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兩年，中東的政治伊斯蘭運動經歷了“過山車”式的戲劇性變遷。2011年阿拉伯劇變后，蟄伏多年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異軍突起，成為中東政治舞臺一支重要新生力量。正當世人以為中東將迎來“伊斯蘭時代”之際，政治伊斯蘭發展勢頭卻開始轉頭向下，出現退潮現象，風頭甚健的政治伊斯蘭遭受重大挫折。正所謂“其興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政治伊斯蘭命運大起大落，偶然性中有必然性。深入剖析政治伊斯蘭興衰根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中東政治運行的基本規律。

　　一

　　2011年中東劇變為政治伊斯蘭勢力崛起提供了難得契機。一方面，中東動蕩使部分國家世俗權力體系被削弱乃至推翻，過去長期處于被壓制狀態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得以“翻身解放”。此前，在埃及、敘利亞、利比亞等世俗政權，對政治伊斯蘭勢力采取高壓政策，大量伊斯蘭分子被騷擾、關押、拷打、殺害或被驅出國門。據伊斯蘭分子者稱，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分別曾將他們30000名伊斯蘭分子關進監獄，其中很多遭到折磨。突尼斯復興黨總書記哈米德·杰巴利被關押了16年，該黨精神領袖拉希德·加努什(Rashed Ghannouchi)流亡22年。2011年中東劇變后，在“去高壓統治”和“政治全面解凍”大背景下，過去被長期關押的伊斯蘭分子被釋放，過去被禁的伊斯蘭政黨也開始重新活動。這些伊斯蘭主義者作為原有體制的受害者，受到民眾廣泛同情。有媒體稱，那些被流放國外的伊斯蘭領導人返回國內時，其所受到的歡迎程度讓人想起當年霍梅尼重返伊朗的情景。

　　另一方面，中東政治轉型為政治伊斯蘭發揮政治影響力提供了重要平臺。中東劇變后，不少國家進入破舊立新的政治轉型期。由于這些國家過去多年實行集權統治，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反對派，唯有伊斯蘭組織借“伊斯蘭教”外衣得以生存下來。這些伊斯蘭勢力意識形態明晰，組織化程度高，是阿拉伯世界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政治組織。例如，1928年建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其分支機構已遍布阿拉伯世界，并頗具政治影響：約旦的“伊斯蘭行動陣線”(Islamic Action Front)幾十年來一直是該國最大政治反對派;伊拉克的“伊斯蘭黨”(Islamic Party)自薩達姆時期就一直從事政治活動;在蘇丹，穆兄會分支機構“全國伊斯蘭陣線”(National Islamic Front)曾在1989年參與軍事政變，并一度在內閣中獲得大量職位;在阿爾及利亞、巴林、科威特和也門，穆兄會自20世紀90年代起就在議會占據相當比例席位。當前中東民主選舉恰好給這些伊斯蘭組織提供了一個展示實力和影響力的舞臺，同時也為那些長期受惠于伊斯蘭組織救濟和福利的下層階級提供了一個表達好惡、進行政治回饋的機會。這使伊斯蘭政黨在與其他政黨政治競爭時更容易勝出。

　　在這種情況下，該地區長期處于蟄伏狀態的政治伊斯蘭勢力異軍突起，成為中東政治舞臺上的重要新生政治力量：在突尼斯，“復興運動黨”在2011年10月選舉中成為制憲會議中的第一大黨;在摩洛哥，“正義與發展黨”在2011年11月眾議院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在埃及，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穆爾西在2012年6月當選總統;在利比亞，穆兄會背景的“正義與建設黨”在2012年7月“國民議會”選舉中成為第二大黨。在敘利亞，如果巴沙爾政權垮臺，該國同樣可能是伊斯蘭勢力掌權。

　　當前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實際是歷史上伊斯蘭復興的當代延續。歷史上，每逢重大轉折關頭，中東地區總會出現伊斯蘭復興：l8世紀阿拉伯半島興起瓦哈比運動，19世紀阿富汗尼發起泛伊斯蘭主義，20世紀20年代哈桑·班納創建穆斯林兄弟會，l979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等等。冷戰結束后，政治伊斯蘭化潮仍未止歇：塔利班1996—2001年間在阿富汗建立伊斯蘭政權;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2002年贏得大選后一直執政至今;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2006年贏得大選;黎巴嫩真主黨2011年1月實現組閣執政。

