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舒憲 譯
　　
　　一年以前，我妻子打電話告訴我說，我們尚未出生的嬰孩可能有些先天性的問題。一次血液化驗顯示了唐氏綜合癥(Down Syndrome 一種先天性呆癡)的患病可能性，醫生建議她去做進一步的胎兒細胞檢測，并求助于遺傳學專家的指導。當這件事發生之際，我正要結束手頭寫作的一部關于信息技術兩面性的書，其中令人驚訝的發現是：更多、更快、甚至更好的信息有時會帶來更大的傷害，而不是更多的益處。當我妻子的產科醫生報告了那令人震驚的消息時，似乎“技術的上帝”已做好準備向我們算帳清債了。不管怎么說，那位產科醫生只不過是讀到了計算機的一些輸出數據而已。檢驗的結果僅僅是拋給我們的一堆公式和統計數字。我妻子的血液中含有這樣那樣比率的三種胎兒荷爾蒙，根據統計運算，這些荷爾蒙就轉化成了這樣那樣增大的概率：我們的嬰孩將有一個多余的染色體(an extra chromosome)，即第四十七個染色體，它將嚴重地導致智能發育不全、器官和肢體的畸形、心功能紊亂。胎兒細胞檢查會使這些情況得到確診，由某一位實驗室的化驗師計算出胎兒實際擁有的染色體數量。
　　不過，這里有一種統計學的黑色幽靈在晃動，也就是這樣一種機率：不論胎兒的遺傳性狀異常與否，檢測的過程本身就會自發地出現失誤。結果是健全的胎兒經過檢驗而走向死亡。在此前的日子里，我就多次地懷疑我是否能夠面對那種超現代的(ultracontemporary)愚昧行為。計算機認為它是一個值得去冒的風險：檢測失誤的概率要遠遠低于發現唐氏綜合癥的概率。我妻和我就這樣信服了計算機。
　　諸如此類的細瑣之事對于十年前生育孩子的父母來說似乎是聞所未聞的；2010年之后的父母們也不會面對像我們這樣的特別尷尬的境遇。在此一領域之中，與老年癡呆癥、乳腺癌、骨質疏松、肥胖癥乃至神經癥相關的基因水平的發現層出不窮，給媒體制造出一個又一個驚世駭俗的標題來。胎兒遺傳學的革命到現在已經是日新月異，重大技術的過時和淘汰就像它們被發明出來的速度一樣快。雖然“三重標識”的血液化驗技術是在八十年代后期才被發現的，在當今它可能已變成了近乎十年前的歷史陳跡。我想胎兒細胞檢查恐怕也是同樣的命運吧。取代這兩種技術的將是一種遺傳學的取樣技術：從母體血液中提取有關胎兒性狀的檢測數據，這種檢查對于母親和胎兒來說都將是毫無風險的。因為有了遺傳學的高速攝影術，每年會有成百上千的健全胎兒免于喪生。我們將用較少的努力獲知更多的信息。
　　然而，額外的問題又由此而生：我們是不是要知道的太多?胎兒的遺傳學細胞核類型最終會像拓樸圖形一樣讓我們識別：你的兒子將健康地降生；他會對漆樹過敏；他會長到5英尺10英寸半那么高；數學對他來說不易學習；他到晚年后有較高的危險患上某種類型的動脈硬化，他的曾祖父就曾患有此病。
　　這里所揭示的都是迄今為止不可破譯的“人之書”(The Book of Man)的文本密碼，研究者們用此類術語來指稱人體遺傳信息的徹底譯讀，他們期望有朝一日獲取這一成功。這樣的發現是李維斯(C.S.Lewis)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人的終結》中就已預示的，他當時告誡說，“那最后的時刻正在到來，人類通過優生學，通過胎兒期的條件設置……獲得對他自身的完全的控制。”
