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選費用大肆膨脹

　　美國總統大選歷來都是充滿“銅臭味”的“政治秀”。據美國媒體報道，民主黨候選人、現任總統貝拉克•奧巴馬及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競選陣營籌款合計已突破20億美元，使得美國總統競選費用再創新高。據兩大競選陣營提供的數據，截至目前，奧巴馬競選團隊及民主黨陣營共籌得10.6億美元，羅姆尼競選團隊及共和黨陣營共籌得9.54億美元。

　　錢、錢、錢!這始終都是貫穿美國總統大選的關鍵詞。候選人競選團隊雇傭大量顧問、動員大量志愿者打電話或挨家挨戶“拉票”，特別是在電視上投放宣傳自己和攻擊對手的廣告，這些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美國總統大選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場比拼金錢的游戲，這句話不無道理。候選人在選戰期間最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到全國各地去籌款。

　　據記者觀察，美國各大電視臺在報道大選時，經常有候選人參加各種籌款活動的新聞。比如說奧巴馬前段時間到加利福尼亞州參加籌款晚宴，和好萊塢電影明星觥籌交錯，據說一張門票要價高達5萬美元。而羅姆尼被秘密錄音的那次佛羅里達州私人籌款午宴，據說一個座位也是要價5萬美元。

　　總的看來，歷屆美國總統大選費用越來越高，這是不爭事實。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候選人總共花費17億美元。而現在，大選還未結束，兩位候選人的競選費用就已經超過了20億美元。

　　很多人都認為，導致競選費用大肆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出現。它的出現源于美國最高法院在2010年做出一項引起爭議的裁決，該裁決認為美國企業可以不受限制地投入競選資金。時任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主席辛西婭•鮑爾利就此解釋說：“(最高法院)裁決推翻了一項對企業的限制;在此之前企業不能夠為某一個候選人獨立地、積極地開展競選活動。”

　　換句話說，在這項裁決后，企業、工會、利益集團和大富翁們可以利用自己擁有的資金來影響選舉，可以任意花費數量不限的金錢，捐給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些政治團體也可以不受限制地花費資金，可以不限制地籌款。

　　最高法院的這項裁決以及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出現至今仍在美國受到極大的爭議。很多人批評說，這讓本來就受資金影響的美國選舉更加被金錢牢牢控制。

　　善變已成司空見慣

　　在美國的選舉政治中，唯一不變的只有一條：贏得選舉。因此，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狡詐善變的候選人經常不惜改變自己的言論或立場，用中國的一句諺語說就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拿羅姆尼來說。他曾在佛羅里達州一次由“大金主”舉行的私人籌款活動上說，美國有47%的選民不值得他關注，因為這些奧巴馬的支持者依靠政府過活、不繳納個人所得稅。這番涉嫌將美國近一半選民說成是“寄生蟲”的言論一經媒體曝光，引發輿論嘩然。羅姆尼曾強調，他可能說的方式并不“優雅”，但他并不打算收回這一說法?？梢?，他認為這番言論并沒有錯。

　　然而，隨著羅姆尼在第一場辯論中大勝，基于選情需要，他必須拉攏中間選民。在這一策略下，羅姆尼10月4日晚接受美國?？怂剐侣勵l道采訪時“改弦更張”。他對觀眾說：“就這件事，我的話完全錯誤。我完全相信，自己關心100%的選民。”一下子，他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一些美國的政治調侃節目都抓住這一點，諷刺他虛偽。

　　在大家關心的中國問題上，也是如此。兩位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態度也隨著選情和競選策略的變化在不斷變化。比如，在前兩場總統辯論中，羅姆尼顯得對中國態度強硬，一直強調上任第一天就會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承諾將嚴厲“打壓”中國。而奧巴馬在前兩場辯論中則顯得較為理性。他承認，有些從美國流失的工作崗位不會再回到美國，因為其中很多是美國人不愿意干的低技能和低工資的工作。

　　然而，筆者10月22日在佛羅里達州林恩大學現場報道第三場對外政策總統辯論時，明顯感覺到在對華政策上，兩位候選人出于競選策略和選情需要都進行了“變調”。比如羅姆尼，他為了拉攏中間選民，需要表現出溫和。為此，羅姆尼在辯論中罕見地提出，中國可以成為伙伴。這一溫柔的語氣讓我們這些在現場的中國記者面面相覷，多少感到有些驚訝。

　　而對奧巴馬來說，他需要在最后一場外交政策辯論中表現出自信、說話算話的“三軍總司令”形象。因此，他有意加重了語氣，強調自己上任后已經對中國實施了多項貿易制裁措施。筆者在現場聽了辯論后，首先的感覺是：兩位候選人的論調和前兩場相比就像互換了。其實，為了拉攏選民，美國政治家的善變已是司空見慣。

