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日子,騷亂似乎成了一種國際急性傳染病,泰國、緬甸、韓國……一個接一個國家、地區紛紛淪陷。12月8日晚上,就連一直被認為社會平靜穩定甚至到了“無聊”的新加坡,也發生了近40年來首次騷亂——1名印度籍客工在一起車禍中身亡,引發了數百名附近的客工發動了暴動。
平心而論,新加坡這次騷亂的規模其實并不大,直接參與騷亂的大約有400人(新警方估計數字),持續時間也僅有一兩個小時。和它的鄰居泰國動輒數以十萬人計的街頭暴動,新加坡此次騷亂的規模簡直可以說小的不值一提。似乎完全可以視為一起偶發的不幸事件,用不著太多檢討。不過,現場視頻和事后的即時調查卻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細節——大多數參與騷亂者有著一個共同的身份——南亞裔客工。讓人不得不覺察到,這場“小騷亂”的背后,仍然有著更多非偶然性的因素。
對于新加坡來說,外籍工人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緩沖器而已
客工——新加坡的新底層和緩沖器
所謂“客工”,顧名思義就是外籍務工者。而在新加坡,“客工”一般又專指持工作準證(Work Permit)的外國工人或女傭,依據新國法律,其月薪低于1800新元。早在2008年,持合法工作準證的客工人數至少達到76萬人,約占當時新加坡總人口的16%。而持更高等級的(月薪超過1800新元)就業準證的外籍工人則約有15萬人,此外,還有因為就學等原因(不包括旅游)長期停留在新加坡的人口。這些數字近年來還在繼續快速增長,截止到2012年,新加坡的非居民人口已達149萬人,而2010年新加坡最新統計的公民人口數也只有323萬。
即使不計另外長期保持在50萬以上的永久居民,外籍非居民也已經占到了新國總人口的三成左右,在實際就業人口的比例還要更高。適齡勞動力中外籍人口比例如此之高,這種狀況在全世界也是極為罕見的,估計只有海灣的幾個石油酋長國有類似的狀況。
不管愿意承認與否,外籍勞工,或者說客工都已經是新加坡社會結構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他們的工薪遠遠低于從事同行同種工作的新國本地居民,幾乎沒有升遷及發展的機會,更不可能享有本地居民可以得到的各種福利和社會保障(雖然新加坡的一般社會保障本身也很薄弱,但它的“組屋”即官售平價房政策確實非常成功和誘人)。事實上在新加坡隨便走一圈,就會發現絕大部分的客工,包括大多數持較高等級工作準證的人,構成了新加坡社會下層以及底層階級的主體。
由于本國市場規模小,同時又奉行完全的自由開放政策,新加坡經濟發展一向波動極為劇烈。以近年為例,在2009年的-2.1%之后,2010年新加坡取得了建國以來GDP增長14.7%的最高紀錄,但到2011年和2012年又急速跌到4.9%和1.3%。這種劇烈波動必然導致勞動力市場上也會經常產生劇烈的調整,首先和主要的承受者自然是客工,包括主要從事白領工作的就業準證持有者也無法避免。
對于外籍工人,新加坡的態度正如總理李顯龍所坦言的那樣:“外籍工人在新加坡是暫時居留,我們需要他們在工廠、銀行、醫院、造船廠和建筑工地工作,當工作完成之后,他們就要離開。當沒有工作可做的時候,他們就要回國……因此,請大家容忍他們。”(引自2010年新加坡國慶大會李顯龍總理講話)換句話說:對于新加坡來說,外籍工人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緩沖器而已。
雇主、政府和本地居民,客工受到的多重歧視
按人均GDP衡量,根據IMF排名,新加坡在2012年已經成為東亞最富裕的經濟體,也是除海灣石油國外,唯一進入世界前十的亞洲國家(地區)。但與大多數遭遇“產業空心化”難題的高度發達經濟體不同,新加坡雖然也有極為發達的金融服務業,但它的經濟支柱更多是制造業和一般服務業。因此,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規模龐大、收入低微的客工,不但極大的拉平、壓低了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報酬,而且提供了充足的合格勞動力,從而大幅提高了新加坡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實際上,現在如果沒有客工,新加坡的許多產業可能就會即時癱瘓。這點從新加坡各產業對“客工”的依賴比就可以直觀看出。
