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空襲敘利亞境內ISIS

　　“政府花費相當多的錢去避免制度陷入停滯的泥潭靠什么?靠武器，總是靠更多的武器”。

　　2015年2月1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國會支持美國在軍事上繼續插手“伊斯蘭國”所在的中東地區，但是“避免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樣使用美國的軍隊”。這樣的要求只限于特別應對“伊斯蘭國”。這涉及保持衰退中的經濟的戰略，使一種“做事情的方式”合法化，有利于美國權力的精英和他們在國外的盟友。

　　奧巴馬總統要求國會授權成為又一個合法的工具，不只是使反對“伊斯蘭國”的戰爭合法化，因為從去年以來美國就一直在轟炸敘利亞。這在個意義上，奧巴馬追求的是在國會內達成一致以便深化軍事部署，盡管他的演說是“和平的”，贊揚在他的任期內特別推動的“軟實力”。我們說這是又一個工具，因為這種合法化是由西方大眾媒體以非凡的方式推動的產物，在法國最近的恐怖襲擊之后，人們已經注意到它使嘲笑伊斯蘭世界均質化以及推動伊斯蘭恐怖的能力。

　　許多人會問這項決定是否由于在阿富汗或伊拉克戰爭的結果，是美國在這兩場侵略中遭到失敗，因而政府堅持留在中東以便繼續直到贏得戰爭?或是美國勝利了，因此應當留下來保衛勝利?“贏得”戰爭和“輸掉”戰爭意味著什么?附帶的損害能為軍事侵略辯解嗎?美國的軍人和平民長期出現在那些地區對誰有利?這些問題對權力的精英們并不是突出的問題，他們的生產(再生產)方式就是戰爭。

　　為了提供某些事例有助于我們看比當前時機更遠的事情。如美國對越南的侵略，庫茲尼克繼續稱為“在50年里由肯尼迪政府(1961—1963)、約翰遜政府(1963—1969)和尼克松政府(1969—1974)分別實施的越南戰爭對我們是有利的”。

　　雖然美國在越南的存在始于50年代初，美國在這個國家的戰爭升級發生在對東京灣的襲擊(1964年，它意味著對美國人民的欺騙，以便事先做準備有利于侵略，五角大樓的文件表明了這一點)之后，1965年在林頓·約翰遜政府時期(在越南)部署軍隊。據說有一次約翰遜私下問對美國和西方的安全在越南的結果是否“確實”重要，“這對美國是否值得”?；卮鹗谴笠幠＾Z炸越南北部(“迅雷行動”)。對這種戰爭的升級也有不同的聲音。1964年約翰遜總統的顧問麥克喬治·邦迪對總統說，“我認為這場斗爭不值得，我們將被拖入這場戰爭”。

　　此外，關于越南問題嚴肅的分析人士認為，一般來說盡管政府的不同部門之間存在爭論，傾向是為了解決政治問題一致同意支持軍事解決辦法，堅持開展幾乎不區分平民和戰士的行動，特別是包括空中轟炸。根據路透社的一份報告，從1955年到1984年死亡的越南人上升到380萬人(至今官方操縱的數字是死亡200萬人)。

　　在紀念越南戰爭開始13年的框架內(根據110—181法律，2008年國防授權法案)，出現了美國學者和軍人反對這場戰爭的聲音，他們提出了由老戰士組織和領導的這次紀念的巨大恐懼之一，是五角大樓“忘記完整的歷史，政府利用這部分歷史是為了在全世界繼續進行戰爭，這被利用來作為宣傳……不能將為50年前可怕的戰爭辯解的努力與現在可怕的戰爭分開”。考慮到華盛頓最近的行動表明從伊拉克到敘利亞擴大轟炸，我們看到恐懼不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另一方面，將戰爭合法化繼續存在，是紀念(越南)戰爭的組成部分(盡管那場侵略的結果在繼續--不論在越南還是在美國—應當產生相反的效果)。2012年奧巴馬在他為越戰老戰士和他們的家人的演說中說：“感謝你們，感謝越南(戰爭)的老戰士和他們的斗爭，在9·11以后數千名老戰士今天到大學實現他們的夢想。感謝你們，我們迎接回家的每架飛機和機組成員。感謝你們，全國的完整的社區迎接從伊拉克回來的軍隊。你們做了你們的工作，榮幸地提供服務。讓我們感到自豪?；氐郊?，幫助建設我們所愛和珍視的國家。”除了忽視戰爭造成的(對所有卷入戰爭的人特別是在越南土地上)不可彌補的人文、物質和生態的損害之外，總統對戰爭的需要表示遺憾：“我們恨戰爭。當我們爭斗的時候，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保護自己，因為這是不需要的”。

