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時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演講中首次在價值觀外交的基礎上提出了“自由與繁榮之弧”的外交理念，首相安倍晉三將其定為外交方針，這也是日本首相首次以國家政策的形式明確貫徹價值觀外交及其理念。安倍在其第二任任期內也將價值觀外交置于其戰略性外交體系的核心。表面上，理想主義外交似乎成為日本對外交往的主流。本文通過對日本文明興起、日本戰時的結盟策略以及日本外交在冷戰中和新世紀的表現的分析，證明日本的價值觀外交始終作為現實主義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掩護，服務于其自古以來的大國情結和強國戰略。
日本：島國思想與性格
在地理上，日本群島距離亞歐大陸海岸線的距離比不列顛群島距離亞歐大陸的距離還要遙遠。長期地理上的隔絕促使日本民族具有很強的獨立性，和歷史上不列顛王國長期以離岸平衡者的姿態與歐陸體系保持不遠不近的平衡相似，近代的日本拒絕加入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文明體系，只不過它的態度更為堅決，與亞洲國家的思想也更加難以相容。構建群島上的日本文明不具備任何成文的信念標準，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主義”能夠席卷日本群島，無論是馬列主義、基督教文明還是其他文明，都沒有在日本人心中廣泛生根發芽的跡象。與此相反，在日本千年的發展歷程中，狹小孤立的土地讓日本民族世世代代感到缺乏穩定的生存空間和安全感，這也成為近代化后的日本以缺乏原則性的務實主義外交作風不斷謀求地區強權和趕超西方國家的重要原因。
“結盟外交”、“大國情結”貫穿歷史
日本并不是以共同信念、宗教精神立國的國家，所以價值觀外交本不屬于其國民性格的一部分，但是自19世紀60、70年代開始在國際舞臺上施展拳腳以來，其“務實作風的大國外交”在90年代初見成效。1894年，日本通過談判與英國等西方列強達成協議，廢除西方國家在日本的不平等條約，成為第一個擺脫不平等待遇的東方國家。與大國博弈的外交的成功讓日本領導人深感親近西方的戰略決策具有無可比擬的優越性，不僅擺脫了落后國家的身份，同時也擁有了與西方國家平起平坐的機遇。19世紀末的日本外交逐漸拉起價值觀這面旗幟作為現實外交的外衣，力圖使西方相信身處遠東的日本不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意識形態上，都與西方大國毫無二致。
整個20世紀中，通過現實主義的結盟實踐來平衡與大國利益和國際關系成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對日本而言，極為重要的同盟是1902—1922年的英日同盟、1940—1945年的三國軸心同盟和1952年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日美同盟。據統計，日本在20世紀中70%以上的時間處于同盟中，成為對國際體系依賴程度最大的國家之一。
對于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而言，追隨美國的戰略只是日本眾多結盟策略中的一個選項。1939—1940年，德意法西斯在歐洲不斷取得勝利，日本迅速意識到借與德國結盟從而孤立美國，有利于美國不插手日本在東南亞的行為，從而更易于與歐洲國家爭奪殖民地。三國軸心同盟條約簽訂后，美國迅速作出向日本禁運鋼鐵和石油的決定，美日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國內的民族主義傾向在此階段達到新的高度。戰爭給日本帶來的教訓是深重的，日本戰后的歷任領導人都從中汲取了重要的經驗，自此，日本從未過度偏離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世紀之交的日本通過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目的的ODA貸款、增加聯合國會費等舉動向世界表明日本擁有成為世界大國的信念、能力和手段。
國家利益依然是日本外交核心
21世紀日本最具影響力的首相應該說非小泉純一郎莫屬。他在任上推出《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提出日本應當以國家利益為基礎制定明確的外交戰略。
近兩年來，美國的戰略重心重回亞太地區，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強大的后備力量，美國必須保證它在與中俄的對抗中不處于下風，同時又要防止日本過激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美中、美俄等更加重要的大國關系。在日本國內，由此形成了對美國又依賴又抵觸的雙重情緒，一方面，聯美抑中是日本在與中國的戰略博弈中不得不做出的選擇，另一方面，美軍設在日本的橫田基地、巖國基地等軍事基地也在不斷刺激日本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提醒他們美日同盟的存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以日本讓渡某些方面的國家主權為前提。所以這一時期日本保持了中曾根時期對美國“有限伙伴”的基本戰略，但在日美兩國在亞太的利益訴求日益趨同的條件下，“有限伙伴”在許多場合下表現為“全方位伙伴”。
經歷自19世紀中期到20世紀戰后的興衰起伏后，日本政治家學會了小心翼翼把強國的野心埋在不惹反感和懷疑的價值觀背后，這也就是為何現今的日本幾任政府都盡力推崇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援助的原因。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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