2010年新加坡各產業“依賴比”
數據來源:新加坡人力部對公司雇傭外籍勞工配額的估算,摘自《中國勞工權益保障研究報告之二十——中國勞工在新加坡項目勞動權狀況報告》。依賴比是指新加坡政府允許外籍勞工在各產業中的受雇比重,以上數字為其法定上限,不能完全代表某一時刻以上產業中外籍勞工的實際比例。
以依賴客工程度最高的建筑業為例,在這個占了新加坡GDP約10%的支柱產業中,中國籍客工由于技術水平高,紀律和服從性強,是相對收入最高的群體,但一般月薪也僅在1000-1500新元左右(約合4800-7300人民幣),而且要拿到這個收入還必須依賴于長時間加班,而南亞和東南亞客工的工資還要低得多。
如果說技能水平不高,只能主要從事低技術含量工作的外勞,由于可替代性強,愿意接受遠低于當地平均水準的工薪,還算是“一個愿打一個愿挨”。那么很多新加坡雇主在客工抵達后,利用不對稱的優勢大玩貓膩,就再沒有任何借口了。根據一些實際調查公布的情況,新加坡雇主違法沒收客工護照、倒收“介紹費”;拖延、扣押工薪發放;巧立名目設立高昂收費項目,此種情況都非常常見。
以中國籍客工為例,除非是由少數國營勞務公司直接派遣或介紹,否則在新加坡務工的前兩年幾乎都近于是“白打工”。而新加坡的工作準證(Work Permit)首次一般最多只批兩年期限,以后每年審批續簽,而且與原始雇主幾乎完全捆綁。這使得客工們為了得到續簽,不到實在忍無可忍,都很難下決心抵制雇主。即使客工實在忍耐不住進行反抗,由于新加坡的勞工法律極為嚴苛,與國內偏重保護勞工利益的傾向截然相反,一不小心就會維權還未成功,卻已經觸法受刑。2009年一批中國籍司機因勞資糾紛,以“集體請假”方式抗議,就被迅速認定為“非法罷工”,最后5人被判入獄,29人被取消工作準證,即時遣送回國。
即使客工完全依照規定投訴要求維護正當權益,多年來新加坡官方卻一直極其麻木拖沓。以投訴最多的無理由拖欠、克扣工資為例,新有關官方機構的相關仲裁程序總是極為漫長復雜,對客工提供證據的要求極為嚴格,但對雇主違反法律的明顯行為卻睜一眼閉一眼,甚至當雇主公然拒絕執行仲裁命令時,總是以“絕對維護法紀”而自豪的新加坡政府,絕大多數時候都會坐視不理,只要求客工們自行起訴雇主,以取得法庭執行令。完全不顧他們既不明白新國的法律體系,而且也沒時間和財力支撐訴訟。而在同時,敢于投訴的客工多會發現自己已被取消逗留許可,在結清欠薪前就必須自行回國,以后再慢慢打跨國官司討薪。
同時,由于客工規模近年來迅速擴大,壓制了一般技能的本地居民在市場上的議價能力,也分用了部分公共基礎設施,讓越來越多新加坡本地人將自己薪酬和福利水平,與世界前十富國的身份極不相襯的原因怪罪于客工,形成了相當強烈的民粹主義情緒。去年新加坡大選,反對派贏得了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最好成績,很大程度上就是借著“反移民反客工”、“新加坡人優先”的口號。
而反映在社會中,客工們發現自己的艱難處境,受到的非法剝削不僅得不到新加坡主流社會的同情與幫助,反而愈來愈受到排斥和歧視。“無處說理”感受下怨氣的日積月累,和面對以嚴酷出名的新加坡官方機器的無助感,恐怕也是一些客工對新加坡社會產生仇視,進而做出反社會行動的重要成因。
是“吶喊”還是“恐怖”皆存乎一心
此次騷亂中暴力攻擊救護人員當然是不可接受的,新加坡高層和警方在事后都迅速高調表態,誓言必將所有肇事者都繩之以法。維護正常社會的治安法紀,這當然也沒有任何可挑刺之處。只是,有心者略加留意,大概也可以有點小小的感慨。
在當今國際背景下,新加坡這次騷亂除了“偶發性”外,更會被定性為純粹反社會兇暴行徑,受到各方面的一致譴責。而這次騷亂的主力都是南亞裔客工,是不是與這一族群在新加坡社會中的邊緣地位,受壓迫過重,甚至受到基于種族的歧視有關,卻不太可能落入各大媒體和網絡名人的眼中。雖然南亞裔,甚至是擁有新加坡公民權的南亞裔,在新加坡各大種族的諸項發展指標幾乎全都墊底,早就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盡管新加坡政府長期通過調節新移民人口等方式,極力維持各大種族人口比例的手段,早就是公開的秘密,但我們仍需要問一問,這場騷亂是不是南亞裔“絕望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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