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懸念,2015年,全球危機還將延續。要想把握這一年世界發展變化的軌跡,就應該跟蹤研究世界幾個大的“潰瘍面”,因為其中隱藏著解讀全球危機走勢的秘籍。
一、何謂“潰瘍面”和“潰瘍面”戰略?
我們所說的“潰瘍面”,是對新近出現的一種安全威脅模式的形象概括。具體而言,它是指某些國家和國際勢力為保持對特定地區的控制性影響,在關鍵時間和地點有意制造并可反復爆發的安全威脅。與傳統的安全威脅相比,“潰瘍面”的特點主要在于,它追求的是控制性影響,而不是占領性目標;它不是內生、偶發的安全熱點,而是由外力刻意制造出來的沖突;它是雖不致命卻很難受的創面傷,可以根據需要而反復發作。
安全領域出現越來越多的“潰瘍面”現象,與世界經濟體系發生的深刻變化直接相關。自1971年美元體系脫離金匯兌制后,虛擬經濟快速發展,實體經濟相對萎縮,資本增殖越來越依賴于金融服務業。
在全球資本的共同推動下,世界經濟的金融化趨勢日益顯著。金融資本控制著世界資源和制成品的定價權,控制著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資本的定向流動成為其不斷增殖的必經之路。歐元區的出現使資本流動出現了新的路徑,導致了美歐資本間的競爭與爭奪,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日益減少的利潤便可能誘發嚴重的沖突。如果采用傳統的軍事手段,不僅會付出高昂的政治、經濟代價,也可能刺激資本外流避險,導致兩敗俱傷。因此,創造“潰瘍面”,在關鍵時刻有意激化矛盾、觸發爭端、形成戰亂,可以有效地改變資本的流向和速率。這一做法的效果,在科索沃戰爭對歐元造成的沖擊中就曾顯現過。
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只是今天的政治與昨天的政治不同—企業家的政治與地主的政治對戰爭有不同的影響。在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政治集中于國家領土主權的爭奪;在工業化時代,國際政治目標更多集中于資源地和市場的控制。今天,當全球政治越來越被金融資本所主導、華盛頓越來越被華爾街所控制支配的時候,沖突與戰爭都成了資本增殖過程的延續,必須滿足金融資本的需要。這一點,也將引起戰爭形態和過程的變化。那種能夠毀滅一切的核戰爭,也包括其他可造成大規模殺傷的戰爭,顯得與金融資本的戰爭目標不那么合拍了。
正因如此,在影響資本流動的關鍵地區制造并保持“潰瘍面”,已經成為大國間利益博弈的新手法。如果我們能看到,金融資本集團已經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利益代表,那么我們就應該理解,如今的國家利益乃至全球利益的基本形態正在發生改變。隨之,謀取利益的手段和方式—包括使用暴力的方式、發揮各種軟硬實力的方式也將改變。夏蟲難與語冰。當年尚處于農耕經濟時代的中國人,自然無法理解英國人為什么要派軍艦來做生意;今天的我們,能夠理解金融時代競爭與戰爭的要義嗎?
