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機構的冗雜腐敗、富裕商人階級的驕奢淫逸、警察國家的獨斷專行以及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使得反集權專制、反腐敗、尋求社會公平和個人尊嚴等口號極具感召力。經濟萎靡、國力不興、國家地位的下滑和外部勢力干預又使得民族獨立和振興成為了社會“革命”的感召點。然而，遺憾的是，這些“革命”價值和意識形態口號，雖然反映出了埃及社會政治結構中的核心問題，卻沒有給出具有真正變革意義的答案。

　　“革命”毫無疑問是過去兩年多埃及政治生活和政治話語的關鍵詞。2011年的“1·23革命”，埃及人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權專治、威權和腐敗的統治。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間，埃及人高舉著“再次革命”的大旗，同過渡階段掌權的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戀權與固權行為作斗爭。2012年6月，穆斯林兄弟會背景的穆爾西以微弱優勢贏得總統大選，隨后他提出“繼續革命”的口號，試圖將他領導的政黨和政府塑造成“1·23革命”的代言人和“革命”目標的執行者。而反對派別則從穆爾西執政一開始就以拒絕合作的姿態不斷挑戰穆爾西政權的執行力。雙方都以捍衛“1·23革命”成就為由，支持和鼓動街頭政治。2013年6月30日，一場聲勢浩大的倒穆爾西運動爆發，在軍隊的干預下，穆爾西及穆兄會的短暫執政生涯結束了。反對穆爾西的埃及人將這場運動稱之為“6·30革命”、“二次革命”或“糾正革命”;他們認為這次新的“革命”，推翻了無能的穆爾西政府，推翻了試圖竊取“1·23革命”成果的穆兄會政權，使埃及重新回到了“革命”的正確軌道上。而支持穆爾西的埃及人則堅持穆爾西作為民選總統的政治合法性不可動搖，他們將這場“革命”稱為軍事政變，并以開羅的一個廣場為陣地，同軍隊和過度政府持續對抗，要求恢復穆爾西的合法地位。

　　在埃及的主流政治話語中，從“1·23”到“6·30”，“革命”的對象和目標都是穩定的，即反對專治、維權和腐敗，實現溫飽、自由、社會公平、尊嚴和民族復興。然而，不用深入觀察就可以發現，這種穩定性是不存在的。就“革命”的實際參與者和對象而言，穆巴拉克政權及其獲益群體從“1·23革命”的斗爭對象，變成了“6·30革命”的背后參與者；穆兄會從“1·23革命”的代言人變成了“革命”成果竊取者；而軍隊，在“1·23革命”期間是“革命”的輔助者，在之后的過渡階段是“革命”群眾的斗爭對象，而從“6·30革命”起，又成了眾星捧月的“革命”領導力量。就“革命”的目標和所推行的價值觀來說，“1·23革命”強調的是民主與社會公平，而“6·30革命”則強調反對外部干涉、尋求民族獨立和復興。一個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例子是，同樣是運用1973年阿以戰爭中埃及軍隊的英勇無畏這一主題來感召“革命”群眾，2011年初的穆巴拉克失敗了，而當下的埃及軍方卻成功了。

　　這種不穩定性表明，在兩年多來的埃及“革命”中，價值和意識形態是次要的，而權力斗爭和政治投機才是這一系列“革命”的主體，前者成了后者附庸。以倒穆爾西和穆兄會運動為例，在“6·30革命”之前，反對派別指責穆爾西專權、“穆兄會化”國家機關、將穆兄會的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至上。他們制造輿論，引導民眾發現穆爾西政權同穆巴拉克政權在專制和威權上的相似性，從而毀損穆爾西作為民選總統和“繼續革命”領導者的合法性。當時頗為流行的街頭口號是：“刮了你的胡子，穆爾西!一看，啊!原來你是穆巴拉克!”這種情形在“6·30革命”之后發生了變化。穆爾西被軍方軟禁，一批穆兄會領導人被捕之后，穆爾西的支持者打出了“合法性”這一王牌，認為穆爾西是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出來的總統，沒有任何人能強制解除他的總統職務。國際輿論也傾向于這一論調，并進一步質疑“6·30革命”的合法性，將之描述為軍事政變。這使得重新得勢的埃及軍方和自由主義陣營需要迫切證明其“倒穆”的合法性。沿用過去對穆爾西的攻擊顯然非常困難，因為不同于在街頭呼喊口號，在司法程序中證明穆爾西專權、貪污和瀆職等需要明確的證據，這個條件并不具備。出于斗爭的需要，軍方挖掘了其他罪證。他們首先指責穆爾西等一些穆兄會成員，2011年在哈馬斯的幫助下越獄;他們又指出，“6·30革命”后西奈半島發生的針對軍隊的武裝襲擊，是穆兄會授意下由哈馬斯策動的恐怖活動;他們還揭發美國駐埃及大使館同穆兄會秘密勾連，試圖幫助穆兄會控制埃及。這樣一來，“革命”的論調也從反集權腐敗變成了捍衛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反對恐怖活動、反對外部勢力干涉埃及內政。埃及的主流媒體涌現出大量持新論調的評論文章;軍方在7月隆重紀念1973年戰爭，并借勢鼓動民眾上街游行表示對軍隊和“6·30革命”合法性的支持。很顯然，權力斗爭的需要決定了對特定“革命”價值與意識形態的宣揚。

