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興起的“阿拉伯之春”變革運動，至今尚未塵埃落定。最近，發生政變的埃及和內戰不休的敘利亞兩國最為引入注目。埃及人口已經超過9000萬，是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國家，有著最為悠久的歷史，以愛資哈爾大學為代表的學術機構在整個伊斯蘭世界具有廣泛的影響。因此，埃及在政治、經濟現代化領域的探索和挫折，在阿拉伯地區具有代表性意義。

　　小時候我看過的一本近代史普及的小冊子《八十年尋路記》讓我至今印象很深，那本書把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找到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探索過程稱為“八十年尋路”。在我看來，自從19世紀初埃及的默罕默德•阿里改革開始，各個阿拉伯國家現代化的“尋路”之旅已經持續了200多年。至今，整個阿拉伯地區的大多數國家，尚未找到既適合本國國情，又順應世界大勢，還能獲得國內大多數人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種尋路之旅，在200多年的漫漫尋路之旅之后，埃及今天仍在歷史的岔路口上猶豫彷徨。

　　19世紀埃及兩次崛起過程被英國打斷

　　正如1840年鴉片戰爭中船堅炮利的“英夷”打碎了大清的“天朝上國”迷夢，18世紀末拿破侖打在獅身人面像鼻子上的一炮，也驚醒了少數居住在埃及的少數精英人物。新航路開辟之后，埃及不再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要道，整個國家在奧斯曼帝國的松散統治下陷入停滯甚至倒退的狀態。駐扎在埃及的阿爾巴尼亞軍官穆罕默德阿里來自帝國的歐洲部分，對于來自西歐、中歐的沖擊有著更深切的感受。他帶領軍隊在埃及抗擊法軍的斗爭中趁機奪取政權，消滅了長期阻礙埃及進步的馬穆魯克勢力，開始了一場類似中國洋務運動的富國強兵的改革。阿里雖然在名義上還是奧斯曼帝國的埃及總督，但他統治下的埃及事實上擺脫了奧斯曼的束縛，基本恢復了獨立。在短短40年里，埃及的棉紡織工工業就發展到僅次于英國的規模，也在法國的技術支持下建立了一支可觀的海軍。

　　阿里一度武功赫赫：他兩次出兵越過紅海攻擊在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境內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瓦哈比教派，向西占領了今天的利比亞東部。在希臘反奧斯曼的起義發生后，阿里又兼任了奧斯曼的克里特島總督。1824年秋季又出動60艘軍艦運載著1.7萬名訓練有素的官兵，在希臘本土登陸，從事反游擊戰。阿里為土耳其效力有功，因而獲得了敘利亞和巴勒斯坦地區，阿里父子一度曾有一統阿拉伯，甚至接管整個奧斯曼帝國的雄心。在國際關系史上，這被稱為“1840年東方危機”。然而，英國無法容忍在通往印度的道路上出現一個強國，聯合其他列強，出動海陸軍，武力打斷了埃及近代的第一次崛起過程。

　　此后，阿里的后代們保留了世襲統治埃及的權利，事實上建立了法魯克王朝。他們不再冒險挑戰歐洲殖民列強，也不再試圖推翻奧斯曼土耳其的宗主權，也遵守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試圖帶著鎖鏈跳舞，欺凌那些更加落后弱小的民族(這與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類似)。歐洲教官訓練下的埃及軍隊，從海陸兩個方向向非洲東部擴張。在陸地上，埃及軍隊沿著三千年前法老士兵的路線，順尼羅河而上，長期統治蘇丹，并且繼續向南，一度占領了今天的烏干達等赤道非洲地區。在東非，埃及軍隊沿著海岸線修筑了一個又一個的堡壘要塞，從蘇丹一直延伸到肯尼亞。伊斯梅爾執政時代的埃及(1863-1879年)成為當時世界領土面積較大的國家之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埃及軍隊在黑非洲并沒有被看成“自己人”，而是與歐洲列強別無二致。英國人戈登等服務于埃及軍隊的歐洲軍官，成為歐洲人深入非洲內陸的先鋒。埃及在蘇丹的殘暴統治，最終引發了馬赫迪起義。在大肆擴張之外，埃及政府還試圖通過開鑿蘇伊士運河提升國際地位，因此從英法金融界大量借款。但埃及缺乏與國際金融資本博弈的經驗，逐漸失去了財政獨立。19世紀80年代初，軍官阿拉比領導的救國運動失敗，埃及被英軍占領，淪為事實上的保護國，埃及的第二次崛起也就此中斷。

