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獨立以來、特別是1990年啟動經濟改革以來，在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界收獲了大量的溢美之詞，被譽為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一個通過改革擺脫了“印度教徒式經濟增長”(Hindu Rate of Growth)①、經濟增長活力充沛、發展前景遠超中國的新興大國，一個開辟了通過發展現代服務業帶動經濟全面發展新路子的國家，等等。中國國內和海外華人學者中持此論者也不乏其人。幾乎與此同步，中印比較的所謂“龍象之爭”也陡然躍居西方世界“顯學”，從政客、媒體到投資銀行、咨詢公司，舉凡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無不被他們拿出來評頭品足，印度對中國的“瑜亮情結”又推動這門“顯學”越發熱門，在21世紀頭十年幾乎熱得發燙。在海外華人學者中，黃亞生教授素來對印度評價甚高，熱心于向中國國內介紹印度經驗，他發表在《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年10月(上)中的《印度離中國還有多遠?》一文就認為：從中印兩國經濟表現看，印度發展潛力比中國低，而且有其無法克服的熱帶地理位置障礙，但它的增長率卻接近中國，因此應給予印度經濟發展較高評價;印度的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和經濟增長是正相關的，印度的金融改革、私有化等激活了其經濟活力;印度在金融和私有化領域的成績超過中國，一旦印度在人力資本上接近中國，那就會是印度經濟真正起飛的時代;對中國而言，需要正確看待“鐵公雞”經濟學，不能將中國經濟成功訴諸國外直接投資和基建投資，而要加強教育和衛生領域的投資。然而，黃亞生教授這篇文章上述主要立論論據要么殊堪質疑，要么片面失真，甚至存在硬傷，因此，其結論說服力也很成問題，在此特與黃亞生教授商榷。

　　“地理決定論”成立嗎？

　　黃教授文章開篇提出的一項論據“地理決定命運”本身就值得質疑。黃教授認為，印度潛在增長力低于中國，因為印度是一個熱帶國家，而二戰以后所有成功的發展中國家都是在溫帶或者亞熱帶，只有新加坡是個例外，海地、非洲等其他熱帶國家和地區經濟無一成功。進而據此認為，我們在分析印度經濟表現時必須要考慮它面對的外在的、無法用政策體制克服的地理障礙，由于印度的發展潛力比中國低，但是它現在的實際增長率已經接近中國;中國的發展潛力高于印度，實際發展速度卻接近印度，因此，客觀的分析者應該給印度一個較高的評價。

　　將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落后歸咎于熱帶氣候條件，這種說法早在殖民時代就已經相當盛行;二戰之后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發展成績的差異又使得這種說法繼續流傳至今。然而，這種說法能夠解釋工業革命誕生于溫帶國家，能夠解釋二戰之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績落差，但不能解釋泰國、馬來西亞等東盟國家眾多民品制造業勝過中亞乃至俄羅斯本土、東歐，不能解釋新加坡的成功，不能解釋廣東、香港、南印度諸邦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顯著超越其本國北部地區，更不能解釋埃及、印度、巴比倫誕生了人類最早的文明。因此，這充其量只能說是一時之現象，而不能視為普遍規律。

　　民主體制對印度競爭力的影響

　　黃教授此文第二個論點是民主體制是印度發展的主要原因，并以巴基斯坦與印度相比為例證，以2000年美元計算，印巴兩國1990年人均GDP分別為374美元、465美元，2008年則分別為714美元、650美元;②而《經濟學人》雜志2007年將印度歸為世界上54個“有缺陷的民主制度”之一，巴基斯坦則被列為世界上55個威權國家之一。然而，巴基斯坦與印度同樣是英屬印度殖民地，繼承了同樣的經濟體制和代議制民主政體，也曾經歷過1960年代“發展十年”經濟增長率連續十年超過6%的光輝歲月，與這十年間印度的經濟增長率相當甚至更高，之所以落到今天的破敗模樣，關鍵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社會的伊斯蘭教背景，以及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爭戰敗的沖擊。這是伊斯蘭社會不可避免的失敗，并不是黃教授所說的民主體制的勝利。

