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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看，選舉是一種古老的產生領導人的方式，部落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制的中世紀，都搞選舉，將選舉等同于民主，簡單地視選舉為政體性質、形態的決定性因素，是不客觀的。

　　○選舉只是民主的表現形式之一，而實現民主不只有選舉一種形式，全民公決是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尊重少數人意見更是民主，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民主不能等同于選舉。

　　○當今世界，選舉制民主導致的流血沖突、社會暴亂、國家分裂，此起彼伏。選舉制度，有利也有弊，不能把其利無限放大，把它說成是完美無缺的東西。

　　○現在確實有一種神化選舉的傾向，把其標簽化、口號化，光看到它好的一面，以為只要實行西方搞的那種選舉就萬事大吉了，這種想法是幼稚的、一廂情愿的。

　　選舉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甚至在一定意義上被等同于西式民主政治。它也是得到極力推銷的政治模式。長期以來，西方選舉制度被冠之以最為合理合法，最能代表民意，能夠產生所謂杰出領導者，能夠保持社會的平衡和穩定，是終極的政治制度。事實果真如此嗎？考察西方選舉制度的歷史和現實，透過種種選舉現象，不難發現真相并非如此，選舉非但不具有上述功能和神效，而且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日益顯現落后的一面。當今世界，選舉制民主導致的流血沖突、社會暴亂、國家分裂，此起彼伏。最近的例子發生在泰國、吉爾吉斯斯坦、伊拉克、阿富汗等，選舉制民主的不光彩歷史與現實愈加凸顯。長期以來用文過飾非的方法掩飾的巨大局限性暴露無遺。那種只說選舉制好，對它的嚴重缺陷噤若寒蟬的情況已成過去。

　　一、選舉古已有之，并非國家政體民主性的決定因素，選舉被標榜為資本主義新的制度形態，這不符合歷史事實

　　所謂選舉，有多種定義。通常意義上的選舉，簡而言之，就是用投票的方式選擇領導者的過程。選舉是怎么來的，是不是有了選舉就有了民主呢？對此，歷史給出了答案。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等研究表明，世界各個民族，不論是歐洲，還是亞洲和美洲，都曾經留下過關于部落時代的選舉和投票活動的記錄。《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列傳》記載：“烏丸常推募永健能決理斗訟相侵犯者為大人，不世繼也。”馬克思所稱道的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描述了美洲易洛魁人酋長的選舉。雅典的大部分官員由抽簽產生，只有將軍等需要特殊才能的個別官員以舉手表決的方式來決定。研究雅典民主的學者認為，選舉所要求的是選出優秀的人來統治，而不是由全體人民統治，因此違背了民主所要求的平等原則，雅典民主的衰敗，就是一個選舉代替抽簽的過程。古羅馬時期，百人團大會的具體投票方式以等級為基礎，并為精英操縱提供了大量空間，古羅馬的政體在本質上是一種寡頭政體，選舉只是民眾對精英掌握權力的一個確認。中世紀時期，歐洲大陸各國在國王的產生方式上，并沒有像其他地方一樣，逐漸形成國王世襲，而經常出現世襲和選舉的交替，在此期間基督教會也曾進行過教會首腦和教皇的選舉。但是，這樣的選舉在支持不同人選的群體間經常發生激烈的沖突，拉票行賄不絕。

　　從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看，選舉是一種古老的產生領導人的方式，部落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制的中世紀，都搞選舉，可見，有了選舉，并非就有了民主政體。將選舉等同于民主，簡單地視選舉為政體性質、形態的決定性因素，是不客觀的。歷史事實表明，選舉并非近代民主政治創造出的新方式，更不像被一些吹捧者所標榜的那樣天然合理，從這種政治形態產生的過程看，這一方式自古希臘羅馬時期始，就與寡頭政治、精英操控、賄賂暴力等結伴而行，有著先天的局限性。

