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美國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張聚國博士

　　最近，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看到了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公共管理學院楚樹龍教授與榮予合著的《美國政府和政治》。全書共三卷，171萬字，1700多頁。這可能是國內有關這一課題的最厚的一本書了。

　　書的扉頁標明該書屬于“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的結項成果。在該書的前言中，作者介紹這是其“十年磨一劍”的結果。但如果從作者1988年開始搜集資料算起，到最后完成寫作，當歷時20多年?？吹竭@樣一套如此“厚重”的書，當時真的非常欣喜。可是，在讀了這套書后，我感到非常失望。原來，這么一項教育部重點支持的科研成果，竟然是粗制濫造、錯誤百出的摘錄匯編。

　　一、在寫作方法上，全書大段材料摘抄，過于集中、連續多頁摘自同一本書。最高紀錄是21頁。

　　上冊第542-563頁幾乎全部摘自Susan Welch等人編寫的英文教材《美國政府》。

　　很多摘抄內容屬于成段原文照錄，一字不差。

　　有很多部分對引用資料消化、分析不夠，同一主題下，引用資料內容重復。如上冊第530、532頁，對“司法審查”的定義，分別提供了三段語義基本相同的解釋;中冊第842頁有關聯邦選舉中“硬錢”解釋，就說了三遍;第843頁關于“軟錢”的用途，說了兩遍;下冊第1255-1256頁有關21世紀美國移民數據，雜亂地引用了幾個年度的移民統計數字，占用了近一頁篇幅;下冊第1304-1305兩次解釋加州187號提案的內容;下冊1357-1358頁兩次解釋什么是“肯定性行動”;下冊第1551-1552頁，分別從兩篇不同文章抄錄兩大段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介紹奧巴馬政府2010年通過的《患者保護與可負擔醫療保健法》。更多的是一些類似數據的重復引用，一些資料羅列雜亂無章，時間順序顛倒或重疊，甚至出現前后不一致。如下冊第1586-1588頁，關于大學學費上漲的材料，就引用了兩頁7段。段與段之間缺乏過渡與關聯性，很難看出作者的思路與邏輯。資料重復和雜亂無章的原因是，涉及某一問題時，作者分別從幾本書中摘錄材料，堆放一起，不加概括、簡化和整理。

　　二、在材料運用上，所使用材料過于集中于幾種中文譯著和論著、兩種有關美國政府和政治的英文教材(Susan Welch等人合著的American Government;Steffen W. Schmidt等人合著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無視相關領域中國學者的已有成果和大量的英文原著和原始資料。

　　例如，關于美國移民史的中外歷史著作，可謂汗牛充棟。可是，作者非但不去看，反而直接從亨廷頓的《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中，連續摘錄了十幾頁的內容(下冊，第1292-1302)。書后所列139種參“考考文獻”，實際引用過的很少。除幾種主要中外文論著或教材外，大量使用一些當代的中英文報刊文章、新聞報道。

　　很多內容直接摘抄自別書，未加適當注釋。而且在抄錄別人的書和文章時，抄了很多段，有的加注釋，有的不加。例如，中冊第744頁倒數第二段后半段摘自托馬斯·帕特森《美國政治文化》中譯本第262頁;中冊第772-773頁兩段原文照抄自帕特森《美國政治文化》第411頁;中冊第761頁最后一自然段的后半段、第766-767頁三大段，原文照抄任東來《美國公民：不太熱衷“選總統”?》(《南風窗》2004年11月16日(下)第49頁幾乎全文);中冊第810-812頁大段間接引用的數字和直接引用的文字，沒有標注出處;中冊第936頁四個段落摘抄自李曉剛《K街故事：公關公司影響美國外交》(《世界知識》2005年第18期)一文，但沒有注明;下冊第1294-1276頁，有兩頁多有關華人移民的數據，沒有標注來源;下冊第1616、1617、1618等頁的數據，沒有注明來源;下冊第1644-1647頁，抄錄自李大光、王佩的《親愛的，我要把海軍縮小了》，除一段加注了注釋之外，其他三頁多均未注出;下冊第1676-1680頁《美國的全球經濟目標》部分，從標題、文字、到圖表，全部摘自托馬斯·帕特森：《美國政治文化》(中譯本)第616-622頁，但均未注明;下冊第1681頁，第三自然段抄襲自王曉德《美國大眾文化的全球擴張及其實質》(《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4期)，未加注明。

