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

　　既然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狀況惡化問題在美國引發了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存在同樣問題的其他國家又面臨何種潛在風險

　　梅新育

　　“占領華爾街”運動已從紐約祖科蒂公園一隅蔓延到了全美1083個城鎮，并有進一步蔓延到其他國家和地區之勢。其聲勢之浩大，以至于已有不少人稱之為“華爾街革命”。各界公認，這場運動之所以爆發，根本原因是次貸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經濟復蘇乏力，失業率居高不下，導致收入分配格局不公宿疾凸顯，民怨因此針對華爾街這個美國金錢權勢的象征而爆發。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上述問題得以發展到今天的地步，追根溯源，1980年代以來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為號召的“里根-撒切爾革命”難辭其咎。“里根-撒切爾革命”盡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某些積弊，但正是這場新自由主義的革命扭轉了“二戰”以來收入和財富分配失衡程度緩解的趨勢，美國的財富分配失衡年復一年加劇。

　　時至今日，最上層5%的美國人占有了全國72%的財富；而且官商合體的權勢集團繼續鞏固，一屆任期未滿的奧巴馬政府已有328名官員通過官商“旋轉門”進入商界賺取高額收入，去年離開國會的120名議員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從事政治游說活動。

　　假如說在經濟景氣的和平時期大眾還可以用“機會平等”的說法自慰的話，那么，在今天失業和貧困問題嚴重惡化、與財富高度集中形成鮮明對照的情況下，眼見華爾街權勢集團一手制造了次貸危機卻不用為之承擔責任，反而可以借“反危機”之機進一步大發橫財，美國大眾不能不發出怒吼。

　　更值得我們警惕的是，由于“里根-撒切爾革命”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惡化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狀況已經成為近30年來的世界性現象，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差別不過是程度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而已。

　　論收入分配，由于絕大多數人的收入主要來自勞動收入，資本收入通常集中于富有階層，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份額及其變動能夠顯示一國收入分配格局是有利于勞動者還是資本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10人類發展報告》指出，1990年至2008年間，印度與俄羅斯、美國勞動收入占比大幅下滑了5個百分點，以至于帶動世界平均勞動收入份額下降了兩個百分點。而在過去20年里，《2010人類發展報告》一項研究覆蓋的110個國家中竟有65個國家出現了勞動收入份額下降，表明1980年代后期以來新自由主義導向改革已經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普遍惡化的后果。

　　論社會福利狀況，《2010人類發展報告》列舉了1980年代以來、特別是蘇東劇變以來人類發展領域的一系列減速和倒退：1980年代以來，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國家比下降的國家更多。過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國家中至少有兩個以上的狀況又惡化了，最顯著的是前蘇聯國家。目前東亞和太平洋(601099,股吧)地區的大多數國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幾十年前加劇了。

　　健康領域的進步自1990年以來開始減緩。20世紀70至90年代間，人的平均壽命提高了6年，但在接下來的20年里，平均壽命僅僅提高了4年。從1990年代起，女性成人死亡率降低了23%，男性降低了6%，遠遠低于前20年的27%和26%，嬰兒死亡率下降速度也開始減緩。這一總體進程減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19個國家(占世界人口6%)預期壽命在過去20年里大幅度下降而造成的，其中有9個國家的預期壽命甚至低于其1970年水平，除了6個非洲國家外，另3個是前蘇聯國家，其中，俄羅斯聯邦男性預期壽命在1989年至1994年間銳減7年之多。

　　即使中國這個30年來全球經濟增長被公認的優等生，在人類發展的其他方面也表現不太好。1970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名列第一，但在改善教育與健康方面，卻在135個國家中排名第79。更糟糕的是，在135個國家中，僅有10個國家現在毛入學率低于1970年代水平，而中國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占據全球經濟政治軍事霸權地位的唯一超級大國，美國能夠向別國轉嫁風險和調整負擔。既然收入分配和社會福利狀況惡化問題在美國引發了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游行，存在同樣問題的其他國家又面臨何種潛在風險？這，才是我們更需要警惕的問題！

　　(作者系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清華大學經濟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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