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2012年11月29日，第35個“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國際日”當天，第67屆聯大會議以138票贊成、9票反對、41票棄權通過了給予巴勒斯坦“國際觀察員國”(或稱“非成員國”)地位的決議。

　　次日，以色列安全內閣宣布：批準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為猶太人定居點新建3000套住房，在東耶路撒冷E1地區擴建數千套猶太人定居點住房。——全世界對此噤若寒蟬、莫可奈何!

　　時隔一月，白宮宣布：若巴勒斯坦膽敢加入國際犯罪法庭，運用“國際觀察員國”身份圖謀不軌，美國將立即終止援助。——再次見證了“象征性勝利”的價值。

　　拉姆齊·巴拉德的這篇評論文章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提示我們注意歷史。從過往歷史的軌跡中，來辨析“獲得非成員國地位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歷史不是“過去的”，它正在延續、發展，正在發生著。

　　——只有考察歷史，才可能理解“象征性勝利”的價值。

　　“國際觀察員國”：象征性勝利的價值有多大？

　　文/Ramzy Baroud 譯/瑪萬

　　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這一天，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的“非成員國”。聯合國的這份決議草案被許多人視為歷史性時刻，在聯合國成員大會上以壓倒性多數通過：138個國家投贊成票，9個國家投反對票，41個國家棄權。隨后，巴當局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做了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講。但是，數十年前，一位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感人的巴勒斯坦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也曾站在這里尋求國際團結。這在當時也被稱為“歷史性的”。

　　1974年10月拉巴特阿盟峰會上，阿拉伯人給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支持，授予它一個模糊的稱號：“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阿拉法特受邀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盡管有著呼吁新的全球團結的熱情言辭，(但在根本上，)阿拉法特的言辭背離了被西方強國認為是“激進的、不現實的”政治和領土愿望。

　　在他11月13日的講話中，阿拉法特談到了持續增長的巴解的合法性促成了他的行動：“巴解贏得了其合法性，因為其先鋒任務中固有的犧牲精神，也因為它在斗爭中甘于奉獻的領導層。認可其合法性的還有巴勒斯坦群眾……巴解代表每一個派別、聯盟、組織以及每一個巴勒斯坦人才，不管是在全國委員會還是在民眾機構中……巴解都贏得了其合法性。”他列的清單很長，盡管有些保留，但每一條都是合理的功績。

　　然而，阿巴斯的巴勒斯坦當局卻幾乎拿不出同樣的清單，該機構在約20年前作為曖昧的“和平進程”的結果而開始存在。它幾乎完全破壞了巴解曾經運行的機構，重新定義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業，變得愈加“務實”(請讀作“自私”)——目標圍繞著政治團體自身利益保護、缺乏財務問責，更像一個部落政治體制。

　　阿巴斯絕不是亞西爾·阿拉法特。但同樣重要的是，1974年的阿拉法特與早期的阿拉法特(當時他是革命法塔赫黨的領袖)之間，也有細微但根本的不同。1974年，阿拉法特提出一項建國計劃，背離了法塔赫以前的承諾——建立一個“建立在巴勒斯坦全境之上的民主國家”。而阿拉法特的修訂版本包含著這樣的意愿：“在所有已解放的巴勒斯坦領土上建立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這兩種不同都重新定義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戰略，然而，歷史表現出來的不同則要更多。自那之后，美國和以色列用鏗鏘軍刀對付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阿拉法特法塔赫領導下的巴解忍受了長達十年的“進程考試”，美國在進程中嚴厲要求：以美國“參與”(engagement)替代巴勒斯坦領導。這本身是奧斯陸協議這個結果誕生的前提條件，也是其深不可測的后果。

　　阿拉法特總是小心翼翼地為他的任何讓步裹上糖衣——比如“為了促成巴勒斯坦民族勝利”。當時沒有哈馬斯反對巴解的政策，巴解組織內的左翼群體或者被法塔赫從政治上邊緣化，或者在巴勒斯坦群眾中沒有實際的基礎。實際上真正的反對者不存在了，阿拉法特的可靠性很少受到質疑。甚至他的一些對手也發現他的真誠，盡管他們也抗議他的方式和令人痛苦的讓步。

　　巴解在國際上被容忍度的上升，表現在1974年11月22日被聯合國承認為“非國家實體”觀察員地位。1982年的以色列戰爭及隨后對黎巴嫩的入侵，已表明其破壞巴解的目的，其實質就是要扼殺巴解在地區和國際上日益上升的合法性。沒有實際的權力基礎，黎巴嫩、以色列的領導們算計著，巴解或者完全瓦解，或者政治上屈服。