　　三、注釋與引文對不上

　　據對幾篇文章的核對，一些引文與注釋對不上，張冠李戴，原引注文章中并無相關引文，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如中冊第786-787頁所注引自“王恬：《希拉里與女性主義》”一文的兩頁文字的六個注釋;下冊第1280-1281頁引自“張焱宇：《移民版的‘我有一個夢想’》”的5個注釋;下冊第1293頁引自Nina Bernstein《紐約時報》的兩個注釋;下冊第1367-1369頁引自《紐約時報》的兩頁半文字、六個注釋;下冊第1384-1386兩頁多引自“沈紅梅：《美國家庭主婦青睞布什?》”一文的11段文字的11個注釋;下冊，第1387頁，講到美國肥胖問題時，引自“《肥胖讓美國人付出沉重代價》”和“《這里的競選靜悄悄》”，但原文找不到。更為令人費解的是文中講的是肥胖與疾病和死亡率的關系，竟然注釋是一篇有關小布什競選的文章的資料;下冊第1391-1393頁引用的兩頁多8個段落、8個注釋說材料來自“《這里的競選靜悄悄》”，但原文并沒有;下冊第1414頁注釋4“《誰篡奪了美國經濟增長的成果》”，與引文不符;下冊第1417頁注釋4和1418頁“美國主要城市社區分配趨勢一覽表”，并非來自所注“《21世紀，締造百萬富翁的年代》”;下冊第1448-1451頁4頁內容6個注釋內容，在標注的《華盛頓觀察》網站《民意測驗：絕大多數美國人以家庭為重》一文中找不到，原文只有180多字，而引文卻有數千字之多;下冊第1451-1453頁引自“李月：《美國職場新動向：女性上班族少了》”的4個注釋相關內容，原文找不到;下冊第1457頁注3引自《華盛頓郵報》的材料，原文沒有;下冊，第1459-1460頁，講述美國人的性觀念的兩段文字，所注釋的文章是《青年美國人助長了彈性工作時間》(Younger Americans Put a Premium on Flexible Job Hours)，與前一部分講美國人“工作觀”內容，竟然使用了同一篇文章作注釋，引文與注釋對不上;下冊第1460頁，講述美國人“道德觀”的部分，竟然有一段屬于下面部分“女性”的內容，講的是“女強人流行回家做保姆”;下冊第1552頁中部《患者保護與可負擔醫療法》的介紹，有一半內容在所注兩篇文章中找不到;下冊第 1573-1574頁連續4段文字中，一段數字沒有注釋，來源不明，另外三段所注《紐約時報》Robert Pear的文章(Social Security Enlisted…)題目不但搞錯，而且在原文章中也找不到所引文字;下冊第1579頁，第一段引用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來源不明;下冊第1580-1581頁，引自李月《華盛頓觀察》上的文章，不但題目搞錯了，而且四大段文字沒有注明來源;下冊第1590頁，第二個注釋(Sam Dillon, “Tuition Rise…”)對應的引文，原文找不到;下冊第1610頁注釋1(占3/5頁)和1611頁注釋2引自徐嵐《各國靠科技創新強國》的材料，原文找不到。