二、近代西方選舉制具有無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而且真實的面貌被精心掩蓋了

　　西方近代選舉制，沿襲了歷史上的選舉，是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逐步形成，隨著資產階級在西方幾個大國中相繼奪取政權而建立起來的。西方選舉制度解決了資本主義革命初期政治斗爭的無序狀態，限制、削弱了王權和封建勢力，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為爭奪政權而引發的血腥災難，選舉也反映了一些民意，尤其是即時性民意，通過議席分配而分享國家統治權，緩和了社會矛盾和利益沖突等。這在當時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

　　但是，西式選舉在其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高昂的成本和代價，更存在無可避免的局限性。由于近代選舉必須依靠金錢和利益集團的支持，使這種選舉從一開始就表現出權力與金錢的結合，而不是代表了所謂“天賦人權”、“權利平等”。資本擁有者與資本在近代選舉中起著支配作用，所謂平民一人一票的權利其實并不存在，這一點所反映的正是近代選舉制度的本質，而也正是多少年來西方社會巧妙掩蓋的事實。

　　西式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從來都是不完備的。在17、18世紀，直到19世紀上半葉，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數都是有限的。歷史上英國曾規定年收入40先令以上者才有選舉權。法國在1791年確立的君主立憲政體和選舉制度，把公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規定只有擁有一定財產和納稅的人即積極公民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當時法國的積極公民僅占25%。美國曾規定只有成年白人男子才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近六七十年來，雖然普選權日益擴大，但投票率一直不高。以美國總統選舉為例，這么多年平均投票率大約是55%，當選總統一般得到大約50%多一點的選票，這一次奧巴馬的當選說是大勝，他得了多少選票呢？是53%左右的選票。那么小勝就是50%左右。55%的選民投票，當選者只得到50%的選票，這意味著當選者只獲得了27%左右選民的支持。也就是說，美國總統就是在這27%左右的選民支持下選出來的。正如一位英國觀察者曾質疑的：“一個僅僅得到36%選票的黨卻擁有政府的全部權力，這一體制的合法性何在？在這次大選中，政治家的信任是個大問題，而下次大選，對制度的信任可能成為大問題。”

　　西方近代選舉經費不斷增長，誰的資本雄厚，誰當選的幾率就高，這已成為一條鐵律。選舉不是簡單地比政見，而是比造勢和作秀，利用一切輿論工具“造神”成為選舉主軸。2004年大選，小布什花了３.67億美元戰勝了花費３.28億美元的約翰·克里。2008年美國大選，奧巴馬籌集了７億多美元競選，經費高出對手一倍多，贏得選舉。西方選舉制度的核心在于當選者對資本集團和利益集團要有回報，有時不惜損害反對者的利益。

　　西式選舉被形象地稱作“口水戰政治”，亂開空頭支票。選舉奉行“只有選票才是硬道理”。為了迎合取悅于選民，不負責任做一些許諾，事后不踐行。這樣選出來的人往往不是最好的候選人，而是最能推銷自己的候選人。在西方，每到大選前，經濟常有規律性地波動。原因很簡單，執政黨利用手中掌握的政策工具人為地干預經濟，造成經濟向好的假象，以爭取連選連任。同樣緣由，每到大選前，也是社會福利政策調整的時機，為的還是爭取特定社會群體的選票。至于這些經濟政策與福利政策的長遠效果，政客們就不管了：拿到選票是硬道理。美國選舉中還呈現出一個特點，就是抨擊其它國家。中美關系一到大選就緊張，這幾乎變成了一條規律，因為攻擊中國是廉價的政治武器。大選期間，我們常聽到美國人給出的解釋是，“這是競選語言，不必當真”，說明競選者的話多為不實之詞。

三、“民主選舉”已變相地成為西方大國干預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舊有的殖民統治形式難以為繼。一些西方大國把選舉制度作為控制原殖民地屬國的工具，大舉向外輸出，而且這種輸出并沒有因冷戰結束而消停，勢頭有時更甚。隨著西式選舉向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輸出，選舉制度的神話破滅，弊端更加凸顯，一直以來經包裝而罩在選舉制度上的光環徹底消失。所謂選舉能保持社會穩定，形成合法有效的政府，實是言過其實。選舉制度導致的國家分裂、社會動蕩、族群爭斗，已成為常態。