在關鍵時間點對特定地區,通過組合多種手段造成低烈度對抗和低程度損傷,以改變資本流向與速率,并在此保持可控的緊張以反復實施上述操作。這就是金融資本時代利用安全威脅實現國家利益、達成國家戰略目標的“潰瘍面”戰略。
二、歐俄之間的“潰瘍面”:烏克蘭危機
眼下冰凍三尺的烏克蘭局勢,絕非一日之寒。在蘇聯解體之時,處于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烏克蘭一直在接近歐盟還是俄羅斯之間糾結。據2002年的一項民意調查,在選擇主要外交對象上,選擇歐盟與俄羅斯的人各占31%,而選擇美國的人只有4%。應該說,那時烏克蘭政治家的戰略選擇還比較符合民意基礎,也比較現實。
從那以后,歐盟和美國就在烏克蘭積極推動“民主進程”,開啟了積極東擴的行動。一些得到美歐官方和企業支持的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積極活動,制造在經濟、政治、安全事務中擺脫俄羅斯影響的輿論,支持反對俄羅斯的政治人物,創造與俄羅斯攤牌的機會。在2 0 0 4年12月的烏克蘭“橙色革命”后,美國國務院公開承認,為推動烏克蘭的“民主進程”曾花費6500萬美元。美國助理國務卿維多利亞·紐蘭在2 013年12月向美國國家新聞俱樂部透露,自從烏克蘭1991年獨立之后,美國已陸續向其投資超過50億美元進行援助,并表示其中并不存在任何“陰謀論”。與政府官員的外交辭令不同,美國金融大亨索羅斯要直接許多,他承認自己在烏克蘭獨立以前就設立了一個基金會,“基金會一直運行良好,并在很多‘大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歐盟國家主要通過“變為成員國的誘惑”,來吸引烏克蘭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如同美國新保守主義學者羅伯特·卡根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指出的那樣,“在烏克蘭這個不斷延伸的舞臺上,布什政府和歐盟漂亮地演了一幕跨大西洋合作的好戲”。
然而,美歐對烏克蘭大劇的最終結局產生了分歧。歐盟只是想完成經濟上繼續東擴的目標,并不想觸動俄羅斯的底線,把俄羅斯逼上絕路;從長遠計,甚至還想通過歐俄自貿區,逐步把俄羅斯納入德法主導的歐洲經濟體系。可美國在烏克蘭的目標,就是要在歐洲與俄羅斯之間打入一個楔子,防止出現一個統一的大歐洲。因為如果俄羅斯成為統一歐洲的一部分,將成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最有力挑戰者。因此,在烏克蘭保持一個難以愈合、時常發作的“潰瘍面”,可以有效阻斷歐洲與俄羅斯的整合進程。美歐之間戰略目標的分歧,已經在德法與美國對俄羅斯、烏克蘭事件走勢的不同態度上表現了出來。
對美歐這些以金融服務業為主的國家來說,爭取更多的金融貨幣收益是實現自身利益的關鍵。目前,美元體系占世界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的60%左右,歐元體系為30%上下,如何保住并爭取擴大自己的份額,是獲取貨幣利益的基礎。雖然這一基礎性結構短期內很難改變,但是它每一點的變化,都會產生巨大利益。因此,如何保持自身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地位,是當下國際政治博弈的基本著力點。然而目前,金融資本贏利的方式已不是主要通過“投資-回報”的長產業鏈來完成,而是通過“投機”的方式,即通過資本在全球快速流動的方式來實現。這就導致了可以利用“潰瘍面”作為改變資本流向的贏利手段,而從媒體炒作、制造危機、顏色革命到直接使用軍事力量都可能成為撬動資本流動的杠桿。
以歐洲資本擴張為實質的歐盟東擴,引來了美國的歐洲“潰瘍面”戰略,這是傳統“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戰略困境的當代版。美國的戰略設計并不復雜,只是把歐盟的擴張戰略向前多推一步,就讓歐俄兩個哥們迎頭相撞了。
在歐元區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2015年,歐元對美元區金融資產的穩定造成了新的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烏克蘭“潰瘍面”的反復發作,可以起到牽制歐洲經濟和俄羅斯復蘇的作用。因此,烏克蘭在短期內會保持持續的混亂。
三、世界產油區的“潰瘍面”:伊朗與“伊斯蘭國”