　　政治伊斯蘭在中東舞臺上的周期性復興，實際是伊斯蘭世界面對內憂外患等重大挑戰的應激反應和自我救贖。

　　(一)政治伊斯蘭始終是中東應對國內危機的重要“替代性力量”。

       在阿拉伯世界，伊斯蘭教不僅是一種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還是一種意識形態乃至法律政治體系。在伊斯蘭教義中，包含了許多與現代政治理念類似的概念，如大眾參與(shura,nasiha)，社會契約和基于認可的統治(bay’a)，基于真主主權和伊斯蘭法(Sharia)的法治，以及扶危濟困(nasiha,mazalim)、尊重生命、保護個人自由和財產，禁止貪污受賄等政治理念。這些內容為政治伊斯蘭勢力在政治角逐中打“宗教牌”提供了充分的發揮空間。同時，政治伊斯蘭拒絕接受世俗主義，認為世俗主義基于西方自由主義，目的是損害伊斯蘭教影響，為西方殖民者服務。政治伊斯蘭也反對“民族國家”和“民族主義”概念，認為穆斯林只應忠誠于“烏瑪”(穆斯林共同體)。這種獨特的價值觀使政治伊斯蘭相比于世俗力量和意識形態，先天具有道統優勢。“它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因而對穆斯林國家民眾頗具號召力。在經濟滑坡、社會混亂和政治蕭條期間，許多人認為這些惡果都是由異教的陰謀造成的，而拯救治療的方案就是回歸原初的、真正的伊斯蘭教。”

　　因此，當阿拉伯國家世俗化努力受挫，進入大變革時期時，民眾很可能將“轉向伊斯蘭”作為一勞永逸的突圍路徑。當前，埃及等阿拉伯國家內部積弊叢生，已到了難以繼續維系的程度。據2009年聯合國“阿拉伯人類發展報告”，當前阿拉伯世界工業化程度還趕不上20世紀70年代。現代工業的匱乏，使相關國家既缺乏代表生產力的先進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和先進意識形態，多數民眾生活貧困，知識水平不高，更認可伊斯蘭等傳統價值觀，排斥西式生活方式。即使知識程度較高的城市中產階級及部分青年學生，由于前景黯淡，思想觀念日趨保守化。如突尼斯的原教旨主義學生，本來是“未來的專業人員，即工程師、律師和醫生”，但經濟停滯和分配不公使其躋身精英階層希望日趨渺茫。“伊斯蘭主義者氣憤的不是飛機取代駱駝，而是他們自己坐不上飛機。”皮尤2010年ll月民調顯示，多數埃及人對“原教旨主義者”的好感高于對“現代化者”的好感，過半數民眾希望男女工作分開。這種相對落后的思想認識和缺乏組織的弱點，很容易被伊斯蘭組織用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這些國家一旦開啟政治轉型，必然是與傳統生產方式和傳統意識形態結合度更高、階級屬性更模糊的政治伊斯蘭勢力得勢。埃及穆爾西上臺就反映出穆兄會的高度組織化以及與國家的傳統文化、經濟和社會動力的一致性。

　　(二)政治伊斯蘭獨特的國際觀和動員體系，使之自動對外部挑戰作出應激性反應。

       在應對外來挑戰方面，政治伊斯蘭比世俗民族主義更具號召力。中東的世俗民族主義盡管包含謀求獨立自主成分，但其本質是一種“舶來品”，與伊斯林信仰相悖，這使其很難有效增強國家的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這種以現行國家為認同單元的世俗民族主義，對應的是中東破碎型地緣格局，因而更符合西方的戰略規劃。相比之下，伊斯蘭教更具有普及性和神圣性。無論溫和派還是激進派，生活在君主國還是共和制國家，阿拉伯人都有共同的精神遺產——伊斯蘭主義。伊斯蘭教中的烏瑪(穆斯林共同體)觀念，更符合“穆斯林皆兄弟”的傳統身份認同。“伊斯蘭提供了一種植根本土、足以替代阿拉伯主義的有吸引力和可信度的政治認同。”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蘭的國家觀(烏瑪)將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意識形態與地緣版圖有機結合，因而更能有效抵御外部威脅和挑戰，創造輝煌業績：先知穆罕默德正是憑借政教合一產生的巨大能量(“一手持劍，一手持《古蘭經》”)，短期內建立起地跨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國;土耳其人也是憑借伊斯蘭教與軍事力量結合，建立了令歐洲望而生畏的奧斯曼帝國。在當代，伊朗1979年革命后建立的神權政體，雖然倍受外界病詬，但卻使伊朗面對西方數十年制裁和圍堵仍屹立不倒。政治伊斯蘭為阿拉伯世界擺脫外來壓迫、實現民族復興提供了某種替代性方案。