　　我似乎走得太超前了些，遠遠超出了眼下的事實進入到未來之中。“人之書”如果確有其書的話，不會在短時間內完成。但是由于有美國政府大力支持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到2005年時，投資三億美元的龐大研究將取得成果，繪出并破譯已估計到的十萬個人類基因的全部，屆時遺傳學的知識突然成為一種民族的驕傲。正是這一代人登上了月球，但是我們不太明確到達那里時究竟要干什么。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太愿意去想象那陰的一面看上去是怎樣的。
　　
　　我們探索人類基因組當然是有理由的。借助于我們新掌握的遺傳知識，我們將變得更加健康，活得更長壽。不過，即使從目前已有的少量事實來看，掌握這些知識所引發的始料不及的后果已經足以使人擔憂了。假如基因是生物機制的編碼——所謂軟件，它包含著對每個人的發育和衰老的指令，解開這些編碼就預示為人體確定病菌，甚至添加新的特性的能力。當人們擔憂我們快要變成“隨心所欲的上帝”之時，那是因為迄今尚沒有一種生物能夠改良其自身的機能系統。
　　李維斯認為這樣一種絕對的生物技術的能力是腐敗性的，因為它剝奪了人性之中對子孫后代的本能的責任。就未來的遺傳性的“條件設置”，他寫道：“這不是說他們是壞人，他們根本就不是人。越出了‘道’的范圍。”也就是說，越出了自然所設定的道德秩序之外。“他們已走入了空虛之中”。雖然尚未達到道德的空虛，我們卻已站在生物技術的原初階段，不自知地越出“道”的世界。比如說，可以考慮一下當我妻和我去做胎兒細胞檢查時，我們當時這樣做帶有心照不宣的共識：假若發現胎兒帶有多余的染色體，我們就會放棄我們的孩子。不然的話，就沒有必要去冒檢測失誤的危險了。事實上，我們沒有去墮胎，女嬰健全地生下來，只有四十六個染色體和四個心室，兩塊肺臟和兩條長腿，不過此一事實從道德上看也許并不重要。我們已做出了“如果……就”的結果之選擇，我認為我擁有這種合法選擇的自由是幸運的。我知道，我仍然受制于那個強加于我的道德負擔。那就是：這里有對你女兒的預期，如果她是心智不全的孩子，你會不會養育她?
　　我們都盼望著一個沒有唐氏綜合癥和老年癡呆癥的世界。但是，一旦預防這些疾病的疫苗以遺傳學知識的面目出現，而且這種知識又偷偷地帶來了有關我們每個人之缺陷的詳盡目錄的預見，如何加以解決就成了潛在的問題。隨著最初的窺視而來的是一大轉變：從對自然法則的控制轉向對人類法則的控制。美國的議會能夠對付這一新的影響擴大的領域嗎?教會或傳媒或學校能夠做到嗎?只要提到這一生物技術的一個明確的政策取向，就已背離了“道”。那就是關于墮胎的爭論，從歷史上看這是一個兩面性的問題(個人是否有權利終止懷孕)，當下又突然呈現出第三個層面來：想要孩子又有預知能力的父母是否有拒絕一個特殊類型的孩子的權利?
　　從這一角度看，我懷疑今日殘酷的三重指標組合檢胎法并不是會加在未來一代父母身上的預知負擔，即預先知道征兆和做出選擇的負擔。我想象我的女兒懷上了她的第一胎。電話鈴響了，醫生分析了細胞核類型和計算機數據之后，遺憾地通知說她的胎兒帶有狂躁癥的遺傳學征兆，其性質與我的祖叔父所患之病相似，他曾生活在狂暴不安的狀態之中。面對此種預期，我女兒是否要繼續她的妊娠呢?
