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圍堵了中國私營企業

最近有一股指責國企壟斷一些行業、出現“國進民退”現象的風潮。說國企壟斷和國進民退阻礙了私營企業發展空間，影響了通過擴大民間投資刺激內需的作用。多數主流學者、媒體都發表這樣的看法，兩會期間，“推動壟斷性行業體制改革”甚至成為比房地產還讓代表們關心的問題。[1]兩會最終對經濟工作提出“加快推進壟斷性行業改革，推進公用事業改革，切實放寬市場準入,積極引入競爭機制。著力營造多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更好地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2]的意見。　　

但是這種指責并不符合事實。實際情況是，如果說中國私營企業真的受到了某種經濟力量的圍堵，那么這股力量主要不是國企，而是境外企業。而且，以吸引外商投資，兩頭在外的發展方式已經顯示其不可持續性，如果不加快這種發展方式轉變不僅影響國家經濟安全，而且使國內企業發展越來越困難。　　

國企與私企基本上沒有形成競爭關系　　

國有企業經過九十年代初的破產、收購高潮和世紀之交的“改制”浪潮，已經從大部分競爭性行業中退出。公有制經濟在第一產業中基本消失。第二產業中，國企僅完成2007年建筑業總產值的20.8%。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的34%，而且主要集中在煙草（100%）、電力（88.8%）石油開采和加工（85.8%）、供水（67.8%）、黑色以及冶煉和壓延（46.0%和35.1%）以及交通設備制造（43.6%。但其中品牌主要是外企的）。其他工業行業大多只占不足10%的份額。（見表一）第三產業的經營性行業中，國企基本猬縮在金融領域（上市后外資也占很大部分）。批零商業；餐飲業；賓館業；公路客、貨運輸等行業中，已經看不到國企的影子。剩下的非經營性GDP是教育、衛生、科技、社會服務和行政管理所創造的。私營企業繼續發展，也不能把政府職能給承包了吧。　　

國有企業幾乎退出了所有非資本密集型行業。國有經濟在解放后30年中積累了大量產業資本，在資本密集型行業中占據主導地位是順理成章的。國企與主要存在于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中的私營企業“隔行如隔山”，雙方除了貨幣外，基本處在不同的資源要素組織和不同的市場中。所謂競爭，所謂資源和市場的占有，都是指同行業中不同主體之間發生的事情。大部分私營企業與大部分國有企業并不處在同一個行業中，怎么會出現國企擠壓私企發展空間，占據私企資源了呢？我在的地方你不在，你在的地方我不在，國企和私企之間“劇烈的摩擦”[3]怎么產生的呢？ 　　

那么，是不是國企獲取貸款容易，擠壓了私企貸款空間，造成私企融資難呢？　　

私企融資難是實際情況，很多中小私營企業難以在發展中獲取足夠的貸款。但是將私企融資難歸罪給國企則沒有什么事實依據。原因很簡單，2009年末我國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59.8萬億元，各項貸款余額只有42.6萬億元，存貸差達到17.2萬億，也就是銀行有充裕放貸資金。2009年雖然各項人民幣貸款增加10.5萬億，達到歷史最高水平。但同年存款增加13.2萬億，尚多出2.7萬億。[4]目前我國處于流動性過剩局面，并不存在銀行惜貸情況。因此并不存在國企把金融機構中的資金吸收完了，擠壓了私企貸款空間的事實。從直接原因看，私企難以取得貸款，主要是私企可用以抵押的資產不足，而擔保公司發育畸形，[5]企業無法符合銀行貸款要求造成的。這些事情與國企沒有關聯。　　

當然，我國國企的固定資產貸款率高于私企和外企。2007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長期負債占固定資產凈值比例為46%；私企為23%；外企為26%。國企為私企的2倍，為外企的1.8倍。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1984年的“撥改貸”。按理說，既然設立企業，老板就該投資。撥改貸后，財政無論設立新企業還是對老國企更新改造都不再出資。這就造成國企貸款占固定資產比重過高的結果。其實，一個企業負債比例高對企業生存發展來說并不是好事。國企固定資產貸款比重比私企高一倍，意味著企業還貸壓力也大一倍，直接影響企業經濟效益。但是，在流動性嚴重過剩情況下，即使國企貸款多了，也不是造成私企貸款少的原因。　　