　　實際上，美國媒體自己也經常對美國政治家的善變提出尖銳批評。美國一份主流報紙最近一篇文章就批評羅姆尼，說他在目前大選中得以縮小和奧巴馬的差距，靠的就是“聽眾想聽什么他就說什么”的“狡詐”。

　　(《環球視野》摘自2012年11月1日《參考消息》)

　　鏈接1：選舉的需要：“第一個是金錢……”

(刁大明)

　　每到美國大選年，人們都會把美國大選中的金錢政治這個話題扒出來曬一曬。這一屆美國大選已接近尾聲，根據目前官方公布的數據統計，到今年8月，兩黨候選人所籌集的競選經費已超過13億美元。照此態勢估算，2012年總統大選的兩黨候選人籌款或將最終飆升至20億以上，僅奧巴馬一人就可能超過10億，進而再度刷新記錄。正是因為這種幾乎無限制接受大財團捐款行為的“橫行”，為美國選舉政治留下了關鍵一筆，也增添了美國金錢政治的又一層迷思。

　　金錢政治的扭曲

　　“金錢是政治的母乳”。1966年，加州州議會領袖杰西•安若這么一句不經意的玩笑，卻因犀利而精準的表達而廣為流傳。事實上，回溯美國政治發展史，沒有任何一場選舉是不需要財力支持的。早在1757年，國父喬治•華盛頓競選弗吉尼亞地區議員時，就曾購買了29加侖郎姆酒、50加侖郎姆飲料、34加侖葡萄酒、46加侖啤酒以及2加侖蘋果酒充當競選物資。1896年和1900年兩度輔佐威廉•麥金萊當選總統的競選經理馬克•漢納更是不加掩飾地坦言，“要贏得選舉，需要兩個東西，第一個是金錢，第二個我就記不得了”。

　　長期以來，由于美國民主制度下經濟利益與政治權力的天然鏈接以及選舉制度與過程對巨額資金的旺盛需求，金錢儼然是美國政治舞臺上多元利益之間的潤滑劑與關系鏈，呈現出無法控制的惡性膨脹。根據學者和民間智庫統計，2008年整個選舉周期的總開銷約為31.25億美元，是1976年的17.6倍，其中以總統大選開銷最為驚人：從1976年的6690萬美元竄升至2008年的17.59億美元。如果將這32年中的通貨膨脹率考慮在內，總統競選經費激增了約9.5倍。當通向白宮的跑道上被鋪滿了黃金之時，是“驢”還是“象”最終染指總統寶座已并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贏家都是某些特殊利益訴求的壟斷經濟精英而已。而“金錢選舉”的常態化，無疑消磨了美國政治的理性，侵蝕著公眾的長遠利益。

　　首先，金錢政治對大選結果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能讓普通選民知曉某候選人、博取知名度，就是獲得其投票支持甚至勝選的基本砝碼，而這恰恰需要財政投入才能實現。筆者曾在2008年大選前夕分別走訪過美國西部蒙大拿州米蘇拉縣的兩黨競選站。奧巴馬這廂門庭若市，義工眾多，且所有競選材料均供隨便領取;而麥凱恩那邊卻門可羅雀，只有一位學生實習生當班，連一枚競選胸章都要捐出五美元后方可帶走。如此明顯的財力差距，基本已可鑄定輸贏。同理，金錢在今年共和黨初選中也發揮了巨大的“魔力”。金錢幫助奧巴馬和羅姆尼如愿以償，但也留下了無法彌補的后果：前者是美國公眾遲遲等不到所謂的“奧氏變革”，后者是共和黨只能接受一位只會討好選民而無堅定政治立場的騎墻候選人去挑戰奧巴馬。不得不承認，金錢令選民作出了未必最佳的選擇。

　　其二，金錢政治導致在內政外交決策中大量的利益交換。金錢對選舉政治的牢牢控制，使得候選人的選區概念凸顯異化。他們不僅要代表其所在選區(或全國)選民的利益，還要兼顧所謂的“金錢選區”，即那些壟斷資本的利益。從美國政治經濟的地緣分布上看，美國東海岸的新英格蘭一紐約地區、西海岸的加州地區、中西部的五大湖地區以及南部的得州地區等皆為“金錢選區”。在雙重選區的約束下，當選總統不僅要依照國家利益與民眾福祉來制定內外政策，還要盡可能地符合寡頭經濟精英的特殊利益偏好。比如，近年來的三位共和黨總統里根、老布什以及小布什均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石油等能源公司的巨額捐助。作為回報，里根任內推動取消了對石油、汽油等的價格管制，而布什父子則先后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最終將這個石油儲量世界第五的國家控制在手。民主黨方面的情形如出一轍，克林頓和奧巴馬均接受了更多IT信息科技產業的財政支持，前者上任后積極推動信息高速公路等計劃，吹起了美國“新經濟”號角;后者則極為重視網絡傳媒的發展普及，身體力行地將其使用于政治動員與競選當中。

