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發生的震驚世界的華盛頓的鬧劇期間，中國的一位評論員在文章中(指2013年10月16日新華社英文版評論員劉暢的評論《美國的失敗將造就一個“去美國化”的世界》)寫道，如果美國不能成為世界制度一個負責任的成員，世界也許應當脫離這個無賴國家，它是軍事上占統治地位的強國，但是在其他的領域已經失去信譽。

　　華盛頓衰落最近的根源是政治階級出現的激烈的向右轉。過去人們以某種諷刺語調描寫美國是一個“一黨制的國家”，這并非不確切，這個黨就是分成所謂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兩個派別的“企業黨”。

　　情況已經不是這樣。美國繼續是一個只有“一個黨”的國家，但是現在它只有一個派別，溫和的共和黨人現在被稱作新的民主黨人（如同在國會已經指定的聯盟）：存在一個共和黨的組織，但是很久以前它就放棄了任何成為一個正常的反對黨團的企圖。保守派的評論員、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諾曼·奧爾斯坦因將現在的共和黨人說成是一種意識形態上極端的“激進的起義者”，他們嘲笑事實和協議，蔑視它的政治反對派的合法性，這對社會是一個重大的危險。

　　這個黨長期為最富有的人和公司階層服務。由于不可能靠這個平臺獲得選票，被迫動員社會上極端分子(根據世界的標準)的階層。這種瘋狂就是茶黨的成員和一堆非正式團體之間的新準則。

　　美國自身的傷口促成了它自己的衰落

　　共和黨的定位和它的企業家支持者期待利用這些團體作為反對居民的新自由主義襲擊的沖鋒車，以便實現私有化，解除調控和限制政府，同時保留那些為財富服務的部分，如武裝力量。

　　它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現在它可怕地發現已經不能控制它的基層。這樣對國家和社會的沖擊將變得更為嚴峻。其例子是最近共和黨對奧巴馬醫保方案(“可以得到的醫療救助法”)的激烈反對和政府關門的事件。

　　中國評論員的觀察并不完全是新奇的事情。早在1999年政治分析人士薩繆爾·亨廷頓就警告說，對世界的大部份地區來說，美國變成了“無賴的超級大國”，被看成是對各國社會主要的外部威脅。

　　在喬治·布什就任總統的頭幾個月，美國政治科學協會主席羅伯特·杰維斯曾經警告說，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來，今天第一個無賴的國家就是美國。不論是亨廷頓或是杰維斯都警告說這種過程是冒失的。對美國來說其后果可能是有害的。

　　在最近一期《外交》雜志上，大衛·凱耶審視了華盛頓脫離世界的方式的一個方面：拒絕多邊條約如同是一種運動。他解釋說，某些條約被美國完全拒絕，比如在參議院投票反對2012年殘疾人權利公約時，1999年反對全面禁止核試驗的條約。另外一些條約則因美國不作為而被排除，其中包括關于勞工、經濟或文化權利的條約、關于危險物種、污染、刑事沖突、保衛和平、核武器、海洋法和歧視婦女等領域的條約。

　　凱耶指出，拒絕國際義務變得如此根深蒂固，外國政府已經不指望華盛頓批準或它全面參加根據條約建立的機構。世界繼續前進，法律在別的地方執行，美國只是有限地參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的話)。

　　盡管不是新的，近年來實踐已經變得更加明顯，同時在國內已經悄悄地接受美國有權作為一個無賴的國家行動的理論。

　　作為一個典型的例子，幾周以前美國的特種部隊在的黎波里(利比亞首都)的街上抓住一個叫阿布·阿納斯·利比的嫌犯，將他帶到一條船上進行審問，不允許他有一名律師，也不尊重他的權利。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向媒體通報說這個行動“是合法的”，因為是在履行美國的法律，沒有對此發表評論。

　　原則如果是普遍的才是有用的。如果是古巴的特種部隊在美國邁阿密綁架了恐怖分子路易斯·波薩達·卡里萊斯，將他帶到古巴島上進行審問，根據古巴的法律進行審判，(美國的)反應是將會大不相同。說這個也沒有用。

　　只有無賴的國家才會采取這樣的行動。更準確地說，美國是擁有足夠的勢力采取行動而又逍遙法外的唯一的國家，近年來美國恣意進行侵略，用無人機進行攻擊及干了很多其他的事情，在世界上廣大的地區制造恐怖。比如，為了以另外的方式挑戰世界，美國堅持封鎖古巴，盡管遭到全世界的反對，2013年10月份在聯合國譴責美國對古巴的封鎖時(指通過要求美國取消對古巴的經濟、貿易和金融封鎖的決議，188票贊成，2票反對)，以色列和它的保護國(美國)一起投了反對票。

　　不論世界怎么想，美國的行動都是“合法的”，因為“我們(美國人)就是這樣決定的”。早在1962年杰出的社會活動家迪安·艾奇遜(前國務卿)就闡明了原則，他通知美國國際法協會，當美國以它的勢力、立場和威望回答一種挑戰的時候，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帝國主義。

　　按照前總統肯尼迪的顧問和歷史學家亞瑟·施萊辛格的說法，古巴在回答美國的一場入侵時犯了一種“罪過”，之后面對美國策劃的一次襲擊將恐怖從大陸帶到古巴島時，又“大膽地幸存下來”。

　　當美國取得獨立的時候，尋求聯合那個時代的國際社會。因此《獨立宣言》開始表示關心體面地尊重人類的意見。

　　根據外交歷史學家埃利加·古爾德的說法，一個關鍵的因素是一個沒有秩序的聯邦演變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配得上簽署條約，她觀察了歐洲秩序的公約。在得到這種地位時，新的國家也贏得了在國內的范圍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動的權利。因此能夠擺脫土著居民辦事，擴大奴隸制，機構讓人十分憎恨，在英國這是不可能被容忍的，如受尊敬的法學家威廉·默里在1772年裁決的那樣。英國先進的法律是推動奴隸的有產者的社會置身它的范圍以外的一個因素。

　　作為一個算得上簽署條約的國家有多方面的優勢：外國的承認，在它的領土范圍內沒有干涉的行動自由。它的權力提供了再次成為一個無賴的國家的機會，它自由地挑戰國際法，同時面對在國外日益增多的抵抗，因為自身的傷口促成了它自己的衰落。

　　(魏文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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