至于不少人質疑2009年中央4萬億刺激經濟資金私企沒有撥付給私企，只能顯示出提出質疑的人完全不了解企業資金來源渠道。2008年中央作出追加4萬億投資，主要是財政出錢。這些錢從渠道上說只能撥付給國有部門而不能直接撥付給非公有制部門。這部分資金的大部分是原來國家計劃項目提前撥付、提前完成用的，因為短短幾個月不可能作出萬億級的投資規劃。但是，這部分主要用于基本建設的資金中相當一部分會間接流向非公有制企業。因為項目中無論原材料、設備還是施工都會牽涉到非公有制企業。　　

那么是不是央企壟斷部分高盈利行業，使得私企無法賺足夠的錢，影響了私企發展了呢？　　

一個行業盈利水平高低不能簡單從銷售利潤率和利潤總額中看，核心指標是投資回報，也就是所有者權益利潤率。也就是投資了多少錢，賺了多少錢。由于國企尤其是央企占據的行業屬于重工業和交通等基礎行業。雖然利潤總額很高，銷售利潤率也很高，但由于投資額巨大，投資報酬并不突出。　　

2007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所有者權益利潤率18.1%。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為15.7%，外企為18.3%，私企達到22.8%。外企和私企的所有者權益利潤率比國企分別高出16.6%和45.2%。因此，工業總體來講，是私企和外企投資回報高于國企而不是相反。[6]　　

那么，國企投資回報率低，是不是在競爭行業中經營不好，主要但在壟斷行業中依然很高呢？　　

顯然也不對。2007年，國企控制的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投資回報率只有5.3%；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為8.9%，水生產供應1.7%。而私企和外企占主導的醫藥行業為16.5%；服裝鞋帽為18.4%；皮毛羽制品為22.3%，農副產品加工為23.5%，食品行業為18.9%。煙草行業確實利潤不低，但其所有者權益收益率無非達到21.4%，尚達不到私企平均投資回報率（煙草稅收是其利潤的3.3倍）。[7]　　

最典型的是房地產行業，全國人民都知道，目前房地產業才是真正的暴利行業。但國企只占房地產企業企業數的5.8%，資本規模的10.1%。[8]　　

一些看起來利潤微薄的行業投資回報并不低。比如批發零售行業2007年所有者權益利潤率高達59.1%，投資1元錢一年要賺5毛9！而這些行業中，私企和外企是占主導的。　　

當前很多學者和媒體不引述統計數字，完全憑感覺說話的風氣是很壞的。這種做法錯誤引導公眾認識，對中央決策、經濟發展和社會安定都不利。　　

同時，我們還必須從技術經濟角度看待目前所謂“壟斷”。　　

從技術經濟角度說，一些行業處于壟斷狀態的社會效益更高，于是趨向于壟斷，因此被稱為“壟斷性行業”。設想一個居民小區有8家電信公司，10家自來水公司，5家電力公司進來布線會混亂到什么程度。目前一些小區已經是中國電信、鐵通、網通都進去布線，資源浪費已經很大。同時，這些行業資本量非常大，如鐵路、航空、電力等都是萬億級投資，我國私人資本尚無力涉及。實際上各國在這些行業中要么也是國有壟斷，要么處于私人寡頭壟斷狀態。美國和整個歐盟只有各一家飛機制造廠，美國鐵路客運也只有一家公司，三家汽車制造廠，金融危機后，西方大部分國家的金融實際是國家控股的。而且金融、通訊等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因此，這些行業要么國家壟斷，要么私人或外國人壟斷。讓國有企業退出，只能是私有企業進來壟斷。甚至更大可能是外企壟斷。用“壟斷”來指責國有企業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說到所謂“國進民退”時大家都在裝糊涂。無論專家、媒體還是兩會代表，無論國務院還是發改委，都不從法律角度論證所謂“國進民退”問題。“只要國有企業擴大了，在某些行業份額擴張了就是錯誤的”成為目前不加質疑的論證前提。　　

