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香港地區暗流涌動，境外勢力暗中插手痕跡明顯。其中，英國表現搶眼，很大程度扮演了“麻煩制造者”的角色。這一現象意外又不意外：意外的是，英國早已由昔日的大英帝國淪為二流國家，居然還有心思給中國制造麻煩;不意外的是，這種動作不斷、唯恐天下不亂的做法，乃是英國一貫政策的典型體現。

　　幾百年前，英國本國領土不及海外殖民地領土的1%，卻能建立起龐大的“日不落帝國”，其統治“訣竅”就是對海外殖民地“分而治之”，為一己之利，拉一派，打一派，“在每一個殖民地里進行分化，利用這一部分去反對另一部分”，從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英國殖民者拉其普特曾說：“我們的態度是盡力維護現存的宗教的種族分裂，而不是使之融合。”這可以說是英國對外政策的真實寫照。具體地說，英國的反動戰略主要有兩種體現方式。

　　一種方式是支持那些買辦性質的落后、依附性勢力。在殖民擴張過程中，英國經常自認為是將先進文明傳播給落后地區，但吊詭的是，在殖民地挑選領導人或扶植當地政權時，英國反而對那些可能加大殖民地不平等的領導人和社會經濟結構更感興趣，甚至會主動制造出一個新的特權集團。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穩定其對殖民地的統治。因為這些統治者在國內統治基礎薄弱，因此不得不仰仗英國支持才能維系統治，因而不得不悉心維護英國在其國家中的種種利益。換言之，在亞非拉地區，英國反而與當地的反動勢力關系最密切，形成事實上的結盟關系。

　　19世紀時，英國對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百般打壓，同時對奧斯曼帝國蘇丹阿卜杜爾•馬吉德則竭力扶植。因為當時英國已經認識到，埃及日漸成為歐洲轉運商品到印度和遠東及的必經之地，控制埃及已成為大英帝國的既定戰略。但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強硬而富有進取心，他憑借自己的西式陸海軍，征服了阿拉伯、蘇丹、克里特島和小亞細亞與埃及問的地中海東岸地帶。英國顯然不愿意看到這里崛起一個可以控制該地區的現代強國。相反，馬吉德軟弱而且順從，不會對英國利益構成威脅。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顯然更喜歡一個軟弱而依附的奧斯曼蘇丹，而不是“勵精圖治的阿拉伯國王”盤踞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

　　一戰后，英國在中東進行“委任統治”，繼續鼓勵、扶植中東地區代表落后保守勢力、執政基礎不甚牢固的政權，而避免代表多數人利益的先進階級上臺掌權。當年英國在挑選費薩爾當伊拉克國王時，英國外交部官員說得非常直白： “我們所要的是一位只滿足于登基為王，而不打算勵精圖治的國王。”“我們需要的是一些有阿拉伯人參加、使我們能放心地離開而同時又能控制它的政府機構;……而且前提是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利益將得到保證。”由此不難理解，為何中東成為世界上傳統君主制國家最多的地區。

　　2011年英法牽頭發動的利比亞戰爭，同樣是為了消滅不聽西方召喚的卡扎菲政權，從制度上削弱利比亞的獨立性和民族主義成分，培植落后的依附性勢力和政治制度。利比亞本質上是個部族國家，境內有l40多個部落。這使該國的政治轉型很容易變成“按部族實力分配權力”，使該國“部族政治”色彩越來越重。這種“權力碎片化”格局只會加劇國家的“軟政權化”乃至分離主義傾向。具有諷刺意味的，這種結果恰恰是西方的戰略期待——因為只有這些國家內訌不止，才不得不更多仰仗西方，不可能再與西方為敵。

　　另一種方式更陰損，就是刻意制造地緣分裂或領土糾紛，給前殖民地造成永久性傷害。根據地緣政治規律，“海權通常是領土較小、力量建立在其商業財富基礎上的海上國家的產物。……后者天生在地理上破碎，自然特征截然不同，它們不連貫的領土通過海洋聯系到一起。它們具有基于其地理部分而分裂為較小單位的固有頒向。”而英國是典型的海權國家。它本身不具備開疆拓土、直接擴大領土面積，因而設法“讓別國領土更小”的狹隘心理，便成為英國維護霸權的慣用政策。

