希臘，但是在外現上遠沒有希臘嚴重，這是為何？因為，掌控美國政治與經濟界中愛爾蘭后裔是不可忽視的力量。下面，就發表一下我的理由。
    對于歐元的問世，美國從來不曾掩飾過憤怒與憎恨的情緒，根本原因就是歐元的到來極大地妨礙了美元霸權的地位，甚至威脅到美元霸權本身，而現在的美國立國就仰仗著美元霸權。但是，美國即無能力，也無魄力發動一場經濟戰爭，尤其現在包括將來強迫使“歐元退出”。如果美國敢做，其他大國即歡迎又應加碼促使這場戰爭不停止，因為獲益者必是這些大國，美國和歐洲兩敗具傷，也就是美國在自掘墳墓。歷史曾有一天，歐元流通前三個月跌到歷史低點的0.8226時，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央行兩次聯合干預。有否政治上的運作，不得而知，但是比起現在，那次才是千載難逢的絕佳時機。要談論所謂“歐元退出”的論點時，首先不應忘記，也應該記住這場聯合干預。同時也應該記住：由于美國與歐洲其聯系程度過于緊密，美國任何逼迫“歐元退出”的行動都是它自己也無法承受其所帶來的傷害。
    對于歐洲來說，任何如果說有的話從“歐元退出”中可以獲得利益，那么這個利益與與之相伴而來的戰爭風險來比簡直就是微不足道。對于德國來說最好忘記戰爭這一話題，因為這常常會帶來“勒索”的感覺。但是即使德國也知道，只要歐元的存在，歐洲內部才有遠離戰爭的保障。
    2001年7月美元指數能夠到達121.02這一高點，恰恰是歐元問世所帶來“天上掉下餡餅”的機遇，這種世紀大餐不會，也不應該再有了。即正常的話完全在遠低于121就打住，甚至不排除美元根本就沒有這波長期上漲周期的可能。下面就用數據與事實進行說明，之前說明一下本文所用的GDP，全部是現價GDP，即現在經濟學上的所謂名義GDP這一概念。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歐元區的GDP始終大于美國，最高占當年歐元區GDP的15.9%(1974年)，即使在美元指數年均值最高的1985年也有5.59%之余。在1991年發生了逆轉，從1993年后就始終逆轉，最大的年份就是2001年，占當年歐元區GDP的59.8%。那么，從1991年以后歐元區的經濟與美國相比就是如此顯著快速惡化嗎？顯然不是，而是另有其原因，請關注以下數據。納斯達克指數在1994年6月到達低點690.95后進入一個快速上漲通道，2000年3月到達峰值5132.52，最高值與最低值的比例是7.43倍，間隔為5年9個月。同期道指在1994年4月到達低點3520.8，2000年1月到達峰值11908.5，同比為3.38倍，間隔相同。德國DAX指數在1995年3月到達低點1893.6后也進入一個快速上漲通道，2000年3月到達峰值8136.16，同比為4.30倍，間隔僅為5年。但是英國FTSE指數在1994年6月到達低點2844.7，1999年12月到達峰值6950.6，同比為2.44倍，間隔為5年半；而法國CAC指數在1995年3月到達低點1711.8，在2000年9月到達峰值6944.77，同比為4.06倍，間隔也為5年半。由此可以得出，這一次的美元指數上漲周期，對應的歐元區內各貨幣的快速下跌周期是伴隨著美國證券市場的擴容速度原高于所有其他主要西方國家而來的。所以，人們在談論美國新經濟革命對美國的財富增長的作用時，別忘了，這個作用更主要來自于由于歐元問世的臨近，富裕龐大外匯貯備以及灰色經濟尤其地下經濟多余龐大資金的投資所帶來的效果。現在歐元區的外匯貯備僅為二千余億美元，這僅為歐元問世之前歐元區外匯貯備的1/3到1/4之間，同時還有一筆數目驚人的灰色經濟的資金，在歐元區貨幣快速下跌的時候，在美國資產快速上漲的時機主要投向到美國，給美國撿了一個“世紀大便宜”，同時也盈育著一個巨大的泡沫。同時在歐洲內部，德國的資產擴容也是驚人的，與納斯達克指數同樣在泡沫破裂之后存在一個劇烈之痛。同期，黃金價格在1996年2月到達417.5后就一路下跌，在1999年8月到達252.5，之后長期維持在低位震蕩。這是與歐洲國家的中央銀行不斷地減持黃金貯備，困境中的俄羅斯出售黃金與IMF也大幅度減持黃金貯備有關。這也就印證了作者的觀點。