　　同時，黃教授認為，印度的低增長年代恰恰是印度政治體制最威權的年代，而印度高增長的年代恰恰是印度體制最民主的年代，這是倒果為因。印度的政治體制在獨立后并未發生根本變化，英迪拉·甘地統治下一度實行的緊急狀態也只有很短的一段時間;而且是因為當時的政治、經濟動蕩使得英迪拉·甘地實行了緊急狀態，而不是因為緊急狀態導致了政治、經濟動蕩。

　　黃教授認為他所說的威權政體并不會比民主政體在經濟上更成功，但事實讓我們看到的是，對于后發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大國而言，實施其所說的“威權政體”未必能成功，但不實施黃教授所說的“威權政體”基本上沒有成功希望。

　　黃教授認為，“印度式增長率”是中央計劃經濟體制的失敗而不是民主制度的政治失敗，并以東德、朝鮮、羅馬尼亞、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為例。但事實是從戰后到1970年代，盡管外部環境不佳，東德、朝鮮、羅馬尼亞、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都比印度和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高得多。

　　新中國尚未正式建立就陷入美國的貿易禁運，1950年代末起又被蘇聯東歐集團封鎖，直至1972年尼克松訪華，美國方才取消對華全面貿易禁運，中國方才得以以平等身份進入國際主流市場。到改革開放前，為捍衛國家獨立，中國公開、不公開地打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兩場大戰，中印邊境自衛還擊戰、收復西沙兩場小戰，又與蘇聯對峙并發生武裝沖突，與臺灣當局的摩擦沖突更是連綿不絕。但就是在這樣糟糕的環境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仍然較高，初步實現了工業化。1952年，中國第一、二、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依次為50.5%、20.9%和28.6%，其中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只有17.6%;在“文革”爆發的1966年，第二產業比重首次超過第一產業比重;由于第二、三產業受政治動蕩影響較大，1967～1969三年第二產業比重再度低于第一產業;從1970年開始，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過了第一產業，當年工業占比也超過了第一產業。到1976年，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變為32.9%、45.2%和21.9%，其中工業占比為40.7%;1978年，三次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依次為28.2%、47.9%和23.9%，其中工業占比44.1%。③從工農業主要產品實物產量看，這一時期增幅更是動輒數十上百倍。即使在文革這樣被視為極端的時期，在經歷了文革初期混亂和由此導致的工業總產值、財政收入下降之后，到1969年，國內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等主要指標基本上都回到或超過了文革前的最高水平，從1969年起開始步入新的快速增長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幅連續兩年超過16%，工業總產值實際增幅連續兩年超過30%，財政收入增幅分別為45.8%和25.8%，財政連續盈余，1971～1974年出口額以美元計算連續4年增幅超過16%，最高增幅高達69.2%(如上表)。④新中國建國初期，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都是中國的好幾倍，正是在1970年代，中國主要工業品產量全面超越印度。

　　關于朝鮮，這個國家這些年的經濟困難更多地是暴露了開放經濟和石油農業的風險。須知朝鮮經濟本來并不封閉，而是相當深入地參與了前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分工體系，也因此而受益不淺，多年保持著比中國更高的生活水平，某些工業比中國更先進，農業比中國更現代化。

　　在工業領域，朝鮮比中國更早完成了工業化。早在1970年，工業在朝鮮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就已經達到65%;⑤同年中國GDP構成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為40.3%，其中工業所占比例為36.6%。1978～2010年間，中國GDP構成中第二產業所占比例在41.3%(1990年)～48.2%(1980年)之間，其中工業所占比例在36.7%(1990年)～44.1%(1978年)之間。2000～2011年間，工業占比在39.4%(2002年)～42.2%(2006年)之間。⑥在單個工業部門中，最突出的是朝鮮化纖工業曾長期領先于中國。朝鮮著名的咸興二八維尼綸廠于1961年投產，到1970年化纖就占紡織品70%以上;而中國直到1963年才與日本倉敷人造絲株式會社簽約引進維尼綸成套設備，北京維尼綸廠1967年投產，但產量規模長期比不過朝鮮同行。1984年5月7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參觀咸興二八維尼綸聯合企業時，就很贊賞朝鮮化纖工業取得的成就，表示在化纖工業方面中國要向朝鮮學習。⑦直到1980年代末，筆者的同學中還有人被派往朝鮮留學，學習輕工專業。

