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西輝 編譯

　　近年來，美國加快“亞太再平衡”步伐，并加強與東亞盟國的關系。日本依仗美日同盟，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其空間的“擠占”。在此背景下，日美近期先后出臺最新的“國家防衛計劃”。2月28日，日本《外交學人》網站刊登了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 CNAS)安全間題專家帕特里克•克羅寧的文章，認為美日最新的防衛計劃高度重合，但也體現出三方面的戰略分歧。

　　警惕分歧變成裂痕

　　日美兩國最新出臺的防衛計劃具有很高的重合度。在日本2013年《國家防衛計劃指針》(NDPG)和美國2014年即將出臺的《四年度防務評審》(QDR)中，兩國都尋求應對中國再崛起帶來的短期與長期挑戰，并將各自軍隊納入一個綜合框架之中。然而，美日同盟至少仍存在三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即怎樣打造共同的對華戰略，如何保持延伸威懾，以及怎樣整合日本日益增強的獨立能力，包括攻擊性打擊武器。如果不能坦誠面對和認真反思這些問題，現在看似可以接受的分歧今后將演變成深深的裂痕。

　　日本的《國家防衛計劃指針》是二戰后發布的第五份此類文件。日本于1976年公布了第一份《防衛計劃指針》，即《國家防務計劃大綱》。第二份出臺于1995年，目的是升級冷戰后的美日同盟，使之更加緊密。2004年推出第三份，背景是全球恐怖主義、核武器和導彈的威脅日益上升。第四份由民主黨政府于2010年末發布，強調全球均勢迅速變化。最新一份與《國家安全戰略》和《五年中期防衛計劃》同步推出，強調東亞安全環境正在惡化。

　　日本的主要擔憂是中國在海上越來越自信，其中的一個表現是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灰色地帶”采取特定的強制措施，另一個表現是中國獲得了“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2/AD)的能力。短期挑戰主要是探索一種戰略，在中國已經明確拒絕日本關于建立危機預防與反應機制提議的情況下，研究如何對中國單方面改變現狀作出反應。長期挑戰來自中國控制其“近海”和將他國勢力逐出第一島鏈的意圖。

　　美國《四年度防務評審》的要點早巳不是秘密，其中至少在三個領域與《國家防衛計劃指針》存在重合：威懾和勸阻中國過于強勢帶來的重大安全挑戰，保持海上和空中優勢的承諾，以及將軍事手段納入政府整體政策的愿望。當然，這種趨同性也面臨一些限制，如意識到中國挑戰并不等同于制定一致的應對戰略，在東海保持美國的海空優勢可能比在全球更困難，以及美國在亞洲逐步“再平衡”的綜合政策不同于日本逐步實現防御正常化的綜合政策。

　　與《國家防衛計劃指針》相似，2014版《四年度防務評審》也強調了不確定的安全環境，包括來自新興力量中心的挑戰。美日都關注中國的再崛起，兩份防衛文件可視為加強美國及其盟國關系的短期指導方針。美國國防部代理副部長克里斯蒂娜•福克斯在2月11日的演講中指出，她與國防部其他領導決心保持美國對其他競爭者的軍事優勢。國防部長查克•哈格爾在預評《四年度防務評審》時強調，美國將加大投入，保持海空優勢。

　　東京的官員更缺乏耐心

　　《國家防衛計劃指針》和《四年度防務評審》是各自國家戰略和政策的一部分。日本正致力于使其安全角色正常化。在某種條件下，日本還尋求進一步放寬堅持已久的武器出口三原則。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仍會全面堅持“亞太再平衡”政策。批評者認為，奧巴馬政府正在全球收縮美國力量，卻未能將“亞太再平衡”進行到底。這種評判忽視了保持足夠的軍事存在能力與在國防預算縮減的情況下投入足夠資金之間的矛盾。

　　美國政府希望在亞洲為“深海戰爭”和長期競爭做好準備。如同日本將國際安企納入經濟改革中一樣，美國也希望利用亞洲巨大的經濟機遇。然而，還有一些重要問題沒有在兩份文件中得到解決，即三個潛在的主要分歧：應對中國挑戰的戰略，保持可信的延伸威懾的能力，以及兩國的互補程度與兩軍整合問題。