    同時，也可從下面的分析中同樣作出印證。在本人的《次貸危機--傳承華盛頓“撈錢”的神話》一文中，明確地指出：次貸危機是美國國家戰略的一種體現，美國實施了一場經濟戰爭：把提振美國經濟的負擔轉嫁到主要競爭國和提升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中的實力與地位。這是因為之前已有涉及的在歐元問世前后一個巨大的資產泡沫破裂之后，美國是如何走出這一困境呢？用戰爭與次貸來提振美國經濟，根據最新的IMF數據，2008年與2000年相比，美國的GDP擴大了46244億美元。小布什政府的8年與克林頓政府的8年相比，軍費擴大16455億美元，另有數字可觀的武器輸出擴大量，聯邦政府財政赤字擴大24103億美元，加上安全費用的擴大，以及次貸規模與相關產業的擴大，最終反映在GDP上的溢出效應，完全可能大于46244億美元這一數字，即經濟學家們很容易得到結論：其他各部門的GDP增長貢獻為負。這里，我實在對經濟學家的專業知識能力無以信任了，還是這些經濟學家在故意回避事實。克林頓政府期間的GDP擴大了34793億美元主要得益于歐元問世所帶來的龐大富裕資金流入美國還有一處主要資金來源處的日本(由于篇幅有限，這場經濟戰爭只能從下面所涉及的數據中體認結果，而源于亞洲金融危機的資金等等實在微不足道)，支撐著“新經濟革命”這一泡沫；而小布什政府期間的GDP擴大46244億美元則完全甚至溢出來自于戰爭與次貸的貢獻。如出一轍，同為“不勞而獲”。而現在奧巴馬政府致力于貨物輸出的擴大所遇到的困難，不正是前二任政府所致力經濟結構改革的結果嗎？但是不勞而獲能永續嗎？答案將是否定的。所以，才有我在前面提出的論點：不排除根據常規而來的美元上升周期不存在。美元指數將保持長時間繼續向下不斷探底的過程，甚至美元指數將消失。如果一個不能成為國際關鍵儲備貨幣的美元，美元指數有存續的理由嗎？不就是在日元等等貨幣中加入美元而已。甚至可以大膽地假設，一個分裂的美國還會繼續存在美元嗎？如果說美國的分裂是不應考慮的話(個人的觀點是國際政治操作得當，可能性是相當大的)，那么“歐元退出”更屬天方夜譚了。中國的經濟學家們不要總跟在所謂的國際經濟學大家后面“牙牙學語”，要堂堂正正地多做一些對得起祖國人民的正經之事。
    下面再直接回歸歐元話題。歐洲國家在不斷地歐元區擴大的過程中，并沒有失去利益，而外匯儲備大幅度縮小與灰色經濟的釋放這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兩德統一后，通過強勢德國馬克的政策，德國將統一成本轉移到其他歐洲國家，所以才會產生1991年之后幾年的歐元區GDP規模與美國相比發生逆轉。而歐元問世前后，德國也大幅度吸納了外匯儲備與灰色經濟所釋放的資金，雖然規模無法與美國相比。這一切都與歐元緊密相關的，目前為止在歐洲所發生的一切，用一個貼切的語句來形容，那就是：日耳曼民族與北歐在新歐洲大肆擴張，占據著這些國家主要經濟部門特別是金融業的壟斷地位，尤其是德國工業擴張的深度更為明顯，西班牙與葡萄牙則在拉美國家大肆滲透，而老歐洲在資金上占據有力的地位；而英國憑借著其金融地位，為新歐洲還有前蘇聯國家的地下經濟提供“藏污納垢”的通道或去處，而愛爾蘭與冰島等國為其提供周到的金融服務；新歐洲借助于歐元區來提升“財富”，擴大資助，承接產業的轉移。所有這一切，或多或少，都與歐元緊密連在一起。歐洲國家為何要“歐元退出”，這是瘋子才會做的。