但憲法第六條寫的清清楚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七條說“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基礎和主導力量，憲法文字對此一點沒有含混的地方。即使可以從第六條中“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一段得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意思，但這句話絲毫沒有可能概括出“只能國退民進不能國進民退”的意思，因為第六條指出的方向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鞏固、發展、壯大是符合憲法要求的。出現國進民退（按憲法應該叫“公進私退”）是正常的，也是憲法要求的。　　

人們可以因為觀點不同立場不同對某一問題進行爭論，可以依據不同理論進行說明。但憲法是一切解釋的終極裁判，憲法條文是說明該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最終依據。尤其讓人詫異的是，兩會代表的基本職責是“監督政府是否按照憲法辦事”。對政府違憲的行為進行批評，對政府護憲的行為進行肯定。但大量代表竟然在兩會上不假思索地對政府按照憲法辦事的行為進行批評。而政府官員竟然像小媳婦似地吞吞吐吐，唯唯諾諾，只是忙著解釋“數據不支持國進民退的說法”。甚至還說出“‘國進民退’問題引發討論，有很重要的警示意義” [9]這樣明顯違憲的話。公有制資產的大管家遇見這種情況只會委屈的說：“為什么國企搞不好你們罵我，現在國企搞好了你們還罵？”竟然不會去引用憲法第七條：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文革結束后有一句常用的描述文革的話：“這時期政治空氣不正常……”。什么叫政治空氣不正常？就是沒有人把黨章條文和憲法條文作為議論和辯論的大前提。現在就該檢討一下當前是否存在這個現象。　　

是外企在擠壓私企的市場，侵占私企的資源　　

如果國企沒有成為私企發展的障礙，不是擠占私企市場和資源的主要因素，沒有限制私企投資空間，那么是主要是誰在做這些事情呢？實際上所有人都清楚，是境外資本。　　

在私企和外企都在經營的各個行業中，外企（包括統計外商投資和港澳臺商投資）是擠壓私企經營空間的主要力量。下面是2007年制造業三部分分別完成的增加值。　　

表一   2007年國企、外企、私企制造業各行業增加值比重　　

從表一數據可以看出，外商在制造業很多分支行業中占支配地位。多數競爭性行業中，國企所占份額往往不足10%，而外資企業要么比私企份額高，要么外資與私企比重都很接近。顯然，行業內競爭主要是外資和私企在進行。即使在所謂國企占優勢行業中，剩余部分中的大部分還是外企比私企份額大。也就意味著即使國企退出，占領這些行業的也不見得就是私企。　　

外企與私企競爭的行業主要是輕工業、化工醫藥和機械電子。這些行業中品牌的作用非常大。由于外企產品多數是老品牌或本來就知名品牌，很多行業中私企主要是為外企做加工，主要利潤是外企拿走的，因此外企的競爭力要高與私企。　　

在大多數競爭性行業中，即使私企增加值份額大于外企，但龍頭企業往往是外企的。市場競爭的趨勢是趨于壟斷，龍頭行業的份額從一般發展情況看總是越來越大。根據高粱在《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10]一文中研究：　　

全國4大年產8萬噸以上的洗衣粉企業中3家是外資。國內十大民用洗滌劑品牌基本消失。美國寶潔系品牌占有60％以上的國內市場。在化妝品領域，130多家外企占有40％銷售額和80％以上的利潤(2005）。　　

13家最大的醫藥企業大多被外商控股。　　

國內原有9大碳酸型飲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樂、百事可樂收編，外資飲料已經占領我國飲料市場70％以上的份額。　　

至2006年，60多家大中型啤酒企業已全部引進外資或與外商辦合資企業。全球知名啤酒商SAB、AB、英博、嘉士伯等已占領中國50％以上市場份額。美國已成為青啤大股東，并控股武漢中德、武漢百威、哈爾濱等啤酒公司，威脅國內最大啤酒商燕京。　　