　　在農業領域，根據中國學者溫鐵軍(曾被聯合國請到朝鮮擔任農業顧問)提供的數據，到1980年代，朝鮮已經裝備了6萬臺拖拉機，從而全面實現了農業機械化，年收入人均900美元。雖然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朝鮮農業蒙受了毀滅性打擊，韓國統計廳公布的聯合國糧農組織資料顯示，2010年朝鮮大米、玉米等糧食產量僅有452萬噸，但在朝鮮外部貿易環境正常時期，其糧食產量1976年便達到了800萬噸，⑧人均糧食800斤。即使在蘇聯已經解體的1993年，由于外貿體系尚未徹底破壞，其糧食產量仍然創造了913萬噸的最高紀錄。⑨

　　在工業化和農業生產兩方面都取得長足進步的基礎上，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朝鮮城市化人口比例已達70%。與此相對應的是，1978年末我國總人口9.6259億，其中城鎮人口1.7245億，城鎮化人口比例17.9%;2011年末我國總人口13.4735億，其中城鎮人口6.9079億，城鎮化人口比例51.3%，⑩首次突破50%大關，但仍未達到朝鮮30年前的水平。

　　正是基于較高的發展水平，1945年朝鮮半島南北分裂以來第一次正式物資交往就是1984年朝鮮援助韓國，當時朝鮮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向遭受水災的韓國提供了5萬石大米(一石大米=59.2公斤)、50萬米布匹、10萬噸水泥和一些藥品等救災物資。由于蘇聯東歐劇變，朝鮮原來參與的國際分工體系崩潰，這個國家才陷入如此經濟危機。特別是建立在石油基礎上的農業現代化使得朝鮮人丟掉了傳統的農業技術，一旦蘇聯東歐劇變導致其外部石油來源大部分斷絕，朝鮮農業頓時陷入全面困境，饑荒蔓延。

　　黃教授對印度式民主的理解有硬傷

　　黃教授關于印度民主的說法中不乏硬傷，有的主張甚至突破了平等原則的底線。如黃教授此文中聲稱：民主制度現在也被引入印度農村地區，這個進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經濟起飛的時代實施的;1992年，印度通過修改憲法和推廣鄉村自治的方式推進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長老會”，即由五位高級種姓的村社長者組成一個鄉村自治性質的治理機構，在不遠的將來，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將極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質量，幫助印度克服腐敗。這種說法相當荒唐。

　　首先，黃教授這里稱贊的“五人長老會”并不是1992年才誕生的新生事物，而是已經沿襲上千年的傳統。這一機構名稱為“panchayat”，漢語規范譯名為“村評議會”，亦譯作“村務委員會”，或音譯為“潘查雅特”。在印度廣大農村基層，至遲從孔雀王朝時期(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亦即中國戰國后期至西漢前期就形成了由評議會負責農村基層行政管理的傳統，當時出使印度的希臘使節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在其著作中對此就有記載。這一傳統沿襲兩千余年，在印度獨立后得到繼承，其憲法規定國家和各邦有義務組織農村評議會，授予實際權力，使之擔負起自治政府村級基層行政機構職能。1952年10月，印度政府在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下開始實行“農村建設計劃”，其中建立村評議會、實施村自治成為該計劃的首要內容，全面整頓和恢復印度農村公社制度所殘存的村評議會，并正式授予其基層政權職能，從而統一了全國農村基層的政權行政體制。1992年，印度通過第七十三項憲法修正案，又將縣、鄉、村三級評議會制度確定為必須在印度全國實施的法定制度。

　　其次，印度村評議會也不是如同黃教授所說的那樣由五位高種姓長老組成，而是規定為婦女及表列種姓、表列部落等弱勢階層保留了席位。當然，在實踐中，評議會通常由高種姓和權貴長老把持，雖然接受了歐洲文明熏陶(盡管最初由殖民者強加)、長期追求社會主義導向的印度聯邦并未明文規定評議會必須由高種姓長老組成。黃教授對評議會組成的贊美雖然是烏龍，卻暴露了他心目中的民主實質絕無可能與現代文明主流協調，更不能為中國社會所容許。印度歷史和現實中眾所周知的最大不平等就是種姓制度，黃教授稱道由高種姓長老壟斷鄉村自治權力的制度，是否突破了平等原則的底線?而突破了平等原則底線的“民主”會是什么樣的民主?最糟糕的是，如果在“自治”和“強化民主”的旗號下剝奪上級政府干預矯正這種不平等的權力，結果會是什么?