    這里提供一個實例，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東盟的一些國家短期借貸急劇擴大，這些借貸主要來源與南朝鮮，但是南朝鮮的資金主要來源于老歐洲國家。現在，在新歐洲的各個主要經濟部門的搶占中也可以見到這種鏈條的資金供應形式。
    德國借著前任總理施羅德經濟政策的余蔭，克服了新千年泡沫的嚴重危害與福利國家經濟政策的危機，已經走出經濟的困境，重新回到歐洲國家中經濟最為健康的大國。現在一些歐洲國家調整經濟政策，克服過度的福利政策，這是必須要過的一個“坎”，是與歐元有否無關的一個“坎”，借著現在的時機調整經濟政策，這是適實的明智之舉，歐元區將迎來一個更好的明天。而且，有一個實實在在的榜樣，德國。從長遠的觀點來看，那將給歐洲的經濟帶來更好的明天，我認為與現在為止的美歐經濟關系相比只會提升歐洲的經濟實力。
    “經濟學家們”如此亢奮地議論“歐元退出”簡直不不可理喻，如此無知與低能，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們總是如此而已，那將是中國之大大不幸，毀了中國也將毀了他們自己。是的，“歐元退出”在理論上是一種無可厚非的選擇，但是，更不應忘記：隨之而來的產生貨幣的成本。我想，這些“經濟學家們”不會低能到直接聯想到“亡國”或者直接整合到美元之中嗎？如果認為歐洲國家在克服現實的經濟困境所需資金都無法落實的話，那么再加上發行新貨幣所需龐大外匯儲備的增加而相反地認為更容易資金的落實。真的，不可思議。別的一切不談，歐洲國家不會愚笨到放著可以大幅度減持外匯儲備和大幅度提升本幣的外匯儲備地位不要，相反地倒貼巨大的資金去做資金巨大浪費的增持外匯儲備和拒之本幣貨幣地位提升的巨大收益。那才是演了一場“經濟學家們”愚不可喻的荒誕鬧劇。前一段時期，在如何挽救希臘債務危機時法國第五共和時期最未“教養”的現任總統在威脅德國女總理默克爾的話：法國退出歐元。如果不能領悟其政治含義，那就屬于政治“白癡”，事實上如果能正確地理解前述的歐元與戰爭的關系，那么這些“愚論”就不會存在了。記住：是國際政治決定著國際經濟，絕不是相反的。
    最后，請不要低估歐洲的決心與毅力以及潛力。當前的歐元危機只不過，也僅僅是歐元“生長”過程中的紋波，最多也不過是一次震蕩而已。如果說會產生崩盤，那么伴隨著“生長”過程中將會有無數次的“崩盤”。如果要期待“崩盤”，就不會有歐元誕生的故事，一個不會誕生的歐元，何談“崩盤”？
    結束本主題之機，簡述本人的兩個觀點。其一是，歐元不帶有侵略性，不具有濃厚的殘忍血性，將比
帶有侵略性，彌漫著殘忍血性的美元更具有歷史生命力，世界更應該歡迎歐元。歷史逃不出其發展規律，也符合中國傳統哲學的智慧，當一個瘋狂的霸主，穿著厚重的“盔甲”，向人們顯示其“超凡”的氣吞山河實力時，實際上掩飾不住其陣陣的色厲內荏，“大廈”將傾了。人類與大自然相比是如此渺小的，美國就能逃出自然規律之約束？
    其二是，中國前期投資歐元區的節奏與時機完全正確，個人只認為力度欠缺。中國的經濟戰略是有序并且有控地推動人民幣走向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有序并且有控地在配合國內經濟改革的基礎上最大幅度減持外匯儲備；在整合相關國家的經濟過程中積極推進人民幣“同心圓戰略”，擇機推動國際經濟結構從“金子塔型”向“橄欖球型”轉變；積極使用“外匯貯備”這一杠桿，減緩國際外匯市場波動的頻度與幅度，即有節制地增加美國“坐莊”的成本；打擊美國經濟，在改革國際經濟結構的過程中相對扶持歐洲；中國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著符合國情，符合產業調整戰略的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的戰略，延緩上升通道的長度，最大幅度降低變化的強度與頻度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推動“同心圓戰略”以及成為國際主要貯備貨幣的核心利益。當然，必須也必須加大軍事保障的力度，等等，這是后話。