肉制品：高盛已擁有國內第一雙匯，同時持有雨潤集團13％股權，占行業主導地位。　　

小五金：我國最大的生產壓力鍋企業蘇泊爾已被法國SEB收購。　　

干電池：中國第一、世界第五大堿性電池生產商南孚電池，外資控股72％。　　

感光材料：1998柯達與中國政府訂“全行業收購協議”，柯達并購除樂凱的6家國內感光材料廠。2003年柯達最終收購樂凱20％股份，柯達占領中國膠卷市場50％以上。　　

自行車：原15大品牌被外商控股8家，現合資整車廠50多家，產量占全國2/3。　　

電梯：最大的五家均為外商控股，占全國產量80％以上。　　

玻璃：前5大龍頭企業全部被外商參股后并購　　

水泥：中國前5大水泥企業，除浙江三獅外，其他4家均不同程度外資持（控）股。　　

橡膠：1993年以來，國家定點重點輪胎（年產100萬套以上）企業陸續被外資控股。外商控股企業產能占全國2/3以上。　　

在裝備行業中，包括軸承、電機、工程機械、工業鍋爐、變壓器、農機、低壓電器等外商也占據很多龍頭企業。　　

據商務部《 2004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在輕工、化工、醫藥、機械、電子等行業中，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己占據國內1/3以上的市場份額。目前，中國每個已開放產業的前5名都由外資公司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控制權。　　

外資在多數競爭性行業中占據龍頭地位，并多數占據三分之一以上的份額，這才是私企面臨的國內市場和資源約束問題的關鍵。　　

尤其嚴重的是，中國大型超市的80%是外資企業[11]。零售行業是商品的最終出口，大型超市由外商控制，對外國品牌的商品往往不收所謂“站位費”等費用，但對中國品牌就加收這些名目。而且外國品牌往往擺在明顯位置。很多中國品牌生產者都在抱怨這些問題。[12]出口終端的競爭，基本是外企和外國品牌與私企和中國品牌在廝殺。　　

從商業發展歷史看，一個大型超市開門，周邊半徑　2公里　內的小商店很難存活。80%大型超市是外資，對中國私營小商業沖擊是致命的。據“中國寧波網”報道：“據工商部門最新統計，在剛過去的2009年，在我市內資企業注(吊)銷企業同比減少的情況下，注(吊)銷個體工商戶43994戶，同比增長了3.9%。而在其中被注銷的28000多個體戶中(被吊銷個體戶暫無法分行業分類統計)，零售業就占到了16000多家，所占比例達到了58%——這一比例較2008年又增加了2個多百分點。”究其原因，記者調查發現主要與麥德龍等國外大型超市不斷開張有關。[13]超市是商業業態發展的方向，外企大型超市占據龍頭老大并占有絕對份額，對主要是私企的零售業來說意味著災難。　　

最讓人擔憂的是，各地以引進世界500強超市的興趣不減。在各地媒體“世界500強企業進軍開封 大潤發大型綜合超市落戶鼓樓區”、“世界500強企業韓國樂天超市簽約落戶天津北辰區”、“世界500強家樂福‘入住’合肥”……的歡呼聲中，中國新型零售業體系可能最終將被外資瓜分。　　

外企占據各行業龍頭的路徑，大多數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國退民進”和企業改制中通過收購國企完成的。從龍頭行業看，九十年代末以來并沒有“國退民進”，而是“國退外進”。由于外資擁有雄厚資本（其中相當部分是有金融企業出面先收購然后轉給實業公司的，如雙匯、南孚電池），繼續嚷嚷國企從所謂壟斷性行業中退出，結局無無非是再刮一次“國退外進”風潮而已。　　

