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好看不好玩

　　2012年11月7日 星期三 晚12：19 華盛頓 杜邦中心旁

　　美國大選剛落下帷幕，奧巴馬勝了。我首先應該祝賀，這是外交禮節，也是身在華盛頓的一個中國人需要有的禮貌。我多次提醒自己，這兩天還要見不少民主黨人，一定要記著說“祝賀”;但也要見一些共和黨的支持者，我不知該說什么?如果不知道對方是什么黨的，我又該說什么呢?

　　在國內的朋友也沒有閑著，至少有5位朋友短信或私信來，告訴他們的興奮與遺憾。有的說，自己賭對了;有的講，可惜了，羅姆尼怎么辦啊，奧黑如何如何，等等。這種心態與每四年熬夜看世界杯、歐洲杯沒什么不一樣。

　　但好的政治不應像球賽，更不應像賭局。在任何德比之戰時，巴塞與皇馬的球迷往往是路目相視的;在本應贏的球賽輸了后，發酒瘋、裝顛狂甚至搞騷亂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一旦政治娛樂化、輪局化時，政治本應服務于社會的作用，就變成了某種情結發泄，仇者痛，親者快。而民主的實質，就有可能變成偽概念。

　　美國選舉民主剛產生時，是為了防止獨裁。當年五月花號進入美洲大陸時，相互協商的最終結果，主要包括防止歐洲大陸式的封建專制政治。這是美國自由精神的根本起源。但當自由的追求，變成了社會的兩大群體之間互不相讓，越來越缺少最大公約數時，選舉民主要重點思考的，不再是如何防止獨裁，而是如何防止分裂。

　　看不清這一點，美國民主就會成為壞榜樣，所有學美國的國家就會成為差學生。過去半個世紀，這樣的差學生很多：菲律賓、肯尼亞、阿富汗、哥斯達黎加……每個洲都有，而且越來越多。

　　在美國，這位世界民主的“教師爺”也有點不堪重負。現在，在芝加哥，8000多名支持興奮地搖著星條旗，等待著他們的偶像總統出來致辭;在白宮前，也有支持者在聚會。但恐怕這些為奧巴馬高興的人，大概只能高興一天，甚至一天都達不到，因為控制著眾議院的共和黨早就恐嚇，如果奧巴馬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他們就要嚴重破壞經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克魯格曼，幾天前，在他的《紐約時報》專欄上寫道：“我們有理由擔心共和黨會竭盡所能，使美國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內變得無法管理。”而后他說，這是一種“黑幫政治”，是在敲詐勒索，會陷入“黨爭僵局”的。但恰恰美國正變成這樣了，很多問題已經成為“黨派政治”的痼疾。

　　有人說，美式民主讓菲律賓政治出現了解決不了的3G問題，即Gun(槍支)、Gang(幫派)、Gold(金錢);其實，在美國，恐怕得再加上一個G，即Gays(同性戀)。槍擊案在美國已成為家常便飯，每年有3萬人死于與槍擊有關的事件;幫派政治正在使每四年的民主變成了藍紅相間的國度，以至于有政治學家曾驚呼，美國有可能會分裂;金錢，這次整整花了60億的競選費，讓越來越多人醒悟到，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富人游戲”;而同性戀成為政治話題，更是美國政治娛樂化的一個真實寫照。

　　我每次來華盛頓，朋友都會提醒你，最好不要到東邊去，西北邊是富人區，幾乎所有的智庫、企業、政客辦公地址都寫著后綴NW(North West)。這個黑人人口據說占有80%以上的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首都，在NW是不可能如此高比例看到黑人，但一旦到華盛頓的東部地區，我根本就見不到像樣的、衣冠楚楚的白人。

　　幾年前，法國思想家貝爾納-亨利•萊維在《美國的迷惘》一書中預言，美國的社會正在被區隔。它的政治分裂，正在使變得巴爾干化、部落化：美國向多元國家、馬賽克社區、族群和集體的狂想曲的轉變，使這個國家所設立的可敬目標、座右銘“合眾為一”變得難于實現。

　　如果真要這樣，對美國式選舉民主說不，就應當堅決一些，雖然，在今天中國的網絡輿論場上，這樣說還需要勇氣。因為它的確演得太好看了，盡管它真的不太好玩。

　　即使如此，我仍然需要再說一遍：祝賀奧巴馬總統，祝美國好運。因為無論如何，民主是好東西，美國是試驗現代民主最成功的國家。美國要防止民主失敗，這句忠言我不想在多年后應驗。(作者系《環球時報》編委)