　　其三，金錢政治甚至還令買官鬻爵在當今美國變成現實。在金錢政治的庇護下，某些捐款人的確能夠通過給總統候選人較多數額的錢財，拿到擠進“旋轉門”的通行證。當選總統手中握有眾多政治資源，除了政策傾向之外，把某些官位奉送給那些為自己的競選大掏腰包的富翁也是劃算的“買賣”，其中典型的莫過于美國兩百多位駐外大使了。根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的統計，幾乎歷任總統都存在著這種行為，甚至尼克松和克林頓任命大使中的30%是政治捐款人。2009年5月，剛剛上任不久的奧巴馬意外提名54歲的約翰•魯斯出任駐日大使，在華府引發了軒然大波。這位身居加州的職業律師對日本乃至亞太事務一無所知、且絲毫沒有國際經驗可循，與美國往往派出包括前副總統、退休國會領袖在內的政壇賢達出使日本的傳統做法大相徑庭，惟一可能的解釋就是魯斯曾為奧巴馬2008年的大選捐助了50萬美元，且實際貢獻可能還要高于這個官方上報的數字。

　　跳不出的“怪圈”?

　　客觀講，隨著金錢在總統選舉等重大政治活動中的泛濫，美國政壇內外的部分有識之士也認識到其對國家利益與政府決策的巨大負面影響。從1867年開始，美國就頒布了多項法案，禁止或限制海軍、政府雇員、公司、政黨組織、民眾參與政治捐款或用于選舉的開銷。

　　在美國通過細節性立法阻擊金錢政治之際，一種被稱為“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組織卻開始嶄露頭角。雖然國會在1943年和1947年推出相關法律，最終均未能有效限制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急速蔓延與擴張。

　　1974年，國會通過了修正案，為個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的直接捐款放寬了限額。這次改革在兩年后又遭遇違憲訴訟，最終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允許政黨組織自由將捐款用于提升投票率或注冊率的造勢活動當中。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軟錢”和“捆綁”成為美國選舉政治的新名詞。2002年，國會兩院經過艱難的拉鋸，推動通過了《兩黨競選改革法案》，內容包括禁止全國性政黨接受“軟錢”、提高個人和政治行動委員會組織給予候選人的捐款額度，等等。至此，“軟錢”亂象得以暫時偃旗息鼓。又據《紐約時報》報道，2008年初選中兩黨的六位參選人共計至少接受過2000名個人的捆綁捐款。依照2002年立法中提高的個人捐款限額計算，捆綁方式為當年的兩黨參選人吸納了約500萬美元。

　　更為重大的變故發生在2010年1月，當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公民聯盟訴聯盟選舉委員會”一案中所作出的判決打開了“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的“潘多拉魔盒”。這種可以較為自由地接受捐款用于投放特定議題政治廣告的新型組織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牛刀小試”，又在2012年大選中“大顯身手”。雖然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并不承認與某位候選人的聯系，但該現象的存在幾乎徹底突破了以往所有對金錢政治的立法限制，金錢再次一瀉千里地淹沒了權力中心。

　　縱觀這段曲折歷程，美國競選財政的改革嘗試似乎走不出一個惡性循環的怪圈，制度調整永遠為金錢政治留下漏洞甚至后門，而金錢政治的再度肆意則標志著下一次不完全改革的開端。這樣周而復始之下，徹底除去金錢對民主的銹蝕淪為了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陀^而言，一系列繁復的制度調整都只將視角放置在競選財政運作的技術層面，從未在根本上改變美國圍繞“金錢民主”展開的經濟結構與政治模式，意識形態的局限性暴露無遺。與此同時，數次嘗試皆為從上至下的、由國會發起的、以立法方式實現的制度改良。作為主導者的國會議員本身也以連選連任、延續政治生命為基本目標，不但無法與“金錢政治”絕緣，甚至在連任壓力下對金錢的希求更甚。在這種情形下，政治人物不可能推進徹底的改革，必然會為自身利益考慮而留有余地。此外，對金錢政治的數次制度限制幾次遭遇司法權干涉的例子，也充分說明美國政治在分權制衡的語境下，其碎片化已走向極致，為多元的特殊利益訴求預留了細密的滲透孔道。正是因此，甚至出現了聯邦最高法院為了美其名曰的“保護言論自由”，而默認“大金主”們通過政治行動委員會等方式左右選情的憲政尷尬。