其實，如果真的愿意深入企業進行調查，大部分私企老板感到的競爭壓力首先來自外資、外企和外國品牌，其次是部分官員利用權力創辦的私企，抱怨國企占據市場和資源擠壓他們生存的情況很少。無論從數據看還是從企業實際感受看，都說明國外資本是中國私企最主要的競爭者。一些人批判“國進民退” 看起來是在為中國私企說話，但由于掩蓋了基本事實，其實是在為外企說話。　　

吸引外商投資和兩頭在外的經濟發展方式已經不可持續　　

“一般認為，外資在國家產業中的份額超過20％即為安全警戒線，即使扣除港澳臺資本，外資在工業中的份額也達到了這一水平。”[14] 隨著國外跨國公司和金融集團在全球布局的變化，中國國家經濟安全和國內公私企業都面臨嚴重威脅。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西方產業資本開始向新興市場國家大規模轉移。開始的形式主要是在境外直接建廠生產。但到新世紀初，外商投資開始轉向對新興市場國家的原有龍頭企業的并購。（見表二）這不僅表現在東南亞經濟危機時期對韓國和東南亞國家大型企業的收購，更主要的是對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和大型民企的收購中。　　

表二 1995-2005外商在華直接投資中并購資金比例[15]　　

　高粱　先生在《外資在華并購與國家經濟安全形勢》中說：“目前“三資”企業中，港澳臺企業占資產存量的1/3，FDI結構明顯出現大型化趨勢，世界500強中幾乎全部到中國投資。外商投資領域，從傳統的輕紡產業，向工業上游產業延伸，以及高端服務業和壟斷公用事業，如商貿、金融、法律和管理咨詢業、乃至教育傳媒等意識形態領域。在制造業中，從組裝加工環節向整機、研發等上游延伸，從單個產品向行業的系統產品延伸。投入規模動輒幾千萬、上億美元……業內人士認為，近年來約70％的外資并購為戰略性產業并購，即全球布點性質的長期投資。他們充分調研論證行動計劃。選擇并購對象，依仗雄厚資金、資源和活動能量，高薪雇用華裔人才，大力高層公關，瞄準行業骨干或領軍企業，實施并購計劃，以占據市場主動地位。從部分到全體，步步緊逼，打壓、削弱或兼并競爭對手，全行業統吃。這類并購的直接后果，就是中方失去對行業龍頭企業的控制權，甚至導致外資壟斷。其后果，就是跨國公司在中國土地上實現對中國經濟的控制，中國工業納入其全球分工體系—鎖定在產業鏈低端。”[16]　　

任何一個行業，企業競爭力由多方面構成，其中資本雄厚程度、技術先進程度、品牌知名度、管理水平方面，國外企業本來就占有優勢。短期內中國企業，尤其是私營企業難以取代這種優勢。競爭力還來市場壟斷程度，銷售布局和網絡水平。外資通過前些年大量并購國企，基本實現了在各個行業占據龍頭企業和較大份額，并通過兼并收購輕松完成了銷售布局。加上他們在大型超市方面的壟斷，使外企也處于有利局面。同時，政策環境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這些年來，各地政府從是錢都要轉變為爭相引進“世界500強”企業，并以此為政績和榮耀，恰好與跨國公司并購中國公私企業形成呼應。多數民營企業在政策優惠方面難以與之抗衡。　　

形成目前外資對私企形成巨大壓力的過程大致是：原來在行業中占據龍頭地位并在市場化后擁有龐大銷售網絡的國有企業，在九十年代因國企改革、改制政策風潮逐步退出。由于外企資本雄厚，技術先進，主要是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給予特別的優惠政策，使他們輕松取代了國企在這些行業中的優勢地位。外企本來的管理水平就高，資本又雄厚，所以對私企形成比原來國企更加強大的壓力，造成目前私企只能在行業的低端領域發展的局面。而且，中國私企老板本來就沒什么民族經濟的概念，很多抱著“企業要當兒子養當豬賣”的信念。競爭一激烈，干脆賣給外企。因此，外企今后在各行業中競爭優勢會越來越強。　　

二戰后選擇對外開放的新興市場國家有兩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一種是進口替代，一種是兩頭在外。　　

