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  于洪君

　　2011年是蘇聯解體20年，本刊特開辟專欄，約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從不同角度就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產生的后果和影響撰文，以饗讀者。

　　蘇聯解體差不多已經過去了20年，這段時間里，國際社會一直沒有停止對蘇聯解體問題的思考。我們看到，直到現在，蘇聯解體的后果依然對俄羅斯和獨聯體以及國際形勢和國際格局產生著重大影響。

　　蘇聯解體造成的傷痛和陰影仍然在俄羅斯和獨聯體大地揮之不去，折磨著這些地區的國家和人民

　　談到蘇聯解體的后果，2005年時任俄羅斯總統普京說過一句被經常引證的話，即蘇聯解體是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悲劇。實際上，蘇聯解體的影響遠不限于此。

　　從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軌跡看，蘇聯共產黨這個黨齡達90多年、執政74年、鼎盛時期黨員人數曾達1920萬的大黨，到蘇聯解體前夕只剩1200余萬黨員。蘇聯解體后，經過20年風雨滌蕩，其繼承者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黨員人數持續萎縮，已經從重新登記時的50多萬下滑到目前的17萬人左右，在國家杜馬中的議席從首屆杜馬中位居第一的120多個縮減到目前的57個，政治影響力不斷減弱。在可預見的將來，俄共基本上不具備重新上臺執政的機會和前景。而在其他獨聯體國家，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曾執政八年，但目前不得不為重新上臺執政而苦斗。烏克蘭共產黨在議會尚有一定數量的席位，但地位和影響遠不及20世紀90年代。除此之外，其他國家由于種種原因，共產黨的力量日益微弱，有些國家根本不存在共產黨人合法活動的政治氣候。總體上看，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左翼運動在獨聯體地區陷入低潮早已是不爭的事實。

　　從經濟和社會上看，蘇聯曾是與美并駕齊驅的超級大國，1976年蘇聯的鋼、石油、化肥、水泥、棉織品的產量及各種貨物運輸量等，均超過美國。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的綜合國力和經濟地位一落千丈。普京1999年底就任俄總統前夕在《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一文中坦承，“90年代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幾乎下降50％，僅相當于美國的十分之一。”盡管近10年來俄羅斯實現了強勁復蘇，經濟實力逐漸恢復到蘇聯時期的水平，但受2008年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近兩年來俄經濟再次嚴重下滑。目前俄羅斯的GDP總量依然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社會和國內安全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兩次車臣戰爭后，俄國內不斷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北高加索地區依然是俄羅斯流血的傷口。其他獨聯體國家也與俄羅斯類似，面臨的經濟和社會政治問題同樣復雜嚴峻。

　　從地緣政治上看，蘇聯解體給獨聯體國家內部和彼此間關系留下許多問題。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歸屬權問題上的爭端依然無解，摩爾多瓦與德涅斯特左岸地區圍繞統一與分離的斗爭仍在繼續，中亞國家之間因領土、水資源而導致的潛在沖突隨時可能爆發。尤其是2008年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因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歸屬問題發生戰爭，繼而承認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獨立”后，獨聯體國家間的關系更加微妙。有俄羅斯學者認為，蘇聯解體的進程遠未結束，今后還要持續多年，領土糾紛和邊界變更還可能引發戰爭或局部沖突。鑒于獨聯體作為前蘇聯國家“文明離婚”的“善后機構”在協調彼此沖突方面作用有限，各成員國之間存在盤根錯節的利益矛盾和尖銳復雜的領土、資源紛爭，蘇聯解體進程遠未結束的觀點在一定意義上說有其合理成分。

　　從安全環境上看，蘇聯解體之初，俄羅斯獨立興國曾對西方寄予厚望，但其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全面實行西化改革的舉動不僅沒有得到善意回應，美國和西方國家反而趁俄國力衰弱之機，積極推動北約東擴和歐盟東擴兩大進程，不斷蠶食俄羅斯的勢力范圍，全力壓制和削弱俄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美還利用打恐之機，打進俄擁有“特殊利益”的中亞和外高加索，千方百計擴大美和北約在俄戰略后院的軍事存在，不遺余力地誘拉和攛掇部分獨聯體國家加入北約。近年來，隨著雙方關系的“重啟”，俄美爭端有所緩解，關系有所改善，圍繞著美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的爭拗暫時平息，兩國還在安全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合作，但俄羅斯與美西方關系的警報并未徹底解除，其安全環境好轉與否的主動權如同蘇聯解體之初，依然掌握在美西方手中。