石油曾經是現代工業的血液,而如今,石油具有更多的金融性。石油美元、石油歐元、石油期貨……石油已成為重要的金融工具。美國對中東地區的控制,已經不再是看重石油的使用價值,而是盯住石油的價值和超額價值。石油超額價值來自于對石油產量、流向、銷售收入以何種貨幣計價、結算、存儲和投資。
正因此,當薩達姆準備用歐元作為石油計價工具時,美國就向這個昔日的盟友動武;當伊朗試圖保持石油產業獨立性時,美國和整個西方發動了對伊朗的制裁。所謂“核問題”,只是一個可以說出去的理由罷了。如果視野放到整個世界產油帶,就會發現,美國一直插手其中,中東地區一直戰亂不斷,始終保持著可控的緊張。國際油價與金融市場波動存在著直接的關聯,通過控制石油價格、產量與流向,可以對全球資本流動產生重大的影響。這一石油金融杠桿,長期控制在美國金融資本手中。
然而,世界的復雜性超出了自以為是的資本集團所能理解和掌控的范圍。從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獨立出來的阿拉伯國家,歷來有“在沙子上劃線”的說法,從來沒有穩定的國境線;除了依附于歐美現代產業的石油業,沒有民族工業,難以解決就業問題,因此很難建立現代國家的政治體系。除了伊朗、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四個周邊國家外,核心區主要國家劃分的依據,是一戰后英法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賽克斯-皮科協定》。因此,當美國發動兩次伊拉克戰爭,摧毀了薩達姆政權,導致伊拉克的宗教世俗力量萎縮后,中東地區脆弱的現代政治體制遭到破壞,教派之間爆發激烈的爭奪,親伊朗的什葉派勢力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快速發展。
為維持中東各派力量間的平衡,美國開始支持敘利亞反對派武裝,打擊親伊朗的巴沙爾政權;沙特開始積極介入中東地區的教派爭端,支持遜尼派的武裝力量。2014年,在反敘利亞戰爭中成長起來的“伊斯蘭國”橫空出世,成為惹人矚目的新興力量。在美國的干預下,中東地區陷入了一片混亂:美國先是扶持薩達姆打擊伊朗,然后再出手打擊野心勃發的薩達姆;打擊薩達姆又導致伊朗的擴張,只好通過打擊敘利亞抑制伊朗,卻又導致了“伊斯蘭國”的興起。可以說,目前中東地區的“潰瘍面”是美國一連串錯誤干預的直接結果。
然而,美國不變的戰略目標是,繼續保持對世界產油區的控制。無法用和平手段控制,就用戰爭方式控制;無法用精妙的方法控制,就用笨拙的方法控制。因為這一地區是控制產油國、制造業大國的關鍵地區,也是控制國際資本流的關鍵地區。
從金融資本集團的利益分析,鏟除“伊斯蘭國”對美國金融利益的最大化不利。所以,美國軍方按照政府的要求,采取“想打就打、想停就停”的空中打擊方式對付洶洶輿情。前國防部長哈格爾不明白這一點,想派地面部隊去真打,結果就只能走人。哈格爾即將卸任時接受媒體專訪時說:“我認為,要擊退‘伊斯蘭國’就需要派遣一些部隊進行前置部署。至于我們會不會這么做,我不清楚。”美軍參聯會主席馬丁·鄧普西與哈格爾一樣,都認為要解決問題就必須派地面部隊。可他們對此都無能為力,這也說明美國金融集團對美國政府和軍事力量的使用具有強大控制力。
對美國的全球霸權,以及通過全球霸權獲取的金融利益來說,維持中東的混亂,也許不是最理想的局面,卻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在亂局之中,美國成為域外重要的干預變量,這對于已經惹下麻煩,且干預力量不斷下降而干預成本在逐步提高的美國,是一個兩害取其輕的選擇。也正因此,中東地區的“潰瘍面”還將繼續潰爛下去。
四、西太地區的“潰瘍面”:中國周邊
近年來,在中國周邊出現了一些安全熱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潰瘍面”一樣,這些安全問題也是被刻意制造并具有反復發作的特征。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亞洲國家認識到,在高度金融化的世界中,要想維持經濟的穩定發展就需要抱團合作。從1999年起,東盟與中國之間開始推進自貿區談判與實際合作。經過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啟動,這個自貿區涵蓋了11個國家、19億人口,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同樣在2010年,中日韓三國高層商議貨幣領域合作和自貿區談判。這說明,亞太區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階段。3月,美韓在朝鮮半島的聯合軍演中發生了“天安艦”事件。