　　這只是對筆者感興趣的引注文章核對時偶爾發現的其中幾個，如果對注釋全部進行仔細核對，有可能會發現更多類似情況。作為學術論著，這是極不嚴肅的。這跟偽注有什么區別?如果根據注釋找不到原文，那么注釋的意義何在?這說明作者有些引文與注釋脫節錯亂，沒有認真對資料進行核對。因此，有必要對其所引所有資料的真偽問題進行核對。

　　四、很多英文譯名很隨意，不規范，不正確，無視前人研究成果中約定俗成的翻譯。

　　如國會議員的免費郵寄信函特權(Franking Privilege，frank的原意就是“蓋郵戳”)，作者翻譯為“弗蘭克特權”(上冊，第335、336頁);國會指導與政策委員會(Steering and Policy Committee，這里的steer原意是“操控”，即把握方向)翻譯為“提議和政策委員會”(上冊，第354頁);老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翻譯為“施奈辛格”(上冊，第426頁);1883年文官制度改革法《彭德爾頓法》(Pendleton Act)翻譯為“潘德萊頓法案”(上冊，第441、467頁);聯邦儲備委員會(Federal Reserve System Board of Governors)翻譯為“聯邦儲備系統”(上冊，第461頁);核能管理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regulate原意為“管理”)翻譯為“核規則委員會”(上冊，第450、462頁);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翻譯為“聯邦儲備保險公司”(上冊，第428頁)和“聯邦儲備和保險公司”(上冊，第463頁);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翻譯為“美國宇宙和航天局” (上冊，第459頁);約定俗成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翻譯為“田納西谷管理局”(上冊，第462、463頁);國家鐵路旅客公司(National Railway Passenger Corporation)翻譯為“國家鐵路顧客公司”(上冊，第463頁);全國養牛者協會(National Cattleman's Association)翻譯為“全國牛業”(上冊，第464頁);政策和支持性崗位/職位(Policy and Supporting Positions)翻譯為“政策和支持位置”(上冊，第465頁;同義詞Plum Book在第466頁翻譯為“差表”);美國文官委員會(Civil Service Commission)翻譯為“文官服務委員會”(上冊，第467頁;它是一個管理文官而不是服務文官的機構!);聯邦勞工關系局(Federal Labor Relations Authority)翻譯為“聯邦勞動關系局”(上冊，第473頁);布什政府副國務卿卡倫·休斯(Karen Hughes)翻譯為“卡葚·侯君斯”(上冊，第476頁);情報人員身份保護法(Intelligence Identities Protection Act)翻譯為“情報身份保護法”(上冊，第489頁);國會黑人黨團會議(Black Caucus)翻譯為“黑人小組”(上冊，第495頁);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倫南(William Brennan)翻譯為“布瑞南”(上冊，第516、522頁);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上冊第517頁寫作“厄爾”，第529頁又將“厄爾”翻譯為“歐文”;大法官戴維·蘇特(David Souter)上冊第522頁翻譯為“邵特”，上冊第538頁又翻譯為“索特”;大法官哈里·布萊克門(Harry Blackmun)翻譯為“亨利·布萊坎”(上冊，第522頁);大法官Stephen Breyer上冊第522頁翻譯為“斯蒂芬·布瑞葉”，第538頁翻譯為布雷亞;賓夕法尼亞州計劃生育組織(Planned Parenthood)翻譯為“計劃父母”(上冊，第524頁);美國19世紀總統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翻譯為“扎恰瑞·泰勒”(上冊，第527頁);大法官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上冊第534頁的譯法，這也是最常見譯法)，而在上冊第522頁，另翻譯為“克萊倫斯”;進步主義運動時期一些州確立的公民“創制權”(initiative)被翻譯為“倡議”(上冊，第612-614頁);愛德華(Edward)翻譯為“愛德華特”(上冊，第641頁);亨利·克萊(Henry Clay)翻譯為“亨利·克雷”(中冊，第709頁);阿爾弗雷德·史密斯(Alfred Smith)翻譯為“歐弗里德·史密斯”(中冊，第718頁);內戰前反對移民的“無所知黨”(the American Know-nothing Party)翻譯成“美國人什么都不了解黨”;禁酒黨(the Prohibition Party)翻譯為“禁止黨”;19世紀后半葉的“綠背紙幣黨”(Greenback Party)翻譯為“綠色回歸黨”;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的“雄鹿黨”(又稱“進步黨”，Bull Moose Progressive Party)翻譯為“布魯·茅斯進步黨”(中冊，第724頁);選舉制度中的“plurality”(簡單多數/相對多數)被作者說成是“勝者得全原則”(中冊，第 719頁);“the religious right”(宗教右派/右翼)作者翻譯為“宗教正確者”(中冊，第748頁);美國婦女史上的“平等權利憲法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翻譯為“平等權利法案”(下冊，第1371頁);美國零售集團百思買(Best Buy)作者翻譯為“最好的購買”(下冊，第1379頁);針對貧困家庭的所得稅退稅計劃(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翻譯為“所得稅信用”(下冊，第1425頁)和“勞動收入稅額遞減”(下冊，第1508頁);“美國勞工統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翻譯為“美國勞動統計局”(下冊，第1461頁);威斯康星州的米爾沃基(Milwaukee)翻譯為“梅爾沃克”(下冊，第1485頁);“貧困家庭臨時補助計劃(Temporary Aid to Needy Families, TANF)”，翻譯為“對需要家庭的臨時援助”(下冊第1425、1502、1503、1507頁);聯邦政府對各州的整筆撥款(block grant)翻譯為“一攬子援助”(下冊，第1503頁);約翰遜“偉大社會”針對貧困兒童的“教育先行計劃”(Head Start)翻譯為“從頭開始”(下冊，第1513頁)和“大腦開始”(下冊，第1605-1606頁);全國醫療保健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on Health Care)隨意地翻譯為“全國健康聯合會”(下冊，第1536頁);全國家庭護理協會(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Care)翻譯為“全國家庭照顧協會”(下冊，第1538頁);美國醫療保險中的“健康維護組織(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 HMO)和“優選醫療機構”(Preferred Provider Organization, PPO)分別翻譯為“健康保障組織”和“傾向性提供者組織”(下冊，第1544頁);美國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又稱“雪城大學”)，翻譯為“斯拉丘思大學”(下冊，第1554頁);美國西夫韋公司(Safeway)翻譯為“安全之路”(下冊，第1560頁);美國早期教育家賀拉斯·曼(Horace Mann)翻譯為“賀拉斯·曼恩”(下冊，第1576頁);“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翻譯為“美國科學院”(下冊，第1579、1591頁)。

