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導讀

　　○頻繁右傾舉動，折射出實質謀求政治軍事大國已成為日本政壇保守勢力的戰略共識。

　　○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戰略的主要支柱，因而日本要強化日美同盟，并為最終擺脫美國的控制創造條件。

　　○要積極發展對付日本威脅的實質性力量，讓日本充分認識到他們的任何冒險行動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日本防衛省近日對外宣稱：決定在硫磺島新建監聽設施，將加強太平洋情報搜集能力。他們針對中國無人軍機出現在釣魚島附近空域的情況，“考慮采取擊毀措施”。今年以來，從日本高調舉辦準航母“出云”號戰艦下水儀式、高層參拜靖國神社、決定修改防衛計劃大綱、企圖修改和平憲法并試圖降低修憲門檻、美化納粹德國修憲手法，到批評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就日本歷史問題的表態，日本政客頻頻做出令亞洲鄰國倍感不安、威脅世界和平安全的右傾舉動。這些舉動折射出實質謀求政治軍事大國，已經成為日本政壇保守勢力的戰略共識。

　　戰略取向：謀求政治軍事大國地位

　　對外戰略是國家對較長時期的國際格局、國家利益、國際目標及活動總路線的認識和謀劃。在當代日本政治“總體保守化”的形勢下，日本以擺脫戰后體制、承擔所謂“國際責任”、“價值觀外交”等方式追求日本國家對外目標，力求實現與日本經濟實力相對應的政治軍事大國地位。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21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一書中提出，“作為國家的長遠目標，應該追求實現自我。這是以更為理想的方式生存，實現獨立，維護安全和追求基于國際責任意識的自我實現。”基于上述思路就會涉及日本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評判與展望、安全戰略及危機管理體制、強化日美同盟和開展亞太地區外交等區域性構想一系列課題。

　　同樣的政治邏輯，日本保守派政治家小澤一郎把日本成為“正常國家”作為承擔“國際責任”的前提。可以說，“正常國家論”在強調日本以“經濟援助”、“地球環境保護”等領域作出一些國際貢獻的同時，還要在國際“安全保障”領域有所作為，發揮與經濟實力相稱的政治軍事大國作用。這才是日本追求的國家最高層次的對外目標。

　　眾所周知，日本國內在國家發展戰略上一直存在著自由派與保守派兩條路線的分歧。前者是站在自由主義國際政治觀上的和平發展主義，主張冷戰后的日本必須發揮作為“全球性民生大國”的作用;后者是堅持現實主義觀點，提出應以日美同盟為中心，擴大日本在參與國際事務方面的作用，徹底擺脫和平主義的束縛，成為“正常國家”。這樣的兩種立場體現為“全球性民生大國”或“正常國家”的戰略選擇。

　　但是，“民生大國論”以和平的國際協調的經濟國家為中心，主張日本要靠非軍事手段發揮國際作用的觀點，顯然并不符合日本“總體保守化”的大趨勢。因此，“民生大國論”逐步讓位于對外主張自由、自助和自決的“正常國家論”。

　　實際上，“正常國家論”實質在于謀求擺脫戰后體制、實現社會轉型、突破憲法第九條的限制，另訂安全保障基本法，為組建國家軍隊和行使集體自衛權，掃除觀念、法制及法規方面的障礙。“正常國家論”的關鍵在于提升日本參與國際事務的力度、增強日本主導地區事務的力度。盡管尚無任何一屆日本政府在其政綱中明確提出實現“正常國家”的具體計劃和目標，但日本政府在思想和輿論準備方面明顯加快了追求對外戰略目標的步伐，安倍上臺執政則進入落實和擴展階段。

　　隨著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時代的到來，日本從維護自身利益出發，強化21世紀日本國際戰略的定位及地區安全戰略訴求。