　　從歷史和現實的效果來看，我們更無法對印度村評議會制度寄予過高期望。印度政府賦予了村評議會相當的實權，如1961年底印度政府宣布實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額制度，規定超出限額的土地須由國家交給村評議會，并由村評議會分給無地、少地農民或農業合作社耕種，以限制大地主占有過多土地。但在實踐中，高種姓和權貴長老把持的決策、施政目的往往是維護高種姓和權貴特權。正是在全印各地村評議會的操縱下，印度政府近40年前就交給他們實施的土地限額制度普遍落空，土改也就淪為印度國家奠基的最大“豆腐渣工程”。

　　而且，評議會已經形成了一套事實上的司法體系，其權力之大，可以剝奪村民戀愛婚姻自由，可以廣泛濫用私刑，乃至公然下令殺人、強奸。如果一位低種姓男孩想娶一個高種姓女孩，其結果很可能就是由評議會逼迫男女雙方父母處死自己的孩子;倘若哪位婦女拒絕下地干活或做家務，評議會甚至會下令全村圍觀她被輪奸。至于評議會下令對“行為不檢點”婦女實施“榮譽處決”之類極端行為，也屢見不鮮：

　　2012年6月3日，29歲的哈金與其妻子在寶萊塢“一哥”阿米爾·汗的電視節目《唯真理必勝》中傾訴自己自由戀愛的甘苦，批評女方家庭因男方門第種姓較低而不祝福他們，抨擊北方邦老家布倫德舍赫爾縣的村評議會干涉他們的戀愛婚姻，威脅他們生命安全。結果，11月22日，他們返回老家探望哈金生病的母親時，女方兄弟等5人綁架殺害了哈金，這起“榮譽處決”案件一時占據了印度各大媒體的大量版面。

　　2014年1月，西孟加拉邦比爾普姆縣桑提尼基坦鎮蘇巴浦爾村發生惡性案件，一少女因為與鄰近的喬哈達村男子交往而被村評議會判決由十余名男子輪奸，一時震動中國讀者。其實2010年該縣就已經發生過類似案件，受害女子后來獲得印度總理頒發的勇氣獎，并被安置在邦政府經營的社會福利機構，但她蒙受的羞辱折磨已經無法挽回。

　　類似印度村評議會的制度在中國也曾存在過，其結果同樣糟糕。民國時期，南疆維吾爾農村社會盛行長老會制度，鄉、村各有其長老會，通過世襲或個人授受方式產生。漢族人主導的政府官僚體系只到達縣一級，長老會承擔了當時維吾爾農村社會基層幾乎全部公共權力，囊括行政、水利管理、審判三個方面，通過推薦以“伯克”為首的各類公職候選人而獨占了所有基層公職。長老會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地主，或是加入長老會集團后經濟地位上升成為地主，這樣一來，高度自治的長老會制度實施結果是地主經濟權力與政權、神權相結合，促進和維持了當時南疆維吾爾族鄉村社會的兩極分化。身兼長老會職位的地主為自己攫取更多灌溉用水，為自己贏得有利的民事案件判決，……其經濟地位由此進一步鞏固;伊斯蘭教神職人員普遍與長老會勾結，清真寺所有的瓦哈甫地(穆斯林信徒捐獻給清真寺的土地)基本上都交給地主管理，……地主、長老會、清真寺三位一體的基層統治集團由此極為穩固，在基層基本上可以一手遮天，農民則大批失地，淪為“連與人平等地說話的權利都沒有”的長期雇傭者，甚至賣身為奴。經濟方面的極度兩極分化又導致南疆維吾爾族社會文盲率居高不下，部分地區文盲率高達96%。這種暗無天日、窒息社會一切進步希望和普通民眾一切權利的所謂“草根民主”，難道值得向往?