　　面對戰爭是為什么和為了誰的問題，雖然可能有多種回答，我們在這里分享一種答案。2012年和2013年十家軍事裝備生產和安全服務最大的企業設在美國和歐洲，在世界范圍內出售裝備和服務。在十家大公司中頭五家有四家是美國的公司，頭兩家是洛克馬丁公司和波因公司，2013年它們銷售武器裝備的總額分別為354.9億美元和307億美元。這已經不是企業，而是軍事工業復合體，提供和鼓勵從事政治的這種方式。正如梅爾曼所說的：“軍工復合體意味著一個結構不緊密和非正式定義生產軍事產品的企業的團體，高級軍事官員，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和立法機構的成員，所有這些人都因軍事產品網絡的關系和對保持和擴大美國武裝力量及它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伊斯蘭國”的事例表明了這一點，它的資金很大部分由沙特阿拉伯（美國的盟國）的石油提供，美國的公司正在向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問題不是誰接受美國的武器，而是誰還沒有接受美國的武器”。

　　霸權主義的演說傾向于再次表明對美國人(應讀作做決定的美國人)來說“他們不僅對金錢或經濟利潤有興趣”。背后的意識形態是更復雜的，它依靠的是這個國家從成立以來文明、民主與和平的使命。在全面的冷戰之中，60年代初詩人、劇作家、美國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前代表阿奇博爾德·麥柯勒斯曾在《生活》雜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說：“有人反駁說人類的解放、人的自由和精神的解放僅是一個夢。他們是有道理的。這就是美國夢”。美國這個在世界上“例外的使命”一直在系統地為很多代價昂貴和血腥軍事入侵進行辯解至今。奧巴馬本人在《2015年國家安全戰略》中肯定“問題不是美國是否應當領導，而是應當如何去做”。于是第一個問題就取消了：因為什么和為了什么美國政府應當干涉?在這份文件中肯定美國在中東和北非的使命是“拆毀威脅我們的人的恐怖主義網絡”。事實上這被轉換為轟炸、平民百姓的人體消失和如敘利亞這樣的國的社會組織的解體。

　　有趣的是這種軍事干涉為人道主義的干涉同時也為“美國的國家安全”打開了大門。根據美國政府2015財政年度的預算敘利亞被列入國家安全優先事項致力于取得進展的部分，這些優先事項包括“在中東和北非援助處于過渡和推動改革的國家”，以此作為支持在上述地區從“阿拉伯的春天”開始的變革進程的承諾的一部分，將撥款15億美元的預算應對在敘利亞的危機，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財政穩定，技術和貿易援助以及收回資產。

　　當然在國內和國外天真地相信這種“利他主義的”演說的人越來越少了。因此美國試圖通過霸權主義的大眾媒體加強“必要的”條件為這些行動進行辯解，最好不過是有一個共同的敵人，以便讓許多人卷入，但是又足以標明它如同是真實的。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的演說歷來是一個關鍵的工具，集中在伊斯蘭，特別是從9·11以后。根據美國進步中心(自由派的智庫)的一份報告，從2001年以來伊斯蘭恐怖比任何時候都不受約束，被確定為“夸張的恐懼、對伊斯蘭穆斯林的仇恨和敵視，是不公正的視角的結果、歧視、邊緣化，將穆斯林排除在美國的社會、政治和公民的生活之外”。

　　絕非偶然的是如果我們記得在越南的冒險是用種族主義的技術得到加強，并進行辯解，讓越南人屈服，創造一種法律和文化的空間，把他們看成是不同類別的人，如同過去在全國范圍內對移民和黑人所做的那樣(現在也如此)。愛德華·賽德清楚地寫道：“對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進行檢查的種族主義、一成不變的文化、政治的帝國主義和非人道的技術網絡實際上是牢固的，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感到這如同一種保留對他們前途的一種懲罰”。

　　奧巴馬對國會的要求是一種為了加深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存在的簡單請求，這是美國的精英們和他們的盟友做事情的一種模式，目的是通過實際破壞其他地方和人民使權力持久化，用一次長期存在的“美國例外主義的”演說進行辯解，以推動死亡和戰爭交易持久化作為現實的基礎。對所有這一切也許就是我們所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

　　（作者是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拉丁美洲研究的研究生計劃教授。本文由環球視野網特約譯者魏文摘譯自2015年2月17日西班牙《起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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