　　20世紀埃及復興之路被戰爭失敗打斷　

　　1914年，英國消滅了奧斯曼在埃及統治的最后象征。埃及 一戰后，以華夫脫黨為首的埃及自由派發起憲政運動，埃及一度成為英國控制下的君主立憲國。 1948年，埃及國王命令英國教官訓練的軍隊北上攻入巴勒斯坦參加第一次中東戰爭，一度威逼剛剛建國的以色列的臨時首都特拉維夫。但是，由于阿拉伯各國缺乏協調和美蘇支持以色列，埃及軍隊最終失敗，只保留了對加沙地帶的控制。

　　此后，在激蕩全球的民族獨立和社會主義運動影響下，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運動”推翻了法魯克王朝，武力收回了英國控制的蘇伊士運河，抗擊英法軍隊，走上了阿拉伯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道路在經濟上以計劃為主，保留一些私營成分，在政治上建立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1956年，英國、法國、以色列三國出兵埃及因美蘇的干預而失敗后，埃及一度以新興地區強國的形象出現。外交上傾向于親蘇反美，同時發起不結盟運動，在亞非拉新獨立國家擴展影響。埃及在阿拉伯聯盟中也一度居于領導地位，追求阿拉伯統一，還策劃向海灣君主國的“革命輸出”。埃及國內建設也曾有所成就，世界第一的阿斯旺高壩的建設，給埃及人帶來了久違的民族自豪感。但好景不長，1967年“六五”戰爭的慘敗讓埃及的第三次崛起夢想破滅，短短幾天之內埃及空軍全軍覆沒，西奈半島也被以色列戰爭。阿拉伯國家矛盾內部的加劇和蘇聯與美國犧牲埃及利益的妥協，讓納賽爾的繼承者薩達特倒向美國，鎮壓了本國的共產黨，不惜以被開除阿拉伯聯盟為代價與以色列關系正常化，收回西奈半島。在經濟上開始推行自由化，開始“改革開放”，事實上終結了阿拉伯社會主義道路，但保留了一黨統治。這種急劇的轉向激起了國內伊斯蘭傳統主義者的反對，穆斯林兄弟會刺殺了薩達特，但他的繼任者在親美和以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一直鎮壓兄弟會。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政治經濟體制往往被稱為威權資本主義，埃及成為全球接受美國援助僅次于以色列的國家，在世紀之交經濟曾有較快發展，但腐敗和裙帶關系也愈演愈烈。

　　埃及還有什么選擇？

　　到了21世紀初，年邁的穆巴拉克無力應對人口劇增(接近9000萬)、國際糧價和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民生壓力，一般民眾的宗教感情和反腐敗訴求，以及新興中產階級要求更多自由的政治訴求，終于在最后時刻被美國拋棄，黯然下臺。

　　截至公元2011年，200年來的埃及已經嘗試了開明專制、立憲君主制、非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威權資本主義等多種政治經濟模式，都未能持久的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埃及與中國同是文明古國，近代都曾有過被侵略的屈辱經歷，也都有過長期抗爭、尋路的歷程，都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也都曾在冷戰中更換陣營，都搞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改革。但是，與1949年之后中國走上了民族復興的大道不同，埃及仍處于反復摸索適合本國的現代化道路的過程之中。

　　迄今，埃及尚未嘗試過的主要政治體制只有四種：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軍人統治、伊朗式的伊斯蘭共和制和世俗的西方式多黨共和制。伊斯蘭世界深厚的宗教觀念與共產黨秉持的無神論抵觸較大，難以產生共產黨執政的土壤。后面三種前途中最終走上哪種道路，正是埃及目前三大政治勢力：軍方及其支持者、伊斯蘭主義者和世俗自由派的反復斗爭和妥協才能決定的。美國的態度也至關重要：沒有美國的默許甚至支持，埃及軍方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政變，也不可能在政變之后基本掌控局勢。目前，埃及存在內戰的危險。即使穆兄會忍辱負重承認政變的結果，由于埃及世俗自由派仍然脫離群眾，軍方不可能長期執政，一旦再次選舉，穆兄會扔有較大的希望再次上臺，屆時恐怕要陷入另一次循環之中，而埃及的經濟和民生則更加難以改善。

　　在當代的中東，美國的勢力已經大大削弱，不可能長期穩定保住在國內喪失民眾基本支持的政權。同時，美國在中東的勢力仍然強于其他任何大國，近期再度出現1979年伊朗那樣的情況，既親美國家變為反美國家的可能性也非常小。

　　阿拉伯政治經濟軍事的全面受挫

　　綜上，近代以來埃及的歷史可以看作阿拉伯歷史的縮影。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所”(CSIS)中東項目主任瓊•B•奧特曼博士2013年6月在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講座中指出，中東地區曾是跨越洲際的大帝國的搖籃，曾是武力、物質財富和文化向外輸出的地區。但是，近代以來，中東成為被其他地區的國家軍事占領、殖民統治的對象，至今仍是受到外界強烈影響的區域。