　　或者換一種假設，她還沒有懷孕。她為了保持她那個時代社會的傳統習慣，與她的情人在試管中培育了若干受精卵，希望從中移植一個最有懷孕機會的受精卵到體內。醫生打電話來報告了細胞核檢測結果，似乎胚胎1號和胚胎6號顯示出強烈的狂躁抑郁癥傾向。我的女兒是否要將它們從待移植的胚胎行列中清除出去?選擇看來是明顯的。后來醫生又告訴她胚胎1號和6號還是智力出眾的，而胚胎2號和3號則有智力呆滯的兆頭。順便還要說到胚胎4號和5號，指標顯示智力一般，先天性聽覺不良，還有很高的擴散性胰臟癌的發病可能。面對此種復雜情況，應該選擇哪一個胚胎來加以移植呢?
　　現在讓我們再加上另一層經濟的變數：假設我女兒在次日從她的健康保護組織得到一份注冊證書，該組織也已了解到細胞核類型和胎檢報告的情況(他們樂于支付這些費用)。健康保護組織不敢貿然告訴她應移植哪一個胚胎，而她卻應知道假如她選擇移植胚胎1號或6號，她未來孩子的狂躁抑郁癥的花費不能得補償。于是，既然遺傳學征兆已記錄在案，從官方的意義上說就是一種“預先存在的條件”，實際上這個術語再恰當不過了。
　　

　　這樣一來，生物倫理學家們就傳播出某些特殊的劇本，他們因為參與了人類基因組課題而擁有大批的資助。該項目基金的5%(約有一億美元用于十五年之中)是用于社會方面和倫理方面的研究的。在此項目經費中分得一杯羹的賓西法尼亞大學生物倫理學中心主任阿瑟·卡普蘭(Arthur Caplan)，就曾贊譽人類基因組課題是對生物倫理學者的一項“全面就業法案”。國家能源部、健康研究院以及國際人類基因組組織都下設了專門研究遺傳學的社會和倫理蘊含的委員會。諸如此類的論文和會議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人類基因治療：為何劃界?”“調節人的再生產”，等等。就在遺傳學研究者小心翼翼地艱苦探索染色體剖析技術的同時，生物倫理學者卻超出時代需求，使其問題領先了數十年。他們試圖預見屆時我們將生活在一種什么樣的社會中，研究者們是否成功。在雪里頓和馬瑞奧特會議大廳里，他們提出他們所能想到的最困難的問題。如果從單一的皮質細胞中可以揭示出一個人的情感和身體特征，我們將如何去保持這樣的個人隱私信息?告訴一位病人他未來染病的可能性會冒什么樣的風險?雇主能否根據從雇員的細胞核類型所獲取的信息來決定雇用他們與否呢?一個犯罪嫌疑人可不可以運用所謂遺傳癖性來為他的極端的侵犯性行為進行辯護呢?私人進行的遺傳學檢驗是否要歸政府來統一管理?(目前尚沒有這種監管)私人的公司是否能夠為其所發現的基因方面的成就獲取專利?試管嬰兒長大后有無權利知道其真正的出身和他們的生父的遺傳學歷史?對于這許多重要問題的唯一限制看來就是探索者的想象力了。
　　問題雖多，但最基本的問題還是關于未來的基于基因的醫療技術的正當性問題。像許多人預期的，建立在我們的遺傳密碼之上的選擇性力量將會變成廣泛流行的東西。我們應當為自己設立怎樣的界線呢?不育的夫婦是不是應該去求助于克隆胎兒，而拒絕接受一種生物學上的怪物呢?任何一對夫婦是否有權選擇金色頭發的胎兒，而非棕色頭發的胎兒呢?或是選擇同性戀而非異性戀呢?我們應該在子宮里還是試管里去嘗試阻止白化病(albinism)的發生呢?還有先天聾啞、禿頂、歪斜牙齒等等?還有在五十五歲之后會走向衰竭的主動脈，醫生該不該為命中注定難免此疾患的胎兒預先采取替換措施，用某種遺傳程序為其預裝一個能運行九十九年的心臟呢?