　　在前東歐地區，西式選舉最終導致族群對立，前蘇聯、前南聯盟、捷克斯洛伐克的解體和戰亂，給這些國家和人民造成劇烈的動蕩和痛苦。在一些效仿西式選舉的國家和地區，只為選舉，不問是非，不擇手段，選舉充斥著負面新聞。為了給選戰囤積彈藥，選舉中，政客和他們的助手們平日便要挖空心思收集對手的丑聞，隨著選戰的需要變著方式把對手的丑聞拋出來，直到把對手逼出舞臺才罷手。最終結果常常導致選舉之后的政府治理的困難，政府成了不負責任的政黨政府。從亞洲、非洲等一些輸入西方選舉制度的國家看，不但沒有實現社會穩定，反而造成了持續動蕩。像伊拉克、阿富汗的選舉，反而進一步延續和加劇了各政治派別的爭斗。

　　前不久的烏克蘭總統大選中，5年多前因“橙色革命”而丟掉總統寶座的亞努科維奇，戰勝“橙色革命”中的“女英雄”季莫申科，成為烏克蘭新一任總統。歷史為什么會戲劇性地走了回頭之路呢？“橙色革命”發生以來的這5年，烏克蘭人民得到了什么？“橙色革命”前夕的烏克蘭，經濟以5%的速度恢復增長，而革命5年后的2009年，經濟萎縮了15%，貨幣貶值一半，國家債務纏身，甚至面臨破產。老百姓在走過了“從失望到激動，從激動到希望，從希望到等待，從等待到忍耐，從忍耐再到失望”的全過程后，也得出了一個心酸的結論——“顏色革命”并不能創造神話。不久前，吉爾吉斯斯坦爆發動亂，死傷數百人，反對派用當年“郁金香革命”的手段還以顏色，奪取政權。泰國持續多年的選舉爭議已演變為流血沖突，令人扼腕。事實上，選舉已經變相地成為西方大國干涉發展中國家的工具。通過選舉分化各個派別，支持對自己有利者掌權，實現自身利益。更有甚者，一些非西方國家搞選舉，要由西方大國派出所謂“觀察團”裁定選舉是否有效，是否符合西方標準。豈不是讓國家命運掌握在別國手中。說明白了，輸出選舉，讓輸入國強大和自由并不是其本來目的，而是使其處于弱勢，便于操控，不過是新的殖民形態而已。

四、對選舉長期以來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認識，必須加以辨析并弄清其真相和本質

　　長期以來，選舉制民主被不斷神化，凡因選舉弄得動蕩、流血、暴亂甚至戰爭，都被稱為“民主的代價”，“民主的不成熟”，甚至在西方歷史教科書中刻意回避。在西方文明中心論的話語霸權下，選舉搞成功了就是典范，失敗則不是民主的錯。選舉式民主只能是好東西，不能是壞東西，哪怕歷史事實已證明的失敗也是“正義”的，絕口不提選舉制民主引發的殺戮和殘暴。翻開歷史，有多少災難假選舉之名而行。

　　1,民主并不能與選舉畫等號。

　　實際上，選舉只是民主的表現形式之一，而實現民主不只有選舉一種形式，全民公決是民主，少數服從多數是民主，尊重少數人意見更是民主，等等，由此就可以看出，民主不能等同于選舉！而且在有的地區即使進行選舉，也不代表就有民主，相反，這些選舉甚至是殘害民主、破壞民主，因為它們的選舉是欺騙選民的過程，甚至是剝奪一部分民眾選舉權的選舉，這些選舉當然不能算是真正的民主！民主是民意的表達，只要民意的表達有暢通的渠道，并不一定是以普選的形式表達。在當今信息時代，利用便捷的現代通訊手段，讓人們方便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已經有多種選擇，僅通過一人一票才能表達民意的方式，已經落伍于時代。

