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發表了一篇題為《富人、右翼和事實》(The Rich, the Right, and the Facts)的文章，文中描述一些人出于政治動機，否認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大幅加劇，特別是頂級富豪們變得更加富有了。我發現一些身居高位的人在統計數據上做了手腳，對此你可能也不會感到驚訝。

　　得知情況現在沒有太大改變，你可能也不會感到驚訝。那些“慣犯”不僅繼續否認顯而易見的事實，而且還反復唱著那些已被拆穿的同樣反調：不平等并非真的在加劇;好吧，它是在加劇，但是那不要緊，因為我們社會的流動性非常大;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好事，任何覺得它成問題的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

　　可能會讓你大吃一驚的，是我發表那篇文章的年份：1992年。

　　這就帶出了最新的一場知識界的混戰。這場混戰是英國《金融時報》經濟新聞編輯克里斯·賈爾斯(Chris Giles)撰文攻擊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的暢銷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所引發的。賈爾斯聲稱，皮克提作品中存在“一系列錯誤，從而扭曲了他的結論”，事實上并不存在證明財富愈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確鑿證據。多年來一直在關注這種爭論的每個人可能都在想，“又來了”，我也是一樣。

　　果然，隨后的討論對賈爾斯不利。他指責的錯誤，實際上對于任何有賴于多種來源的研究來說，都是正常的數據調整。而他的重要論斷，即沒有明顯的財富集中度增加的趨勢，則是基于一個已經為人所周知的謬論。專家早就警告過，這種謬論相當于把蘋果和橘子做比較——而且我在1992年的那篇文章里也辨識過這個謬論。

　　以下內容的信息量可能有點太大，但事情是這樣的：無論是對收入還是對財富，我們都有兩種證據的來源：一是調查問卷，人們會被問及自己的財務和稅收數據。雖然用調查問卷數據來跟蹤窮人和中產階級的狀況很有用，但是它會明顯低估頂級富豪的收入和財富——不嚴格地說，因為你很難調查足夠多的億萬富翁。所以對這1%，或者0.1%的富豪的研究，主要得靠稅收數據。但是，《金融時報》的批評文章把以前的基于稅收數據的估計，和新的基于調查問卷的估計進行了對比;這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個偏差，抵消了財富集中程度加劇的趨勢。

　　總之，這個希望推翻“我們的社會已經變得更加不平等”的最新嘗試，本身已被推翻。這應該沒有出乎你的意料。從高端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到奢侈品市場蓬勃發展，有如此之多的獨立指標，都顯示了社會不平等的狀況在大幅加劇，任何聲稱不平等狀況沒有加劇的主張，幾乎都可以肯定是在進行數據分析時出了錯。

　　然而，否認不平等的人仍然存在，這和否認氣候變化的人仍然存在道理是一樣的：拒絕承認這個事實，或者至少放出一些煙霧彈，符合一些權勢群體的利益。事實上，“皮克提的數字全錯了”這種說法肯定還會反復涌現，盡管只要認真檢查一下，它們就會迅速崩潰。

　　順便說一句，我不是在指責賈爾斯為虎作倀，雖然也有一些自詡為專家的人是那樣做的。沒有哪個人的觀點應該凌駕于批評之上。但在充滿政治色彩的問題上，批評某個共識的人必須有一些自我意識;他們需要捫心自問：自己真的是在追求智識上的誠實，還是在專唱反調，成為打擊自由派信念的專業“打假”人士。(說來也怪，目前在右翼還沒有專門批評保守派信念的反調分子。怎么會這樣，真是搞笑。)

　　你需要知道的是這些：是的，收入和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的程度，在過去幾十年里大大增加。但取得這些收入、擁有這些財富的人，并不是一直變動的群體。底層的1%人口收入提高，向上流動一個百分點的區間，這是頗為常見的情形，反之亦然。然而從赤貧變成富豪，或者從富豪陷于赤貧的故事，卻十分少見——多年時間里平均收入的不平等，與某個特定年份的不平等相比，并沒有低多少。稅收和福利并不會很大地改變局面。實際上，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對收入最高的階層實行的減稅，導致稅后不平等的加劇比稅前不平等的加劇更快。

　　這種局面令一些人感到不安，因為這符合對富人加稅的民粹主義訴求。然而好主意不需要用虛假的借口來宣揚。如果反駁民粹主義的論調，要依靠對不平等做出虛假的表述，那么你應該考慮這樣一種可能性：民粹主義者或許是正確的。

　　翻譯：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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