　　面對這許多問題，生物倫理學家需要確認最緊要的利害是什么。假如一位父親想要一個藍眼睛、心臟強健的兒子，而且又有足夠的財力支付這一費用，對于他人不會造成任何傷害，那還有什么問題呢?請想一想，大眾文化所期望的東西，在那里數以百萬計的人都選擇合乎己意的同一種基因。數千年過去之后，人類基因儲備中的差異性將不復存在，僅有的基因種類就連種植土豆的農夫都了若指掌，那時要想維持種的存續已不可能了。就在公眾政策普遍搖擺于個人權利與社會責任之間的情況下，遺傳學提出了新的范式，那是介于當今人類與我們的遠古祖先之間的一場斗爭。
　　對于禁止某些這類技術的立法要求，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這一方面得力于某種道德義憤感，另一方面也由于對不可測的未來發生了恐懼。芝加哥大學的哲學家列昂·卡斯(Leon Kass)在一篇發表于《新共和》雜志的題為《厭棄的智慧》的文章中，提出要求永久性地禁止克隆人，這樣的禁令要建立在道德原則的基礎上，而不是歇斯底里的產物。他寫道：“我們之所以對克隆人的前景感到厭惡，并不是由于這種做法過于標新立異，而是因為我們的直覺和感覺毫無爭議地當下告訴我們：這是對我們正當合理地珍視的東西的一種冒犯。”
　　作為這場爭論的另一方面，某些科學家認為不應為科技的發展設置任何人為界線，為了使我們自身改變得更好，不論我們能做何種努力，在道德上都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遺傳工程的潛在醫學利益對我們來說實在太巨大了，它足以抵消我們對未來政策的朦朧的擔憂。”這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生命起源與進化研究中心主任格里高利·斯多克(Gregory Stock)的觀點。斯多克和持有類似觀點的其他人堅持認為，我們比大自然更加懂得我們在生命之外需要的是什么，我們把期望留給自己和未來的后代：探求遺傳改進的途徑并把這種人類自身的改進當作社會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一位瑞典青年科學家安德斯·桑伯格(Anders Sandberg)自稱是“人性改變主義者”，在題為《遺傳的改進》的文章中，不僅建議消除遺傳性的“缺陷”，諸如濫用毒品、攻擊性、智齒(wisdom teeth)等，而且提出就整個人種之改進的廣泛選擇性。系統化的人體改進要涉及細胞的再造，使之對衰老、毒素和肥胖有更強的抵抗作用。人們可望自主地選擇頭發的顏色和質地、眼睛的顏色、膚色和肌肉形態，等等。桑伯格甚至幻想出給人體增加某些新的特征，比如用植入內在的分子的方式達到人體生命的可凍結狀態。我們現在可以對這些想法的異想天開性質發出竊笑，但是當我們發笑時，也應該想象一下一百五十年以前的人們(那時還沒有電，沒有電報)，假如當時有人預言二十世紀后期的人會使用像錢包那樣大小和重量的掌中工具與大洋彼岸的人聊天，他們會作何反應。普林斯頓大學的生物學家李·西爾弗(Lee Silver)在克隆羊多利問世后斷言：“這件事給人基本的啟發就是不存在任何界線。這件事還意味著所有的科幻小說都是真實的。他們說這種事情是永遠做不到的，可是現在尚未到2000年就已做到了。”
　　
　　毫不足怪的是，在人類基因組課題的團體內部，人們的態度要比桑伯格等人略顯保守。不能指望在該課題的總結報告中發現某位相關的研究人員公開表示他對一個由可抵御肥胖的、可冷凍的人所組成的新世界的渴望之情。較為溫和的是，表達出對基因圖譜的實用性之希望，包括對DNA和所有生物組織的更深刻的理解；對遺傳性疾病的新治療技術；一種以預防為主的新醫學模式；還有意外收獲的農業和其它生物技術性的工業生產。
　　亞瑟·卡普蘭指出，研究者非常小心地限定他們公開表示的目標，這一事實所反映的主要不是社會倫理的根深蒂固的成見，而是一種審慎的政治的自覺。他在《基因圖譜》一書中這樣寫道：
　　
　　如果在遺傳學領域如何運用新知識的不確定性成為多方面考慮的原因，那么那些要求盡快掌握基因圖譜技術的人就會意識到，否認遺傳學領域新知識應用的迫切性，或者承諾避免任何對這種知識的有爭議的應用，就都是明智之舉了。如果一個人的目的不在于應用新知識，而只是要獲取新知識的話，這正是一種最簡單的策略。