　　可見，作者對于很多人名和機構名稱沒有查閱相關的英語人名和機構詞典。其實，如果不熟悉的查一下或者詢問一下相關領域的專家，也許會避免這些有時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

　　書中英文拼寫錯誤也不少：施萊辛格(Schlesinger)的英文拼寫為“Sehlesinger”(上冊，第426頁);1947年塔夫脫-哈特萊法(Taft-Hartley Act)英文拼寫成“Taft-Hartlev Act”(上冊，第441頁);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英文錯誤拼寫為“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d Administration” (上冊，第459頁);國會審查法(the Congressional Review Act)拼寫為“the Congressional Reviwe Act”(上冊，第486頁);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的英文名字拼寫為“Earl Warrn”(上冊，第517頁);市長(mayor)拼寫為“Mayer”(上冊，第636頁);未婚夫婦(unmarried-couple)的英文拼寫為“unmaried-couple”(上冊第1442頁);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的英文拼寫為“Rrtgers University”(上冊第1446);下冊第1464頁，“鮑爾斯訴哈德威克”(Bower vs. Hardwick)中的“Bower”應為“Bowers”;下冊第1555頁，1935年《聯邦保險法》(Federal Insurance Act)的英文拼寫為“Federal Insuranced Act”;下冊第1574頁“養老金福利保證公司”英文拼寫為“Pension Benefit Garanty Corp.”;下冊第1590頁，“阿姆赫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的英文拼寫為“Aherst College”;下冊第1600頁，2002年《不讓任何孩子掉隊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寫成了“No Child Behind Act)”;下冊第1604頁1944年，國會通過《軍人調整法》(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英文的Servicemen寫成了單數形式“Serviceman”。