　　黎巴嫩戰爭后，巴解被削弱卻未消失。但此時，這個實體已與1982年之前不同了。武裝抵抗已經不談了，至少沒有這樣的詞匯出現了。這樣的改變與某些阿拉伯國家的“好好主義”(just fine)恰好相符。幾年后，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在突尼斯的總部評估了新的現實。

　　巴勒斯坦的政治圖景大不一樣了。1987年發生了群眾起義(Intifada)，與此同時，占領地區形成了一支當地的領導。新的巴勒斯坦知識分子的名字浮現出來。他們是社區領袖、自由戰士，大多通過當地大學、以色列監獄和巴勒斯坦街頭的新的演講組織起來。此時，起義故事的標識誕生了，比如投石少年，母親與士兵們的搏斗，大量新型的巴勒斯坦戰士，以及新的語言、敘述。同樣重要的是，新的運動出現在傳統的巴解圈子之外。其中之一就是哈馬斯，人數不斷增加、政治意義也不斷增強——這曾被認為是不可能的。

　　現實為美國、以色列、當然還包括傳統的巴解領導層拉響了警鐘。還有足夠的利益可以達成“和解”。這自然就意味著巴勒斯坦領導需要作出更多讓步，以換取美國人的一點象征性補償。后者愉快地觀賞著以色列的測試氣球，以確保以色列領導不顯得虛弱或者妥協。1988年的兩個主要的事件定義了政治階段：11月15日，巴解全國委員會從阿爾及爾宣告為流亡的巴勒斯坦政府，僅兩周后，美國駐突尼斯大使羅伯特·H·小佩勒特里奧就被任命為美國特別聯絡官，他的任務就是與巴解建立聯系。盡管美國在外交言辭中宣布反對阿拉法特行動，事實上它很高興看到：這一標志性宣告伴隨著主要的政治讓步。巴解全國委員會約定在“(巴勒斯坦)民族的土地”上建立獨立的國家，要求該機構在聯合國242號、338號決議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權利”的基礎上，通過國際和平會議協商定居點問題，“調停地區所有國家的安全和和平”。

　　盡管阿拉法特不斷面對美國的更多要求——這的確從未停止過，但直到2004年他被稱中毒而死，1988年的宣言是幾年后奧斯陸協議的真正序言。從那以后，巴勒斯坦人幾乎沒有得到過什么，除了1988年開頭的象征性勝利，當時聯合國大會“承認”阿爾及爾宣言。然后，就以“巴勒斯坦”替換“巴解”進行投票。然后，就是一個接一個的象征性勝利，比如正式承認巴勒斯坦旗幟，郵票、國歌之類。實際上，現實與此非常不同，嚴酷而令人不安：原本脆弱的非法猶太人定居點變成了強固而永久的城市，相對較少的定居人口變成了現在的50多萬;耶路撒冷被定居點完全包圍，與其余被占領土割裂開來;巴勒斯坦當局1994年成立，引導巴勒斯坦人走向獨立，獨立未曾實現，它自己卻變成了巴勒斯坦永遠的領導者——只要以色列還允許它存在;巴當局腐敗造成的兩極化，與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導致內亂，巴勒斯坦的民族事業在派別和自私的計劃中分裂了。

　　毫不夸張地說，“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得到的支持激勵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這種壓倒性的支持，特別是來自巴勒斯坦傳統支持者(除了極個別之外的大多數人類)的支持，顯示了美國的霸權、施壓和以美的宣傳根本不起作用。然而，這當然不該被錯認為是巴當局行為上的真正改變。在渴望通向自由的有形動力而不是象征性的勝利的巴勒斯坦人民中間，它仍缺乏合法性、政治性，特別是道德上的合法性。

　　如果阿巴斯以為，為巴勒斯坦在聯合國獲得了口頭上的新地位，就能夠為又一個20年的徹底失敗的表演贏得政治劇場，那么，時間會證明，他將是錯誤的。然而，如果以新地位為平臺，構建完全不同的戰略，以把各階層巴勒斯坦人團結在一個新的驕傲的民族事業周圍為唯一目的，復興憔悴的政治綱領，那么，可能還有些許值得商榷的余地。的確，新的地位并沒有什么，重要的是如何去定義它、使用它。

　　歷史的確不是有希望的，未來將有最后的決定權。

　　作者拉姆齊·巴拉德(ramzybaroud.net)國際報業聯盟專欄作者，巴勒斯坦紀事網站(palestinechronicle.com)編輯。他的新作品為《我的父親是位自由斗士：加沙不為人知的故事》(倫敦Pluto出版社)

　　來源http://palestinechronicle.com/ 原文標題為：巴勒斯坦的新地位：歷史的重演還是新的巴勒斯坦政策?

　　原載中文伊斯蘭民刊《關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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