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軍政治、航天技術和核開發實際上是朝鮮用來抗衡美國武力威脅的工具，目的是為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創造條件

　　2月12日，朝鮮進行了第三次核試驗，也是金正恩執政以來第一次核試驗，在國際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由于時值春節假期，加之擔心邊境地區遭受核輻射損害，中國社會對此舉抨擊聲浪高漲，實屬理所當然。然而，中日韓俄四個鄰國在各自國內檢測結果均未發現核爆炸輻射泄漏，地理方位和風向更決定了此次核試驗即使發生泄漏也不會波及中國，中國社會對此次核試驗的最緊迫憂慮當可消除。進一步在更大背景上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朝鮮“擁核”的根本目的并不是“擁核”本身，更不是企圖借此征服世界，而是“謀和”，是希望借此贏得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所必需的外部安全環境。

　　“先軍政治”是朝鮮受到軍事威脅的結果

　　本來，根據正統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規律就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生產不斷發展的方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首先是從“資本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相對欠發達國家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國家打開突破口，對經濟發展、趕超發達國家的期望更為殷切，以至于發展經濟學先驅之一、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如此斷言：“社會主義不是一種資本主義以外的階段，而是對它的替代——一種沒有分享工業革命的國家能夠效仿工業技術成就的手段，一種在不同的競爭規則下取得迅速積累的手段。”

　　然而，置身嚴酷的現實國際環境，從蘇聯、中國到朝鮮，后發社會主義國家是否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推行何種經濟發展戰略，并不完全取決于當事國自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該國所面臨的外部安全環境。因為作為守成霸權，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將后發社會主義國家視為對其霸權的最大挑戰，對其實施了全方位的經濟封鎖，乃至直接武力干涉，蘇聯、中國和朝鮮都曾對此深感切膚之痛。美國對華全面貿易禁運始于新中國尚未正式成立之時，直至1972年尼克松訪華方才取消，當初中央情報局指揮臺灣當局海軍搶劫海峽過往船只的指揮站就設在離福州僅30公里的白犬島，直到1958年解放軍取得了一系列海空戰斗勝利后才不得不撤出。

　　四面受敵的嚴峻安全威脅，迫使后發社會主義國家在立國之初和特殊時期不得不首先集中精力謀求生存，包括優先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直到外部安全和政權生存問題初步得到解決，才有條件將更多精力轉向發展民生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沒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勝利，沒有錢學森、鄧稼先、于敏等兩彈一星元勛的偉大貢獻，中國就不可能有條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可能鴉片戰爭以來第一次以平等地位進入國際主流市場。

　　從這個角度觀察朝鮮，在法律意義上，1953年以來朝鮮半島的狀態并非和平，而僅僅是停戰，朝鮮與美國、韓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并未解除，韓國“勝共統一”、依靠美國支持顛覆、吞并朝鮮的圖謀始終沒有消除，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西方和韓國顛覆朝鮮政權的壓力更是陡然高漲，朝鮮之所以推行先軍政治，關鍵就在于這里。卡扎菲接受西方要求放棄核開發計劃，結果在內戰中面對西方空襲無招架之功，最終慘死，更進一步堅定了朝鮮領導層的上述決心。

　　發展經濟已是朝鮮的頭號目標

　　包括筆者在內，相信大多數中國人都不喜歡看到鄰國開發核武器，但我們也需要看到，先軍政治、航天技術和核開發本身并不是朝鮮決策者的目的，而是借以迫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放棄武力顛覆和吞并、轉而同朝鮮開展正常和平互利經濟政治交往的手段。在這方面朝鮮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外部軍事政治安全保障提高之后，黨和政府工作重心必然逐漸轉向經濟建設和改善民生，盡管這個漸進過程會一波三折。

　　事實上，金正恩接替最高權力以來，過去一年里已經陸續傳來一系列朝鮮國內政策取向、機構設置、建設方向等發生變化的消息，在中國國內和國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東北亞區域內各國對此尤為重視。

　　金正恩上臺伊始就提出要建設經濟強國、讓人民富裕，在朝鮮黨和政府最高會議上指示將發展經濟列為頭號目標，一再公開強調發展經濟，2012年6月更提出確立“朝鮮式。新經濟管理體制”。2013年1月1日，金正恩發表新年致辭，為金日成逝世以來19年間朝鮮領導人首次發表新年致辭。他在致辭中以“創新”“變革”和“大轉折”寄語2013年，說“最重要任務”是建設經濟，包括提高生產和改善民眾生活，“讓我們以征服太空所展現的精神和勇氣，在建設經濟巨人方面帶來大轉折”。

　　朝鮮高級領導人在聯合國大會等場合一再強調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在2012年10月1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朝鮮副外相樸吉淵發言說：“我們親愛的可敬元帥金正恩下定決心，要讓克服了重重困難的朝鮮人民在繁榮的社會主義國家過上心滿意足的幸福生活。朝鮮人民滿懷信任地跟隨親愛的可敬元帥金正恩，一心一意地團結在他周圍，以對未來的飽滿信心和樂觀主義精神走向最后的勝利。”