　　印度黨派政治與自由媒體真能有效抑制腐敗？

　　黃教授在文中頗為看好印度民主制度、自由媒體進步及其促進經濟增長、抑制腐敗的效果。他在文章中以《知情權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為例，聲稱印度所有的政治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它經濟起飛的時代實施的，進一步據此斷言，較之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今天印度的政治體制更加自由、問責性更強、更加透明。然而，一種制度的績效如何，不僅要與自己縱向比較，還需要與別國橫向比較，如果討論的主題本身就是評價該體制在國際范圍內的相對績效，橫向比較更為關鍵。那么，在黃教授所稱道的這些進步發生之后，印度在世界上廉潔水平排名與幾年前、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四十年前相比，是否有所提高?恐怕幾乎所有國際組織的相關排名都無法得出肯定的結論，近年頻發爆發的腐敗大案和由此引發的全國性抗議風潮更是對黃教授此項斷言的莫大諷刺。筆者知道也相信印度的反腐、透明度、問責之類法規在紙面上有了不少進步，問題是印度從來就是一個言勝于行的國家，紙面上的法規與實踐落實壓根就是兩回事。正如張居正所言：“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請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疏》)

　　在某些學者和媒體人筆下，黨派政治和自由媒體能夠對實施監督、遏制腐敗發揮神奇的功用。然而，只要冷靜客觀地觀察印度和其他許多國家的實踐結果，不難看到，在這種體制和媒體生態下，對腐敗的所謂“監督”固然揪出過一些問題，更多地卻是淪為黨派政治夸大其辭的攻訐和媒體作秀，結果僅僅是留下一盆渾水、漫天迷云，非但無助于解決腐敗問題，反而耽誤了正常的工作，這類案例屢見不鮮。媒體市場化與行使監督職能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矛盾;市場化媒體可能成為資本掌控的商業訛詐和干政工具而進一步偏離監督宗旨;政治斗爭動機進一步扭曲媒體監督;某些負面激勵機制保護了媒體不因報道失實而付出代價;從業人員素質缺陷和逆向淘汰機制制約、扭曲媒體監督能力。

　　黨派政治同樣如此。在政治斗爭中，為了吸引輿論注意力、提升自身“品牌”知名度和奪取權力，為了轉移公眾和輿論盯著本黨重大丑聞和失誤的視線，只要指責者無需為自己的失實指控支付代價，把掌權的對手腐敗問題說得越嚴重越好;至于這樣做對一國政治和社會秩序和公信力的影響、對切實遏制腐敗的干擾等問題，爭奪權力殺紅了眼的政客們通常并不關心。關鍵是印度和很多實施了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的國家賦予了政客們信口開河夸大其詞指責的權力，卻沒有機制制約他們的捏造和誹謗行為。正是在這樣的機制下，在近年來攪動印度社會的電信執照、境外黑金和煤礦開采權等腐敗大案中，反對黨、審計總署和媒體宣稱的腐敗金額大量摻水。最典型的莫過于印度反對黨聲稱的官員海外黑金300萬億盧比一事，筆者計算后發現，這個數字超過了2006～2007財年至2010～2011財年5年間印度以現價計算的GDP總和(291.84999萬億盧比)，幾乎是1960～1961財年至2010～2011財年41年間印度公共部門現價GDP總和(127.77965萬億盧比)的兩倍半。由于民間企業和個人地下經濟規模通常至少不低于官員貪污腐敗所得，而且官員黑金不會全部存放境外，倘若官員海外黑金能夠達到一國5年的GDP之多，整個地下經濟規模豈不是要高達GDP的10多倍甚至20倍?顯然，這是荒謬的。