　　2，選舉并不一定能實現在免除動亂的情況下產生領導人。

　　有人說，選舉可以在免除動亂的情況下產生領導人。這實際上是極其違背歷史的夸大之詞。縱觀選舉史，不但發展中國家動蕩不已，西方大國的選舉也曾導致嚴重的社會動蕩。歐洲在選舉中不斷分裂，加劇利益沖突，導致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選舉最核心的弊端在于強化矛盾，拉住一部分選民攻擊對手，導致社會分裂，在一些地方造成族群對立，使矛盾極端化，以至出現暴力事件。即使某人選上，對立也不能消除，這就為日后的執政和國家的發展帶來隱患。越是多元社會，選舉中矛盾就越突出，因為選舉的結果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很難達到最大公約數。2000年美國大選、2003年韓國大選、2004年的臺灣地區大選、2006年的墨西哥、海地和烏克蘭大選、2008年的格魯吉亞、肯尼亞和津巴布韋大選都發生計票爭議，有些地方還為此陷入騷亂，長期得不到解決。種種情況表明，選舉的后遺癥，對社會危害十分劇烈。最要害的是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長期動亂，妨礙人民擺脫貧困。

　　西方選舉付出的最大成本在于選舉產生的領導人實施政策的短期化，催化了資本主義制度無法有效克服的經濟周期。美國金融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透支消費、取悅選民，配合選舉、扭曲金融政策導致的嚴重后果。歷史證明，選舉制并未有效地制止巨大的社會動蕩和經濟動蕩。對此諱言粉飾，是難以抹殺歷史真相的。

　　3，選舉并不能保證產生杰出的領導人。

　　從歷史上看，領導人的產生有多種途徑，有世襲的，有通過革命執政的，有選舉產生的，也有層層推舉和逐步晉升的，等等。用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只是其中的方式之一。選舉并不一定能產生杰出的領導人，有時甚至選舉產生出逆歷史而動的領導者。最直接的例證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謂民主國家即同盟國的領袖只有羅斯福是選舉產生的，斯大林、丘吉爾都不是選舉產生的領導人。而軸心國領袖，制造了20世紀人類大災難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通過選舉直接或間接上臺的。在二戰中對法西斯主張綏靖政策的張伯倫也是通過選舉上臺的。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當然，通過選舉上臺的也有政治強人，比如美國的林肯、羅斯福。但總體上看，選舉出來的領導人，平庸之輩多，杰出人物少。為什么選舉不一定能選出杰出的領導人呢？這并非選民不識人，不識才。選民對于候選人，往往是只能聽其言，很難觀其行。這種靠表演秀競選領導人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違背領導人產生規律的。

　　什么人能參加選舉，它的提名機制才是至關重要的，西方選舉的基本規則是由利益集團和政黨大佬暗箱運作，要看能否代表自身利益和是否能夠通過造勢勝出，如宗教信仰、性別、種族、形象、是否會做秀、是否有演講才能、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但最重要的素質能力卻被邊緣化。此外，由于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并隨本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要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杰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用選舉這種方式產生領導人，要么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么無人才可選。

　　實踐出真知，時勢造英雄，這才是偉人產生的規律，而并非單靠選舉。杰出領導人的產生，有自己的時代機遇，有自己國家特定的歷史文化。偉人不是在一種模式下產生出來的。有的是在戰爭中優勝劣汰打出來的，有的是在面臨危機時以非凡的感召力與高效的決策能力脫穎而出的。華盛頓、列寧、毛澤東、鄧小平、林肯、丘吉爾、羅斯福等，就是這樣由時勢所造就的。沒有特定的歷史條件，缺乏特定的時代背景，單靠選舉的方法產生領導人，很難造就真正的杰出人才。