也許,“天安艦”事件的謎底要像1964年的“北部灣”事件一樣,要到幾十年后才能知道。但是,事件發生的背景卻很清晰:半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美韓以及美日展開了一系列高強度的軍演。出于安全的焦慮,韓國交出了即將到手的作戰指揮權,重新陷入到南北對峙的陷阱之中。7月下旬,希拉里的“南海發言”攪亂了東南亞地區的人心,經濟合作的良好勢頭被打斷,領海主權爭議成為中國與東盟個別國家之間的新焦點。隨后美國軍艦進入南海,美越、美菲舉行聯合軍演,美國成功地在中越菲之間打入了大楔子。此后的釣魚島“購島”事件,極大損害了中日關系。據美國媒體事后透露,制造“購島”事件的石原慎太郎實際上得到了美國的支持。在美國重返亞太后,東亞地區爭端不斷,中日韓之間、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之間都出現了矛盾。東亞國家經濟及貨幣合作的議題被擱置,而所謂的領土、領海爭議卻成為了國家關系焦點。
上述所有問題的根源在于,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程度的提高將推進東亞經濟和貨幣一體化進程,進而將威脅到美元體系在亞太區域的壟斷地位。在美國爆發危機、美國經濟日趨虛擬化的今天,美國很難用經濟杠桿來影響亞太地區,而只能通過制造安全議題,利用美國軍事力量的優勢來“拉偏架”,或通過挑起意識形態的爭端來影響經濟合作。在中國推出“滬港通”前夕,香港爆發“占中”事件,美國媒體和政界向中國施加壓力,希望挑起足以制裁中國的政治事件,徹底破壞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阻斷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對美國金融資本來說,中國維持制造業大國的地位,將貿易收益主要投向美國金融市場是可以接受的結果。如果中國與東盟及日韓進行經濟合作,形成自貿區,特別是通過貨幣互換等方式推進金融合作,就是動了美國的“奶酪”。可是礙于自由經濟的理念,這種話無法直接說出來,只好通過制造危機和“潰瘍面”的方式,用肢體語言向中國和東盟國家表示不滿和警告。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了美國重返亞太的真正目標:控制資本在亞太地區與美國之間保持穩定的流動。無論是中日韓的經濟整合,還是東盟10+3的整合,都可能出現新的資本循環,這會對流向美國的資本形成分流,影響到美國核心的金融利益。正因此,美國需要在亞太地區保持可控的緊張。
許多人認為,中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間存在問題。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些人沒有看到香港這個“蛋”出現縫隙與裂紋的過程,忽略了這個“蛋”是由國際資本、外國政府和有資本支持的非政府間組織合力砸破的。李嘉誠集團的遁形遠去,英國議員敲門前來,包括鬧事主角被美國常春藤學校錄取,都不是簡單的巧合。更不要說,“占中”人士所受到的國際組織培訓、擁有的最新通訊器材了。只是由于中國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政府妥善地處理了此次“占中”事件,并未讓“潰瘍面”惡化。
五、結語
從目前“潰瘍面”發作的情況看,應該說地點和時機選擇還算精當,基本做到了攻其必救,一擊中的。所以,這里必定有戰略設計和預先準備,絕不會是隨心所為。然而,“潰瘍面”戰略并不具有萬能的靈通,本質上是美國在總體力量下降,又想保持全球控制時對巧實力的運用。它雖然有效,但效果有限,在大戰略上甚至有害。
美國制造烏克蘭“潰瘍面”的結果是把俄羅斯推向了中國,在中國周邊制造“潰瘍面”的舉動又把中國推向了俄羅斯。俄中的戰略接近,包括一切被“潰瘍面”戰略損害的國家與人民,遲早會通過合作來遏制安全威脅,這對欲稱霸全球的美國來說,無疑是個戰略夢魘。這可能是美國戰略制定者沒有考慮到,或是考慮到卻也顧不上的戰略困境。因此可以說,創造了“潰瘍面”戰略的美國人也并不那么高明,他們可以對許多事情先作設計,卻無法完全控制最終的結果。
“潰瘍面”戰略也許有效于一時,但會留下難以克服的戰略后遺癥。以鄰為壑、損人利己的做法只會加劇危機,最終將給麻煩制造者帶來更大的麻煩和危機,“潰瘍面”戰略亦無法擺脫失敗的宿命。(《軍事文摘》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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