　　星條旗的迷戀與彷徨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波士頓哈佛校園 清晨6點22分

　　離開舊金山國際機場，再出波士頓機場，映入眼簾的最多的是星條旗。書店門口有，漢堡店前有，安檢人員袖口有，禮品店里有，有時墻上還有掛著更大幅的。這幅紅白相間、左上角是藍底白星的大寬條印象深刻，像是一個警示鐘，敲撞著每一個來美國的外國人的腦神經，強行告訴你，這里是美國。試想一想，如果一出機艙就能看到五星紅旗的話，那種國旗警示力是怎樣的呢?可惜，我幾乎沒有那種體會。

　　一些城市設計的研究者常常批判，中國城市太像了，完全是同質化的，瞧瞧人家美國城市，幾乎每一個都有鮮明特色。這樣的批判有一定邏輯，新興國家的大城市很多都是鋼鐵森林，再在森林中植入一些復古的寬街小巷，代表著這個城市逝去的歷史與記憶。然而，相比于那些星條旗在美國所有城市的普及率，這種批判又顯得浮淺。

　　美國城市從根本上講更是同質化，從表面上看，芝加哥“藍莓山藥”般的大廈群、舊金山的金山大橋、紐約的自由女神像、華盛頓的特納河畔都顯現著各個城市的地標與外化特征，但美國城市的精神內核卻是出奇的一致。無論是曼哈頓島上梅西大廈、時報廣場旁，還是達拉斯的肯尼迪六層博物館前，或是其他任何一個城市，國旗被掛起和出現的比率遠遠大于十一國慶節的北京。

　　在美國，星條旗早已是美國憲法、權利法案所保障的所有自由的絕對象征，也成了一種主權符號，成了美國人國家特性與身份的頭號特色。美國法律規定，星條旗是絕不容許褻瀆的，它不能用來文身，不能倒掛，不能弄臟，不能撕毀。有個拉斯約加斯的朋友調侃，即使在那些紅燈區門口，也會放上一面國旗，那樣會讓妓女們顯得與軍人、富豪們一樣尊貴。

　　在電視、電影熒幕和許多海報上，到處可以看到那些手撫心臟、凝視星條旗冉冉升起的忠誠的美國人。漸漸我發現，星條旗好像代表融合著某種權勢與精神為一體的環境力量，插在哪里，就代表著這種力量的勢力在哪里，也代表著這個地方的物質與觀念不得不臣服于這種力量之下，受它的庇佑與保護，但也必須敬畏它。

　　后來我知道，美國法律規定，星條旗不能置于任何物體和徽章之下，也不能將國旗掛在骯臟的地方。在絕大多數中小學里，孩子們從小都要背誦“對美國國旗宣誓效忠”的誓詞，這些誓詞的內容是1892年美國《青年伴侶》雜志社編輯弗朗西斯o貝拉米寫成的。全文是“我宣誓忠實于美利堅合眾國國旗，忠實于它所代表的合眾國：蒼天之下一個不可分割的國家，在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

　　這是一種內化了國民教育，決不能稱之為像“洗腦”一樣的陰謀論。但另一方面，在《洗腦術：思想控制的荒唐史》里，作者多米尼克o斯垂特菲爾德用“洗腦術”來譴責那些穆斯林恐怖主義，但又承認這些手段“在廣告、電視、政治宣傳以及你閱讀的所有內容時同樣適用”，“人是理性的，有選擇的能力……人們作出不明智的決策是因為，故意營造出的環境將他們引向那樣的決策”。

　　是“洗腦”，還是“教育”是另一個爭議的話題，但對于中國人來講，圍繞國旗的國民教育肯定是比美國少，而不是多了。比如，《中華人民共國國旗法》直到1990年10月1日才頒布施行，比美國晚了至少170多年;中國的國旗法中根本沒有什么宣誓效忠的誓詞，更沒有宣誓的姿勢條文，但美國卻有明確的站姿手姿的法律規定。看來，愛國、愛國旗本質上講還得要靠基于法律的硬性教育。

　　包括法令規定、以及28次大大小小修改的星條旗，肯定是打造美國“大熔爐”的首要燃料。可惜的是，兩百多年美國愛國主義延續至今的忠誠，到現在恐怕越來越不再純色系了。

　　根據亨廷頓在《我們是誰：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一書中的說法，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這種美國人國民身份高于其他身份的忠誠純粹度開始下降。他認為，多元文化沖擊了美國信念、蘇聯解體降低了國民面臨威脅的凝聚力、外來移民引發的語言和忠誠度下降等因素沖擊著18世紀末美國剛建立時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及自由和民主的政治信念。