　　由此不難理解，為何每逢伊斯蘭世界遭遇重大外部挑戰，總會出現政治伊斯蘭的身影。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用“挑戰與應戰”的視角揭示文明的起源、發展與衰落。他認為，文明產生于人類對各種困難與挑戰的應戰。當前政治伊斯蘭復興，實際就是對嚴峻外部挑戰的應戰性反應。近些年來，伊斯蘭世界面臨外部挑戰日益嚴峻。一方面，以色列濫用武力趨勢日益明顯。以色列自立國后，對阿拉伯世界一直采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態勢，阿拉伯世界在軍事較量中則屢屢落敗。尤其近些年，以色列自恃以強阿弱，對阿拉伯國家動輒使用武力，如2006年大舉入侵黎巴嫩;2008年底對加沙地帶發動“鑄鉛行動”;2011年11月空襲西奈半島;2012年2月空襲敘利亞科學研究中心等等。對此，阿拉伯國家總體反應虛弱。另一方面，美國自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在中東行事日益肆無忌憚。尤其“9·11”事件后，美國以“反恐”為名，先后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同時大力推行“中東民主改造”，這實際是基督教文明對伊斯蘭文明的一次“文明改造”。

　　面對咄咄逼人的外部挑戰，阿拉伯現行政權反擊無力，甚至不如伊朗總統內賈德和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這種反差給阿拉伯民眾造成巨大心理震撼，在阿拉伯民族主義已悄然殞落背景下，這種尋求自我救贖的強烈情緒，很容易轉向伊斯蘭，從政治伊斯蘭中尋求解決之道。“如今的阿拉伯人感覺好像回到了蒙昧年代，處于四分五裂、沒有組織的邊緣地位，以至連猶太人都能欺負他們。宗教人士聲稱，這是因為阿拉伯人丟棄了賜予他們真正力量的武器：信仰。歷史上，正是宗教讓阿拉伯人成為偉大的民族;現在，人們如果能恢復對宗教的熱情與虔誠，真主就會再次站在他們這邊。”

　　當前政治伊斯蘭復興實際是阿拉伯世界反對外部干涉、謀求民族復興的一次新嘗試。早在20世紀90年代，突尼斯復興黨領導人加努什曾宣稱，“我們必須不間斷地向美國發動戰爭，直到他們離開伊斯蘭的領土，否則我們將在整個伊斯蘭世界破壞它們的利益”，穆兄會新任總訓導師穆罕默德·貝迪2010年l0月宣稱，將發動一場反對美國、英國、以色列、猶太人和腐敗的阿拉伯統治者的圣戰。2011年中東劇變后政治伊斯蘭勢力上升，正是這種謀求獨立自主、擺脫外國價值觀、反對外部軍事干預的體現。美國智庫“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評估埃及變革一周年的報告認為，穆斯林兄弟會領導人的對外政策，體現出反以反美立場(呼吁就戴維營協議全民公投;譴責以色列破壞阿克薩清真寺;指責美國干預埃及政治等)。