    第三個主題將圍繞人們最熟悉不過的“貨幣”進行展開，這里將本位貨幣以外的現行所有貨幣統稱為法幣。法幣在現行的經濟學上有明確的定義，去掉其他的貨幣共有屬性，那就是法律規定的，強制性的特質，與未來國家稅收作擔保的或者有明確相對不變有價值之物作擔保的。這些經濟學上的觀點我并不認同，這在我的一篇論文《建立在流轉貨幣與交換物的總量對價原則基礎上系統模型的分析》中作出全面闡述，該文由于在現行的經濟刊物上難以發表，本人將擇式發表。法幣具有法律規定的與如何確保流通信心的屬性，在理論上是可以無限制發行的。在探討問題之前，與問題相關的現行經濟體制形成規律可以總結為在不斷擴大的信貸過程中，貨幣化的各式各樣的“財富”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遠遠不斷地創新種類，并以不同方式進行杠桿化。經濟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地“通貨膨脹化”，用經濟學上流行語言就是“泡沫化”。上述課題在《次貸危機--傳承華盛頓“撈錢”的神話》一文中已經或多或少有過論及，當時我提出兩個概念：虛增與壓低。在正常的情況下，一個央行到底發行了多少貨幣，這將是一個謎，對于論證理論模型也無多大的意義。下面就主要涉及任何一個理論模型的邊界等幾個實例作出分析。
    第一，到2008年為止的戰后53年為例，美國的GDP從2223億美元擴張到144414億美元，換算成年平均增長率為8.19%。據查證，除了1950年的實質增長率為8.7以外，其余各年度美國的實質增長率都低于，甚至是遠低于8.19。即8.19這一數字表明這是與一個不斷地泡沫化的經濟增長過程相聯系的，這是除了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以外的全球各個經濟體的共同特征，與之對應的貨幣至少也應該是同步泡沫化的。相關課題的討論，我在《進行GDP縱向與橫向比較時匯率、通貨膨漲率因素影響的分析》，付標題為：與《中國現代化報告2005》文中觀點的商榷，一文中進行過詳細理論分析。
    第二，1995年日本的GDP為52779億美元，以后其經濟一直處于低于該年度值的狀況下運行的，同期美國的經濟從73977億美元上升到142563億美元(2009年)。換其本幣來論述，1995年日本的GDP為493.588兆億日元，其后最高年份是2007年的515.52兆億日元，究其原因是日本經濟長期運行在通貨緊縮狀況下。一個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呈現未泡沫化經濟體對其經濟本身“傷害”程度，可以實實在在地感受了，但是注意，同期日元的發行量是在不斷地“膨脹”，即不斷地加大貨幣的泡沫化。這就需要認識一下所謂貨幣化的“財富”，不僅在數量上，也在種類上不斷地擴張與杠桿化以及貨幣在法定地區外流通的作用與使命。
