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宣布了他的“偉大社會”構想(林登•約翰遜著名的“偉大社會”演說發表于1964年5月22日，此文的英文版則發表于2014年5月22日的ft.com。——編者按)。這將是一個沒有孩子挨餓、每個學童都有學上的社會，一個戰勝了種族主義和不公正這兩大古老惡魔的社會;最重要的是，這將是一個國家能創造公正、提供機會的社會。

　　大多數周年紀念日沒有人注意就過去了，也理應如此。但這個周年紀念日很重要。“偉大社會”時代或許是美國人最后一次相信，政府真的能改善他們的生活。1964年大選中，約翰遜的對手是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后者堅決主張政府最小化。約翰遜以壓倒性優勢贏得了選舉。

　　上世紀60年代也是歐洲福利國家的黃金時期。最先提出福利國家的是比阿特麗斯(Beatrice)和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夫婦等費邊主義者。他們的理念最初在美國未受到重視。但先后經歷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以及集體主義在二戰中的成功之后，國家計劃最終流行了起來。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是英國工黨“新耶路撒冷”計劃的美國民主黨版本。就連“偉大社會”這個說法，也是從一位英國費邊主義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那里“剽竊”來的。

　　如今美國政治陷入僵局，約翰遜的“大政府自由主義”無人問津。上世紀70年代，偉大社會計劃在對貧困、犯罪和不平等(還有越南)的“戰爭”中節節敗退，自那以后，美國選民支持過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曾說過政府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這樣的保守派，也支持過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他宣稱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終結)這樣的民主黨人。如今10個美國人中只有1個相信政客會做正確的事，而在約翰遜那個時代有60%的人持有這種信念。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美國的方式仍然是大政府。偉大社會的許多項目，從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到國家藝術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都得以存續。政府繼續膨脹，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推動了政府的擴張。小布什(George W Bush)增加政府支出的幅度，超過了約翰遜以來的任何其他總統。監管的觸手伸向四面八方。西德尼•韋伯是理發師的兒子，若在今天，他也會感到萬分驚訝，自己的母親居然得先花一年時間學習剪吹手藝，才能在加州取得從事這一營生的牌照。

　　歐洲政治同樣已陷入僵局，情況或許比美國更甚。不久前不辭辛苦來到投票站投票的歐洲選民中，很少有人指望他們的政客能夠拿出解決方案。然而歐洲仍然擁有龐大的福利國家：如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所指出，歐盟人口占世界人口的7%，GDP占全世界GDP的35%，社會支出占全世界社會支出的50%。事實上，在今年5月22日所在的這一周里，更重要的事件是西方福利國家誕生滿百年，而不是偉大社會計劃誕生50周年。福利國家是為工業時代設計的，那個時代的人們認為，專家的科學管理、以及類似亨利•福特(Henry Ford)工廠里的那種規模經濟效應，真的可以實現平等和公平。如今這一概念已顯得過時了。

　　有關政府的有趣實驗大多在遠離華盛頓的地方進行。在新加坡，政府用遠低于美國的成本，提供了質量好得多的公共服務。在巴西，政府推出了“有條件的”福利項目，能否享受福利取決于個人的表現。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社會主義”瑞典將政府支出與GDP之比從1993年的67%降到了49%，推出了教育券(school voucher)，并通過提高法定退休年齡、讓社會保障恢復了收支平衡。在美國，亮點在于一些市級政府，在那里，務實的市長們正在嘗試引入科技。

　　偉大社會計劃有何替代方案?對共和黨人而言，答案看上去很簡單：縮小政府就行了。但這一本能反應面臨兩大問題。政府邪惡論意味著，政府永遠不會當真縮小自己(新加坡的政府非常小，但最優秀的公務員享有200萬美元的年薪)。并且在現實世界中，美國保守派有大政府癮，因此美國稅則中才會有總計1.3萬億美元的免稅額，其中大多事實上讓美國變成了富人的福利國家。

　　對民主黨人而言，問題更為嚴重。因習慣于向選民承諾越來越多的福利，他們面臨一系列不光彩的選擇：是(通過改善學校)為社會整體服務，還是保護公共部門工會(其中很多活動人士都是老師)?是向全體民眾提供越來越吝嗇的普惠福利，還是針對處境較差的人群提供扶持?

　　這將是大西洋兩岸未來政治的戰場。這場戰斗將不會像偉大社會計劃那樣激動人心。它的主題將是縮小政府，促進政府現代化，將養老金與預期壽命掛鉤，以及將科技引入公共部門。

　　但美國以及歐洲需要的是冷靜的務實主義。政府既不是猛獸，也不是救星，而是良好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和大多數組織一樣，在專注于做好為數不多的幾件事時，效率是最高的。

　　注：本文兩位作者分別為《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主編和熊彼特(Schumpeter)專欄作家。兩人剛剛出版《第四次革命》(The Fourth Revolution)一書。

　　譯者/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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