　　不僅如此，產業發展需要穩定、可預期的政策環境，旨在為經濟社會發展創建更干凈環境的反腐敗斗爭應當充分考慮到最大限度減輕震動的需要;特別是對于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國家整體利益的項目、決策，即使在其制定實施過程中存在重大腐敗等問題，可以拿下當事人，但也不應該因此而否定這些項目和決策本身。秦車裂商鞅而不改其政，卒能兼并六國，一統天下;陳希同、王寶森落馬，并沒有妨礙東方廣場建成和王府井商圈升級。我們懲處了“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但并沒有廢掉高鐵本身;但在印度的體制下，“反腐敗”很大程度上已經淪為政爭工具，斗爭雙方壓根不會顧及這一點，“反腐敗”的結果常常是廢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和國家整體利益的項目、決策。當年震動印度國內外的博福斯案導致拉吉夫·甘地總理下臺，但結果是調查14年幾乎無疾而終，印度軍隊則為此付出了炮兵現代化計劃停滯近20年的代價。印度陸軍從1987年開始引進155毫米博福斯重炮，這批進口博福斯重炮的價值也在1999年的印巴卡吉爾沖突中得到了充分證實，原計劃采購約1500門，采購410門后就因博福斯案而中止，直至2010年都未采購其他重炮。目前印度陸軍使用的博福斯火炮已超過20年，急需更新換代，但印度陸軍雖然在過去數年中曾考慮進口兩款火炮，但受備選火炮性能及印政府內部貪污腐敗問題影響，相關采購項目一直停滯不前。畢竟在許多決策者眼里，在內部政治斗爭中自保比干實事更重要，不與火炮采購計劃沾邊則是最好的自我撇清辦法，至于這些計劃對印度軍隊如何重要，那只不過是小事而已。在更廣闊背景上審視，與印度政治體制相近的地方同樣更容易出現類似的因人廢事問題，如1991年簽署合同、1997年爆出傭金丑聞的法售臺拉法耶特級護衛艦一案纏斗多年，很大程度上演變成為政治斗爭而背離反腐敗本意，極大地阻滯了臺灣軍備進展。

　　在2010年以來圍繞手機牌照案的政壇惡斗中，不僅印度移動通信產業面臨動蕩和付出額外代價的局面，還有許多重要法案也被“綁架”而一并淪為犧牲品，包括新土地征用法提案，以及涉及改革稅收體制、開放零售業等關系印度經濟發展重要議題的法案。正由于“反腐敗”旗號下的政黨惡斗導致幾乎所有重大改革措施全部擱淺，所以許多投資者寄希望于2014年5月的印度大選能造就一個有行動能力的政府，把眾多投資計劃推到在那之后實施;問題是，又有誰能保證這場大選一定能夠選出一個明智且擁有足夠行動能力的政府?從2013年末新德里地方選舉后上臺的反腐運動明星阿爾文德·凱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所作所為來看，其發起的反腐敗調查違反經濟規律、挑戰法律秩序和政治倫理，外部投資者和觀察家不宜期望過高。

　　在2014年1月15日《上海證券報》發表的《不必過度期待五月大選成為印度經濟轉折點》一文中，筆者作出了以下分析判斷：“特別是一鳴驚人拿下首都新德里政權的平民黨及其領袖阿爾文德·凱杰里瓦爾，他們賴以起家的反腐運動固然擁有‘正義’的旗號與原則，但他們宣揚的‘印度400萬億盧比海外黑金’等許多東西雖然為他們招徠了可觀的人氣，卻有悖事實，經不起經濟邏輯客觀冷靜的審視。即使不考慮他們半路出家幾乎完全沒有行政管理實際工作經驗的致命缺陷，過度依靠聳人聽聞和街頭運動起家的特點也必然使得他們不理解也不敢接受上述觸動大眾利益卻無法回避的改革。相反，他們比他們替代的前任決策者更有可能采取一些符合民粹期望卻違反經濟規律的措施，從而不但不利于解決全國經濟問題，反而把這幾年領跑印度全國經濟建設的新德里也拖下水。”根據當前的發展走勢來看，上述分析判斷正在得到驗證。

　　印度式金融體制是優勢還是劣勢？

　　黃教授認為，印度金融體系有相對于中國的“效率優勢”，而且視之為印度經濟相對于中國經濟的長期優勢。在他筆下，與中國金融體制相比，印度私有銀行占比較高、金融市場對外資開放度較高、股票市場較為發達、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等因素決定了其效率較高。這類論點之所以流行，在相當程度上源于中國和其他東亞經濟體一度深陷銀行不良資產泥淖，于是乎中國國內就有一些人附和西方彼時流行的說法，指責中國等東亞經濟體擁有強大集中、動員國民儲蓄能力的金融體制，贊美印度金融體系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以至于直到中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問題已經解決、市值和資產規模高居世界前列的今天，這類說法仍不絕于耳。從更大背景和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這類論點是站不住腳的。

　　須知，金融體系存在和發展的最大意義不在于金融體系本身，而在于為實體經濟部門發展服務，為此，金融體系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必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忍失敗，就如同科技創新一樣。一個沒有失敗的科技體系必然是沒有創新、因而也就沒有多大存在意義的科技體系，印度金融體系曾經有過的高利潤、低不良信貸靠的是高利貸和過度審慎的信貸政策，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部門發展的支持功能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廢棄。而這樣的金融體系，又有多大存在意義呢?