　　有跡象顯示，朝鮮農業管理體制正在醞釀和實施改革。外媒報道朝鮮領導層2012年廢除了掌管海外朝鮮餐廳、飯店和外匯商店等流通服務企業以籌措外匯收入的秘密資金管理組織“朝鮮勞動黨38號室”，將經濟管理權力集中到內閣。金正恩與外國大使等外賓會面的次數比金正日大大增多，范圍大大擴大……連金正恩夫人李雪主的頻頻亮相，也令許多人為之耳目一新。

　　綜合各方面因素判斷，朝鮮應該確實是在試圖從原來的“先軍政治”轉向集中精力優先發展經濟，并積極探索更大范圍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改革開放(當然朝鮮國內可能不會使用這個詞)。

　　核技術使朝鮮獲得了必要的安全感

　　筆者之所以如此判斷，關鍵原因并不是金正恩本人有在瑞士留學經歷等等個人因素，而是朝鮮在外部安全環境、組織基礎和人才儲備、基礎產業等方面具備了推行如此轉變的條件，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核彈和導彈技術開發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朝鮮領導層保障政權安全的底氣強了許多。這次核試驗，連同去年12月12日成功發射“銀河三號”遠程火箭，將“光明星三號”二期衛星送入軌道，根本目標都是“求和”，希望美國、日本等主要西方國家眼見朝鮮政權不易顛覆而與之實現關系正常化，同時收獲在國內提高金正恩威望、吸引韓國民族主義者支持等附加成果。

　　實際上，將先軍政治、航天技術和核開發視為擺脫美國武力威脅的工具，目的是借此為集中精力開展經濟建設創造條件。這種認識在朝鮮干部群體中相當普遍，從基層到高層皆然。2012年10月3日至10日，韓國《中央日報》洛杉磯分社記者李元英訪問了朝鮮的平壤和地方城市。2010年3月發生天安艦事件、韓國政府當年5月24日宣布“限制對朝交流措施”后，這是韓國媒體記者首次訪朝。10月3日在平壤舉行的晚宴上，朝鮮干部們一方面并不諱言“眾所周知，祖國非常困難。即使生產了很多好東西也沒地方賣”;另一方面表示“正是實行了先軍政治，我們才有了核武器，才擺脫了對戰爭的恐怖(美國的侵略)”，“現在我們可以大力發展經濟了”。而在2012年10月1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朝鮮副外相樸吉淵一方面稱朝鮮的核“威懾”是“捍衛國家主權的強有力武器”，一方面強調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

　　即使是在“苦難行軍”最艱苦的時期，朝鮮也不曾忘記提出各種經濟建設和民生目標，如“住瓦房、穿綢緞、吃米飯、喝肉湯”之類。近幾年朝鮮已經在經濟體制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表現出了進一步改革和發展的意愿，2009年以來尤為顯著。如金正日2009年12月視察羅先市后表示“應以進攻的態度開展對外活動，繼續拓展對外市場領域”，隨后，羅先特區開放步伐明顯提速，且升級為特別市。

　　朝鮮領導層面臨抉擇

　　朝鮮領導層的“擁核謀和”策略本身具有合理性與可行性，實施結果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把握好分寸與轉折時機。須知“擁核”初衷的合理性并不能掩蓋其副作用與高額成本，除了經濟成本之外，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損害朝鮮與其最重要支持者——中國之間的關系。因為“擁核謀和”策略實施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與風波必然會干擾中國已經獲得并且極為珍視的和平發展環境，中國決策層和公眾對核泄漏的擔憂天經地義，朝鮮核與火箭技術的進展也必然會使中方擔憂其未來在意外變故下可能成為對付中國的武器。中國固然需要在朝鮮半島擁有一個毗鄰的友邦，但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相對實力明顯上升，中國新領導核心個性更為強勢，這些因素也會降低中國決策層和公眾對別國“任性”行為的容忍度，對友邦并不例外，中國決策層和公眾需要鄰國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明辨利害、行為有度的友邦。朝鮮決策者對此如果沒有充分的認識，把握不好分寸與轉折時機，必然會付出可觀的代價。

　　有鑒于此，在成功發射銀河三號火箭和完成第三次核試驗之后，朝鮮決策者走到了岔路口：一條路是繼續投入過多資源開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一條路是見好就收，鞏固與中俄傳統關系，利用已經取得的政治軍事資本，通過政治手段實現與美日關系正常化，爭取早日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顯然，前者偏離了“擁核謀和”策略的初衷，是自取滅亡之道，后者才符合“擁核謀和”的目標，而且具備現實可行性。