　　兩極格局瓦解，美國的霸權主義和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大行其道，國際安全體系依然嚴重失衡

　　1991年蘇聯解體，這個橫貫歐亞大陸的超級大國作為“國際政治主體和地緣政治的現實”壽終正寢，二戰后形成的東西方冷戰狀態和世界兩極格局最終結束。但是，東西方冷戰結束和兩極格局瓦解并未給世界帶來普遍安全與和平。美國和西方勢力憑借其經濟、科技、軍事實力和外交優勢，繼續奉行冷戰思維，把軍事干預和戰爭作為實現其價值觀和利益的重要手段。如果說冷戰時期，美蘇主要通過“代理人”進行戰爭，彼此直面有投鼠忌器之顧的話，蘇聯解體則使美國和西方失去了牽制和掣肘。它們公然破壞國際關系基本準則，肆無忌憚地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一而再再而三地對外用兵，直至赤裸裸地進行侵略戰爭。在這些戰爭行動中，1991年海灣戰爭以匡復正義、解放科威特、懲罰侵略為旗幟，多少還有一點“合法性”。其他幾場戰爭，大都是為美國和西方的一己私利，因而備受質疑。

　　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美國利用南斯拉夫境內的民族問題，推出“人權高于主權”理論，擎起“人道主義干預”大旗，并以該地區出現“種族清洗”為借口，依靠北約打了一場體現美國價值觀、實現美國戰略利益的高科技戰爭，一舉除掉了桀驁不馴的米洛舍維奇政權。正是通過這場戰爭，美國一石二鳥，同時借機打掉了歐盟試圖用歐元與美元對壘的勃勃雄心，強化了美在歐洲和全世界推行單邊主義、構建一超霸權世界秩序的地位和野心。

　　2001年開始的阿富汗十年戰爭，則是美國借“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對美世貿中心大樓被炸的同情和對國際恐怖主義的憎恨，以“反恐自衛”為名進行的一場戰爭。這場戰爭雖然推翻了庇護國際恐怖主義勢力的塔利班政權，恐怖主義大亨拉登在被追捕十年后在美國的軍事行動中被擊斃，但美國并沒有完全實現其反恐目標，今后仍將借反恐之名，在中亞實現駐軍并全力開展各種形式的軍事行動，推行圖謀深遠的大中亞計劃，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2003年4月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它一開始以“替天行道”為名，以伊拉克境內存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借口，隨后轉向推翻薩達姆政權。這是美國不經聯合國授權發動的赤裸裸的單邊主義戰爭。這場戰爭違背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尊重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原則，開創了無視聯合國權威的惡劣先例。

　　2011年3月，法英美戰機空襲非洲國家利比亞，依然采用西方慣有的邏輯，即假借聯合國授權，以“保護”平民免遭當局涂炭為借口。所謂的聯軍，主要是北約部隊，一方面對卡扎菲政權的軍隊大打出手，另一方面對利比亞反對派給予各種形式的支持和援助，甚至公開討論出動地面部隊介入利比亞內部沖突的利弊得失！這種假借聯合國授權介入別國內戰，在政治、軍事和外交等多個層面明顯偏袒反對派的行為，再次暴露了西方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雙重標準和強權政治本性。美國在對利比亞的空襲行動中沒有沖在前面，而是有限參與，顯得“猶抱琵琶半遮面”。但毫無疑問，美國是這次對利軍事行動的重要推手。冷戰后美國之所以在世界上到處用兵，最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與之抗衡的另一超級大國蘇聯已不復存在，美國因而有恃無恐。它處理國際事務、應對地區戰亂與國別沖突的根本原則，絕不是出于人道主義考慮。此次參與對利軍事打擊，也絕不是基于那里的“人道災難”，而是旨在維護其“世界領導地位”，維護西方國家在利比亞和西亞北非地區的霸權主義利益。

　　蘇聯解體后，美西方國家接連不斷地發動戰爭遭到國際社會的質疑。近年來，隨著一系列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呼聲日益增強，反對強權政治和戰爭威脅、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力量有所增長，這對美國和西方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形成重大牽制。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文化和政治滲透力等方面依然具有很強的實力，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像當年的蘇聯那樣率領東歐國家與西方集體對抗，因此，美國一超獨霸地位暫時還不會動搖，強權政治也不會在短期內消失，弱小國家遭受戰爭威脅和霸權凌辱的可能性也就難以排除。