　　亨廷頓還講了這樣的故事，1998年在洛杉磯舉行墨西哥與美國的金杯足球賽，美國球員被“扔石頭、水杯、啤酒瓶或更杯的液體”，還用水果襲擊了幾個想要舉起國旗的球迷，看上去洛杉磯不是美國的主場，而是墨西哥的。

　　時隔10多年后，我幾次去美國，常常有一種恍忽感：這有點像雜色人的，而不是白色人的美國了。這次在加州，這種感覺更明顯。南部加州的講英語的比例相當低，有的地方甚至少于25%，相比之下，西班牙語更流行，以至于人們期盼著什么時候美國能夠出現一個西班牙裔、拉美裔的總統。在舊金山的中國城，許多人也不會講流利的英語，漢語、廣東話更流行，以至于我遇到黃種人，直接就用中文。

　　奧巴馬這位首位黑人總統(盡管稍有點白)的當選，顯然沒有解決好這個過去是純色盎格魯-新教文化，一直以來都已“大熔爐”稱呼的美國。2000年，美國人口比過去增加100倍，白人比例僅為69%、拉美裔是12%，黑人是12%，亞裔約為3%。但2010年美國人口比2000年再增長了9.7%人口，白人比例下降到了63.7%，拉美裔上升到了16.3%，黑人上升到了12.6%，亞裔則上升到了4.8%。以這個速度發展，美國白人比例最晚在2042年將低于50%，有人口統計學家甚至驚呼：那時德克薩斯州將沒有白人。

　　美國人口構成的變化，直接影響到了今后幾十年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星條旗是否還能將美國打造成一個完美的大融爐，是恢復過往無條件的迷戀，還是直接引發墜落式的恐慌，恐怕得打一個大大的問號了。

　　王文美國觀察：中國與西方最大的實力差距

　　2012年11月5日 星期一 晚 21：50 晴 記于哈佛廣場酒店

　　哈佛大學沒有想像得大，以哈佛本人的銅像為中心，半徑可能只有一兩公里，步測還不如北京大學的校園面積，可能稍比人民大學的校園大一些。雖然大學之大，不在校園，不在高樓，但因為國內去過哈佛訪學的人大多會寫一些哈佛回憶或雜記之類的，對哈佛每幢樓都如數家珍，再加之那句“先有哈佛，再有美國”的名言，多少讓人感覺哈佛的高大、深遠與寬闊。這再次說明，當事實小于期待時，事實盡管也很好，但還是容易令人失望。

　　這就像美國民主。據可靠調查顯示，對美國民主最失望的，往往是一些來自中國的華人移民。他們本以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來了以后才知道不過爾爾，盡管也還不錯，但失落之情已然而生。

　　不過，哈佛大學最令我覺得意外的是，當我告之一位教授想拜訪他時，他知道我寫過“世界政治2.0”的研究論文，竟最終決定請我做一次午餐會主講。更出乎意料的是，午餐會人來的不多，卻有像江憶恩、陸伯彬等泰斗級“中國通”在內的五位哈佛、麻省理工的教授。他們肯定不只是沖著我來的，而是我身上的標簽：中國、環球時報、微博時代的社會治理，等等。

　　午餐會進行了近3個小時，我給他們細細地介紹了目前微博時代中國治理的一些新特點以及潛在挑戰和應對之策。(內容稍晚奉上)他們細細地記錄下這些新情況。之后展開的討論，最激烈的莫過于，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審查微博的。

　　這幾年，我曾在歐洲、日本和韓國多次與對方媒體人、學者們交流過中國媒體發展現狀。對方開口閉口就是你們中國如何審查。去年在奧地利總理府，還進行了一場激烈的爭執。(可搜“王文：歐洲要有全面的中國觀”)我的核心觀點仍是，中國媒體自由還比不上歐美，但早已不是蘇聯式的審查。用審查概括不了中國媒體現狀，用“媒體管理(social management)”一詞更恰當。而這種媒體管理能力，中國還不如歐美國家來得更先進與自如。在微博時代，中國的管理水平與社會治理水平也有待提高。

　　這些觀點應當是比較符合中國媒體發展實際的。不過，我知道，這樣講往往兩面不討好。在國內，我會被批成“大五毛”;在國外，我有可能會認為是在“撒謊”。

　　我常常對中國媒體同行講，你們不要跟著歐美國家一起唱“中國媒體審查制”，那是一個話語圈套。如果它指的是蘇聯式審查，那等于完全抹殺了咱們多年來為中國媒體開放所付出的艱辛，“難道咱們這些做媒體的就那么慫、那么笨、那么沒用，‘甘愿受審查’”?如果“審查”是泛泛指政府對媒體的干擾，那么各國都有，只是中國比歐美更嚴重，但這種嚴重隨著社會發展正在慢慢變輕，最終實現符合于中國實際的媒體自由。