　　朝鮮經濟復興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

　　從安全環境來看，朝鮮已經初步具備了集中精力優先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外部安全條件。畢竟，中國基本上已經平穩完成權力過渡，朝鮮對俄戰略盟友關系也已經進一步理順和鞏固，對西方立場強硬的普京以明顯優勢再次出任俄羅斯總統，并可望連續執政12年;美國、日本等主要西方國家眼見朝鮮政權不易顛覆，且擔心韓國坐大后跋扈難制，數年來已經逐步調整了半島政策，明里暗里越來越不支持韓國吞并朝鮮、占領整個朝鮮半島的圖謀。

　　從組織基礎和人才儲備來看，經過10余年的摸索和向中國派遣學生、干部進修學習，朝鮮已經初步擁有了一批具備市場經濟運作知識(哪怕是還相當初級)的人才。朝鮮還在更大規模地派遣學生和干部到中國等國家學習、進修、考察，為金正恩推行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路線創造人才條件。

　　與此同時，經過多年艱苦奮斗，朝鮮經濟熬過了蘇聯東歐劇變的毀滅性沖擊，在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等領域初步具備了經濟復興的基礎，這一點在能源領域尤為突出。

　　蘇聯東歐劇變對朝鮮經濟的最大沖擊便是使得朝鮮喪失了不花費西方硬通貨便可低價從蘇聯進口燃料和電力設備的機會，本來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高度機械化的朝鮮農業頓時全面癱瘓，發電量也銳減。朝鮮電力工業產能在1976年已經達到330億千瓦時，發電量1975年已經達到281億千瓦時，1989年達到292億千瓦時的歷史最高紀錄，此后便連續下降十年之久，有的報道稱1998年朝鮮發電量只有170億千瓦時。在能源瓶頸扼制之下，電氣化水平曾經遠遠領先中國的朝鮮經濟猝然深陷困境。

　　朝鮮新義州至平壤鐵路干線早在1964年就實現了電氣化，而中國東北直到2000年還沒有電氣化鐵路;1978年底中國人口9.6259億千瓦時，當年發電量2566億千瓦時，人均266.6千瓦時;而朝鮮1970年人均發電量已達1184千瓦時，達到當時的初等發達國家水平;1990年以來，停電成為朝鮮多年的常態，許多偏遠地區每天只能供電1小時左右。更糟糕的是朝鮮供電質量大大惡化，由于電壓不穩定，電機難以轉動，精密的電子設備常常被燒掉，不少現代工廠因此淪為手工作坊，火車也時停時開。在2002年以來的初級產品牛市中，國際市場上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行情一路高漲，朝鮮的壓力進一步加大。

　　然而，依托價廉物美的中國電力設備，通過近年的大力發展水電，朝鮮熙川、金野江、禮成江、漁浪川、白頭山青年、元山青年、金津江青年等一系列水電站已經全面施工建設或陸續投產，加上將燃油電站改為燃煤電站，朝鮮能源電力工業已經率先恢復了元氣。近兩年外國來訪者能夠看到平壤等城市夜景明亮起來，平壤等城市能夠建設一批耗電甚多的商業服務和游樂設施，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加上從中國輸入的電力，朝鮮電力供應狀況已經大大改善，并可望繼續先行大幅度改善，朝鮮交通、制造業等各行各業也因能源電力工業率先復興而初步具備了復興的條件。

　　中國應引導朝鮮走向正確方向

　　有鑒于此，中國和其他國家既要適度施加壓力，防止朝鮮滑向錯誤方向，又要采取有效措施，切實化解朝鮮對其安全環境的憂慮，讓朝鮮看到轉向經濟建設的可行性與利益。特別是美韓兩國某些勢力不應采取過度激化矛盾、令局勢復雜化的行為，美、韓、日三國必須明確認識并接受一項基本原則，即無論朝鮮國內局勢如何演變，抗美援朝戰爭的結果如同二戰結果一樣不容更改。

　　韓國官方和社會某些勢力對延邊乃至中國東北整個東半部及烏蘇里江以東地區提出領土要求，不僅在亞洲冬季運動會這樣的國際場合公然挑釁中國觀眾，還在2011年8月16日悍然宣布成立所謂“間島臨時政府”;而且近年來美韓兩國密集軍演;高調部署射程1500公里的玄武-3C遠程巡航導彈(覆蓋中國京滬等數十個大城市);李明博提議開征“統一稅”;2010年8月16日至26日，美韓聯合軍演首次加入假設韓國統一部官員接管平壤政權內容;今年10月7日，韓國政府宣布美國同意修改《韓美導彈協議》，將韓國彈道導彈射程從300公里延伸至800公里，同時將300公里射程導彈彈頭重量上限從500公斤提高到2噸;……這樣的做法，不應繼續出現了，希望即將執掌韓國政權的樸槿惠政府能善用與中國和朝鮮的交往資源優勢，制定實施更合理可行的對華對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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