　　仍以英國的中東政策為例。一戰期間，為了削弱和打擊奧斯曼帝國，從1915年7月15日到1916年1月30日，英國高級專員麥克馬洪與侯賽因討價還價，共交換了八封信件(史稱“麥克馬洪-侯賽因通信”)。英國承諾在戰爭勝利后建立一個北到亞歷山大勒塔，東到伊朗邊境，南到波斯灣，西接紅海、地中海的阿拉伯國家。阿拉伯人隨后在1916年6月5日發動“阿拉伯大起義”。但與此同時，英國又在1916年4月與法國秘密簽署瓜分阿拉伯世界的《賽克斯—皮科協定》。一戰后，英法正是根據這份協定將阿拉伯世界分成多個“委任統治國”，使本來有可能成為世界一極的統一阿拉伯國家，最終被分裂為22個小國家。

　　不止如此。英國在各個阿拉伯國家內部或相互之間，仍在不斷制造事端。伊拉克就是英國這種殖民政策的犧牲品。當時英國想要控制伊拉克北部地區豐富的石油資源，為此，英國人設計出一個堪稱“完美”的計劃：讓遜尼少數派來統治伊拉克，將什葉派驅逐出權力核心，不許庫爾德人獨立。這種內耗不可能使伊拉克變成富強民主的國家。同時，為了繼續給伊拉克制造麻煩，英國將原屬于巴士拉省轄區的科威特，硬生生隔離出來，并將伊拉克在波斯灣的兩個小島——沃爾巴島和布比延島劃歸科威特，這樣，伊拉克在波斯灣的海岸線就變得非常短，伊拉克唯一港口烏姆卡斯港就失去直通波斯灣的航道，并受到科威特與伊朗的鉗制。由此埋下伊拉克與伊朗、科威特邊境糾紛的根源。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正是源于這段歷史。當前伊拉克諸多悲劇，看似是自身政策所致，實則與當年英國埋下的禍端直接相關。

　　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制造阿以沖突。正是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發表的《貝爾福宣言》，允許猶太復國主義者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民族之家”，最終鼓勵猶太人大量涌向中東，并最終在1948年建立以色列，由此在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埋下沖突的種子，使得阿以沖突曠日持久，至今都沒能解決。由于英國的中東政策翻云覆雨，反復無常，到處煽風點火，以致中東地區有種說法： “如果兩條魚在相斗，背后一定有英國人在搗鬼。”

　　從更大范圍看，為維持龐大殖民帝國運轉，英國嚴重依賴海洋運輸，因此保證海洋通道安全，控制戰略通道便成為英國的既定國策。翻開世界地圖不難發現，英國為控制這些戰略通道，要么直接占領交通樞紐(如埃及)，要么在關鍵區域制造容易控制的小國。例如，位于號稱“西方生命線”的直布羅陀海峽非洲領土上是摩洛哥;在被稱為“世界戰略心臟”的紅海南部的曼德海峽兩岸分別是也門、厄立特里亞和吉布提等小國;在號稱“世界石油寶庫的波斯灣，西岸則有卡塔爾、巴林、科威特多個小國;扼守號稱“世界油庫閥門”的霍爾木茲海峽則是阿聯酋、阿曼兩個海灣小國;而在號稱“東方直布羅陀”的馬六甲海峽，英國則扶植起新加坡這個城市國家。

　　英國兩百多年的霸權統治，留給世界的災難遠大于所謂“文明貢獻”。英國至今欠諸多受害者“一個說法”。時至今日，英國在喪失了帝國版圖后，一方面加緊參與歐洲一體化進程，試圖以“大歐洲”為平臺重溫霸權夢，另一方面卻繼續在前殖民地制造“分裂、分治、分離”，至今不肯放棄“分而治之”的霸權主義邏輯。然而，當今的中國早已不是鴉片戰爭時期的“東亞病夫”，當前的英國也早已不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國”。如果英國執迷不悟，錯估形勢，試圖在中國的底線問題上進行挑釁，最終必然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首發新華網國際頻道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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