進口替代模式典型如韓國，開始從輕工產品，然后從機電產品開放國外商品和技術裝備進入國內市場。國內企業在進口產品壓力下通過模仿、引進、創新等方式逐步追趕。以此加快工業化速度。　　

兩頭在外模式典型是中國，放開讓外資進來投資和并購。原材料和半成品在外，市場在外，加工組裝在內并以此加快工業化速度。　　

比較起來，進口替代相對難度大，痛苦期長，速度慢。兩頭在外難度小，基本沒痛苦，速度也快。　　

進口替代開始進來的是商品和技術設備，直接沖擊國內市場并打破原有格局，對內資企業沖擊很大，大量企業因此就關門了。如果國家不集中財力保護和支持部分企業迅速完成產品和技術替代的產業政策，很容易使內資企業逐步凋敝并淪為西方的產品外銷市場。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等國家最后就是這樣的結局。　　

而兩頭在外的開放模式是以優惠政策直接吸引外商投資產業，兩頭在外意味著外資企業產品多數是外銷，對國內市場的沖擊較輕。而對很多政府官員來講，外資收購國企使他們擺脫年復一年的“國企改革”任務，還能給財政帶來不小收入，不僅沒有痛苦，還會有樂趣和便宜。選擇兩頭在外的開放模式是中國九十年代以來經濟高速增長、社會摩擦較低的一個重要政策因素。　　

但兩頭在外與進口替代相比，對形成和壯大民族產業的能力和自主技術研發能力就顯得弱。韓國通過明確的產業傾斜政策，很快在汽車、造船、電子等行業形成競爭優勢。對比看，中國汽車、機車、民用航空等交通設備制造，電子計算機和很多行業卻逐步喪失了自主研發能力。形成前面描繪的，多數行業的龍頭企業是外企的局面。進口替代給本國企業以技術進步的巨大壓力，工藝技術上不去，企業就垮臺。兩頭在外給企業提供了通過合資提升技術等級的空間，企業就失去自主技術研發的動力。久而久之，企業不僅缺少對核心技術的研發興趣，甚至失去了基本研發隊伍。雖然目前國家極力要求企業搞自主創新，但多數所謂“自主知識產權”，無非是中國企業出錢，外國二流研究機構設計，最終產權歸中國企業的把戲。“產權”是中國的，“知識”還是外國的。[17]　　

黨中央最近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新時期經濟工作的重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學發展觀的必然歸宿。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可持續發展”，提出轉變發展方式就意味著現在的經濟發展方式存在“不可持續”的弱點。可以說，兩頭在外的經濟對外開放模式發展到現在，已經成為損害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病因。　　

西方國家進入虛擬經濟階段后，產業資本開始向新興市場國家大量轉移，國內產業空洞化，世界貿易總額從八十年代的5%左右的年增長，擴大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年均8%的增長，繼而在新世紀達到兩位數的增長。這為大力引進外資，市場在外的開放模式提供了充裕的發展空間。　　

吸引外資、市場在外的發展方式需要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必須長期保持較低的勞動者報酬，二是必須長期保持較低的居民消費水平。因為中國能吸引外資的條件主要是低廉的勞動成本，如果不能保持低于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的勞動成本，外資就會轉移。而只有壓低居民消費才能為“凈出口”提供余地。實際上，中國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無論勞動者報酬占收入法GDP還是居民消費占支出法GDP的比重一直在持續下降。（見表三）　　

到2007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只有39.7%。由于2009年經濟主要是投資拉動，這一數字應該只有37%左右。而歐盟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為48%，日本為52%。2007年我國居民消費下降到35.4%，只相當于新興市場國家的65%，發達國家的58%，美國的一半。[18]也就是說，數據支持保持低勞動價格和壓低居民消費水平是保障兩頭在外發展模式必要條件的說法。　　

控制論將所有事物分為兩種系統運行方式，一種是負反饋系統，一種是正反饋系統。負反饋系統中，導致曲線上升的因素會使導致曲線下降的因素強化，最終形成周期性波動。正反饋系統導致曲線上升的因素會“自激”為促使曲線上升的因素，使曲線呈指數上升并最終崩潰。　　