　　在小泉內閣的咨詢機構提交的《21世紀日本外交基本戰略》報告中提出所謂“開放的國家利益”：第一，維護日本的和平與安全;第二，維護自由貿易體系;第三，維護自由、民主主義、人權等價值以及推動國際人際文化交往。可以說，這些內容不僅反映出日本渴望參與國際事務，還表現出刻意標榜“價值觀”、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對外戰略理念。事實證明，日本這樣的“國家利益”已經成為21世紀初日本追求對外戰略目標的指導思想，并貫徹于日本的安全戰略之中。

　　在日本著名智庫“東亞共同體評議會”于2005年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構想的現狀、背景與日本國家戰略》報告中，重點強調了兩個方面：一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在拓展日本防衛能力的同時，通過以日美同盟為主導的國際合作，向改善國際安全保障環境的方向發展;二是在日本周邊推動和平繁榮、自由與民主價值理念。可以看出，目前，日本對外戰略原則是堅持“國家利益”，對外戰略的側重點是以日美同盟為主導的安全保障機制和“亞洲外交”。這已經從安倍內閣的執政理念中得到具體體現。

　　對外戰略目標直接影響亞太穩定

　　日本在堅持“正常國家化”既定戰略目標的基礎上，從國家戰略原則、戰略重點及國家利益出發，圍繞日美同盟、亞洲外交及地區安全問題等戰略重點，展開所謂價值觀外交，嚴重威脅亞太及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一是強化日美軍事同盟關系。日本的“正常國家化”與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利益交匯點，是日美同盟強化的原動力。21世紀的日美同盟已經成為滿足美國全球戰略和日本政治軍事大國化戰略的聯盟。

　　伊拉克戰爭后，美國調整全球軍事部署，將戰略重心東移亞太地區。日本借機在新防衛大綱中渲染朝鮮核問題及臺海危機，為新的日美防務合作營造氛圍。2009年5月，“日美安全磋商委員會”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并聲明，表示將制定一份共享系統運用情報的里程表，鮮明地反映出將加強日美同盟和擴大自衛隊的作用。兩國還將日美同盟和北約定位為“互補”關系，表示日本將與北約“達成廣泛合作”。可以說，“9·11”事件以來，日本加快“借船出海”的步伐，不斷擴大日本在世界安全秩序建構中的作用。

　　為了應對所謂地區安全問題，日美力圖將個別第三國納入“美日+1”模式，通過日美兩國與韓國、菲律賓、越南、印度等三邊方式配合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擴大日本的地緣戰略影響力。譬如日美印三邊磋商機制就涉及如何確保印度洋、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安全、相關國家安全合作等議題。日本還考慮與美國共同將“美日+1”合作模式擴大到整個亞太地區。

　　可以說，日美同盟隨著世界形勢的變化有新的發展趨勢。盡管日美兩國在“慰安婦問題”等方面有所分歧，但并不影響深化日美同盟關系的大局。從日本的角度來看，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戰略的主要支柱，因而要強化日美同盟，“借船出海”，不斷提高日本在同盟中的地位和作用，力求實現日本的“正常國家”化戰略，并為最終擺脫美國的控制創造條件。

　　二是旨在主導地區事務的地區安全政策。日本通過改善亞洲外交，就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地區安全和國際問題與亞洲國家進行多邊戰略對話，提升日本在亞洲事務中的發言權和主導權。同時，日本力圖建立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聯盟，增強在東亞地區的支配力。

　　中曾根康弘在《日本21世紀的國家戰略》中明確提出：9.11事件后，“關于外交問題，亞洲外交非常重要，應當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礎，構筑東亞的多邊安全保障和經濟合作機制。如東盟地區論壇是安全保障的體系，盡管還處在萌芽狀態，但是正在朝著結出果實的方向發展，應當把中國和朝鮮納入其中，推動其成為對話的機制”。日本的亞洲外交戰略的核心內容是以日美同盟作為建構亞太地區安全機制的基礎，通過支持強化東盟地區論壇等合作安全機制，積極開展多邊安全對話。日本力圖在開展多邊安全對話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增大在國際社會尤其是東亞地區的支配力和發言權。同時，日本也希望通過發展多邊安全對話來淡化對美依賴程度。