　　盡管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發展的支持，但金融業的過度擴張卻必然損害實體經濟部門的增長，最終制約金融業自身的增長前景。在理論上，這首先是因為過度發達的金融業將導致過多信貸資源投向高負債而低生產率的部門，導致整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其次是因為過度發達、相對于實體經濟部門增長過快的金融業將吸引過多的人才，從而格外損害需要人才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在實踐中，從中國民國時期到蘇聯解體后頭十年的俄羅斯、1990年代至21世紀初危機頻發的拉丁美洲、次貸危機爆發前次貸衍生品盛宴中的美國，再到2010年10月爆發的印度微型貸款(microlending)危機、民間高利貸狂歡過后的中國神木和鄂爾多斯，金融業過度發達損害實體經濟部門、進而危及金融業自身的案例不勝枚舉：

　　民國后期金融業和金融市場曾頗為“繁榮”，私人銀行職員工資超過新中國成立后市長、部長、局長的收入，但這種“繁榮”是建立在驚人的高利率之上的，其利率之高，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6月，銀行年利率仍高達36%，以至于陳云希望把銀行利率降低到抗戰前水平，或者略高一點，即年息10%～15%，而民國金融業的這種“繁榮”給當時之中國造成了怎樣的毀滅性后果，也是眾所周知。“國家銀行被救活了，人民卻被毀了。”這句話描述的是1819年美國陷入經濟危機時第二合眾國銀行(實際上的中央銀行)所扮演的負面角色。當時深陷危機的美國經濟迫切需要寬松的貨幣政策，新上任的第二合眾國銀行總裁蘭登·切夫斯卻拘泥于銀行自身一時的資產質量，大力削減貸款，從而以加重貸款人負擔為代價而改善了銀行自己的狀況。對比一下印度實體經濟部門和金融部門的發展，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也適用于印度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情況。

　　2010年10月爆發的印度微型貸款(microlending)危機，已經表明西方和中國國內某些人對印度金融體系“高利潤、低不良信貸”的褒揚至少并不完全符合事實。更糟糕的是，印度極端嚴重的兩極分化與其金融體制等因素相結合，強有力地刺激了印度的資產泡沫，進而給印度宏觀經濟穩定埋下了重大隱患。

　　豪宅聚集的新德里奧朗則布大道(Aurangzeb Road)號稱印度最昂貴的街道，坐落著鋼鐵大王拉克希米·米塔爾等不下7位億萬富豪的私宅，2012年平均每平方英尺地價高達1.7萬英鎊，按2012年12月31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人民幣匯率中間價1英鎊兌人民幣10.1611元計算，折合每平方米地價1859405元，相當于英國最貴區域肯辛頓(Kensington)的14倍，最便宜房產也要1200萬英鎊(人民幣1.219332億元)，區塊房地產總價格300億英鎊(人民幣3048.33億元)。而2011年英國、印度GDP分別為24454億美元和17430億美元，人均GDP分別為38974美元和1440美元，英國這兩項指標分別是印度的1.4倍和27.1倍。且英國是21世紀初歐洲房地產牛市中房市最堅挺的國家，即使爆發了次貸危機，倫敦等地房市價格和租金水平也迅速猛烈反彈，持續上漲，以至于在這個亞當·斯密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理論的祖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2013年9月13日發布的報告竟然罕有地呼吁英格蘭銀行為房價年度漲幅設置上限，從而避免“危險的”債務泡沫。在這幾年的新興市場經濟震蕩中，印度次次不落，每次都出現百分之二三十的本幣貶值，政府深陷“保增長”與“抑通脹”不可兼得的兩難之中，實屬其來有自。

　　令人哭笑不得的投資率與“鐵公雞”觀點

　　在黃教授這篇文章中，關于投資、經濟刺激和“鐵公雞”的看法尤其令人瞠目。在這篇文章中，黃教授認為：“與印度歷史上的3%的增長率相比，印度目前年均增長率為6%至7%，而且它仍然是一個民主政體。在當下全球性衰退中，在幾乎沒有實施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的情況下，印度保持了高于6%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出臺了也許是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刺激計劃(較之于中國的GDP而言)，這種靠大規模政府投資和發放貸款來實現經濟增長的模式是不可能持續的。相比較而言，印度的增長更多的是來源于私營企業的活力，這種發展方式更具有持久性。”