　　這些道理是完全能說的，也完全能對外說清的。但是，很少有中國人說，也很少有外國人信。就像中國30多年來的大進步也很少有人對外全面說清，更很少說得能讓外國人信一樣。我們有強大的外宣系統，但似乎這些年的外宣能力遠遠跟不上中國發展的實際速度。

　　原本我以為，這都是政府的原因。在哈佛大學政治系，當我看到那些琳瑯滿目的講座通知時，我發覺，原因還不僅這些。

　　我在布告欄里數了一下，11月初哈佛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將舉辦6場關于中國內容的講座，有歷史、電影、文學、政治甚至還有達賴喇嘛，但是沒有一場講座的主講人是中國大陸的，從主講人的姓名看，講孔子、老子、乾隆的竟都是純歐美學者。在哈佛政治系走廊墻上，掛著過往重大講演的舊海報，我一個一個尋過去，主講亞洲問題包括中國問題的，有新加坡高官、韓國前大使、印度大使等，卻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高官。

　　我并不是說，到哈佛講演就有多么了不起，但在這個世界聞名的學府，中國是什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未來又會如何等問題，中國人似乎是失語的，至少話語權在外國人那里。這恐怕不是被壟斷，而更多的是咱們主動地放棄。

　　晚餐，我約了在哈佛就讀的兩位中國博士生。兩位青年人在美國多年，英文很棒，很有學問，也很優秀，但唯一遺憾的是，每當談到中國問題，他們或者說不太了解現在的情況，或者一開口，就是過去常看到的歐美學者論述中國的那一套話語體系。天哪，我們不僅有放棄自我闡述的話語權的危機，還正在送我們最優秀的那批學生繼承他們闡述中國的話語權衣缽，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啊。

　　原諒我的驚詫。我只是覺得，中國發展太快，快的有點讓人看不清、看不懂、看不全，我近年來常于朋友講，自己越來越不明白中國的復雜了。但令我震驚的是，往往是一些歐美媒體、學者似乎很懂，而且在幫中國人懂中國。更令人震驚的是，許多時候，一些中國學者還特崇拜那些好為人師、幫中國人懂中國的歐美學者。啊，這是何等顛狂的事啊!

　　我并不是說，那些頂級的歐美“中國通”沒有資格講中國，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很嚴謹，研究功底很深，且中國是什么、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未來又會如何等問題，中國人有時也會當局者迷。然而，這些問題的闡述、解釋、傳播肯定不應忽視和缺少中國人自己的聲音、邏輯與話語，即便是“當局者”也不應缺少。

　　現在看來，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的最大實力差距，不在經濟，我們已世界第二，且涌現了一批國際大企業家;不在政治，我們治一個13億人的大國，還算過關;不在軍事，沒有人敢侵略中國;但恰恰在話語，在殘酷的全球信息戰中，我們節節敗退、步步為營、幾無招架之力，甚至完全繳械投降，還有少許倒戈的。

　　唉，我們這些媒體人真的是任重而道遠啊。

　　王文：我眼中的“美國式五毛”

　　2012年11月4日 星期日 晴 舊金山時間早晨5點40

　　208房間 Royal Pacific Motor in Hotel， China Town

　　住在舊金山市中心的中國城。酒店臨街，房間距露天的過道就只隔了一層玻璃，半夜1點多樓下的路上有一些人在飆車或是撒酒瘋，大概4點左右好像是收垃圾的車、送蔬菜肉類的車就開始轟鳴，夾雜著海邊已睡醒的海鷗聲。

　　我來之前，朋友M就勸，別訂中國城的酒店，那里就是一個菜市場，果不奇然，這個全美最大的華人聚居區大約有30個街區，多是雜貨鋪，街道門牌是繁體中文，路上聽到的也是中文，只是多說粵語。公交車里也盡是中國人，不過，買菜的大媽大叔、行走的華人衣著比較“土”，不是很時尚，兩天前出租車司機對我說“這里就是中國”，此言不虛。但整體感覺像極了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

　　舊金山100萬人口，在太平洋東部延伸進美洲大陸的港灣沿岸，有山有水，馬路有時甚至出現45度的斜坡，九曲花街是絕對的經典，近似于電影《盜夢空間》里的街道。不過，一大清早窗外的車流多少讓我想起了曾住過的北京通州。那也是100萬人口的郊縣，京杭大運河的源頭有點“水”的意思，附近的大動河公園就算是“金門公園”吧，通匯橋就是“金門大橋”……

