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印度國內外商界和輿論界對印度五月大選期待甚高，普遍希望這次大選能夠選出一個具有強大行動能力的新政府，帶領印度走出經濟困境，開辟新天地，將重大投資決策推遲到大選后已成印度內外資企業當前普遍做法。2013年12月上旬，印度北方四邦舉行地方議會選舉，最大反對黨人民黨一舉拿下中央、切蒂斯格爾、拉賈斯坦三邦，在總共520個議席中囊括374個議席，國大黨只得90席，連連續執政15年的首都新德里也丟給了人民黨和去年方才創建的平民黨(Aam Aadmi Party，AAP，前稱“普通大眾黨”)，連任三屆的迪克西特黯然下臺，將新德里首席部長位置拱手交給平民黨的阿爾文德·凱杰里瓦爾(Arvind Kejriwal)。選舉結果揭曉之后，印度股市、匯市連續跳漲，就充分體現了社會上的這種預期。再考慮到2012年初的邦議會選舉中國大黨僅在曼尼普爾邦獲勝，丟掉了北方、北阿坎德、果阿、旁遮普四邦，特別是在擁有近2億人口的第一大邦北方邦慘敗而被邊緣化，社會上對印度政府變天的預期更為強烈。

　　然而，即使不考慮人民黨取代國大黨可能帶來的民族、宗教等問題，縱覽印度經濟社會發展歷程，可以判斷，這種期望失之過高，五月大選即使發生執政黨更迭，也改變不了印度經濟社會的痼疾，反而可能進一步加深印度政府行動能力虛弱的缺陷。

　　一、印度權力新格局無助于改善其宏觀經濟穩定性

　　首先，印度宏觀經濟穩定性的痼疾在于持續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財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壓力，而這三者又相輔相成，形成了相互加劇的惡性循環：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造成了投機性貨幣攻擊和貨幣/金融危機的壓力;貨幣/金融危機、盧比貶值造成了居高不下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巨大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大大加深了廣大基層居民生活困境，相應的政治壓力成為執政者取消燃料等低效率補貼項目的阻力，在西式代議制民主政體下，這種阻力分外巨大，而且執政者有著強烈的內在動機不但不取消低效率補貼項目、反而進一步增加，導致財政赤字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進一步惡化;……如是反復。

　　新世紀以來，印度財政年年赤字，2000—2011年間其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在0.2%(2007年)至6.6%(2000年)之間，2009年為5.7%，2011年為4.4%。[①] 相比之下，2000—2011年間，中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在0.4%(2008年)至2.5%(2000年)之間，2007年財政盈余，緊急出臺“四萬億”反危機計劃的2009年財政赤字占GDP比重2.3%，2010—2012年依次為1.7%、1.1%和1.6%。[②]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印度政體使得其聯邦和各邦政府仍然強烈傾向于在各類補貼、救濟項目上花費巨額資金以穩定和收買選票，去年開始實施的糧食福利計劃就是典型范例，財政穩定性因此淪為犧牲品，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投資性支出相應更是常常遭到排擠。即使人民黨等反對黨上臺，他們有足夠勇氣和權力觸動這塊蛋糕、堵塞財政漏洞嗎?恐怕不容過度樂觀。

　　特別是一鳴驚人拿下首都新德里政權的平民黨及其領袖阿爾文德·凱杰里瓦爾，他們賴以起家的反腐運動固然擁有“正義”的旗號與原則，但他們宣揚的“印度400萬億盧比海外黑金”等許多東西雖然為他們招徠了可觀的人氣，卻有悖事實，經不起經濟邏輯客觀冷靜的審視。即使不考慮他們半路出家幾乎完全沒有行政管理實際工作經驗的致命缺陷，過度依靠聳人聽聞和街頭運動起家的特點也必然使得他們不理解也不敢接受上述觸動大眾利益卻無法回避的改革。相反，他們比他們替代的前任決策者更有可能采取一些符合民粹期望卻違反經濟規律的措施，從而不但不利于解決全國經濟問題，反而把這幾年領跑印度全國經濟建設的新德里也拖下水。

　　二、五月大選可能加劇印度“否決政體”問題

　　更值得外部觀察者和投資者冷靜的是，五月大選可能加劇印度的“否決政體”問題，反而讓印度更沒有辦法推行他們所熱切期待的全面改革。面對次貸危機、國債上限之爭接踵而來的壓力和美國應對不佳的現實，《紐約時報》2012年4月22日文章刊載了弗朗西斯·福山滿懷憂慮的質問——美國是否從一個民主政體變成了一個“否決政體”?即從一種旨在防止當政者集中過多權力的制度變成一個誰也無法集中足夠權力作出重要決定的制度。其實，這個問題在印度更加嚴重，由于不同利益集團都能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卻難以凝聚共識，印度政府決策特點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近二三十年印度黨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發展趨勢進一步加劇了這些問題。