　　西方試圖以其價值觀和經濟模式一統天下，發展道路和模式較量更趨激烈

　　蘇聯解體使人類的社會主義發展進程在世界范圍內陷入低潮。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只剩下中國、越南、老撾、朝鮮和古巴。在原蘇聯境內和東歐中南歐地區，美國和西方社會的所有政治元素——多黨制議會民主、意識形態多樣化等等，成為俄羅斯乃至所有轉型國家政治生態的標準符號。在拉丁美洲和非洲，許多原來以社會主義為取向的國家改變了政體，紛紛轉行多黨制、三權分立，政治多元化與經濟私有化并行發展。一時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彈冠相慶。繼美國前總統尼克松20世紀80年代即宣布西方“不戰而勝”之后，美國國際問題專家福山在蘇聯解體后進而斷言，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為方向的人類普遍史”，而自由民主制度則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和“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在經濟領域，美西方大力推廣所謂“華盛頓共識”，妄圖以西方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一統天下。

　　然而，西方的政治家和政論家高興得太早了，也高興得過頭了。在美國霸權主義和整個西方的強權政治大行其道的同時，另一個嶄新的進程即世界多極化進程也在潛滋暗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歐盟即已加快經濟一體化、共同安全和防務建設，力求成為國際經濟、政治中與美國旗鼓相當的一極。中國聯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推動建立公正合理持久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以美蘇兩霸相互抗衡為基礎的世界兩極格局發生動搖，世界已逐步走向多極化。蘇聯解體使兩極格局徹底終結，世界多極化進程在美國一超獨存獨霸的復雜形勢中艱難推進。20世紀末21世紀初，中國作為迅速崛起的大國，與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這種伙伴關系以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和平等互利為基礎，帶動國際關系形成一股新的潮流。與此同時，各種各樣的區域性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這對美國維持其霸權、對西方推行強權政治也形成了一定的牽制。當前，美國在許多國際組織中依然起主導作用，在國際規則制定方面依然擁有最大話語權，依然試圖憑借“超強”實力維持其“領導”的單極世界，而中、俄、印、巴西、南非等新興大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都主張構建一個多種力量并存、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多極格局，就連歐盟也不甘聽任美國的“領導”和“指揮”。國際舞臺上由此形成了“單極”與“多極”的矛盾和斗爭。自然，由于實力對比和其他因素的制約，無論新興大國還是各種形式的國家聯盟或區域集團，目前還難以與美國全面抗衡，還難以有效牽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世界多極化注定還是一個充滿曲折與反復的過程和趨勢。

　　蘇聯解體后世界上另一個重要趨向，就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極化幾乎齊頭并進，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經濟聯系更趨緊密。伴隨著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早在20世紀80—90年代，一批新興市場國家即已開始經濟“起飛”。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高盛投資公司研究人員所說的“金磚國家”，即中國、巴西、印度和俄羅斯。2009年6月，“金磚四國”首腦在俄羅斯會晤，首次就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重大問題交換意見和看法，金磚國家機制得以形成。隨著2011年4月南非總統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三亞峰會，金磚國家機制進一步鞏固和壯大。截至2010年，金磚五國人口規模、經濟總量和貿易總量分別占全球的40%、16%和15%。與此同時，一大批中型國家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佼佼者，如被國際研究和投資機構命名為“新鉆十一國”的韓國、墨西哥、越南、伊朗等，包括越南、印尼、南非在內的 “展望五國”，包括哥倫比亞、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內的“靈貓六國”等。這些大大小小的新興經濟體實力不斷增強，對以美國和西方強權政治影響下形成的世界經濟秩序構成了強烈沖擊。人們越來越普遍地認為，盡管世界經濟正在形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各國間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但發展的現代化絕不等于西方化，在經濟模式、政治體制、文化生活、對外政策取向等方面，不應一切以西方為楷模，各國應根據本國的情況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與道路間的競爭更加長期性、復雜化。

　　2008年年底發端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發展的“冬天”。這場危機不僅使20年前全面轉行西方發展模式的獨聯體和東歐轉型國家雪上加霜，就連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同樣也陷入經濟、社會、政治矛盾積重難返的窘境。這場危機實際上是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危機，預示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可能破產。所以，連“歷史終結論”鼓吹者福山最近也不得不哀嘆：“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危機凸顯了資本主義制度——甚至像美國那樣先進的制度——內在的不穩定性。”他還不得不承認，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即使沒有完全喪失信譽，最起碼已不占主導地位。很顯然，蘇聯發展模式完全失敗后，美國和西方極力推崇的新自由主義發展道路也難以成為可以隨意效仿的唯一模式。在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勇對挑戰、順勢而為、堅持不懈地走自己的路，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共同構建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發展、和睦與共榮的共治機制，將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新興大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最優先的選擇。