　　隨著2012年選戰好戲的連臺上演，金錢再次粉墨登場。根據美國廣播公司和《華盛頓郵報》在今年3月初進行的民調，69%的受訪者不贊同將政治行動委員會等組織合法化，僅有25%的人認同其合法地位。由此可見，在廣大美國民眾當中，對“金錢政治”的厭惡和對更為徹底改革的渴望已漸成主流，美國的政治人物必須予以回應。

　　(《環球視野》摘自2012年第21期《世界知識》)

　　鏈接2：美報稱美聯儲是“貨幣操縱者”

(瑪麗•阿納斯塔西婭•奧格雷迪)

　　在電視上播出的最后一輪競選辯論中，米特•羅姆尼承諾，如果11月6日他當選總統，他將在就任“第一天宣布中國為貨幣操縱國”。他還許諾會更加關注與拉丁美洲的貿易，指出該地區的“經濟規模幾乎與中國不相上下”。

　　為了保持前后一致，羅姆尼應當在就任第二天傳喚美聯儲，罪名是它也通過壓低美元相對于拉美貨幣價值的“量化寬松”手段操縱了貨幣。畢竟，如果美聯儲鼓動美國的貿易伙伴爭相讓貨幣貶值的話，誰也不用指望能與該地區保持健康的貿易關系了。

　　但這不是新一任美國總統想要約束美聯儲的主要原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10月東京召開的IMF會議上對更讓人擔憂的事發出了警告。她說，來自發達國家央行的低息貸款為新興經濟體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這一風險。

　　這樣的泡沫很有可能會引發金融危機，從而導致發展受挫。除了會使巴西等中等收入國家蒙受損失外，新興市場的金融危機還會妨礙美國實現經濟和地緣政治目標。

　　從2008年9月到2011年年底，伯南克的美聯儲印制了1.8萬億美元的新鈔。但美聯儲的決策者只不過是在熱身。9月份，他們宣布將不設期限以每月400億美元的速度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即印制更多鈔票，表面上是為了刺激增長從而降低失業率。

　　在美國銀行中有如此之多的美元流通和聯邦基金利率接近于零的情況下，投資者發現，想要獲取像樣的收益是件難事。對收益的追逐導致美元涌入新興市場，美元在新興市場被兌換成當地貨幣，使這些貨幣的匯率面臨上行壓力。

　　巴西已經歷了這一過程。巴西財政部長吉多•曼特加已憤憤地抱怨過此事，因為在他看來雷亞爾升值致使巴西的經濟狀況惡化。

　　伯南克在東京IMF會議上發言時表示，新興經濟體與其通過“貨幣管制”來“抵制升值”不如讓自己的貨幣升值。他指出，抵制升值或許意味著“易受引入型通脹影響”。

　　伯南克有一定道理。是過多的管制而非堅挺的雷亞爾，阻礙了封閉、監管嚴格的巴西的經濟發展。

　　實際上，如果以發展為目標的話，謀求以疲軟的貨幣來刺激出口將適得其反。薩爾瓦多前財政部長曼努埃爾•海因茲本月早些時候為《大西洋》月刊的網上刊物《石英》撰文時寫道，引發了“(巴西)會成為世界引擎的想法”的是巴西工業制造領域的繁榮，而這種繁榮來自“曼特加如此討厭的流入的美元”。

　　但伯南克對新興經濟體不屑一顧的姿態偏離了更重要的核心問題。海因茲同時也指出，“只有美元繼續流入，這種異常的繁榮才能持續下去”。而難點就在這里。這種繁榮是人為高估巴西經濟的產物，會出現這種情況只不過因為伯南克讓這個世界充斥著美元。

　　可持續性問題令人困擾。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上周在一次講話中指出：“當引發衰退的因素長期存在時，只有不斷引入(貨幣)刺激方案才足以維持實體活動的水平。顯然，這種做法無法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在理想的世界中，美金流的中斷或投資者期望開始發生變化導致飆升的農礦產品價格下跌只意味著經濟減速。但繁榮幾乎總是伴隨著信貸擴張，而巴西的繁榮也不例外。自2004年以來，銀行信貸已從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97%上升至167%。

　　在東京，伯南克對世人說話的口氣，與1971年美國放棄讓美元與黃金掛鉤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后時任美國財政部長的約翰•康納利在羅馬對十國集團說話的口氣如出一轍：克服它。我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不論對美國還是對世界其他國家而言，這都算不上積極的態度。如果未來某位美國總統打算重塑美國在經濟領導方面的威信，那么重塑美聯儲作為世界儲備貨幣負責任的管理者的信譽是必要的第一步。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3期，摘自2012年10月2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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