4，民意并不能真正決定選舉。

　　關于民意與選舉的關系，有人認為民意決定了選舉，選舉反映了民意。這種認識并不全面。

　　從現行的西式選舉制的設置來看，選舉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但這個民意是十分有限的。一方面投票率不高且票數分散，使得當選者所代表的民意只是部分人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多黨制下的選舉，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普通民眾，或者代表中產階層，或者代表財團，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候選人能代表全民。說民意影響選舉可以，但說民意決定選舉，則絕對化了。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就多次出現得到多數選民選票卻當不了總統的情況。

　　就選舉所代表和反映出的民意本身，我們也需要做些分析。選舉所代表所強化的民意，往往是即時性的，其中有些民意并非是正義的。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希特勒、墨索里尼的上臺，其戰爭政策的制定和推行也都得到了民意的支持。1934年8月2日，87歲的總統、德高望重的興登堡元帥去世，三個小時后希特勒就宣布取消總統職銜，將總理與總統的職務合并為一，稱為元首兼國家總理。德國選民則在半個月后舉行了投票表決，95%的合格選民中有90%（3800多萬人）支持希特勒成為至高無上的元首。類似的例子也在英國上演。一戰后的英國彌漫著和平主義的氣氛，從政黨領袖到平民百姓都鼓吹裁軍，人民天真地相信，一戰后將再也不會有一場如此殘酷的戰爭了。在這種民意下，張伯倫當選首相，反希特勒的丘吉爾被孤立。丘吉爾后來將二戰稱為“非必然的戰爭”，認為這次戰爭原本在開始時就可以輕易制止，但因英國人民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腸而讓壞人重新武裝”。而美國總統布什發動的伊阿戰爭，當時也得到了多數國民的支持。

　　在利益多元化、多樣化的現代社會，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需要。理論上講，應該既滿足這部分人的民意，也滿足那部分人的民意，應該既滿足多數人的民意，也要滿足少部分人的民意，很多時候這些不同的“民意”之間是相互對立的，這時究竟遵循哪個民意呢？所以，尊重民意，一定要有客觀辯證的態度。絕不能隨波逐流，遷就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所謂民意。

　　5，所謂選舉制度終結了選人制度的“終結論”應被終結。

　　選舉制度，有利也有弊，不能把其利無限放大，把它說成是完美無缺的東西。任何制度都是在不斷變革中存在的。現在確實有一種神化選舉的傾向，把其標簽化、口號化，光看到它好的一面，以為只要實行西方搞的那種選舉就萬事大吉了，這種想法是幼稚的、一廂情愿的。

　　任何一種制度的產生都與本國的歷史文化傳統緊密相連，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制度是其歷史文化傳統內生出來的，是歷史的產物，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必然性的東西。如果違背歷史發展的基本邏輯，不顧本國國情，靠外力強制推行某種制度，就必然沒有生命力。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主因在于，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并不熱心，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無數歷史和現實的事實證明，在某一國家搞得很好的制度，搬到別的國家就可能完全不適應，甚至帶來動蕩。

　　領導人的素質是指德才兼備，有真才實學，能帶領大家實現目標。關鍵是踏踏實實地去做，而不是漫天開空頭支票。一個人通過長期的努力工作，深孚眾望，其人品和能力有目共睹，這樣的人，就是合適的領導人，就應委以重任。今天，科技高度發達，人們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生活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民意表達的渠道更多更廣，人類應該有更高的政治智慧找出更科學合理地產生領導人的方式，最核心的就是要符合規律。不要迷信選舉制度，選舉有利也有弊。從古至今，沒有一個制度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東西，什么都在發展。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新的歷史時期，我們要有新的政治選擇。選舉只是產生領導人的一個路徑，它不是選擇最好領導人的最好方式。迄今為止，選舉制度遠沒有達到完善成熟的程度，甚至已被證明效率不高，弊端叢生。從事實考察，所謂選舉制度終結了選人制度的“終結論”應被終結，代之以更科學、更符合領導人產生規律的制度，使社會進步得到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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