　　二

　　然而，政治伊斯蘭的執政前景并不樂觀。就在政治伊斯蘭參政勢頭如火如荼之際，衰敗跡象已經日漸顯現。在突尼斯，繼2013年2月“復興運動黨”總理杰巴利辭去總理職務，7月25日反對派領導人布拉米被謀殺，促使民眾再次要求解散“復興運動黨”領導的聯合政府，而8月6日制憲會議宣布暫停工作，表明議會已開始與“復興運動黨”公開對抗。在埃及，穆兄會背景的穆爾西政府上臺執政后，頻頻遭遇民眾大規模抗議，7月4日埃及軍方借民眾抗議勢頭，將穆爾西政府強行趕下臺。在利比亞，7月26日著名政治活動家米斯馬里被暗殺，以及此后爆發的大規模越獄、汽車炸彈襲擊等事件，激發民眾抗議游行，現政府對暴力暗殺事件不作為，示威人群甚至闖入利比亞穆斯林兄弟會建立的“公正和建設黨”與“利比亞國家力量聯盟”總部，要求解散國民議會及臨時政府。此外，阿聯酋安全法庭罕見地判處幾十名穆兄會成員十到十五年徒刑，土耳其執政多年的正義與發展黨政府遭遇持續大規模抗議。地區政治伊斯蘭運動遭受重大挫折。

　　表面看，突尼斯、埃及等國政治伊斯蘭影響下滑各有原因。埃及的穆爾西政府權力基礎不牢，卻獨斷專行，導致世俗與宗教力量權爭加劇。同時，穆爾西經濟治理乏術，競選承諾難以兌現，由此使民眾不滿日增，一年爆發七千多次抗議，從而為軍方軍事政變提供契機。突尼斯民眾對本國政府不滿情緒比埃及還甚。據統計，突尼斯有78%民眾不滿國家的發展方向(埃及為62%)，83%的人認為國家經濟狀況更加糟糕(埃及為76%)，81%的民眾認為腐敗更加嚴重(埃及為64%)。突尼斯制憲議會停擺、“復興運動黨”統治遭遇危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

　　然而，上述問題不過是政治伊斯蘭面臨困境的冰山一角。事實上，政治伊斯蘭運動存在若干結構性缺陷，即使沒有埃及軍事政變等突發性事件，其也很難擔當起民族復興大任，其政治前景注定將十分黯淡。

　　(一)復古主義價值觀與復雜現實難以“對接”。

       如果說世俗意識形態的特點是承諾未來提供美好愿景，伊斯蘭價值觀的特點就是通過不斷重溫歷史輝煌來贏取民眾支持。在伊斯蘭教史上，穆罕默德創教時期和隨后的四大哈里發時期(632-661年)，恰恰是伊斯蘭教上最為輝煌的“黃金時代”，并令后世穆斯林景仰不已。在伊斯蘭主義者看來，只有嚴格遵循《古蘭經》和圣訓、實行哈里發統治的政體才能算合法政體。由此使政治伊斯蘭形成一種回溯性歷史觀。“政治伊斯蘭將重返信仰及重建烏瑪，作為替代當前不道德和專制統治的唯一途徑。”由此不難理解，政治伊斯蘭勢力一旦掌權，往往率先將“全面伊斯蘭化”作為施政重點。2011年，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提出的政治口號就是“伊斯蘭是解決辦法，是一勞永逸的改革”。競選時呼吁禁止沙灘旅游、禁止銀行收取利息、懲處批評沙里亞法者。當選后提議設立“伊斯蘭學者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法案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更加激進的沙拉菲主義者更是強調應禁酒、帶面紗、男女分開。“一旦當權，伊斯蘭主義者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將現代政治制度置于能夠被其主要支持者接受的伊斯蘭基礎之上。”

　　然而，當前的社會經濟發展和生存環境，已與穆罕默德時期差之天壤，通過回歸傳統來實現民族復興，很難將傳統價值與復雜現實“對接”。伊斯蘭復興運動獨有的文化心態，使之對肇始于西方國家的工業化模式出現的種種弊端的指責，連帶著對西方工業文明整體也產生了懷疑。但對西方工業文明的簡單否定，并不能讓尚處在傳統社會向現代經濟社會過渡的穆斯林國家直接躍過這一歷史階段。他們致力于追求傳統，而從宗教資源中開掘經濟思想的努力顯得內容單薄而和者甚寡。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隨著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日新月異，各種新事物、新觀念、新問題不斷涌現。所有這些，決定了指導思想也要與時俱進，適應復雜多元的現實社會需要。而政治伊斯蘭作為一種管理國家的哲學，已經被證明與現代政府的復雜性并不匹配。