　　處于權斗附庸地位的“革命”是對“革命”這一概念的自我消解。革命，從本質上來說，應該表現為一種結構性的顛覆與重構。而在這兩年多來的埃及，“革命”僅僅表現為大規模街頭抗議引發的政權更迭，而埃及的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模式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沖擊。在埃及，“革命”制造了一個假象，一個民眾參與政治、影響政治和融入政治的假象，仿佛一夜之間，埃及的普通民眾獲得了史無前例的政治話語權，改變了少數精英群體綁架埃及國家利益的政治結構。而實際上，以街頭抗議為主要形式的“革命”并沒有催生出嶄新的民眾權力代表機制;“革命”，依然是體制外的參政方式。一旦“革命”推翻總統和政權的目的達到，埃及的權力斗爭又重新回到既有體制之內，在總統、政黨、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安全情報機關和軍隊之間展開。根據權力斗爭的需要，體制內的任何派別都會鼓動街頭抗議，以彰示自己的民眾基礎，獲取“革命”所賦予的政治合法性。這種利用“革命”壯大自身的策略，在過去的兩年多來，一直為穆兄會、其他伊斯蘭政治派別、自由主義陣營和軍隊等所采用。在埃及，“革命”成為了各方爭奪的政治資本。這種性質的“革命”，顯然與當下大多數埃及民眾所認同的偉大的、啟迪性的、引領中東乃至世界新趨勢的埃及“革命”大相庭徑。

　　于是，當下的埃及社會出現了一個“革命”悖論：一個不觸及深層社會政治結構的“革命”被埃及民眾視作偉大的社會政治革命來擁戴。解釋這個悖論的關鍵在于，認清過去60年來埃及內部社會與政治結構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埃及在地區和全球權力結構中所處的位置及其變化。

　　就內部結構而言，過去60年埃及表現出了三大特征：（1）政權借助安全機構統治國家；（2）政權通過建設龐大的官僚機構和推行經濟補貼政策來穩固統治、收買人心；（3）中小地主階級、新興富裕商人階級與官僚權貴利益綁定，通過尋租與出售土地資源獲利，忽視工業化與基礎生產力的發展。就外部結構而言，埃及在經濟上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市場供求關系變化和資本運作的影響，在地緣政治上又為大國戰略利益所牽動，長期缺乏自主性。埃及在二戰期間，是英國的重要戰備資源基地，在冷戰期間又成了美蘇遏制與反遏制共產主義傳播的戰略爭奪點;上世紀70年代起，埃及推行經濟開放政策，同以色列簽訂和平協定，接受美國的戰略援助，通過旅游業收入、海灣國家埃及勞工的僑匯和蘇伊士運河的石油運輸收益來維持脆弱的財政;民族工業不興、土地資源流失，國家逐漸為一小部分借機壯大的富裕商人階級所綁架。

　　無論是“1·23革命”還是“6·30革命”，都沒有從根本上推翻這些既有的社會政治結構。在穆爾西執政期間，富裕商人階級與穆巴拉克時期的官僚權貴采取了不配合新政權的姿態，拒絕將資本的掌控權交到穆兄會手中，聽任埃鎊劇烈貶值，外匯儲備急劇縮水。穆兄會與美國合作來穩固自身權力，順應美國試圖扶持中東地區溫和伊斯蘭主義政權來減小極端伊斯蘭主義恐怖組織對美國本土安全的威脅的方針。“6·30革命”期間，穆巴拉克時期的官僚權貴、反穆兄會的自由主義陣營同軍隊協作，重新獲得了對國家的掌控。一個非常明顯的表現是，在這次“革命”后，警察開始大規模地回歸工作崗位，安全機構維持國內穩定的格局重現。與此同時，沙特、阿聯酋和科威特等海灣資本大國的援助迅速到位，表面上短時間內解決了埃及的財政和外匯儲備危機，深層次上卻繼續將埃及置于區域資本勢力的支配之下。

　　不過，也正是這些穩定持久的內外部社會政治結構，給了近兩年多來的埃及“革命”以價值和意識形態層面的發揮空間。官僚機構的冗雜腐敗、富裕商人階級的驕奢淫逸、警察國家的獨斷專行以及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的持續下降，使得反集權專制、反腐敗、尋求社會公平和個人尊嚴等口號極具感召力。經濟萎靡、國力不興、國家地位的下滑和外部勢力干預又使得民族獨立和振興成為了社會“革命”的感召點。然而，遺憾的是，這些“革命”價值和意識形態口號，雖然反映出了埃及社會政治結構中的核心問題，卻沒有給出具有真正變革意義的答案。被激發起來的“革命”群眾，一次又一次將矛頭指向了當權者，滿足于推翻當權者的集體愉悅和狂歡之中，卻并不去尋求問題的真正解決方法。而少部分革命的領導者，為派別之間的權力斗爭所綁架，鮮有引領民眾進一步探究深層次社會革命的可能性的做法。

　　這樣一個“革命”悖論帶來的現實結果就是：“革命”名義下的社會持續動蕩與對社會政治結構層面長期性頑疾的無動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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