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上臺之際，我改編《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在第一章“美日關系的基礎”中指出：

　　[2009年3月27-29日…第15次美日舊金山安全保障會議…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奧巴馬新政權之下借用美國的“智庫”機構對美國政府的試探氣球。不用諱言，會議的中心圍繞著美日同盟的目標和對手--中國--展開。…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的勢力平衡。特別在臺灣海峽，美國的優勢正在丟失。日本特別擔心，美國對中國的重視，是以犧牲日本為代價的。為此，日本要改變政策，不受憲法約束。…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具有重要性的共同聲明是1997年9月發布的美日安全新指南…。這個宣言對中國是個明確的信號：美日同盟已經完成從較單純的以對抗前蘇聯為目的的軍事隸屬關系向全面對付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軍事集團聯盟的轉變。…從法律(主要是日本國內、國際法體系)方面確立了1996年美日首腦簽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讓我們回到1996年4月17日這個美日同盟關系歷史上值得注意的日子。…美國總統克林頓趕到東京﹐與剛接替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士的自民黨首相橋本簽署了題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宣言確認了對決定兩國政策方向具有深遠影響的、體現共同價值觀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維護自由﹑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

　　特別是1989年以后，尊重人權——這個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的人類最重要的教訓﹐終于得到全球的廣泛認同﹐成為了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對于美國而言﹐高舉由其自身解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雖然必然伴隨責任與代價﹐但它們畢竟為美國帶來了更多的“國家利益”。自從羅斯福1941年6月6日面臨世界戰爭所發布的“四大自由”宣教以來，美國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擔負起領導“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又通過“冷戰”戰勝蘇聯帝國，多少都與這些價值宣教有關。對于日本而言﹐不容否認﹐維護自由﹑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都已被寫入憲法等條文中﹐也已經成為深入人心的日本價值觀。但是﹐它們對于日本政府而言卻是比較新的外交原則﹕除了不言而喻的“國家利益”目的外，日本沒有﹑也不可能在冷戰的格局中形成任何原則以指導外交實踐。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明確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對于除美國以外的(特別是亞洲)國際社會而言，立即意味著它的包括戰爭賠償在內的責任與義務﹐而不易使其獲得顯而易見的直接利益。當然﹐日本在此宣言中跟隨美國明確地宣布了作為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至少在形式上﹐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實際上﹐這個宣稱的共同價值觀是為美日兩國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奠定軍事同盟關系的基礎 。]

　　以上引用雖然冗長，但有助于我們理解這次(2014年4月25日)美日奧巴馬-安倍聯合聲明的來由，也因為自從奧巴馬上臺以來美日關系沒有值得特別關注的變化。除了美國在國內經濟、國際政治方面的困境外，奧巴馬政府沒有合適的日本政策人才，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在奧巴馬動身前往日本之際，我沒有讀到任何關于美日之間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的提議，雖知效果不大，還是準備按照我2009年9月23日給剛上臺的鳩山的要求公開日本政府1989年出賣我們在日留學生的信息[1]以及2013年11月15日我向高盛集團提交2014年股東大會的提案[2]，給奧巴馬提出忠告。不過，當我4月22日從右翼的《讀賣新聞》首先讀到奧巴馬訪問的政治意愿的譯文(英文版還沒有公開)時，確認了沒有必要直接勸告任何政府當局的判斷[3]。實際上，當天，我已經向在中日美具有最大業務的蘋果公司提交了2015年股東大會的提案，其中心關注就是亞太和平：“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utilized the 1989 Tiananmen Tragedy to abandon its peace constitution (the cornerstone of Asia’s peace after WWII), towards rearmament, militarization and fascism to mislead the U.S. under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ies to crash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a nationalistic China. 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天安門悲劇，放棄了作為亞洲和平基礎的日本憲法，選擇了再軍備、軍國化和法西斯主義，以美日安保條約誤導美國與新興的民族主義大國中國沖突”[4]。哪怕機會再渺小，我也決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直接訴諸于美國公眾，決不能讓美國民眾為中日當局的區區荒島爭執投入戰爭。

　　雖然美國直接對日宣戰的原因是日本的珍珠港空襲，但亞洲民眾支持、認同美國參與戰爭以及戰后至今為止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的道義都是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無論是對日本、對中國、還是對朝鮮半島的民眾和當局，美國都離不開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來談和平友誼與利益交換。遺憾的是：果然不出我的判斷，奧巴馬在日三天的國事訪問期間，絲毫未提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字眼[5]，失去了美國“再平衡”亞洲政策的基礎。最終的奧巴馬-安倍《日美聯合聲明》完全不提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把安保條約只適用到不毛領土糾紛上[6]，證實了我們亞洲民眾一貫以來維護和平憲法、反對安保條約、反對違憲的自衛隊、廢除美日同盟的立場。

　　正如我在相關的“北方領土問題”研究中總結的那樣：“由美國撒下的這粒‘北方領土問題’種子﹐已經開花、結果﹐產生了連美國也不愿看到的﹑沒法解決的后果。與許多其它的現存國際爭端一樣﹐在現有的國際政治規范之下﹐‘北方領土問題’將找不到解決的出口。”[7]。在現有的國際政治條件下﹐東亞的糾紛都找不到解決的出口。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民眾可以就相對簡單的日本政府1989年出賣在日中國留學生、急不可待的“慰安婦” 等人權問題、相對客觀技術性的南京大屠殺的傷亡人數分析研究[8]著手，教育、迫使日本政府在國際關系上回到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朝東亞的和平與繁榮邁出不可逆轉的一步。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4月27日]

　　[1]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2]趙京“以股東大會推動東亞太平的新途徑”，2013年12月30日。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組織民主人權運動被日本政府出賣的經歷和今天的中日關系危機現實，提議高盛成立公共政策委員會。此提案已經被高盛5月16日將要舉行的股東大會排除。同時，我已經向NetApp、Cisco今年的股東大會提交了類似內容的提案。

　　[3] 我對第二次登臺的安倍晉三“三世”(第三代)沒有任何幻想，雖然當過日本外務大臣、那時正在問鼎日本首相的安倍晉太郎二世1989年春作為日本外交協會的會長曾經把當年的日本外交征文的優勝獎頒發給我。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e_proposal_15.pdf

　　[5] 只是到了韓國，為了討好東道主才提到“人權”，顯出其完全沒有原則的外交風格。真奇怪奧巴馬是如何得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憲法學位的。

　　[6] 見趙京，“關于釣魚島/尖閣諸島的非主權方案”，2011年3月14日。

　　[7] 收入趙京《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第六章“圍繞日本的國際局勢”第一節。

　　[8] 我今年3月4日在硅谷人權會議報告時，了解到同一會場的Human Rights Data Analysis Group的研究主管Price博士介紹她們如何為聯合國提供敘利亞內戰的數據分析，達到9萬3千名死者的結論。她們工作的意義在于科學、客觀而不是價值推廣。我一直希望，如果有條件的話，應該組織對南京大屠殺等事件的科學數據分析，大致確定死傷者的范圍。見趙京“參與硅谷人權會議”，201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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