　　再次執政的安倍晉三提出了日本對東南亞外交新的五項原則，推進“價值觀外交”。并針對中國正當的海上維權活動，力圖構建海洋安全聯盟，要依照“法治”解決海洋爭端，并聯合菲律賓、越南和印度等國牽制中國。2013年2月，外務大臣岸田文雄在演說中表示，“我們重視發展與周邊鄰國的關系，站在大局和戰略性角度推進彼此合作。不是依靠實力，而是通過‘法治’致力于謀求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從整體來看，日本在亞太地區安全問題上日益借助于“價值觀外交”的手段。其目的在于聯合所謂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組成排他性海洋戰略聯盟，共同對付“異己勢力”。

　　三是著眼于“遏制”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既期望從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中獲益，又擔心中國與其爭奪地區主導權，主觀臆斷中國未來有可能在軍事上對日構成威脅。因而日本對華戰略具有“不確定性”。

　　釣魚島及東海問題的惡化表明，日本政府對華政策完全是從日本國家利益出發的，決不會背離日本整體的國家發展戰略。特別是在東亞區域合作過程中，日本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發揮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的強項，與中國在經濟領域搶奪制高點，掌握東亞區域合作主導權。另一方面，日本力圖引導亞太安全機制構建進程，借助與日本的“同質性”國家來抗衡中國。日本在不同場合提出要以共同價值理念作為東亞合作的基礎，與中國爭奪東亞區域合作的主導權，謀求通過發展與中國周邊國家的關系來抵消中國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麻生太郎有關日中關系“友好”只是獲利的手段而已的言論，已明確表達了日本對華戰略的核心內涵和本質。

　　安倍不惜以犧牲中日正常關系為代價，不斷制造“中國威脅”，以此作為日本恢復軍事行動自由能力的借口。尤其是2013年度《防衛白皮書》中，有近1/3篇幅是描述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動向，聲稱中國釣魚島及南海維權等活動，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地區和國際社會的擔憂事項”，“伴隨著可能招致不測事態的危險行動，極其令人遺憾”。白皮書渲染“中國威脅”、擴大釣魚島及南海問題事態，不僅嚴重惡化了中日關系大局，也嚴重損害了東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

　　此外，著眼于對外戰略需要，日本與俄羅斯、韓國、朝鮮等周邊國家或因領土爭端或因對待二戰侵略歷史和“慰安婦”等問題，常常展示出強硬一面，持續引起亞洲國家乃至國際社會的高度警覺和強烈譴責。

　　中國要積極妥善應對日本的威脅

　　隨著中國經濟和綜合國力的迅速發展，中日關系正進入敏感復雜的“調適期”。兩國如何給對方找到準確適當的戰略定位，事關亞太地區的穩定和發展，事關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戰略。對此，我們必須理性處理和積極應對日本對外戰略的變化。

　　要著眼長遠理性構建對日關系。8月12日，由中國日報社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的第9次“中日關系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兩國公眾始終看重中日關系，雙方認為民間對話和交流對改善中日關系依然重要。要看到，中日互為近鄰，從長計議，堅持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繼續推進兩國戰略互惠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為此，要充分利用兩國人民的力量和世界熱愛和平的力量，堅持遏制日本對外戰略的變化可能給地區和世界和平帶來的威脅。

　　要積極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6月，中美兩國元首同意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這必將對亞太地區乃至國際格局的演變產生積極和深遠影響。事實上，日本之所以氣焰這么囂張，是倚仗盟主美國站在他身后。日本頻繁制造事端在很大程度上是美日同盟的問題。要明確中國在東亞的利益與關切，以事實戳穿美日同盟所謂維護亞太和平與穩定的謊言，促使美國真正兌現“維護亞太和平穩定”的建設性作用。

　　要加快發展自己，讓自己強大起來。中國不能按照日本政客的希望落子出牌，要按照自己的節奏，努力提高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等在內的綜合國力。尤其要積極發展對付日本威脅的實質性力量，牢記“打鐵還需自身硬”，冷靜做好各種應對策略和準備。讓日本右翼分子和保守派政客們充分認識到他們的任何冒險行動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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