　　其實，為了“保增長”，印度在全球性金融危機中一樣及時實施了力度較強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并非如同黃教授所說的那樣“幾乎沒有實施強大的經濟刺激計劃”。就是在這樣的經濟刺激政策力度之下，使得印度財政赤字占GDP比重急劇飆升。2000年，印度財政赤字占GDP的6.6%，到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前夕的2007年終于下降至0.2%，但2009年就上升到了5.7%，2011年為4.4%。相比之下，中國在當前全世界經濟大國中財政狀況最好。2000～2011年間，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在0.4%(2008年)至2.5%(2000年)之間，2007年財政盈余。即使在緊急出臺“四萬億”反危機計劃的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也只有2.3%，2010～2012年依次為1.7%、1.1%和1.6%。而且，中國財政支出中投資占比甚高，一來有效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后勁;二來大部分政府負債都有對應的資產，財政風險大大降低。這樣的效果，是印度大量財政支出投向扭曲市場的補貼項目所不可比擬的，盡管某些評論者將印度的這些支持戴上“民生”的桂冠。

　　改善基礎設施不僅可以突破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制約，而且可以在經濟增長急劇失速之時當作啟動有效需求的強有力工具，從羅斯福“新政”到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后中國啟動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僅卓有成效地實現了當期反危機目標，而且建立、鞏固了國家長期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次貸危機—美歐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后，美歐國家再度不約而同將目光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如美國的高鐵等項目計劃、2013年中英國財政部宣布的截至2020年總規模1000億英鎊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包括高鐵、新建房屋、升級交通體系、防洪工程)，等等。

　　然而，為了證明基礎設施不是經濟增長的條件，而只是經濟增長的結果，黃教授引用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基礎設施落后于印度的例子，聲稱在基建上的落后并沒有阻礙中國在那十年中取得遠遠超過印度的增長成績。其實，如果從較長時間跨度上，我們就會看到，清朝后期和民國時期印度之所以能夠對中國經濟占有全面大幅度優勢，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其基礎設施優勢;而新中國成立后得以從遠遠低于印度的起點上全面超越印度，關鍵原因之一也恰恰是在基礎設施建設運營方面表現出了強大得多的動員組織能力。印度鐵路建設啟動比中國早30多年，到一戰前夕，印度鐵路里程已經超過3.4萬英里(5.47萬公里)，而新中國1949年建立時只有2.18萬公里鐵路。新中國成立初期印度主要工業品產量都是中國的數倍乃至接近10倍，這一差距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基礎設施差距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基礎設施連續數十年保持著高于印度的發展速度，帶動中國工業、中國經濟贏得了高于印度的發展速度，最終形成了目前中國基礎設施全面遙遙領先于印度、經濟規模相當于印度四五倍的局面。1980年代中國鐵路、公路里程比印度短，并不能說明基礎設施落后不妨礙經濟增長，因為當時中國基礎設施改善的速度大大優于印度;只是表明中國起點太低，以至于要到1990年代才能全面完成對印度的趕超。

　　印度政府不是不重視改善基礎設施，2013年10月24日，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在中央黨校發表題為《新時代的中國和印度》的演講，更將基礎設施擴建和現代化列為中印之間具有合作潛力的頭號領域，表示歡迎來自中國的該領域技術和投資。問題是，要改善基礎設施，與中國相比，印度和其他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面臨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困難：基礎設施發展計劃本身就不現實，有競選宣傳價值，卻難以落實;財政能力不足，資本短缺瓶頸制約，也沒有能力如同中國毛澤東時代那樣充分動員其充裕的人力資源以化解資本短缺約束;無休止的政爭、媒體口水大大阻滯了印度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土地私有制更令印度基礎設施建設陷入了比中國數量多得多、程度嚴重得多的拆遷糾紛之中;印度各級政府普遍存在“腐敗+不作為”的問題，不僅大大提高了印度基礎設施的建設成本，而且令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遲緩，被拖延爛尾的風險大大提高;等等。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就是我們看到印度政府制定的所有改善基礎設施的計劃都一次又一次延期。印度實際工作者們不是不想提高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提高整個國民經濟投資率，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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