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獨、藏獨、臺獨并蒙獨的威脅一直是揮之不去的陰影。從長遠看，臺獨、藏獨、蒙獨皆不為慮，唯疆獨是我們心頭之患。

　　臺獨問題關鍵是美國干涉，美國問題解決了臺灣問題就不難辦，時間在我們只一邊。藏獨短期掀不起大浪，達賴已呈強弩之末，從長遠看局勢對我們有利。蒙獨不成氣候，解決起來比較容易。“四獨”中最難解決的是疆獨。

　　分裂勢力存在的基礎一是外部干涉，二是內部存在的各種社會問題。最根本最長遠的還是內部問題，主要是國家制度所形成的凝聚力強弱(階級關系)，以及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個方面(下文簡稱“四個方面”)產生的影響。這里的講的種族就是人種。按照人類學專家習慣的劃分方法，地球上的人類可分為三種，白色人種也稱歐羅巴人種、黃色人種也稱蒙古利亞人種、黑色人種也稱尼格羅人種。

　　由于逐步走向資本主義，使國內的各類矛盾加劇。民族問題說到底是階級斗爭的問題。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長期形成的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在三十年私有化市場化下幾乎喪失殆盡。內地“群體事件不斷”，邊疆獨派更是動作頻頻。胡耀邦膚淺幼稚甚至有點嘩眾取寵的1980年關于西藏問題的講話不但吊起了藏獨的胃口，也為疆獨分子打足了氣，自此新疆民族團結的局面受到極大破壞，惡性事件不斷發生。

　　關于中國制度以及階級關系發生的變化所起到的作用會另文研究，這里重點分析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個方面帶來的影響。

　　臺灣

　　就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而言，臺灣在這四個方面和我們大同小異。問題的難度在于我們目前對臺不擁有實際管轄權，美國一直從中作梗。美國的問題毛、鄧解決了百分之八十，但這些年由于我們外交方面的失誤，已取得的外交成果又有所倒退(如武器售臺問題)。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因素將會弱化。對臺灣，最不利的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有軍事手段的選擇，統一后不存在種族、民族、文化、宗教的深層障礙。

　　西藏

　　四個方面與國家的主體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異：宗教基本相同，文化部分相通，人種相同，只有民族的差別。但漢藏兩個民族之間可以通婚，長遠看相互之間可以融合。加之達賴老矣，主動權在我們這里。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的發展和強大，藏獨勢力會逐漸減弱，國外流亡者空間會被大大壓縮，一部分可能會融入當地社會，一部分會“一隊叔齊下首陽”，返回中國。

　　內蒙古

　　情況和西藏差不多，在種族、宗教、民族、和文化四個方面和我國主體大部分相同，少部分有差異：宗教基本相同，文化相關度高，又同為蒙古利亞人種。民族雖然不同，但與漢民族融合程度高于藏族。蒙古不但有元朝八十九年的融合歷史，在清朝又和滿族(他們源于一個民族)共同融入中國社會近二百七十年，但由于地域的分離，相對于滿族他們保留了更多一些的民族特性。原來由于蘇聯和外蒙的支持以及西方其他勢力的介入，尚有一定力量，但現已不成氣候。

　　我們最大的隱患來自疆獨

　　新疆四個方面相比較和我國主體異多同少：首先宗教不同，那里絕大部分人信伊斯蘭教。其次是民族不同，而且人種也不同，他們屬于白種人。再有文化差異很大。一個最大的障礙是很難與漢族通婚，這使相互交融非常困難。漢族的女孩嫁過去一定要信仰他們的宗教，反之如果漢族小伙子娶他們的姑娘，男方也必須皈依伊斯蘭教。伊斯蘭教這種封閉、排他的特性和政教相關度高的特點，成為相互融合的一大障礙，即使再過一百年、二百年這個問題也難以解決，很可能還會擴大。我們現在的自治區制度又人為地加大了相互之間溝通的距離。

　　胡耀邦1980年在西藏的一次關于民族問題的不恰當講話刺激和吊起了一部分疆獨分子的胃口，為疆獨勢力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而后引發了一系列惡性事件，直至今日還留有后遺癥。這不但反映了胡耀邦在民族問題上的幼稚、膚淺和一貫嘩眾取寵故意籠絡人心的風格，更說明了民族問題的敏感性和復雜性。九十年代初我去新疆出差，聽到一些五十年代到那里的老支邊干部流著眼淚憂心忡忡地說：胡耀邦80年講話挑起了維族和漢族之間的矛盾，讓我們多年的工作付之東流，現在我們很難和他們交流，他們非常排斥漢族干部，長期這樣下去局面有可能會失控，形勢不容樂觀，你們回到北京向上面反映反映。當然新疆軍區的裁撤也造成我們新的被動。要不是當年毛澤東決策讓王震帶領軍隊(后改為生產建設兵團)屯田戍邊，今天那里的局面不知會怎樣。