    第三，現在就論及人們感興趣的話題，這涉及法幣一個屬性：理論上可無限發行。現任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研究上世紀30年代美國給世界帶來的金融大災難后提出了一個名言：如果有必要，就用直升機撒鈔票。不是在印證了法幣的這個屬性，伯南克也確實在“落實”他的名言，美國不就是在2008年之后瘋狂地發行美元了。但是，產生了傳統經濟學一個難以解釋的悖論，對應的通貨膨漲沒有如期而至，而現在又給這些經濟學一個重擊，一個更難以解釋的悖論，對于前期惶惶而言的通漲現在更擔心的是通縮。一個不斷地經濟上在去杠桿化，天量發行了貨幣，資產在不斷萎縮，經濟增長在極度放緩的美國有通縮的困擾，是否上帝在開歡笑嗎？不，而是美國政府更擔心的經濟“日本化”的危機。這種痛苦的程度可以在第二的數字中得到體認，對于日本來說更有實感，美國也有其慘痛的歷史教訓，1929年當年美國給世界帶來的經濟大蕭條，只是借助二戰美國經濟才走出這一困境。這里再給出一個數據，2008年日本人均GDP低于1995年的峰值，在全球中的排名從第三位落到第23位，在G7國家中從首位落到末位。所以，我相信讀者對我前面提到的有關美元指數走向可以說有感覺了，我的觀點不是空穴來風，是在新的理論指導下有數據可以印證的。這里，我的觀點是：美國步入日本的后塵，一樣都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歐洲沒有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而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經濟體將更難以治理，僅憑這一點可以判斷：歐洲的經濟健康于美國。
    第四，現在流行的觀點是青睞于已經消失的本位貨幣制，但是經濟結構已經完全不同了，本位貨幣制已經不可能恢復，這在《建立在流轉貨幣與交換物的總量對價原則基礎上系統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已作出了完整的分析。這里，就用最通俗的語言進行描述。現代流行的經濟結構是建立在不斷地泡沫化的過程中的，或者整個經濟體制是建立在不斷地泡沫化的基礎上，這一點可以說是無容置疑的共識。現以作為推動泡沫化金融領域的重要一環人壽保險業為例，如果一個經濟體長期運行在通縮或者接近通縮的狀態下，單位貨幣的購買力在不斷增加或者恒定，則到期約定的支付將是壽險業的巨大負擔，將影響這個行業的正常發展甚至運行。現在的日本經濟長達十幾年都難以走出資產負債表衰退惡性循環的困境，其中一個關鍵因素就是與此并疊加了人口老齡化的經濟環境直接緊密相關的。如果物價在持續不斷地下降，收入也在持續不斷地下降，那將對這個經濟體的經濟運行形成致命的打擊。在作為本位貨幣的物質例如黃金流入到貨幣領域的增長量遠遠跟不上需要貨幣化的“財富”包括商品的增長量時，如果貨幣的流轉速度的變化是有限的，或者假設恒定不變，而且相應結果往往將是減緩的，唯一的出路是需要貨幣化的“財富”在價格上不斷地下跌。人們在面對是購物還是持幣的選擇上，答案將是十分明確，傾向于持幣。即，印證了貨幣流轉速度處于減緩的循環之中。人們將驚奇地發現老子孜孜以求的“小國寡民”理想社會降臨了，現在人們倡導的低碳型，資源節約型社會就如此容易地如此自然地一部就位了。但不幸的是這是夢想，僅僅夢想而已。否則人類將不是現在的人類了，首先美國將不成為現在的“美國”，人們該慶幸不用與“惡魔美國”相伴了。而且人們不應忘記一個比現在流行的經濟運行模式更為接近于理想的計劃經濟模式被人類自己無情地拋棄了這一事實，悖論，又是一個悖論。