　　其他文字錯誤：下冊第1594-1597引用《全球化中的美國教育政策戰略調整》的作者搞錯，應為“杜菁琳”，作者寫成“杜莆林”，下冊第1603頁，將美國內戰期間通過《贈地法》建立的贈地大學寫作“增地”大學。

　　如果本書真是如作者所說是“十年磨一劍”的話，那么，我們期待的是作者拿到一把吹毛斷發、鋒利無比的“亮劍”，但很遺憾，我們看到的竟然是一塊十分粗糙的、有待打造的生鐵?？梢哉f，這是我看到的最爛的一套正式出版的書。作者和出版社推出這樣一本粗制濫造的摘抄匯編，為時過早，為害甚遠。

　　從本書套封的“作者簡歷”看，本書第一作者楚樹龍教授是一位有影響的學者。除了擔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外，還是“外交部黨校教授，中美人民友好協會理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理事，海峽兩岸研究中心研究員”。楚教授也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大連吳永剛學院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國際關系學院法學碩士、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據“作者簡歷”，楚教授“主要從事政治理論與哲學、國際關系與國際戰略、美國政治與外交、中國外交及安全戰略的教學與研究，著有《冷戰后中美關系走向》、《國際關系基本理論》、《政治學概論》、《中國國家統一戰略》、《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等著作，并在國內外發表論文百余篇”。這說明，作為三大卷的《美國政府和政治》的第一作者，楚教授似乎并非該書主題的專業研究者。至于本書的第二作者榮予博士，據該書套封“作者簡歷”，其主要作品是“曾與楚樹龍教授合著China: Dynamic Minimum Deterrence in The Long Shadow: Nuclear Weapons and Security in 21st Century Asia。換言之，榮予博士貌似亦非美國政府和政治的研究專家。因為署名“楚樹龍”的本書“前言”，沒有明示兩位作者具體執筆的章節，所以作為讀者，我們也就無從知曉哪些部分是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執筆的，是一筆糊涂賬。既然如此，本書所存在的問題當應有兩位作者共同承擔。

　　我注意到，楚教授在“前言”中還交代了這么一句話：“直接參與本書英文資料翻譯和中英文資料整理、圖表復制和整理、引文校對等工作的有榮予、李揚、陳松川、令狐白羽、唐娜等”。按照著作法規定，署名者是作者;而本書的署名作者方式為“楚樹龍榮予著”。這樣一來，我們只能說這部十分粗糙的大部頭的《美國政府和政治》所享有的學術榮譽以及相應的學術責任，也只能歸諸楚樹龍教授和榮予博士這兩位作者。

　　清華大學作為國家985計劃重點建設的名牌大學，本書第一作者楚樹龍博士作為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本書第二作者榮予女士作為清華大學的博士學位獲得者，也理當是學風嚴謹的師表，但本書卻提供了反例。這既讓我們對兩位作者失望，也同時令人不能不對清華大學感到失望。

　　本書扉頁非常醒目地標注：“《美國政府和政治》為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作者感謝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及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對該項研究的寶貴支持”。據我們所知，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作為教育部惟一的關于美國問題研究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地，享譽海內外;按照慣例，既然是“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其資助額度也為數不菲(大致是30萬元人民幣左右)。這部粗制濫造、錯誤百出的《美國政府和政治》，事實上也對于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學術清譽有可能造成嚴重損害，尤其是對于“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將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令人好奇和納悶的是：這樣一部作品，當初是如何通過“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基地重大項目”的評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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