　　目前那里的政治形勢無法與毛澤東時代相比，但按道理講應比九十年代外部條件好很多，“九一一”之后美國(包括土耳其、阿富汗)由于自己內部出了問題，一段時間無暇顧及，使外部顛覆勢力在新疆的影響大大減弱;蘇聯解體后中亞國家向我們靠攏，《上合組織》起到了對疆獨勢力的抑制作用;新疆經濟的發展形成的與周邊國家的對比優勢，也大大有利于那里的社會穩定。

　　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從長遠看，疆獨的問題還是很嚴重的。隨著我國全面實行資本主義，毛澤東思想在那里人民生活中的影響漸漸淡出，宗教和宗教首領的勢力在不斷擴大（阿訇的作用已經浸透到普通家庭的方方面面），我們與之融合的能力在相對減弱。隨著少數民族地方官員的崛起，形成一股難以控制的力量，加之我們的各級地方官員從為人民服務向貪污腐敗的轉變，更加大了和那里廣大人民的情感和思想的距離，加深了各種社會矛盾。這個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比例的優勢和偏遠的地域條件對那里社會的穩定也都是不利的。如果新疆周邊發生變化，國際有風吹草動，都有可能給我們國家帶來麻煩。

　　沒有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未雨綢繆，從長計議，早作準備，長遠布局。

　　一，實行人口和民族的大交流，以促進各民族的交融;從長遠看要改變那里的人口比例，保證多民族的比例優勢。

　　新疆人可到內地的北京、上海來，四川人、湖南人也可以遷往新疆。我們要制訂相互遷移的鼓勵政策，使之成為常態。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快了易產生動蕩，要準備花幾十年上百年。由于民族問題的復雜性和敏感性，一旦發生民族騷亂，我們不能輕易用軍事的方法解決，因為一旦使用軍隊就有可能留下永久的傷疤和無窮無盡的后遺癥。有了以上的布局，退一萬步，就是新疆出現最壞的局面，我們還可以用選票把它拿回來。

　　二，隨著人口的比例變化要逐漸改變自治區制度;自治只能是過渡性的，決不能永久存在。

　　最終我們要實行的是各地域的平等，各民族的平等，誰也不要特殊。一段時間內在經濟上照顧和扶持落后地區是必要的，但是過分的遷就妥協會造成尾大不掉，甚至地方割據，這是非常危險的。

　　三，要重新調整行政區劃，逐漸把過大的省級行政單位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

　　新疆外部環境復雜，有多達八個國家與之毗鄰，加之地域面積太大，在管理上有難度。可已將其分為三個省。內蒙古可以東西分為兩個行政省(內東蒙和內西蒙);西藏可分為上下或前后兩藏。這樣不但便于管理也有利于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大大壓縮了分裂勢力的活動空間。

　　美國面積比我們還小一些，他們設立了五十個州(但沒設一個自治區 ，這真是明智之舉!)。我們設立四十個左右省級單位是恰當的。

　　我們要堅定走自己的路，種好自己的莊稼，不要管“拉拉蛄”怎么叫，排除外部的干擾。美國人幾乎把印第安人趕盡殺絕，他們至今沒有道歉，他們占領夏威夷并沒有想讓波西尼亞土著人自治，他們占領大片墨西哥領土也沒有讓拉丁后裔或印第安人自治，他們廉價接管了位于現在美國中部的原法國殖民地密西西比河地區的路易斯安那州也沒讓這塊法語區自治。他們憑借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優勢，改造和融合了美國地域內的一切民族，那里成為了民族的大熔爐，最后美國的各個民族和種族都接受了以西方文化為根基的美國文化，世界上現在有些人還把這些當做美談。與之相反，蘇聯以民族為單位的加盟共和國聯盟一夜間便土崩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分成捷克和斯洛伐克，曾經統一的南斯拉夫現在也以民族為基礎分裂成為七個國家，就是加拿大也有魁北克問題，英國有個北愛爾蘭的問題。這說明在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由單一民族永遠控制一個地域，從任何角度講對這個國家的統一都是不利的，美國在挑唆其他國家鬧分裂的同時，自己的憲法卻明確規定不允許任何一個州鬧獨立。

　　我們要早做準備長遠規劃，豁出去，用他一百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些大的布局，徹底解決疆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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