　　
　　卡普蘭的這些話揭示出在研究者和倫理學家之間的一種內在的張力。社會給倫理學者付薪水是要求他們代民立言，提出公眾關注的問題，而研究者的成果如果讓眾多的人感到不安的話，他們自身的飯碗也就成了問題。
　　事實上，人們透過信息革命和生物技術革命的表象所發現的深層內涵是一種“控制革命”(control revolution)，是權力從官僚向個人和團體的重大轉移。這是政治理論家安德魯·薩佩羅(Andrew Shapiro)的看法。在一場不尋常的控制革命中，自由市場和消費者選擇在社會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成為統治的力量。在幾乎所有的場合，社會規則都已讓位于經濟的動機。無限制的消費主義助長了大眾文化的彌漫，也加劇著對有限的資源的無節制競爭。其最終結果是，連個人隱私一類的社會死角也變成了公享的對象。
　　這種風氣的令人不愉快的極端后果不是很難想象的：上層階級從工業廢物中為自己購買遺傳免疫性，而讓工人階級留在危機中喘息；聚合物體(conglomerates)將每一個成分的標記編碼到生物制品之上并使它們打上永久忠誠的烙印。父母親們求助于所有可能的法律手段來確保其子女能夠有效地進行競爭。在缺乏法律規則的情況下，人們擬想一種優生優育的自由市場體制的發展前景，或者塑造一個新詞，就叫生物資本主義(biocapitalism)。假如把一切都交給市場，設計者的遺傳因子甚至能夠讓富人不僅將巨大財富傳承久遠，而且還能讓優越的生物工程血統代代相傳，因而使階級分化更為加劇。
　　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獨立，人們最終一定會發問的一個兩可的問題是：如我們所知的自由和獨立還能夠存續下去嗎?一場遺傳學革命將會把“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信條推向頂點，但是它看來注定要同另一種最根本的美國原則發生沖突。這就是在它被宣告出來兩個世紀之后，我們依然固守著的那個不證自明的觀念——“人人生而平等”。我們當然知道(就像我們的父輩那樣)下述的一種真實情況：人之生，在力量、美貌和智力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別。雖然我們總是把這些差別歸結為文化的差別，但是從政治和法律的立場出發我們卻選擇了忽略這些差別。為了維持一種和平、公正和健康運作的社會，我們全都被視為同等的。
　　不尋常的和無限制的遺傳學革命通過強化我們的身體差異并使之整合到我們的企劃結構之中，將會宣告這種平等主義的和諧之終結。在這一前遺傳學的領域中，我們還都是外在的競爭對手，尋找好的職位、吸引人的異性和舒適的家。當這場革命開始以后，大部分的競爭都將在皮膚之下悄悄地進行了。我們將為了更好的遺傳編碼而競爭。這樣一種優生的文化雖然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原則之上，但不可避免地走向對某些差異性的認可和擴大。在一場由人類驅動的新進化運動中，差異性將變得如此偉大，以至于人類都將實際上轉變為不止一個種。但是假如這一切未能發生，我們有關人類團結的微薄的形而上薄膜就很容易在緊張的壓力作用下破裂。“人類的大眾并沒有生來就在背上放著馬鞍”，托馬斯·杰弗遜在兩個世紀之前這樣寫道，“也沒有少數人穿著馬靴戴著刺馬釘準備好要騎在他們背上……”，今天有誰能夠確認遺傳研究的沖擊力并自信地以為在另外的二百年間杰弗遜的話還是依然有效呢?
　　
　　戴維·沈克，學者，現居美國。主要著作有《數字迷霧：信息過剩的殘余》等。
　　葉舒憲，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莊子的文化闡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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