　　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誘發“三股勢力”，致使國際恐怖主義成為世界公害，國際社會共同反恐任重而道遠

　　蘇聯解體后，盡管傳統安全問題依然是世界各國關注的重心，但原先兩極對立格局掩蓋下的民族矛盾、領土糾紛、宗教沖突、資源之爭普遍激化，非傳統安全問題，如國際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毒品走私、經濟危機、資源短缺、非法移民、環境惡化等問題日益突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兩極格局瓦解導致了美國的單邊主義升級和霸權主義膨脹，導致了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愈演愈烈。它們不僅以種種借口和手段干涉他國內政，在人權、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等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而且經常以武力方式打擊弱小國家，以戰爭手段破壞別國的統一，瓦解一些主權獨立國家的合法政權，在包括原蘇聯東歐在內的許多地方扶植民族分裂勢力。此舉一方面引起國際社會對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反對和憤慨，另一方面在伊斯蘭國家中催生出廣泛的反美反西方情緒。有些極端勢力和恐怖組織就是這樣應運而生并尋機滋事的。他們在反對西方強權，反對外來勢力的口號下四處出擊，導致重大恐怖襲擊案件頻發，大量無辜平民死于非命，整個人類社會深受其害。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后，國際恐怖主義的“潘多拉盒子”大口敞開，以“基地”為代表的頭號恐怖組織與世界上其他形形色色的恐怖組織彼此呼應，制造了一系列震驚世界的事件。從西亞北非到中亞、南亞、東南亞，從俄羅斯腹地到西歐、南歐直至美國，世界各地無處不籠罩著恐怖主義襲擊的陰影，任何國家都無法擺脫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如今的阿富汗、伊拉克已成為全球恐怖主義襲擊的演習場，就連白俄羅斯最近也遭受了恐怖襲擊的血腥之災。國際社會普遍意識到，在諸多非傳統安全威脅問題中，最值得關注的威脅來源于國際恐怖主義，國際聯合反恐問題由此提上各國政府的日程。然而，美國借反恐之機謀一己之利，在全球范圍內投棋布子，調整戰略布局，謀求強化軍事優勢，“防止潛在對手為趕超美國而擴充軍備”。這就為國際聯合反恐增添了復雜因素，同時也成為近年來國際反恐斗爭越反越“恐”，恐怖主義勢力越來越多、越來越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所在地區，特別是中亞地區，是“三股勢力”即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主要聚集區和活動區。以分裂中國新疆、破壞中國西部地區安寧與穩定為目的的“東突”恐怖勢力，與國際恐怖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不僅接受國際恐怖組織的訓練、武裝和資助，不時在中國境內開展各種形式的恐怖行動，竟然還得到了美國和西方某些勢力的姑息和支持。中國人民深受包括“東突”在內的“三股勢力”的騷擾之痛，對美國和西方某些勢力在反恐問題上推行雙重標準深惡痛絕。所以，中國努力參與國際反恐合作，加入了絕大多數國際反恐公約，并與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締結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積極參與并推動上海合作組織地區反恐機構開展相關活動。但是，應該看到，當前的恐怖主義與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相互交織、同生共長，它們不僅植根于某些國家特定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土壤，而且還受到美國霸權主義和西方強權政治的刺激，得到美西方雙重反恐標準的庇護和慫恿。可見，反恐既需要國際社會的相互聯手與通力合作，更需要摒棄冷戰思維下形成的雙重標準和利己主義目標。換言之，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不徹底廢止，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滋生的條件就難以消除，國際反恐斗爭的雙重標準和一己私利不最終打破，國際社會就永無寧日。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反思20年前蘇聯解體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人類社會獲得的最深刻的啟示是，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大國的衰亡，不僅導致世界社會主義退入低谷，而且使世界格局演進和力量對比關系變得撲朔迷離。但是，時代在發展，人類要進步，在新舊世紀過渡的歷史新時期，任何國際格局的構建都必須符合國際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利益訴求，任何大國都不可能持久包辦代替別國的選擇，更不能用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和價值觀強加于別國。同時，各國的事情一定要由各國人民自己做主，各國的發展道路一定要由各國人民自己選擇，國際上的事情應由各國以平等協商的方式加以解決。只有這樣，國際社會才能最終克服蘇聯解體留下的傷痛，才能全面消除兩極格局瓦解造成的種種后遺癥，才能消除因一超獨霸、單邊主義和強權政治而導致的種種矛盾沖突，才能使各國真正實現和平、安定和發展，使國際關系和國際格局變得和諧、合理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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