　　制定國家戰略對任何國家來說都不容易，尤其是在當今碎片化與流動性空前交織的世界。制定同盟戰略更難，因為在安全目標、文化、原則、經驗和地緣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日本想保持東亞的戰后體系，而美國的目標是維持全球體系;日本擔心他國對其海空領域的侵入，美國則擁有遠距離觀察不同行為模式的能力。距離導致不同的戰略。美國犧牲部分短期目標換取為“深海戰爭”或長期競爭做準備的更多資源。日本并非沒有意識到長期挑戰，但它有一種緊迫感，因為面臨來自中國的影響力的近期考驗。

　　盡管綜合應對強制外交戰略的總體大綱可以制定，但美日及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顯然對如何應對中國的海上強勢和建立一個開放的地區安全框架并未達成一致。重要的是，兩國在應對中國挑戰方面是否有一致看法。日本十分警惕任何類型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人指出，美國的“再平衡”政策與中國堅持“核心國家利益”得到完全尊重的立場并不相容。中國希望與美國獲得平等地位，希望掃除這條道路上的障礙，這進一步加劇了中美矛盾。由于地緣關系，中國的崛起使日本成為一個“前沿”國家，東京的官員不像美國官員那樣對于塑造中國具有耐心。

　　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標

　　日美同盟的另一個主要差異源自《國家防衛計劃指針》和《四年度防務評審》的關切，即在中國軍事能力日益增強的情況下，如何保持美國的延伸威懾。基于美國的軍事優勢，日本和韓國都依賴美國的核保護傘，但這種軍事優勢無法對中國在亞洲海域的非軍事性強制外交作出有效反應。中國還利用其不斷提高的A2/AD能力和日益強大的藍水海軍向該地區表明，美國失去傳統的軍事優勢只是時間問題。中國可能正在獲得第二次核打擊能力，這將進一步沖垮美國能夠在未來沖突中保護日本的心理防線。至少，中國的特定強制外交、不斷增強的A2/AD能力，以及快速提高的洲際彈道導彈能力，使美國延伸威懾的前景更加復雜化。如果日本開始獲得某些進攻能力，或者擁有構成自身A2/AD能力的其他要素，而中國以更大的軍事壓力對此做出反應，日美同盟將如何發展其延伸威懾?這些都還是今后的問題，但并非遙遠到不需討論。

　　兩份文件顯示的日美第三個潛在分歧與整合軍事力量有關。日本日益增強的綜合性獨立防御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與美國完全整合到一起?長期以來，美日同盟一直在“互補性”問題上爭論不休。“互補性”觀點認為，日本應該集中精力發展與美國形成互補的力量，而非與之競爭的力量。目前，好消息是美國已不再對日本獲得更加獨立的綜合能力感到憤怒。的確，美國相對衰落使得日本分擔某些重擔變得十分必要。因此，現在的問題不是在“互補”與獨立力量之間作出選擇，而是整合日本的軍事力量。

　　根據兩國的防御大綱，日本應該在自我防御和“為和平作出積極貢獻”方面承擔更多責任。這暗示日本需要在新的地區環境中擔負起更大責任。《國家防衛計劃指針》依然將美日同盟作為安全基石，其創新之處在于建立一支新型的“動態聯合防衛力量”，以此保持在本地區的海空優勢，確保西南島鏈的安全。問題在于，能否在同盟框架內整合具有更強綜合軍事能力的臼本。這一問題并不急迫，因為日本獲得此類能力尚需時日。然而，解決該問題的方案極其重要，因為它是今后許多政治決策、軍事部署和戰略立場的基礎。對于作為“前沿”國家的日本，美國在把多數防衛日本本土的責任轉交給它之前，需要調整其關于防衛角色的觀念。

　　關于戰略、延伸威懾和防御這三種挑戰并非無法克服。期待《國家防衛計劃指針》和《四年度防務評審》為這些長期存在的復雜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是不現實的。但是，即便這些問題最終沒有削弱同盟關系，它們也必須得到解決。在兩國間坦誠而持久的爭論中，有必要從基本問題入手，確保雙方追求共同的政治目標，因為美日同盟根本沒有這種對話的基礎，更別說相互理解了。然而，盡管存在對路徑分歧的擔憂，《國家防衛計劃指針》和《四年度防務評審》證明美日之間是一個強大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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