    第五，現在，貪婪的美國給人類帶來的世紀“大禮物”--金融危機造就了被經濟學定義為“破產”國家，例如冰島，所欠下的債務可能即使歸還利息，每年的GDP都不夠，那么對于冰島的貨幣經濟學如何才能解釋呢？近幾年津巴布韋，這個曾經非洲的富足之國過去幾年通貨膨漲高的離譜，億為單位的貨幣已經不足為奇了，這種貨幣形式在歷史長河中屢見不鮮了，經濟學又如何才能解釋呢？在《進行GDP縱向與橫向比較時匯率、通貨膨漲率因素影響的分析》一文中對一國的經濟有何影響以前蘇聯解體之后一些國家的實情為例有過涉及。這里，再來個更刺激的例子。在上世紀2,30年代德國的貨幣經歷了“過山車”的動蕩，在貪婪無恥之極的協約國安排之下，德國的貨幣單位簡直到了“天文數字”式上升，德國在協約國的愿望之下已經符合經濟學上的“死亡”定義了。可是，對于貨幣用換一種方法進行流通，與物質財富的創造與限定國內適用挎鉤在一起，貨幣回歸正常流通了。更為驚奇的是，希特勒就是在這個瀕臨死亡之國，僅僅幾年，它的戰爭經濟實力強大到歐洲的所有國家聯合起來都無力為敵了，嘆為觀止的財富增長，試問“可愛的”經濟學如何才能回答呢？如果中國人為著1979年以來的經濟成就感到無比驕傲的話，那么與那個時代的德國相比簡直難以啟齒了。中國的成就應該，也完全有理由讓世界驕傲，只是現行的經濟學不適用而已。
    第六，到此為止或許人們會說：對你的理論也罷觀點也罷沒有感覺。那么，就給一些感覺吧！所涉及的內容在《次貸危機--傳承華盛頓“撈錢”的神話》一文中更為詳盡。當中國人在辛辛苦苦地在創造物質財富時，其價值的相當大的一部分被金融領域瓜分了。當然，不可否認金融業在經濟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過分，過度，過量的話那就另作他論。在金融業這個國際垂直分配體系上，美國獲得了最多。在《建立在流轉貨幣與交換物的總量對價原則基礎上系統模型的分析》一文中從理論上建立了這樣一個依據：一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使得金融業在所有的財富分配中占據有力地位的歷史。這里，還是用中國的古老哲學觀來提問：人們的物質財富創造真的是如此渺小，如此一文不值嗎？人類首先要解決生存，為生存而創造的財富就是如此無價值可言，那么就要拷問人類自己：人類的地位，人類的價值在何處？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換一個角度歸納為：我的就要更值(虛增)，你的就是不值(壓低)。這就包含著一部血淋淋的歷史，因為這本身就需要“屠刀”來支撐著。現在，進而用中國的一些“富有者”在這場金融風暴中所遭受的經歷來說明。金融機構所推薦的理財產品，這些產品往往含有繁復數學模型作為依據確保具有多重避險功能，但是避險功能再加上啟動條件等等所有這一切真正地不是為客戶而設計的，而是為金融機構自身所設計的，所以在確保了金融機構自身豐厚回報的前提下客戶的血本無歸則是當然的結果。由此引伸討論，如果在一個貨幣系統內，客戶損失了相對應貨幣單位的財富，而金融機構制造了價值為負的正GDP；如果在不同貨幣系統，一個系統損失了與客戶財富相對應的貨幣單位，而另一系統產生了與金融機構回報相對應的正GDP，但是對大系統而言并未改變這一正GDP的價值為負的性質。由此產生了經濟學上的悖論，一是產生了價值為負的正GDP；二是價值為負的勞動價值的回報近似“天文”數字，相言下一般最廣泛人的物質創造的勞動價值的回報幾乎是“毫無價值”。更進一步而言，類似負價值的正GDP的制造給整個社會或則國際帶來難以計量的社會治理成本，由此引發的社會動蕩的風險成本，但是制造者并沒有支付甚至毫無支付相應的成本與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就是美國新版的金融系統管理規則的核心所在：盡可能規避本國的金融動蕩風險，對國際社會的規范對沖基金的訴求不予采納。因為，幾十年來這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也是美國發動一次又一次的經濟戰爭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即美國繼續希望，也必須借助于類似工具體從打擊對象國的經濟實力來相對提升美國的競爭力。