　　這肯定是不恰當地、生硬地比較。通州除了挨著首都，可以說，幾乎沒有一處能與舊金山媲美。原本通州完全有理由比舊金山強的。古通縣是京杭漕運的源頭，800年前就是繁華的港口，比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強百倍。遺憾的是，現在的通州建筑，別說是有800年，連80年的歷史恐怕都難找。

　　一兩年前，通州據說要建北京新城，把新華大街以北連到運河邊幾乎小半個通州城都夷為平地，那些商廈、住宅大多是20年的“房齡”。不知道這背后有多少拆遷糾紛，也不知道是怎么解決的，對于我個人而言，更多的是感慨。那是我“北漂”的最初記憶，現在什么都沒有了。更大的感慨是，數十年后的中國，將是一個沒有20世紀后半葉名人故居的國度。很難想像，數百年后的中國人再回看當代的大作家、大學問家、大藝術家們，他們小時居住過的房子可能都只是兩三居室，哦，不對，那時的那些房子早已被拆。當代中國人求新求變的功利心，使至少一個百年中國失去了歷史的厚重與建筑的滄桑。

　　在舊金山，完全是另一種味道。一句話概括，這是一個不掩丑的城市。昨天坐在觀光車游覽了整個城市，耳脈里的中文傳譯用了幾遍“這里就是過去臭名昭著的……”，然后講該建筑背后的金融貪腐案、欲暗殺總統的大廈等，接著講政府如何“英明”平息了一切，先抑后揚，完全是“美國式五毛”的旅游宣傳。

　　很難想像，某一天到重慶，城市觀光介紹里會有“請往右看，這個巷子里就是當年10條命案周克華被擊斃的那個小拐角”;某一天到貴州甕安，耳脈里的聲音是“這里就是幾十年前、辦北京奧運前夕甕安騷亂發生的核心區，但很快政府就得到了解決”;某一天到寧波，解說詞里有“前方就是當年轟轟烈烈的PX事件中心抗議點，自此以后中國重化工項目的審批與改建掀開了新的一頁”……

　　過去N年，中國發生了太多的假、丑、差、惡、亂、臟、罪、仇、血、殺的事情，但那些事哪一個發達國家沒發生過呢?哪一個發達國家不是很好地邁過去了，正如現在中國正在邁過去的那樣。不知道中國什么時候萌生了“掩丑”情結，似乎過去一切負面的、消極的、陳舊的事情都希望能夠早早過去，就好像是沒發生過。于是，舊建筑我們拆了，老記憶也淡漠了，當代中國人正在用“拆遷與重建”刷新一個時代，也有可能讓這個時代消逝了大多數的“B面史”而顯得失真。

　　有一些人肯定會將我這番話做一番那幾起特殊風波的“政治化解讀”，進而尋求類似“翻案”式的努力。其實，我不太贊同這種冤冤相報式的邏輯，也希望這種邏輯能夠在中國早一天化解。

　　四年前，在得克薩斯州的沃斯堡，我參觀了一個巨大的印第安博物館。美國白種人以幾近“屠殺”的方式，將200年前數百萬印第安人趕盡滅絕到了現在的十多萬，現在則建了豪華的博物館以示尊重。

　　在舊金山，昨天晚餐差點與朋友M翻臉，M認為在美國絲毫沒有白種人對黃種人的歧視，我急了：那是因為你融入得很好，但不能這么以偏概全。美國人自己都說，西部鐵路每一根枕木下都有一具華人的尸體。你要知道，舊金山這座城市的每一塊路磚下可能都有華人血與骨。這怎能不是歧視呢?我知道，當時可能有些失態了。關于美國20世紀初的排華法案，今年美國國會不是道歉了嗎?為什么還要那么耿耿于懷呢?

　　歷史的悲劇與罪惡需不需要清算、報復或者難以釋懷，這至少是一個集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甚至物理學一體的歷史學大難題。但舊金山的“不掩丑”或許能夠給我們一些啟示吧。

　　清晨的光亮透過窗簾縫已照進了房間。在舊金山的第三天，絲毫沒有看到一點美國大選前兩天的爆炸氣氛。或許加利福尼亞州早已鐵定是民主黨的了，人們天天歌照唱、舞照跳、覺照睡，中國城里的人們對政治總是有一些距離，在這里我一句英文不說也能暢通無阻。“這里就是中國”，但下一站肯定不是。波士頓，下午我就來了。

　　中國為什么出現赴歐美移民潮?

