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蘇聯的解體打破了地緣政治力量的平衡，它導致了新自由主義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境況的惡化，也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破壞。本文探討了第三方面的影響以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復興的前景。

馬克思、恩格斯及其追隨者們開創了批判資本主義以及建立一種替代性的社會主義體系之洞見，這孕育了一場強烈席卷世界各個角落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證明，由對勞工的剝削而來的對利潤的無止境追求，意味著資本主義不可避免會帶來與巨大財富相伴的貧困、惡劣的工作環境、經濟的不穩定、與過度勞累相伴的失業、對自然的破壞以及帝國主義爭奪主導權和進行戰爭的動力。克服這些條件，要求用更高形式的人類社會來對資本主義加以替代，這就是社會主義。

在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方面，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更有效。資本主義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導致了環境污染、資源耗盡等諸多負面問題。通過消除剝削，將生產從為少數富裕的資本所有者追逐利潤服務，轉變為以滿足人類需求為目標。社會主義可以規避上述負面問題。這一可行、可實現和更優越的替代性社會的景象激勵了成千上萬的人，并將他們的一生投入了社會主義運動。盡管馬克思與恩格斯并未對未來的社會主義提供一種具體的分析，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還是對社會主義所含有的一些關鍵要素有著基本的共識：1）生產工具的公有制將代替由少數人擁有它們的私有制；2）生產與分配將由根據人們的需求而制定的經濟計劃來指導，而不再是由對利潤的追逐所決定；3）工人階級將是新社會的領導者。

在超過70年的歷史中，蘇聯盡管有不可否認的缺陷，但仍以其實踐證明了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本文質疑了關于蘇聯的解體源于蘇維埃經濟體系的不可行性或劣勢的觀點，指出自20世紀2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蘇維埃制度帶來了快速的經濟發展，在那之后只是增速有所減緩。經濟增長直到1990年夏天中央計劃被解除時方才停止。增長的減緩體現的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對社會主義進行改革的要求。相反，文章認為，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一種矛盾，這一矛盾存在于一種為將利益給予勞動人民而設計的體系與在這一體系上進行政治和經濟統治的小部分特權精英之間。在1989-1991年間，蘇聯大部分的黨與國家精英消解了社會主義的目標而轉為追求他們自己的致富，這個結果無疑是與蘇聯絕大多數人民的期望背道而馳的。

無論這一事件的真實原因為何，它必然削弱了社會主義而增強了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運動由此喪失了第一個也是歷時最長的替代性社會主義制度實例。這一事件的結果，則是人們廣泛接受了這樣的觀點，即蘇聯解體表明建立在公有財產和經濟計劃基礎上的制度無法長期有效運作。這也使得社會主義者們不得不放棄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觀念。資本主義世界中繼承了社會主義傳統的政黨，無論在名義上是叫做共產黨或社會主義黨，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幸存下來的政黨，則放棄了在未來建立替代資本主義的制度的觀點，不得不選擇聲明他們可以比其他黨派更有效地掌控資本主義社會。一些當權的政黨甚至從改革派的地位轉而追逐新自由主義政策。

由此被削弱的社會主義運動加劇了資產階級在很多國家收回工人們的經濟與社會權益的情形，這些權益大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中獲得的。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工資、工作條件和社會綱領都不斷降低，資本家們堅持制度的“無可替代性”——這反映為在政治話語中社會主義選項的消失。然而，一個社會體系不可能在越來越劇烈壓榨生產階級的同時無止境地生存下去。這一過程現在產生了兩方面的發展，在我看來，將在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前景中扭轉頹勢。

首先，新自由資本主義急劇增長的對勞動人民的壓迫最終激起了在新自由資本主義壓榨最為嚴重的地方興起對替代資本主義的新社會主義制度進行的新嘗試，比如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其次，新自由資本主義導致的2008年以來的嚴重的經濟危機，降低了資本主義的合法性。30年以來勞動人民面臨的物質條件不斷惡化，在金融家和工業巨頭仍在借助廣泛宣傳持續從納稅人手里攫取財富并攻擊工會運動的同時，伴隨著突然出現的大量失業和實質公共服務的急劇削減，很有可能激起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意識的重生。對統治精英的憤怒正在增長。即便在社會主義運動長期相對微弱的美國，近期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對社會主義持積極觀點。

現今的條件對于社會主義運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重生是十分有利的。但是，一個關鍵的缺失因素是，缺乏一種可行的社會主義替代制度的景象。抵抗對工人權利和居住標準的現有攻擊的集體行動其自身傾向于產生的將僅僅是一種改良運動。如果社會主義運動要再次成為一種挑戰資本主義的有力的政治力量，社會主義者們就必須產生和推進一種替代性社會主義體制的景象。

蘇聯的經驗證明，一個建立在公有財產和經濟計劃的體制可以帶來高速的經濟發展和進步，同時保持相對平等的收入分配，防止任何富裕的資本家對生產者的剝削。蘇聯解體不是因為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而是由于蘇聯式社會主義的一些嚴重缺陷。這些缺陷最終導致了蘇聯經濟增長和技術進步的減緩。經濟和政治體系過于集中化和層級化，使得權力流向總是自上而下，而普通人民在實踐權利或表達他們需求時，作用微乎其微。為了使得增長最大化，計劃者們沒有給計劃系統留有多少變動的余地，導致計劃過程在面對不可預測的發展時顯得十分僵硬。

最為嚴重的基本缺陷在于勞動人民無法在經濟或國家事務中實踐主權。一個勞動人民由精英來保障利益的社會主義制度，無論如何仁善，都不是一種穩定的社會主義形式。可持續的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經濟與國家的人民主權之上。經濟計劃應當是勞動人民決定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及如何分配而采用的工具。國家則應當是勞動人民管理社會所采用的工具。

社會主義運動應當從蘇聯的實踐經驗和導致蘇聯解體的矛盾中，吸取正反兩方面的因素，發展出一種21世紀的新型社會主義，以激發社會主義運動新的增長。我們也應當考慮到交往和信息傳播技術的巨大進步，這可能使經濟計劃更加有效、靈活和對人民需求更好的回應。在西方，有許多對社會主義計劃進行熱烈討論的文獻，諸如Pat Devine, Paul Cockshott and Allin Cottrell, Michael Lebowitz, and Michael Albert and Robin Hahnel等人的作品。

我們在這里字里行間討論的社會主義體制，將不會變成那種降低工人生活質量、縮減公共服務、使某些勞動人民陷于失業與絕望而同時卻使另一些人過度工作的制度。這樣的社會主義體制將不會有固有的掠奪自然環境的動機，而是和諧與其共處。這樣的社會主義體制也不會制造帝國主義與戰爭，相反，將能夠建立一個各民族和平合作的世界。這樣的社會主義體制可以建立一種國際經濟關系結構，在其中所有人民都能夠獲益，而不是使所有國家的工人們與其他國家的工人們陷入根本對立的競爭。如果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能夠復興并再次成為世界的主要力量，它就必須聯合有組織的勞動人民以實現美好的生活為目標而奮斗，推進一個顯著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形態的實現——一種社會主義，其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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