    第七，再向人們揭示前二任總統期間美國GDP增長的一個不可忽視的來源之一，即日本長期保持幾乎零利率政策以及“巴塞羅那協議”這一為日本量身定做的協議所帶來的(相對)財富轉移。傳通上日本工作人員在退休是可以領取退休時的3-5年的基本工資額，一般而言，如果利率是西方國家的平均值按照日本人的習慣儲蓄利息也大致超過日本的生活保障金額。但是，現在幾乎為零了，這就導致了日本遲遲不能走出資產負債表衰退或者通縮型經濟危機的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從結果而言，是降級的日本金融機構提升了攻擊于它的對手國金融機構的實力，并進一步形成一個循環；是日本金融機構自身為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機構提供了幾乎無需成本而言的龐大資金在市場上興風作浪，有時還攻擊日本，甚至日本常常在有序有控的匯率波動中承受匯率損失。
    這里，我們體認到作為貨幣其約束性與公共性在實際運行過程中是背離的，也體認到利益集團尤其是金融寡頭集團其無限膨脹的私欲性正對全球經濟發展產生越來越嚴重的不利影響。現在廣泛的話題是：是否存在著國際金融寡頭集團操控著國際政治的變化與趨勢呢？雖然在尋找證據上人人皆知極為困難的，但是提醒國人：寧可信其有。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所推行全球化的核心是國際金融寡頭集團依附于某個強有力國家載體上，以武力威脅為后盾通過各種形式的戰爭對各國作有限解體。即對國家一些元素進行標價化，在“虛增與推低”、“自由與規制”中實現“利潤”最大化。而這股全球化浪潮的理論核心締造者的伯特蘭?羅素認為：科學和技術的無限進步造成對人類生存的威脅--只要主權國家能自由地發展其科學研究和工業能力，所有的國家都能造出核武器。因此，要想世界保持安全就必須限制不發達國家獲取工業技術，消除科技進步并將其置于嚴格控制之下，消滅國家主權、建立一個“專制”的世界政府。
    如何實現羅素所希望的“世界政府”呢？對于國際金融寡頭集團來說，盡可能多的將各種元素引入到“市場競爭”中，通過業已形成的或“指導”形成的各種有力條件，在最小化考慮社會成本與管理成本的條件下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進而控制政權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社會成本與管理成本是由國家，最終有利益集團的操縱對象自己承擔。
    最后，以前幾年我在一篇《該為“名義GDP”一詞正名了》的博文中一段話作為結語。
    年初(注：2008年)看到了宋鴻兵先生所著的《貨幣戰爭》一書，也看到了一批“大腕級”經濟學家的反擊之聲。雖然我對宋鴻兵先生在書中的一些觀點，尤其是有關金本位的一些建議難以贊同，但是該書至少給國人及時地敲起警鐘：提防經濟戰爭，尤其針對中國的經濟戰爭。雖然“利益集團”在操縱世界經濟，在有限地解體國家的觀點是難以得到印證，但是作為國人拉起這個“弦”實屬必要。但是，在次貸危機嚴重地危害全球經濟的今天，這些“大腕級”經濟學家為何不給國人一個及時的警鐘呢？為何對類似危機如此鈍感呢？國人也有權利問責你們：到底為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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