　　不少伊斯蘭組織也意識到不可能完全照搬伊斯蘭教義。如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不再要求建立“伊斯蘭國家”，轉而呼吁建立“帶有伊斯蘭色彩的文明、民主國家”，承認政教分離原則。但這種姿態調整又使其陷入兩難困境，正如湯因比曾指出的：“復古主義無異于立足進退維谷的兩難之境，不管他向哪一邊走去，都找不到出路。如果只顧恢復過去，而不考慮現在，那么永遠向前的生命激流勢必將他的脆弱機制沖得粉碎，相反地，如果他要把懷古之情從屬于改造現在事業，那么他的復古主義便將證明是一種騙局。”

　　(二)階級和意識形態局限使其難以真正推動生產力發展。

       伊斯蘭教史上，從未進行過類似歐洲那種帶有資產階級啟蒙性質的宗教改革，因此伊斯蘭教不太可能像基督教新教那樣，為現代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驅動力。相反，由于植根于一種傳統生產方式，伊斯蘭教更容易成為維護落后生產關系和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而當前的中東政治伊斯蘭勢力，表面看包含了社會各個階層，帶有“全民黨”屬性，但從內核和領導層看，充其量代表的是小資產階級乃至買辦階級的利益。埃及著名學者薩米爾·阿明認為，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領導層由極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和美國的金融援助)組成，外圍是中產階級中的蒙昧主義者，基礎是宗教協會通過慈善服務招募的平民，至于打擊力量則是從流氓無產者中雇用來的非正規軍。

　　這種階級屬性決定了政治伊斯蘭勢力即使上臺執政，也不可能是先進階級取代落后階級，更不可能出現先進生產方式取得落后生產方式的正向變革。一位西方學者鞭辟入里地指出：“伊斯蘭主義者在激發起大眾苦難的同時，又將其麻痹：它們在幫助民眾樹起必須有所行動的情緒的同時，又將其帶入死胡同;它們將國家引入動蕩的同時，又限制與國家真正進行斗爭。”而伊斯蘭主義者的這種矛盾性格正是源于其核心骨干的階級基礎。“作為一個階級，小資產階級不能奉行一種屬于本階級的持續而獨立的政策。傳統的小資產階級(小店主、小商人和小業務)總是在渴望安全的保守傾向，與期待從激烈變革中謀得更多好處的變革期待之間左右徘徊。這種矛盾性在埃及、阿爾及利亞、伊朗、蘇丹和其他國家均有體現。”由于意識形態和階級屬性的局限，政治伊斯蘭很難在推進生產力向前發展方面有大的突破。

　　另外，政治伊斯蘭運動的立足點或“興趣點”并不在經濟建設本身。政治伊斯蘭的思想體系盡管包羅萬象，實際主要是政治、社會、道德、信仰等領域，其對如何實現經濟發展則語焉不詳。許多伊斯蘭領導人談論和處理政治和文化問題口若懸河，游刃有余，但對復雜繁瑣的經濟問題卻茫然失措，捉襟見肘。它們與經濟發展本身并不發生內在聯系，與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社會階層的聯系也不很緊密，因而它反過來也很難為經濟發展提供穩定、持久的保障措施。“伊斯蘭激進運動對于治理民眾從來就沒有明確的概念，也沒有什么興趣。這在塔利班的統治中得到充分的證明。凈化是他們的目標;一旦純潔成為至高無上的要求，離恐怖就不遠了。”

　　而2011年突尼斯、埃及等國民眾起身造反，除了反對獨裁和政治壓迫，更重要的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在過去二十多年來，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經濟以及經濟私有化政策，導致埃及貧富差距拉大，貧困和不平等加劇。但政治伊斯蘭勢力顯然沒有認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更談不少開出正確藥方。穆斯林兄弟會傾向于基于現狀建立一種自由市場經濟。穆兄會副總訓導師海拉特·阿里·沙特爾(億萬富翁)，曾明確提出推行帶有伊斯蘭色彩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穆兄會另一位有影響力的富翁哈桑·馬里克倡導類似政策路線。薩米爾·阿明認為，穆兄會以政治文化簡單而著稱。這種政治文化僅僅滿足于承認伊斯蘭關于私有財產觀念的“合法性”與“自由”市場的關系，而不考慮這些活動的本質，這些基本的經濟活動(“巴扎”，意為集市)無力推動國家經濟發展。從實踐看，穆兄會上臺后，繼續推行私有化計劃和價格自由化政策，而不提高最低工資水平，甚至推行減稅、取消醫保、反對成立工會。因此，即使不是因為穆爾西接手的是“爛攤子”，即使沒有軍方政變，穆爾西政府的經濟政策的效果，也不會比穆巴拉克政權時期更好，由此決定了被趕下臺是早晚的事兒。