　　印度獨立后最初30年里，國大黨一統天下，中央對地方擁有足夠權威;但1990年代中期以來，一批以邦為基礎的獨立地方政黨發展壯大，與國大黨和1980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黨鼎足而立，2013年12月選舉前，在11個人口4000萬以上的“政治大邦”中，國大黨和人民黨執政的分別只有3個，另外5個則長期把持在地方政黨手里。近20年來歷次大選結果也因此都是無一政黨過半數的“懸浮議會”，無論國大黨還是印度人民黨，要想在中央執政，拉攏地方小黨加盟都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

　　歷史讓印度地方政黨掌握了全國性的政治影響力，但這些缺乏全國胸懷的地方政黨卻始終盯著自己在地方上的一畝三分地，對自己獲得的聯邦職位抱著“撈一把就走”的心態，比國大黨和人民黨有著更強烈的傾向維護地方權力，為此不惜損害全國性共同利益。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對外資零售企業開放市場問題上幾天之內便出爾反爾，主要原因便是把持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國大黨等地方政黨反對;2012年7月末那場創造了世界紀錄的大斷電之所以爆發，起因是北方邦等數邦幾個月來用電超過定額，終于令印度電網不堪重負而大面積跳閘，而堪稱此次大斷電頭號“罪魁”的北方邦執政黨社會黨是十足的該邦地方政黨，在2012年3月的選舉中獲勝而上臺，為地方利益而放肆超定額用電，印度政府電力部此前曾為此警告過總理辦公室，但因為害怕得罪社會黨，印度總理辦公室對警告未加理會，最終釀成大禍。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作為全球受恐怖主義之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甚至在建立全國反恐協調機構這件關系國民身家性命的問題上，狹隘的邦權也壓倒了中央決策。與此同時，這些地方政黨入閣的部長們腐敗傾向也更為突出(突出案例是印度電信執照丑聞)。

　　印度的決策反復、朝令夕改問題與腐敗相結合，成倍提高了印度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以至于中國人將印度的腐敗總結為：搞定了中央，搞不定地方，搞定了政府，搞不定議會，等到全搞定了，又選舉了。而且，這種不確定性給流動性較低的直接投資帶來的風險遠遠大于給高流動性組合投資造成的風險。近二十余年印度大黨受制于地方性小黨、中央軟弱而地方強勢，這種朝令夕改的問題更加嚴重。

　　眾所周知，對成功的大規模改革而言，集權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集權肯定是萬萬不能的。倘若印度五月大選變天，人民黨取代國大黨贏得組閣權力，這個國家的權力是趨向集中還是更加分散?抑或外甥打燈籠——照舊(舅)?從2012、2013兩年的地方選舉結果來看，眾多政治大邦掌握在地方政黨手里的格局并未根本改變，平民黨異軍突起反而有可能激勵涌現更多的新生地方政黨，導致權力越發分散，這對于外部觀察者和投資者期待的印度全面改革是福是禍?的確，人民黨總理候選人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o Modi)連續三屆擔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政績突出，人氣旺盛，信實集團老板安尼爾·安巴尼之類商業巨頭稱他為“人中之主、王中之王”，投資者寄望于他重啟印度經濟，企圖攀龍附鳳的追隨者多如過江之鯽;但別忘了，已成跛腳鴨的曼莫漢·辛格總理也是1990年代的經濟改革先鋒，可是當上總理后，過度分散的權力格局逼得這位昔日的改革先鋒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黨派之間的和稀泥，而不是干實事，說話的語氣越來越溫和也越來越無人當真，以至于印度社會上戲謔地將手機靜音模式稱為“辛格模式”。

　　三、結束語

　　新興市場很可能成為2014年和未來數年世界經濟震蕩的主要風險所在，相應地，新興市場震蕩的傳染效應可能成為中國外部經濟沖擊的主要來源。印度經濟規模在新興市場中名列前茅，其經濟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在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中也頗有代表性，看清楚這個國家的走勢，有助于我們看清很多新興市場普遍存在的問題，看清我們“走出去”的外部商業環境，以及我們面臨的潛在外部沖擊。由于該國金融資本過度發達，金融市場偏好的炒作很可能會歪曲對該國冷靜、客觀、全面的判斷。

　　(2014.1.1，僅代表個人意見)

　　[①]《金磚國家聯合統計手冊2013》，第十四章“財政金融”。

　　[②] 《金磚國家聯合統計手冊2013》，第十四章“財政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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