　　在當代中東地區的五大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猶太人和庫爾德人之中，波斯人、突厥人和猶太人都已經建立國力比較強大，政治體制比較穩固的現代民族國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土耳其共和國和以色列共和國。除了一直沒能獲得獨立，而被分割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敘利亞等國的庫爾德人，處境最差就可算是阿拉伯人了。從政治上，阿拉伯統一運動除了留下一個象征性的阿拉伯聯盟組織，幾乎沒有任何值得稱道的結果。無論是1950年代侯賽因家族策劃的伊拉克-約旦合并，還是1960年代初納賽爾力主的埃及-敘利亞合并的“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或是卡扎菲上校孜孜以求的各種版本的合并，都沒有留下歷史印記。高呼反帝反殖的復興社會黨通過軍事政變在兩個重要的阿拉伯國家——敘利亞和伊拉克奪取政權，曾給不少阿拉伯人帶來希望。然而，這兩個國家的“社會主義”很快在很大程度上稱為阿薩德和薩達姆家族統治的工具，本是同根生的兩國復興社會黨也隨之勢同水火。南蘇丹在西方支持下獨立，阿拉伯諸國眼睜睜的看做阿盟成員，曾是非洲面積最大的國家——蘇丹被肢解，卻無可奈何。

　　從經濟上看，盡管阿拉伯人坐擁豐富的石油資源，現在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可以稱為發達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沒有一個國家擁有成規模的高科技產業，沒有一個國家的工業制成品在國際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力。當伊朗的汽車工業已經排名世界前十幾位的時候，阿拉伯國家，不論窮富，街頭都還跑著清一色的進口汽車。

　　此前，阿拉伯國家是歐洲日本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場，現在這些國家也成為中國的能源提供者和商品市場。從軍事上看，無論是曾與以色列作戰的埃及、敘利亞、約旦、黎巴嫩，還是挑戰伊朗的伊拉克，或是侵入乍得的利比亞，阿拉伯國家在所有對周邊地區國家的戰爭中竟然沒有能打贏過一次，也就更沒有贏得反擊美英這樣區域外大國侵略的戰爭的可能性了。特別是1990年伊拉克入侵并吞并科威特及隨后的海灣戰爭，二戰以后阿拉伯人不打阿拉伯人的溫情脈脈的面紗被撕下。此后，阿拉伯國家中最富裕的海灣六國，基本處于美國駐軍的直接保護之下。2011年的利比亞內戰和持續至今的敘利亞內戰中，阿拉伯國家都分屬不同陣營，直接或間接的兵戎相見。阿拉伯各國領導人幾十年前就因對以色列斗爭中同床異夢被批評為“一盤散沙”，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情況無疑更為嚴重，而且已經不能用世俗VS宗教這樣簡單的陣營論加入概括。例如，海灣合作委員會六國和穆爾西執政下的埃及都反對敘利亞的阿薩德政權，但是海灣六國也支持埃及軍方推翻兄弟會，因為致力于最終建立宗教共和制的兄弟會也會對世襲君主們構成威脅。

　　阿拉伯民族的五百年屈辱

　　阿拉伯民族是當代世界上最大的跨國民族，作為一個較強自我意識的共同體只有100多年的時間。此前，中東地區大部分居民的認同一般不超過部族和村落。但是作為一種邊界不那么清晰的語言-宗教共同體，則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的四大哈里發時期。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術語”阿拉伯民族”來描述這一模糊的共同體的歷史，可以發現，自從16世紀初埃及的馬穆魯克王朝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滅亡以來，曾經在中古時代顯赫一時的阿拉伯民族一直處于世界歷史的邊緣地位，鮮有強大的政權、影響深遠的科技發明和思想家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中國經歷了“百年屈辱”，那么阿拉伯民族就承受了“五百年屈辱”，其中包括四百多年的異族統治(土耳其人、波斯人、英國人、法國人)和半個多世紀的落后狀況。直到今天，各個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邊界，以及阿拉伯國家與非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邊界，基本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由英法意等歐洲列強劃定的。世界上只有中東和非洲大規模的存在這樣的現象。西方的很多分析家們，把阿拉伯人持續的受挫感看做是恐怖主義的心理根源。

　　總之，“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探索富強道路的漫長歷史進程的一個環節。到目前為止，各個阿拉伯國家的探索之中失敗多于成功，教訓多于經驗。在短期內，阿拉伯人還很難創造出符合本地區、本國特點的穩定的發展模式，也很難把某種外來的號稱“普世”的模式成功運用。從長遠來說，阿拉伯能否走上復興的大道，不僅取決于中東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進程，也受制于全球權力結構的變化。或許，一個中美力量和影響對比更加均衡的世界，將更有利于阿拉伯人更加獨立的探索現代化的道路，更加自主的汲取其他大國，特別是中國復興的歷史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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