　　從歷史經驗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東就曾掀起過伊斯蘭復興潮。這些伊斯蘭主義者此前曾對世俗政權百般攻訐，但它們上臺后同樣未能提供成功的經濟模式和經濟業績。伊朗很大程度是依靠從石油資源獲得的巨大盈利，才緩和了經濟困境。沒有石油資源的國家(如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宗教勢力當權明顯導致了貧窮、專制和無休止內戰。約旦穆斯林兄弟會也曾在1989年首次大選中獲勝，但其四年后便遭遇慘敗，就是因為他們拿不出好的經濟政策，只知道強調男女大防(如立法禁止父親觀看女兒的體操比賽)。“不管原教旨主義運動及其政府的政治、宣傳機構取得怎樣的成功，他們對現代社會的緊要問題沒有真正的理解，因此也提不出任何解決辦法。”因而，政治伊斯蘭運動在20世紀90年代末重新歸于沉寂。

　　(三)變革國際秩序有心無力。

       伊斯蘭教的跨國特性決定了伊斯蘭主義者往往是天然的國際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穆斯林首先是偉大的伊斯蘭教的忠誠實體“烏瑪”(umma)的成員，其次才是領土統治者的臣民。”他們從《古蘭經》和宗教教義出發，認為現代民族國家有悖于伊斯蘭教的基本原則;認為國家主權是有限的，唯有真主才擁有絕對主權;認為穆斯林社會的共同利益高于國家利益。依照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世界觀和政治邏輯，其對外政策實際存在依次遞進的多層次目標：近期目標是根本擺脫對西方的依附;中期目標是輸出伊斯蘭革命，解放“被壓迫”的穆斯林;遠期目標則將伊斯蘭教義從“伊斯蘭地區”傳播到“非伊斯蘭地區”。

　　伊斯蘭教的“烏瑪”國際觀與現行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格格不入。一旦進入主權國家體系，穆斯林就會在國家與宗教忠誠之間出現游離，一定程度分散、弱化了國家的整合能力，尤其是缺乏對現行主權的忠誠度。“因為沒有授權神職人員充當信徒與真主間的中間人，伊斯蘭教并沒有把個體緊緊地綁入整齊劃一的宗教社區，他們的最終的忠誠是給《古蘭經》的法律的，教會與國家同盟在伊斯蘭教中毫無意義。”這就是為何伊斯蘭世界進入主權國家體系后，至今仍有些“水土不服”的原因。那些伊斯蘭勢力掌權的國家曾不同程度出現“輸出革命”，資助各國政治伊斯蘭勢力，號召各國穆斯林起來反對本國政權的做法。但這些做法明顯違反國際行為準則，并引發強烈反彈。伊朗政教合一政體是個例外。什葉派教義本身已實現了民族化，伊朗早在沙法維王朝時期(1502-1722年)就實現了領土與宗教文化的高度一致，這才使什葉派教義能夠擔當起伊朗國家宗教的功能。

　　除兩種國際觀的觀念沖突外，政治伊斯蘭變革國際秩序的意圖與能力也存在強烈反差。阿拉伯世界盡管擁有共同的血緣、語言和宗教信仰，但自奧斯曼帝國解體后始終未能建立起統一的阿拉伯國家，反而由于種種原因，在中東日趨形成以主權國家理論為依據、多國并立的“準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從一般意義上說，最能整合阿拉伯-伊斯蘭世界政治力量的意識形態有兩種：一種是從宗教中開掘復興之路、旨在動員十幾億穆斯林的泛伊斯蘭主義;另一種是從民族認同角度出發、意在動員3億多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民族主義。然而，由于西方不遺余力地阻撓任何可能促使阿拉伯-伊斯蘭世界聯合的政治思潮和運動，也由于將已經破碎的中東地緣版圖重新“縫合”起來，超出了這些“泛××主義”的能力范圍。當初掌握國家物質力量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未能完成統一大業，現在靠宗教信仰支撐的政治伊斯蘭勢力更難完成這一任務。“幾乎所有政治集團都將政治集中在國家層面。伊斯蘭教傳統上是一種超越國家的普世性觀念，但伊斯蘭主義者總是在國家體系內進行斗爭，而難以超越它。”