　　2012年11月3日 星期六 晴 舊金山時間早晨5：00 于Westin Palo Alto酒店359房間

　　已躺下多時，卻因時差原因久久不能入睡，腦海里不停地回憶下午出租車司機一路的聊天，以及《紐約時報》中文網今天刊發的《中國人為什么離開中國》一文的嘲諷。后者寫道，2010年有50.8萬中國人離開中國，去了3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人數比2000年增長了45%。文章講，很多人用腳投票，因為中國政局不穩、沒有安全感紛紛中國。

　　我躲在床上閉目想著，去年不是也有4萬多人放棄美國國籍嗎?不是也報道了法國富翁放棄法國國籍嗎?50萬離開中國的人僅占全中國人口的1/2800，這怎么叫“中國人離開中國”呢?這是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動的原因更多一些，還是真的因為中國已糟透了?還有，他們離開中國后命運如何?他們還回中國嗎?……許多問題在我腦海中浮現，越想越興奮。算了，起來吧，寫東西比失眠強，這真的是一個寫字者的職業毛病，正如出租車司機喜歡和人聊天一樣。

　　唯一不同的是，多次在美國打車，這是第一次感受在出租車上聊天的滋味。美國的出租車司機大多是黑人、印巴人，他們多半黑人腔十足，讓像我這種“土鱉”中國人無法接茬，或者多半英語極差，有時差到連話都說不連貫。所以，在華盛頓，我有過打車“被宰”(實際上是那位印巴司機不知道路途在哪，瞎轉)的經歷;在紐約，我有“被飆車”的經歷，那位黑人司機聽著Hip-Rap顯得很興奮，開得生猛;在得克薩斯州，我有“被砸車”的經歷，一位酒鬼嫌出租車在紅綠燈時停在他身前了。當然，我承認，美國這種出租車“奇遇記”比率不會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高，可能我點“背”，經常遇見而已。

　　但這次在舊金山是例外，司機是華人模樣，一上車，就問我會不會國語，接著就開始聊開了。他40多歲，但顯得年輕。他介紹自己是廣東人，來美10多年了，做了多年生意，去年開始開出租。“給別人打工不攢錢啦”，他介紹，舊金山出租車份錢、油錢每天加起來140美元，一天要開12小時，生意好時能開300塊，差時只有200塊。我給他粗略計算一下：不錯啊，一個月差不多能賺3000美金啊。

　　“哪有啊。我要租房子的啦!”他立刻反駁，“租房要1500塊，是兩居室。每月吃、用、給家里花的，也要有1000塊。基本沒有什么錢‘落袋’的”。這個“落袋”真是粵語的普通語直譯。

　　他還告訴我，舊金山房價兩居(面積比中國大些)一般是70萬美元，Palo Alto富人區有兩房的House則動輒150萬。幾個小時后，我坐在咖啡廳翻看報紙里的房屋中介廣告，大多數都是200-800萬美金不等的標價，因為多數是更大House。這位司機介紹說，他還沒買房，還要繼續努力。不過，即使買了房也不容易養，至少3000塊一年的地稅，房子越大，交得越多。他還有些羨慕地說，你們北京人現在厲害，云云。

　　我繼續問道：你喜歡這里嗎?還想回中國嗎?

　　他說，當然喜歡啊。天氣那么美。現在父母親戚很多都過來，應該不會回去，已經入美國籍了。

　　美國籍?“那你會投票給奧巴馬，還是羅姆尼?”我下意識地問。

　　“投票?我不會去投票。很無聊的啦，沒什么意思，也跟我沒什么關系。”

　　話說開了，看上去很單純的他就告訴我了許多家事。他買了一輛雷克薩斯，月供500塊，四年還清，平時不開出租車時開，也還算拉風。不過，買再好的車也沒有用，沒人會注意你，好車太多了。這里的中國人越來越多，舊金山至少有一半是中國人。他住的社區全部都是中國人。很多人不會說中國話。末了還很自豪地說：“這里就是中國!”可惜路程不遠，否則還真想聽他多講講。

　　生為中國人，我真的感到慶幸。因為即便這位普通話不標準、英語也不算好的廣東仔，離開中國10多年了，還是不停地嘮叨中國。我更慶幸的是，這座曾經一度有過黃種人被血腥壓榨的慘痛史，一度經歷“黃禍論”下華人被歧視上百年的城市，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黃種人與白種人分配最均衡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均衡不是中國人被“舊金山化”了，而是舊金山被“中國化”了。

