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之間的緊張關系隱藏于美國社會的表面之下

　　雖然Donald Sterling迅速被主流輿論譴責，調查顯示，白人對美國的種族多元化趨勢正變得越來越擔憂。

　　和往年一樣，四月的細雨灌溉出五月的花海。但是今年的四月更在全美范圍內帶來了一系列的種族事件。美國最高法院支持了一項旨在阻止密歇根州在大學入學時用新生的種族作為一項入學標準的禁令。快船隊的老板Donald Sterling因為自己的一段錄音被曝光而卷入了輿論風暴，其內容為他對自己的混血女友說不要再把她和黑人的合影上傳到網上，也不要明目張膽和黑人一起去看NBA比賽(此文說得很委婉， 真相請自行百度)。內華達州的一名農場主Cliven Bundy在和聯邦政府關于放牧權的爭執中一開始得到了參議院Rand Paul 及其他著名保守分子的支持，但他們很快在Buncy在記者發布會上發表了以下言論之后對他避之不及：

　　“關于那些黑鬼，我要多說兩句，它們生下娃娃就遺棄掉，要不它們的小崽子生下來就只會往監獄里跑，我來告訴你們這是因為啥，因為它們沒有一生下來就被送去摘棉花(南北戰爭前美國南方主要勞動力就是在棉田里被奴役的黑人)。所以我經常在想，他們是繼續當奴隸，老老實實地組建個黑鬼家庭去摘棉花好呢，還是在這操蛋政府管轄下當自由黑鬼好?”

　　對Sterling和Bundy幾乎一面倒的譴責聲音表明，美國已經不是以前那個可以在光天化日下說出種族言論，或者對不管什么種族言論都可以敷衍塞責，最終蒙混過關的國家了。

　　這是怎么發生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那時在文化融合的趨勢下，對種族問題的態度的變化就到達了臨界點。比如美南浸信會，南方最大的新教教派和文化團體1995年在它的亞特蘭大年會上最終對其以往對奴隸制，種族隔離和歧視的態度進行了嚴肅的道歉。

　　谷歌的全球書籍詞頻統計器讓我們可以估算一下“prejudice”(偏見)和“racism”(種族歧視)這兩個詞在所有美國出版的英文圖書中出現的頻率，可以得出如下的圖表。適用范圍更廣一點的“prejudice”這個詞被使用的頻率在1900到1970年之間是穩定的，直到1970年這個頻率開始下降。根據牛津英文詞典，詞義更加確切的“racism”直到1902年才被發明出來，被廣泛使用要等到六十年代中期，民權法案頒布之后，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它出現的頻率持續上升，而在里根的八十年代開始下降，又在九十年代迅速增長。尤其顯著的是，“racism”這個明顯帶有負面意義的詞的使用頻率在九十年代初期超過了“prejudice”并在整個九十年代拉大了這個差距。

　　于是在2008年選出第一個黑人總統之前，對于公開的種族言論表示譴責就已經是一種常態了。雖然對于種族言論的容忍程度在降低這一點是可喜的，但這并不意味著種族差異，或者種族之間的沖突已經不存在了。美國高院大法官Sonia Sotomayor在對給予密歇根州的禁令表示強烈反對的同時，對她的同僚縱容這種給持續而明顯的種族問題蓋蓋子的行為表示了這樣的譴責：

　　“種族問題……拒絕接受種族問題仍然存在的殘酷現實是令人遺憾的。可以從根本上終止種族歧視的方法唯有先公開，誠懇地討論種族問題;然后以憲法為基準，審視這延續了幾百年的種族歧視問題。”

　　對民權活動家來說，面對的挑戰應該是過去公開的種族歧視可能正轉變為像Ta-Nehisi Coates(黑人作家,大西洋月刊的編輯)所說的“隱性歧視”，它的形式是不易察覺的，而且在公眾輿論中偽裝成沒有歧視性稱呼和不公開聲明自己目的的形式。對于研究者，記者和政策制定者來說，他們要面對的問題是在這種社會風氣影響下，公眾已經不喜歡公開而坦誠地談論種族問題，社會科學研究者將這種問題稱為“社會傾向偏差化”

　　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白人對這個國家的種族發生改變表示焦慮時，這種社會傾向偏差化便加劇了。在2013年初，公眾宗教研究中心設置了一個實驗，內容為社會種族組成對人的焦慮程度的影響，首先讓受訪者在電話中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是否同意下面這個句子里的內容，如果美國大部分人不是白人， 你會感到困擾。”有13%的白人受訪者直接對調查者表示這的確會對他們造成困擾，而把白人群體進一步劃分后，對這句話表示贊同比例最低的是50歲以下的年輕白人，占其總數的10%，而比例最高的是18%的共和黨人。

　　接下來我們使用另一種方法，叫做列表實驗，旨在讓受訪者在這個敏感話題上可以不那么直接地表達出自己的觀點。我們把受訪者分成兩個組，提問的問題不是某些特定的問題“是否”對自己造成困擾，而是其中符合這個條件的有“多少”項。其中一組被設為主實驗組，給他們提供三個問題;另一組作為對照組，提供同樣的三個問題，和接下來的第四個問題“如果美國不再是個白人為主的國家呢?”由于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受訪者的條件是基本相同的，這兩組人得出給自己造成困擾的問題的數目的平均數的差異將完全不受他們個人條件的影響，接下來從統計學上來說，將對照組得到的平均數減去實驗組的平均數，最終得到的就是在對照組中對這第四個問題感到困擾的人數，這個結果就是“間接答案”。

　　這個間接的答案就可以明顯顯示出社會傾向偏差化在不同的白人人群中發揮的作用,其結果是戲劇性的.在所有美國白人中,對有色人種比例升高感到困擾的人的數字比直接詢問得到的答案在總數上高了20%(分別為31%和13%)。在非降臨派的基督教徒和美國南方以外的受訪者里得到的數字是最低的，但即使在這些人里面，社會傾向偏差化仍然極大地起著作用，比如在非美國南方的人群里得到的直接答案只有13%，而間接答案是其兩倍。

　　在被直接問到這個問題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有顯著的差別，在共和黨人里對一個非白人主導的美國感到擔憂的比例占到18%，而民主黨是11%。但是這個明顯的差異在間接回答這個問題時消失了，在有機會不直接表達對這個問題的擔憂時，民主黨白人給出的數字從11%上升到了33%，與此同時共和黨白人只從18%上升到了30%。

　　白人降臨派基督教徒和南方人這兩個有很大重疊的群體在這個測試中給出了最高的數字，并體現出了最強的社會傾向偏差化。當在電話中被問及是否對美國不再是由白人占多數的國家感到擔憂時，只有15%的降臨派基督教徒表示肯定，但當間接回答這個問題時這個數字迅速攀升了35%(到了50%);而在美國南方人中關于直接和間接回答這個問題得到的答案之間的差異高達26%，分別是16%的直接答案和42%的間接答案。

　　Sotomayor大法官對高院提出異議的核心在于，即使在民權法案通過這么多年，美南教會對自己的罪行表示道歉，甚至這個國家選出了一個黑人總統以后，種族差異仍然存在。數據顯示美國仍然處在一個臨界點上，即使表面上明顯的種族歧視幾乎被全社會一致譴責，美國的白人仍然在自身人口比例不斷下降的趨勢下，潛藏著對有色人種的明顯的負面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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