　　更重要的是，政治伊斯蘭內部并非鐵板一塊，因而缺乏統一而強大的行動能力。在政治伊斯蘭運動內部，按照不同的標準可分為不同的派別，如按照教義可以大體分為什葉派與遜尼派，什葉派又分為十二伊瑪目派、五伊瑪目派、七伊瑪目派、阿拉維派等分支;遜尼派則分為哈乃斐、馬立克、沙斐儀、罕百里四大教法學派。按照立場則可以劃分為激進派、溫和派與保守派。這些不同教派、支派之間各有訴求，難以統一行動。“他們太分散或太軟弱，以至于不可能替代現有的國家政權。……盡管伊斯蘭教本身具有強烈的跨國性，但不管在國內還是在國家間，伊斯蘭主義者在構建廣泛的政治聯盟方面都不諳此道，而且他們自身又非常易于分成彼此競爭的幾個派系。”例如，埃及穆兄會掌權后，很快就將薩拉菲派“光明黨”分道揚鑣，由此不難理解，在2013年7月4日埃及政變時，“光明黨”為何贊同將穆兄會趕下臺。內部分裂使政治伊斯蘭勢力很難真正擰成一股繩，使其在變革國際體系方面有心無力，難以將政治宏圖化為現實。

　　尤其在當前西方一枝獨大的國際權力體系，極大限制了政治伊斯蘭勢力發揮其政治能量。20世紀70年代末的政治伊斯蘭運動之所以能掀起巨大波瀾，很大程度是因為當時處于冷戰格局，美蘇彼此牽制使處在“中間地帶”的中東國家擁有更多回旋余地。但隨著冷戰結束、國際體系日趨由西方主導，中東國家政治自主空間受到嚴重制約。2011年中東劇變本來是場謀求自強自立的進步社會政治運動，但由于西方大國的選擇性干涉，中東轉型日趨偏離既定方向。政治伊斯蘭上臺后，美國竭力推進、培育政治伊斯蘭與美國經濟利益及“華盛頓共識”相互兼容，將埃及革命的“自由”訴求，曲解為消除對市場資本主義的管制。只要與美國經濟政策一致，美國并不關心是獨裁者還是政治伊斯蘭分子掌權。在此背景下，政治伊斯蘭無論政治還是經濟層面，都很難擺脫對現行國際體系的依附狀態，遑論改變地區乃至國際秩序。民調顯示，盡管多數穆斯林樂意將伊斯蘭作為國家指導原則，懷念“麥地那模式”，但也承認這種模式很難應用于復雜的現代國家，更無法應用于基于世俗價值觀的國際秩序。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前中東的政治伊斯蘭運動得到卡塔爾、沙特等海灣國家的大力支持，這種淵源使其未來很可能與海灣君主國結成戰略同盟，使伊斯蘭復興變成一種瓦哈比式的宗教復興。俄羅斯學者認為，海灣國家促使伊斯蘭溫和勢力上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讓中東國家激進的瓦哈比主義取代溫和伊斯蘭義者，并認為中世紀伊斯蘭將嚴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某些情況下比任何獨裁統治者更專制。由于內外因素制約，政治伊斯蘭勢力不太可能將其國際理念付諸實踐，更無法成為反抗西方和構建新型國際體系的“第三種力量”。

　　余論

　　近百年來，阿拉伯-伊斯蘭世界為實現民族復興，差不多試遍了所有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當前，中東政治潮流的鐘擺式調整，再次將政治伊斯蘭推到歷史前臺。但由于這些政治伊斯蘭勢力沿用舊思路治理新世界，鮮有令人眼前一亮的創新性成分，因而這次政治伊斯蘭復興同樣難以承擔起民族復興重任。阿拉伯民眾剛從威權政權窠臼中擺脫出來，又陷入復古主義誤區，最終使政治伊斯蘭本身變成一種不再有影響的力量。2013年以來的一系列變故表明，政治伊斯蘭運動的政治前途可能比預想得還要短暫。

　　本文發表于《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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