最近十幾年中，我國居民消費和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下降，而且降幅越來越大（見表三）。尤其是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與城鎮居民收入之比持續下降，看不出逆轉趨勢。這些曲線都顯示出“正反饋”特性，發展下去將造成社會矛盾越來越突出，社會摩擦越來越嚴重，明顯具備“不可持續性”特征。　　

尤其是情況在2008年發生了轉折性變化。美國依賴“印錢”、借錢過日子的發展方式顯然也具備“不可持續性”特征，終于引發了世界金融危機。世界貿易額從2008年第四季度同比下降，2009年繼續下降9%。世界貿易在相當長時間內不會再恢復到兩位數的增長，貿易壁壘將加劇。這也意味著，中國兩頭在外的發展方式同樣具備了“不可持續性”特征。這是中央及時提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原因。　　

我們必須注意到，支撐兩頭在外發展方式的兩個條件——過低的勞動者報酬和過低的居民消費水平——卻成為以內需為主的發展方式的嚴重障礙。要提高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需求，關鍵在于大幅提高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消費占GDP中的比重。做不到這一點，發展方式轉變的任務就不能實現。　　

提高居民消費水平，首先要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也就是說，必須大幅提高勞動者在一次分配中的比例。到2009年，中國在一次分配中資本收益遠大于勞動者報酬，社會財富分配方式與低基尼系數的西方國家相比更接近“按資分配”（見表四）　　

那么，提高勞動者報酬的途徑是什么呢？是不是降低國企職工工資福利水平這條路呢？顯然不是，這樣做是南轅北轍。現在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加福利水平大約是私企和外企職工的兩倍。現在城鎮中國家單位就業總計約7000萬，占全部城鎮就業28500萬的25%。另外75%是集體、個體、私企和外企單位就業。[19]如果將國有單位工資福利水平降低到其他經濟成分水平，結果是什么呢？結果是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會下降到30%，再下降20%！顯然，只有降低非公有制企業資本收益，提高這些單位職工的工資福利才能提高勞動者報酬的份額。真想不通為什么這么簡單的道理怎么上上下下都理不清呢？　　

提高居民消費水平的另一條途徑是加大社會財富二次分配調控力度。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約為20%，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約為10%。低基尼系數國家多數在40%上下，福利支出占中央財政支出比重約為40-50%。[20]因此，低基尼系數國家政府二次分配的力度達到GDP的15-18%，而中國只有1%。中國要提高二次分配調控力度，必須大幅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　　

如果提高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并加大再分配力度的著力點在哪里呢？是不是著力點在國企呢？　　

2007年，國企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百元銷售完稅率（含營業稅及附加）為7.5%，私企為3.7%，外企只有2.9%。國企完稅率分別為私企和外企的2.03倍和2.57倍。因此，提高政府分配調整力度的著力點應該是私企和外企，尤其是外企。2007年私營工業企業各項稅收完成8409億，如果達到國企完稅率，就增加8661億稅收。同年外商工業企業完稅11198億，如果達到國企完稅率，就增加17581億。總計可增加2.62萬億稅收，使當年稅收增加58%，財政收入達到7.76萬億，占GDP份額上升為30.8%，接近低基尼系數國家水平。　　

最近，中央根據國內外新形勢、新特點，及時將“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作為我國經濟工作新時期的核心理論，成為繼“改革開放”后指導全國人民實現現代化建設的綱領性口號。[21] 為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目前經濟工作的重點不僅不能是開放壟斷行業，繼續國退民進。而是大幅提高非公有制單位職工工資福利水平，大幅提高非公有制企業的完稅率，加大國民財富再分配力度，使普通勞動者消費能力大幅提升。同時，制定促進民族經濟發展的產業政策，引導內資企業追求技術創新的動力，加快產業升級并形成有競爭力的企業。最終完成兩頭在外為主轉變為兩頭在內為主的發展方式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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