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美國著名科幻小說大師阿西莫夫曾預言,“越來越多的人物質上會變得富有,但他們與更大多數人之間的貧富差距也會拉大”。這恰恰成為當下美國社會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真實寫照
消除誤解
貧窮不只是少數美國人的經歷
在美國,貧富差距并不是一個新話題。1964年1月8日,第三十六任總統約翰遜面對當時美國高達19%的貧困率,在國情咨文報告中提出“向貧困宣戰”的口號,并頒布多項政策來縮小國內貧富差距。
整整半個世紀過去了,美國仍然面臨嚴重的貧困與財富不均問題。密歇根大學公共政策系教授丹齊格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最初決定向貧困問題開戰時,聯邦政府是希望首先通過大力發展經濟,并輔以健全社會安全保障網絡來減少貧困,“而實際上,過去幾十年經濟迅猛發展,但貧富差距問題依然存在,而僅靠一些社會福利措施來減少貧困,是遠遠不夠的。”
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曾將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平問題形容為“我們時代最關鍵的挑戰”,并試圖讓自己“有所作為”。奧巴馬一直呼吁國會通過立法,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減少不同性別之間工資差距,讓民眾負擔得起大學教育。但這些經濟結構性問題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每當奧巴馬提出這些問題時,總會遭到對手的強烈反對。
去年11月,華盛頓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馬克·蘭克在《紐約時報》發表了“美國貧困成主流”一文,對美國的貧困現狀進行了不同以往的解讀:首先,大多數美國人都可能經歷貧困。研究發現,約40%的美國人在25歲至60歲這一年齡段中至少會有一年時間收入低于官方貧困線,54%的美國人會至少有一年時間陷入貧困或接近貧困(即收入低于貧困線標準的1.5倍),而如果加上使用福利、收入接近貧困和失業等條件,那么80%的美國人都會遇到上述一個或多個問題。其次,在地域分布上,貧困呈現分散性。再次,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其實極其脆弱,且漏洞百出。最后,研究表明,貧困終究是國家在經濟和政治層面出現失敗的結果,大多并非個人原因造成。
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如今貧困已成為美國的主流,而對于我們很多人來講,問題不是我們是否會經歷貧困,而是何時經歷。”
正視影響
貧富差距侵蝕美國社會
奧巴馬總統曾在一次演講中指出:“(美國)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是拿走全部收入的1/3,而是拿走了一半。過去,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水平大約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已高達273倍。”經濟學家們也一直因美國中產階級工資停滯不前、富人財富暴漲的問題進行激烈討論。他們普遍擔憂,消費能力差距使得美國低產及中產階級無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而股市中80%的財富由占美國人口10%的富人掌控。這就意味著,股市的收益仍將流向富人們。總之貧富差距擴大正在“侵蝕正在好轉的美國經濟”。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談及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平問題的影響時表示,“不公平很可能是造成美國經濟陷入亂局,且無法恢復正常經濟秩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他說,現在的美國人比經濟危機前平均要窮得多。不公平問題迅速惡化,不僅大幅拖累民眾收入,也連累經濟表現。
毫無疑問,貧富差距這一張牌必將成為今年美國中期選舉中國會兩黨爭相較量的焦點。事實上,這場“戰爭”已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拉開了序幕。首先,奧巴馬總統預計會在今年的國情咨文報告中再次提出縮小貧富差距的措施,包括把聯邦政府最低時薪調高至10美元或以上。
同時,他還將為能夠盡快通過去年底已過期的涉及130萬人的長期失業金法案而繼續向國會施壓。這些都是民主黨人為中期選舉做出的努力。共和黨人則提出一系列幫助更多美國人擺脫貧困的倡議,包括附加或恢復社會保障項目的工作要求,提高聯邦機構的工作效率,增加培訓教育項目,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稅費減免優惠等等。
不過有媒體評論認為,上述兩黨選擇的道路可能都會充滿“艱難險阻”。民主黨人可能會在貧富問題上走得太遠,因而疏遠中產階級選民和富裕階層中的捐贈者。共和黨人可能會發現,他們會被貼上和2012年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一樣的標簽,當時很多選民認為羅姆尼對美國失業人口漠不關心。
探究原因
不公平政策是罪魁禍首
日前,美國《赫芬頓郵報》在一篇評論員文章中說,“美國社會不公平現象并非自然產生,而是美國政府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將資源更多地分配給經濟精英或富裕階層而最終導致了不公平。”具體講,美國政府在財富分配上采取了不公平的劃撥原則,更多財富流向富裕階層。例如美國政府財政大量補貼那些“大而不倒”的銀行,僅華爾街每年約從財政補貼中獲得800億美元,遠遠高于聯邦政府補貼給食品及其他行業的數額。
美國進步中心經濟學家亞當·赫什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美國政府的一些做法的確是造成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罪魁禍首”。他說,一方面是美國政府減貧政策仍大多停留在口號上,實際推行起來困難重重,特別是兩黨之爭似乎忽視了中產階級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是多年來,美國社會流動性在減弱,中產階級的收入萎縮,美國“橄欖型”社會的優勢正在弱化。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貧困問題專家伊莎貝爾·索希爾認為,當人們維持生計越來越難,實現理想越來越難時,就會開始質疑那種所謂“有房、有車,生活安逸,家庭幸福”的“美國夢”。她說,解決貧富懸殊和社會不公平問題已經迫在眉睫。為此她提出一系列建議,包括盡快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出臺更加合理的所得稅減免措施,以及增加就業機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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