　　事實上，因為我也有幾位朋友移民至加拿大、美國，偶爾保持著聯系。常識告訴我，他們都有著相同的特征：都住在華人區，日常都只是與華人自己相處，都吃中餐，都幾乎沒有白種人的好朋友，都羨慕中國現在的崛起，而且離開中國越久，越羨慕中國;有的還想回國，所有人從事的職業、事業或生意，或多或少都與中國相關，有的甚至還回國長期生活，攢中國人的錢，偶爾回移民地而已。

　　從這些特征看，《紐約時報》的那篇文章是偏頗的，至少是簡單化了中國當下的對外移民潮。在我看來，那些移民海外的人，并不應該更多地從政治角度解讀為“用腳投票”，而是應當更多地從社會經濟角度解讀為“用腳生活”。正如同那位司機靠腳踩油門生活一樣，移民者可能會有一些兩邊下注、不安全的心理焦慮，但更多地是，他們希望換一個環境生活。這種“換”并不比浙江人跑到上海生活，東北人跑到北京生活有更本質性的意義差異。

　　再深入地講，中國人移民海外，不是“中國”的消逝與崩塌，而是“中國”的拓展與延伸。中國人向來就有極強的“同化他人”能力，哪里坐下去，哪里就是中國人的江湖。隨著中國人的大規模移民，象征更多的是“中國化”因素的輸出。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像駱家輝那樣忠誠的美國利益保護者，常常與中國政府有潛層、隱性的外交博弈，在世界視野下，他也在為“中國”增光添彩。如此這番的“離開中國”又有什么值得《紐約時報》們政治化地冷嘲熱諷呢?

　　當然，這種“離開”也不能說不代表著某些心態。浙江德清縣一位副縣長曾對我說，他們縣里也有不少企業家移民，但那沒什么關系。政府千萬不要有什么緊張感，或者動用什么限制出境措施。最好的辦法是，保持社會穩定，保持發展態勢，用時間來證明中國的安全、可持續與宜居，遲早，該回來自然會回來，該不走的肯定會不走，該后悔的也一定會后悔。這番話再次證明中國基層干部的真實水平，也為理解中國對外移民潮提供了一個平和的邏輯。

　　留京看“十八大”還是赴美“觀大選”

　　2012年11月2日 星期五 晴 北京時間16：30

　　UA888Y航班(北京到舊金山)43B座位

　　飛赴美國的途中思考

　　走進機艙，把電腦包放在腳下，倒頭就睡，醒來時，艙頂屏幕地圖顯示飛機已跨越日本上空了。這時我才狠狠意識到自己是在出國，而不是普通地出一趟門。但事實上，我昨晚12點半下班后才開始收拾行李，一大早還參加了清華大學的釣魚島問題研討會，然后快11點才晃晃悠悠地從海淀出發，趕13點40分的航班。我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從容，而是想說越來越多中國人開始習慣了全球化下的生活高節奏，養成了跨國長途奔襲前的工作淡然。

　　換成20年前，甚至10年前，能去一次美國，那對大多數人來說，可能都是至上的榮耀，但現在，越來越多中國人，尤其在京滬穗深等地，無論多么愣頭青，恐怕也很難有當年那番仰望與向往出國的緊張感，以致于在行前會顯得慌慌張張、毛毛糙糙。就像現在只要是一架國際航班的飛機，就會有中國人一樣(這架去往舊金山的航班里更多，因為那是全美華人最多的城市)，對相當一部分人看來，出國已經習已為常了。

　　上月趁周末帶母親去香港旅游，那是她第一次“出境”，但看著維多利亞港灣、高樓林立、海洋公園，長年呆在小縣城的她看不出興奮感，只是說“還行，還行”，偶爾還會說香港有一些舊。回想10年前我去香港念書，也是首次“出境”，那是多么有“神圣感”啊。更值得玩味的還有，前段時間遇到一個上海青年朋友，剛剛第一次去紐約回來，竟大大咧咧、笑笑呵呵地和我說，紐約?那就是一個大農村!

　　很明顯，中國社會的心態正在隨著國家崛起而復興。這種心態無論是贊之為自信，還是貶之為自夸、自負、自詡、自大、自我崇拜、自我感覺良好，但肯定不是自卑、自憐、自慚形穢。至于有一些好批判者講，對外狂妄也是一種小國、弱國心態。坦白地說，我是無法理解這種邏輯的，至少與普通老百姓真實、直觀、不假修飾的內心外露不符。

　　或許也正是這種社會心態，過去一個月，至少有五位朋友調侃我，你怎么“舍棄”十八大，去看美國大選呢?調侃多了，我有點尷尬，只能調侃式地反駁：“因為那幾人名單里沒有我，下次也沒有我，所以……。”

　　的確，大崛起的眼球效應，讓很多新聞人對中國有種難舍難分感。去年，一位同行原本準備派往英國常駐，因為今年的倫敦奧運會是全球盛事。但他婉拒了。他說，2012年呆在北京多精彩，黨代會年的中國才有看頭呢。這位同行真是英明，從春季的重慶，到夏季的什邡、啟東、沈陽，再到秋季的釣魚島、寧波，中國一點不寂靜，相反，卻是一個不缺少新聞的國度。一位中文講得比很多南方人還標準的英國某大報駐京記者向我抱怨：哎呀，忙不過來。一件新聞事件沒寫完，另一件新聞又發生了，根本來不及。

　　也許中國新聞學界該關注一下，當中國變成是國際新聞的天堂，甚至可以稱之為國際新聞的未來時，全球傳媒格局會發生怎樣的變化?這真的是一個正反辯證都能豐富回答的課題。幾年前，我曾約過一篇評論，題為“鄉長也要有國際意識”，講得是中國任何一個鄉村的新聞，都會引起國際關注。果不然，2011年后廣東汕尾烏坎村、山東臨沂東師古村都成了國際媒體接連報道的重頭事件。相比于歐洲，尤其是北歐甚至會把類似消防隊員救下夾在屋檐上的一只貓當成頭版新聞來做的窘境，生活在中國、或者說，從事中國報道的媒體人是幸運的。這種“幸運”，可以用狄更斯那段“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來形容。

　　從這個角度講，下周(2012年11月的第二周)，全球各大媒體的報紙頭版、電視臺頭條、網站首頁的主編都會很頭痛。要么十八大，要么美國大選，哪個該放在更重要更顯眼的位置，將考驗他們的新聞嗅覺度，也將反映他們把脈當下世界政治的觀察力，更能透視他們對中美兩個大國未來走向的理解與期待。

　　有朋友可能會批我：真是虱子多了不愁啊?不知道新聞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嗎?你難道沒看到今年的中國亂象嗎?

　　可以拍拍胸脯說，我看到的應該比一般人要多。但我的一條微博上能回答人們對2012年中國諸多突發事件的焦慮感。“中國13.9億人，剛好是美國(3億)、歐盟25國(5億多)、前蘇聯16國(2億多)和南美13國(3億)的總和。中國有太多缺陷，但是如果把上述55國社會的問題相加，肯定比當下中國更糟糕。我不為中國缺陷辯護，但在微博中說這話，是想告訴有些V們，對中國，不要夜郎自大，也不必妄自菲薄。”

　　這條微博引起了5000多次轉發，有贊也有彈，如果要對批判者(謾罵者除外)有什么回應的話，我寧可采用推背圖的那種傳統說法：中國的運勢還在，現在看不出任何事件或力量能夠阻止這種運勢。

　　在我看來，老百姓整體上希望穩中求進，中國社會的核心訴求仍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推倒重來。微博時代把各類問題都暴露出來，這不是什么壞事，問題暴露出來的唯一歸宿就是要解決它。事實上，中國過去30多年每一個領域的進步就是反復閃現“問題暴露-問題解決-問題再暴露-問題再解決”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套用主流政治話語，是“發展的問題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如果套用民間的語言，那就是學者王小東的書名，即《天命所歸是大國》。

　　什么“天命”?上月是我高中母校的30周年校慶，我寫了一封“寫給學弟學妹們的信”，其中講到，“學弟學妹們，我必須興奮地對你們說，我們正處在自16世紀以來最偉大、最具有轉折意義的時代。500年來西方領銜于人類文明的世界，會因為中國崛起的成功而發生實質性的歷史變遷。而這一千年一遇的變遷，僅僅只是因為與西方30多個國家人口相當的中國13億人，人人都有車開、有房住、有名牌衣褲穿、有新鮮空氣呼吸。”

　　這樣的話發到微博上可能又會招一些罵。可惜那些“罵”除了發些情緒之外，絲毫批駁不了我對中國的信心。這種信心既包括對當前中國的信仰，也包括對當下社會的理性。如果非要有一個問題難倒我，那可能會是：既然中國這么有希望，那你王文為何在這么關鍵的一周飛到美國去，而不留在中國?

　　這個自問令我尷尬，如果非得找一句外交辭令，我可以這么自答：因為作為一個新聞報道者，在當下，這一周在美國可能要比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更大。但下一次再這么重合時，我相信，多數人都會甘愿留在北京，而不是華盛頓。

　　往機艙窗外看，黑夜，不知道飛到哪個時區了。感覺10個小時的飛行已過半，第一站舊金山，約了“歷史終結論”而受世界爭議的弗朗西斯o福山。聽聽他怎么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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